此令一出，帝國所有人都為之瘋狂，也徹底改變了財富獲得的軌跡—如果能靠欺詐獲得財富，誰又肯去創造財富呢？
“告緡令”確實讓帝國，帝國的掠奪之手遍及每一個角落，富裕的人家幾乎被一掃而空。
偶然剩下幾個富戶，是因為在“告緡令”之外還有一個“不告緡令”隻要向邊關捐贈一定數量馬匹，或者一定數量糧食，就可以不被“告緡令”追究，不被“告緡令”
追究的前提是這家人沒有現3錢，所有的財富都集中於土地。
從古至今，很多人批評“告緡令”是赤裸裸的搶劫、敗壞社會風氣，卻很少有人提及“不告緡令”。
在我看來，兩者相比，“不告緡令”更為惡劣。
戰爭時期非比尋常，朝廷迫不得已出台“告緡令”情有可原。總有個把富戶通過種種渠道逃脫“告緡令”，而且，將來總還會有富人出現。問題是，“不告緡令”把所有的貨幣都引到了一個方向—土地。隻有在捐贈後購買土地，才有機會躲過帝國的“告緡令”，才有機會從帝國得到低利率貸款。於是，大家寧可去購買土地，也不願意捐款給劉徹。
既然你還是不願意給，那我就直接搶吧。
在推行“三官錢”的同一年（公元前113年），朝廷宣布：官方上收鑄幣權，民間不準鑄幣；收繳全國所有銅礦，上收煮鹽、鐵礦、貨物運輸權……
這在曆史上被稱為“鹽鐵官營，均輸平準”。
文景之時沒有農業稅，煮鹽、鑄鐵、銅礦、運輸為帝國財政提供了所有經費，這些產業都是帝國的支柱。對帝國來說，這些產業不僅意味著稅收，還創造了很多富豪、很多財富，最重要的是，這些產業吸納了帝國的頑疾—流民。
每個人都要生存下去，西漢最常見的謀生方式就是種地，失去了土地的人，就是中國曆史上一群特有的人—流民。流民沒有土地、沒有固定的收入、沒有戶籍，屬於“三無”人員。
但是，流民也要活下去，他們必然要尋找一種適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帝國沒有壟斷所有營利行業的時候，他們可以去煮鹽、冶鐵、采礦，還可以搞運輸。《鹽鐵論》記載，當時的大鹽商雇傭人數在千人以上，一個勞動者的收入足以買到一個六口之家的糧食。
—現在，帝國壟斷了賺錢的行業，從事煮鹽、冶鐵、鑄錢的普通人變得無所事事。劉徹為了省錢，讓壟斷行業的勞動力都來自徭役和犯罪分子，也就是說現在這些行當不再允許“三無”人員在此生存。
現在，帝國壟斷了賺錢的行業，從事煮鹽、冶鐵、鑄錢的有錢人同樣無事可做。有錢人不用四處流浪，他們手中的金錢卻要尋找一個去處：貨幣的本性就是要尋找低風險、高收入的迴報。
在“不告緡令”的引導下，有錢人很自然就發現了一個低風險、高收益的渠道—土地！隨著商人手中大量的貨幣迅速轉向土地，漢帝國第一波土地兼並運動開始了。
結果不言而喻，儒學大師董仲舒給出了那句最精準的評價：“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對漢帝國來說，土地不僅僅是一種商品，還是維持萬千小農生存的基礎。從劉邦到“文景之治”，漢帝國維持了五十年的興盛，一部分原因是工商業發達，更重要的、基礎的則是每個小農都有土地，能給工商業者提供穩定的市場和社會環境。
現在，帝國的土地集中到有錢人手裏，小農也就失去了謀生之路。
不過，這裏要說，這不是最壞的結果，畢竟商人買了土地也要請失去土地的農民來耕種，人民還不至於變成流民。
