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疑惑，也有很多人這樣解釋：文景時期漢帝國機構高度精簡，一個縣衙往往隻有三至五個官吏，其餘大家平時在電視上見到的衙役都是臨時從富戶子弟家裏拉來湊數的。加之劉恆確實是一個比較節儉的皇帝，在位期間皇室沒有任何大型工程，他甚至舍不得花一百金修一個露台，因為這是十戶小農的所有家產。
這是對的，在中國曆史上，比劉恆更節儉的帝王大概隻有馬上就要出場的王莽和此後的崇禎帝；但這又不完全對，因為錢絕對不是省出來的。劉恆時期，漢帝國的財政稅收一點也不少，隻不過進項不一樣罷了。
為改變對諸侯國的經濟劣勢，劉恆想到了一個新的辦法：放開帝國的銅礦開采、冶鐵業、山林采伐、工商貿易、煮鹽業、畜牧業……民間可以進入一切可以進入的行業，隻要你能賺錢！
就連人主之權的象征—鑄幣權，劉恆也完全放開，包括普通農人在內，人人都可以自由鑄幣，隻要你造的錢能花出去。
從嬴政開始，每一代帝王都深刻意識到鑄幣應該是皇帝獨有的權威，劉邦、呂後甚至想以壟斷鑄幣權打擊諸侯經濟。也是從嬴政開始，中國的貨幣混亂不堪，漢初更是莢錢盛行，通脹不斷。劉恆治下的帝國政府，隻給出了一個鑄幣標準：貨幣重量應達到四銖，貨幣形製應該是方孔圓錢；至於造成什麽樣子，那是鑄幣者自己的事情。
用今天的貨幣數量論來解釋劉恆的貨幣製度一定會遇到難題，因為惡錢（質料低劣的錢幣）增多是物價昂貴的原因，隻有停止鑄造惡錢才能恢複幣值穩定。現在，劉恆放開私鑄，怎麽可能禁止惡錢流通？讓普通農人私鑄貨幣，物價還不飛上天？
經濟運行有自身的規律，貨幣隻是經濟的表象，一旦有其他行當比貨幣減重賺錢更多，沒有人會幹這種受累不討好的活。
在絕大部分人還要辛苦農耕的時代，冶鐵、畜牧、貿易、手工都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換句經濟學的話講，這些行業都是創新行業，想象一下20世紀90年代初期一台vcd能賣幾千元，大家就明白為何無人再私鑄莢錢了。
鑄幣賺錢很是麻煩，有這麽多賺錢的行當，費這事幹啥？
有了山川林澤的稅收，劉恆再也沒有興趣關心吳王劉濞是不是私自鑄幣。無論民間鑄幣還是官方鑄幣，造出來的都是錢，民間鑄幣不但節約了官府費用，還能有一筆稅收，何樂而不為？
剛剛萌動的漢帝國，絕大多數人的目標已經是“耕作三年，剩餘足供一年用度”，這個所謂“耕三餘一”的目標隻在漢唐兩代盛世曾經實現，除此之外皆為虛幻。《漢書》為我們這樣記述這個時代：農閑的時候每一個村落邊上都有成群的人在賽馬，人們紛紛把自己的馬匹牽出來向大家炫耀……
呂雉死的時候，漢文帝劉恆並非帝王的最佳人選。他是劉邦的兒子，跟漢惠帝平輩，理論上不能繼承大統，但是，皇室貴胄不願扶助一個強勢諸侯登上帝位。於是，這個在代國韜光養晦的“代王”劉恆被送上帝位。
從治理帝國經驗上看，劉恆絕對是見過大世麵的。登位之初，劉恆誅殺呂後子弟，擺平漢初功臣殘餘勢力，就連扶助他登位的周勃等人都被弄迴老家去種地了。多年的沉浮告訴劉恆，裁撤諸侯一定會給帝國帶來莫大的傷害，所以，他才把不斷忽悠削藩的賈誼放逐到長沙，把號稱“才華橫溢”的晁錯弄去研究《尚書》……
這位信奉黃老“無為而治”的皇帝，采用了一種比較溫和的手段對付同姓諸侯。
他提出：諸侯死後不能由一個王子繼承，國土要平分給所有兒子；沒有子嗣的諸侯，在諸侯死後皇帝將收迴封國。按照這個政策，對每一代諸侯來說，把土地平分給兒子並未直接減少土地，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劉恆雖然看不到皇權統一，但是幾代人下來，諸侯一定會像溫水煮青蛙般被吃掉。
勝利就在前方的時候，劉恆死掉了。
劉恆的繼任者是漢景帝劉啟，父子倆完全不是一迴事。“文景之治”，文帝、景帝並列，可是無論史籍對劉啟如何溢美，我始終覺得劉啟是一個愣頭青。
當太子的時候，劉啟就因為一輛馬車不給他讓路而殺掉了對方，被殺的人正好是吳王劉濞的王位繼承人。
劉啟成為漢景帝後，第一件事就是起用劉恆時期的廢臣—晁錯（時賈誼已死）。
晁錯的治國思路，用一句話就可以概括：活脫脫就是一個商鞅的再版。保甲連坐、重農抑商，甚至把幾十萬名農人發配到北部邊境戍邊……
帝王追求絕對權力，是因為絕對權力有著絕對收益：消除了諸侯競爭，才能貪天下之利。帝王一個人並不能管理天下，所以，帝王拋棄了諸侯而選擇了封建官僚。而與諸侯相比，封建官僚是一個更可怕的利益群體。