可怕的是，讓商人無事可做的人，不是市場競爭者，而是“官商”。這些人，是商也是官，故稱“官商”，官在前，商在後。為了壟斷鹽鐵、運輸、酒業，劉徹增設了很多機構，漢帝國的官僚機構空前膨脹。他們壟斷了各種賺錢的買賣，對膽敢入侵其領域的普通人處以極刑。
商人要生產、要經營、要贏利；官，不需要生產、不需要經營，贏利很辛苦，過程也很漫長，搶劫才是發家致富的捷徑。官商已經完全具備了搶劫的能力，無論什麽破爛東西，我說多少錢就是多少錢，這不是搶劫莫非是慈善？
史書記載，官營鋪造出來的鐮刀，據說割草都嫌鈍；現存文物中有一種大鐵犁，特點是個頭特別大，大概有一米多高，因為，這樣的東西價格可以賣很高。
這哪裏還是農具，簡直就是一堆廢鐵。這樣的破爛一樣要賣給國人，反正獨此一家，別無分號。
在沒有任何競爭的情況下，官商迅速染上了帝國官場習氣。自此，官與商一體、權與利結合，所謂。當然，這些官商都能迅速各自把持一塊地盤，完全把民間經濟消滅幹淨。
更可怕的是，壟斷地位賦予了官商大量的金錢，這些人同樣衝入那個致命的市場—土地。《漢書》記載了各種各樣的帝國官僚購買土地的情形：下至水衡、少府、大農、太仆，上至三公九卿，無不。
據《漢書》記載，紅陽侯王立是皇帝的舅舅，他強占了南陽幾百頃土地，接著又將這些土地賣給了官衙，此投機倒把行為讓王立賺了一億個銅錢。有人曾經作過測算，一枚銅錢在當時可以買到一升小米，這筆生意的純利折合成今天的人民幣至少是二億六千萬元。如果考慮到漢代糧食的稀缺性，這筆生意的利潤又遠遠高於二億六千萬元。
就算是二億六千萬元，放在今天是一個什麽概念？盤剝如此暴利，又有多少人會無家可歸？
漢武帝打擊了商人和工商業者，卻培植出一批比商人更為可怕的人。單純的商人、地主或者有錢人，很快被官商擠出去。
現在，丞相、王侯、大夫才是帝國真正的有錢人。此後，曆朝曆代都沒有擺脫官商的窠臼，工商業永遠成了附屬於封建官僚集團的牟利之道。自此，富人必須先是官僚，然後才能集官僚、商人、地主身份於一身。
與普通商人、地主不同，官商對金錢的渴求根本沒有止境。畢竟單一的商人、地主或者官僚都有自己的規矩，就算欺行霸市，商人的價格也不能貴到離譜；就算地租再高，也不能不讓小農生存。
“商人+地主+官吏”就完全不一樣了，此時整個社會的財富規律已經轉變，人們不再熱衷於生產財富，而是想著如何去搶劫財富。
《漢書》這樣記載當時的漢帝國：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
行雖犬貔，家勢富足，列田畜者彌郡國最可怕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斷絕了人們正常的求利空間，一定會有另一種非正常的牟利方式出現。在西漢曆史上，這批通過非正常手段致富的人也有一個專屬名詞—“豪強”。
帝國最有勢力的人群是封建官僚，民間精英一定會找到渠道結交帝國高官，成本則是最底層小農的生命與鮮血。最初的豪強多來源於當年被官府擠出的富豪，這些人是帝國的精英，也是創造財富的先驅，既然不能以合法的方式牟利，那麽他們也就必然同流合汙：勾結官府欺壓小農、強買強賣土地、使用暴力搶奪小農身上的最後一枚銅錢……
所謂“豪強”，說白了就是中國第一代黑勢力，他們剪斷了維係小農生命的最後一根遊絲。
公元前106年，四十萬流民突然湧入了漢帝國的首都長安，全國無家可歸的人則超過了百萬。畢竟長安是帝都，這裏人多、事多、錢也多，或許帝國的皇帝和官僚不能把手伸到這裏的每一個角落，或許這裏還有一點空間能養活自己……
“告緡令”確實讓帝國，帝國的掠奪之手遍及每一個角落，富裕的人家幾乎被一掃而空。
偶然剩下幾個富戶，是因為在“告緡令”之外還有一個“不告緡令”隻要向邊關捐贈一定數量馬匹，或者一定數量糧食，就可以不被“告緡令”追究，不被“告緡令”
追究的前提是這家人沒有現3錢，所有的財富都集中於土地。
從古至今，很多人批評“告緡令”是赤裸裸的搶劫、敗壞社會風氣，卻很少有人提及“不告緡令”。
在我看來，兩者相比，“不告緡令”更為惡劣。
戰爭時期非比尋常，朝廷迫不得已出台“告緡令”情有可原。總有個把富戶通過種種渠道逃脫“告緡令”，而且，將來總還會有富人出現。問題是，“不告緡令”把所有的貨幣都引到了一個方向—土地。隻有在捐贈後購買土地，才有機會躲過帝國的“告緡令”，才有機會從帝國得到低利率貸款。於是，大家寧可去購買土地，也不願意捐款給劉徹。
既然你還是不願意給，那我就直接搶吧。
在推行“三官錢”的同一年（公元前113年），朝廷宣布：官方上收鑄幣權，民間不準鑄幣；收繳全國所有銅礦，上收煮鹽、鐵礦、貨物運輸權……
這在曆史上被稱為“鹽鐵官營，均輸平準”。
文景之時沒有農業稅，煮鹽、鑄鐵、銅礦、運輸為帝國財政提供了所有經費，這些產業都是帝國的支柱。對帝國來說，這些產業不僅意味著稅收，還創造了很多富豪、很多財富，最重要的是，這些產業吸納了帝國的頑疾—流民。
每個人都要生存下去，西漢最常見的謀生方式就是種地，失去了土地的人，就是中國曆史上一群特有的人—流民。流民沒有土地、沒有固定的收入、沒有戶籍，屬於“三無”人員。
但是，流民也要活下去，他們必然要尋找一種適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帝國沒有壟斷所有營利行業的時候，他們可以去煮鹽、冶鐵、采礦，還可以搞運輸。《鹽鐵論》記載，當時的大鹽商雇傭人數在千人以上，一個勞動者的收入足以買到一個六口之家的糧食。
—現在，帝國壟斷了賺錢的行業，從事煮鹽、冶鐵、鑄錢的普通人變得無所事事。劉徹為了省錢，讓壟斷行業的勞動力都來自徭役和犯罪分子，也就是說現在這些行當不再允許“三無”人員在此生存。
現在，帝國壟斷了賺錢的行業，從事煮鹽、冶鐵、鑄錢的有錢人同樣無事可做。有錢人不用四處流浪，他們手中的金錢卻要尋找一個去處：貨幣的本性就是要尋找低風險、高收入的迴報。
在“不告緡令”的引導下，有錢人很自然就發現了一個低風險、高收益的渠道—土地！隨著商人手中大量的貨幣迅速轉向土地，漢帝國第一波土地兼並運動開始了。
結果不言而喻，儒學大師董仲舒給出了那句最精準的評價：“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對漢帝國來說，土地不僅僅是一種商品，還是維持萬千小農生存的基礎。從劉邦到“文景之治”，漢帝國維持了五十年的興盛，一部分原因是工商業發達，更重要的、基礎的則是每個小農都有土地，能給工商業者提供穩定的市場和社會環境。
現在，帝國的土地集中到有錢人手裏，小農也就失去了謀生之路。
不過，這裏要說，這不是最壞的結果，畢竟商人買了土地也要請失去土地的農民來耕種，人民還不至於變成流民。
可怕的是，讓商人無事可做的人，不是市場競爭者，而是“官商”。這些人，是商也是官，故稱“官商”，官在前，商在後。為了壟斷鹽鐵、運輸、酒業，劉徹增設了很多機構，漢帝國的官僚機構空前膨脹。他們壟斷了各種賺錢的買賣，對膽敢入侵其領域的普通人處以極刑。
商人要生產、要經營、要贏利；官，不需要生產、不需要經營，贏利很辛苦，過程也很漫長，搶劫才是發家致富的捷徑。官商已經完全具備了搶劫的能力，無論什麽破爛東西，我說多少錢就是多少錢，這不是搶劫莫非是慈善？
史書記載，官營鋪造出來的鐮刀，據說割草都嫌鈍；現存文物中有一種大鐵犁，特點是個頭特別大，大概有一米多高，因為，這樣的東西價格可以賣很高。
這哪裏還是農具，簡直就是一堆廢鐵。這樣的破爛一樣要賣給國人，反正獨此一家，別無分號。
在沒有任何競爭的情況下，官商迅速染上了帝國官場習氣。自此，官與商一體、權與利結合，所謂。當然，這些官商都能迅速各自把持一塊地盤，完全把民間經濟消滅幹淨。
更可怕的是，壟斷地位賦予了官商大量的金錢，這些人同樣衝入那個致命的市場—土地。《漢書》記載了各種各樣的帝國官僚購買土地的情形：下至水衡、少府、大農、太仆，上至三公九卿，無不。
據《漢書》記載，紅陽侯王立是皇帝的舅舅，他強占了南陽幾百頃土地，接著又將這些土地賣給了官衙，此投機倒把行為讓王立賺了一億個銅錢。有人曾經作過測算，一枚銅錢在當時可以買到一升小米，這筆生意的純利折合成今天的人民幣至少是二億六千萬元。如果考慮到漢代糧食的稀缺性，這筆生意的利潤又遠遠高於二億六千萬元。
就算是二億六千萬元，放在今天是一個什麽概念？盤剝如此暴利，又有多少人會無家可歸？
漢武帝打擊了商人和工商業者，卻培植出一批比商人更為可怕的人。單純的商人、地主或者有錢人，很快被官商擠出去。
現在，丞相、王侯、大夫才是帝國真正的有錢人。此後，曆朝曆代都沒有擺脫官商的窠臼，工商業永遠成了附屬於封建官僚集團的牟利之道。自此，富人必須先是官僚，然後才能集官僚、商人、地主身份於一身。
與普通商人、地主不同，官商對金錢的渴求根本沒有止境。畢竟單一的商人、地主或者官僚都有自己的規矩，就算欺行霸市，商人的價格也不能貴到離譜；就算地租再高，也不能不讓小農生存。
“商人+地主+官吏”就完全不一樣了，此時整個社會的財富規律已經轉變，人們不再熱衷於生產財富，而是想著如何去搶劫財富。
《漢書》這樣記載當時的漢帝國：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
行雖犬貔，家勢富足，列田畜者彌郡國最可怕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斷絕了人們正常的求利空間，一定會有另一種非正常的牟利方式出現。在西漢曆史上，這批通過非正常手段致富的人也有一個專屬名詞—“豪強”。
帝國最有勢力的人群是封建官僚，民間精英一定會找到渠道結交帝國高官，成本則是最底層小農的生命與鮮血。最初的豪強多來源於當年被官府擠出的富豪，這些人是帝國的精英，也是創造財富的先驅，既然不能以合法的方式牟利，那麽他們也就必然同流合汙：勾結官府欺壓小農、強買強賣土地、使用暴力搶奪小農身上的最後一枚銅錢……
所謂“豪強”，說白了就是中國第一代黑勢力，他們剪斷了維係小農生命的最後一根遊絲。
公元前106年，四十萬流民突然湧入了漢帝國的首都長安，全國無家可歸的人則超過了百萬。畢竟長安是帝都，這裏人多、事多、錢也多，或許帝國的皇帝和官僚不能把手伸到這裏的每一個角落，或許這裏還有一點空間能養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