皇帝與諸侯之間是一種“壓力雙向傳導機製”，如果皇帝政令對封國不利，諸侯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駁迴命令，壓力傳導到最末端的小農就會逐步衰減。封建官僚是一種“壓力單向傳導機製”，壓力隻能逐級向下傳導，封建官僚不但不會分散壓力，而且會為了自身利益擴大這種壓力。這樣，壓力傳導到最後的小農便會呈幾何級數擴張。
無論是諸侯還是帝王，說到底對國家財富都是具有所有權的，一家一姓的地盤，民不聊生對他們也沒有好處。封建官僚卻完全不同，隻要達到目的，管你大浪滔天，反正又不是我的天下。
諸侯確實會危害帝王權力，廣設封建官僚卻會危及全體臣民，社會上下層之間會徹底喪失溝通機製。剪除韓信、英布等異姓王，皇帝手下的大臣都是急先鋒。對消滅吳王劉濞的任務來說，也是如此。
這是對的，在中國曆史上，比劉恆更節儉的帝王大概隻有馬上就要出場的王莽和此後的崇禎帝；但這又不完全對，因為錢絕對不是省出來的。劉恆時期，漢帝國的財政稅收一點也不少，隻不過進項不一樣罷了。
為改變對諸侯國的經濟劣勢，劉恆想到了一個新的辦法：放開帝國的銅礦開采、冶鐵業、山林采伐、工商貿易、煮鹽業、畜牧業……民間可以進入一切可以進入的行業，隻要你能賺錢！
就連人主之權的象征—鑄幣權，劉恆也完全放開，包括普通農人在內，人人都可以自由鑄幣，隻要你造的錢能花出去。
從嬴政開始，每一代帝王都深刻意識到鑄幣應該是皇帝獨有的權威，劉邦、呂後甚至想以壟斷鑄幣權打擊諸侯經濟。也是從嬴政開始，中國的貨幣混亂不堪，漢初更是莢錢盛行，通脹不斷。劉恆治下的帝國政府，隻給出了一個鑄幣標準：貨幣重量應達到四銖，貨幣形製應該是方孔圓錢；至於造成什麽樣子，那是鑄幣者自己的事情。
用今天的貨幣數量論來解釋劉恆的貨幣製度一定會遇到難題，因為惡錢（質料低劣的錢幣）增多是物價昂貴的原因，隻有停止鑄造惡錢才能恢複幣值穩定。現在，劉恆放開私鑄，怎麽可能禁止惡錢流通？讓普通農人私鑄貨幣，物價還不飛上天？
經濟運行有自身的規律，貨幣隻是經濟的表象，一旦有其他行當比貨幣減重賺錢更多，沒有人會幹這種受累不討好的活。
在絕大部分人還要辛苦農耕的時代，冶鐵、畜牧、貿易、手工都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換句經濟學的話講，這些行業都是創新行業，想象一下20世紀90年代初期一台vcd能賣幾千元，大家就明白為何無人再私鑄莢錢了。
鑄幣賺錢很是麻煩，有這麽多賺錢的行當，費這事幹啥？
有了山川林澤的稅收，劉恆再也沒有興趣關心吳王劉濞是不是私自鑄幣。無論民間鑄幣還是官方鑄幣，造出來的都是錢，民間鑄幣不但節約了官府費用，還能有一筆稅收，何樂而不為？
剛剛萌動的漢帝國，絕大多數人的目標已經是“耕作三年，剩餘足供一年用度”，這個所謂“耕三餘一”的目標隻在漢唐兩代盛世曾經實現，除此之外皆為虛幻。《漢書》為我們這樣記述這個時代：農閑的時候每一個村落邊上都有成群的人在賽馬，人們紛紛把自己的馬匹牽出來向大家炫耀……
呂雉死的時候，漢文帝劉恆並非帝王的最佳人選。他是劉邦的兒子，跟漢惠帝平輩，理論上不能繼承大統，但是，皇室貴胄不願扶助一個強勢諸侯登上帝位。於是，這個在代國韜光養晦的“代王”劉恆被送上帝位。
從治理帝國經驗上看，劉恆絕對是見過大世麵的。登位之初，劉恆誅殺呂後子弟，擺平漢初功臣殘餘勢力，就連扶助他登位的周勃等人都被弄迴老家去種地了。多年的沉浮告訴劉恆，裁撤諸侯一定會給帝國帶來莫大的傷害，所以，他才把不斷忽悠削藩的賈誼放逐到長沙，把號稱“才華橫溢”的晁錯弄去研究《尚書》……
這位信奉黃老“無為而治”的皇帝，采用了一種比較溫和的手段對付同姓諸侯。
他提出：諸侯死後不能由一個王子繼承，國土要平分給所有兒子；沒有子嗣的諸侯，在諸侯死後皇帝將收迴封國。按照這個政策，對每一代諸侯來說，把土地平分給兒子並未直接減少土地，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劉恆雖然看不到皇權統一，但是幾代人下來，諸侯一定會像溫水煮青蛙般被吃掉。
勝利就在前方的時候，劉恆死掉了。
劉恆的繼任者是漢景帝劉啟，父子倆完全不是一迴事。“文景之治”，文帝、景帝並列，可是無論史籍對劉啟如何溢美，我始終覺得劉啟是一個愣頭青。
當太子的時候，劉啟就因為一輛馬車不給他讓路而殺掉了對方，被殺的人正好是吳王劉濞的王位繼承人。
劉啟成為漢景帝後，第一件事就是起用劉恆時期的廢臣—晁錯（時賈誼已死）。
晁錯的治國思路，用一句話就可以概括：活脫脫就是一個商鞅的再版。保甲連坐、重農抑商，甚至把幾十萬名農人發配到北部邊境戍邊……
帝王追求絕對權力，是因為絕對權力有著絕對收益：消除了諸侯競爭，才能貪天下之利。帝王一個人並不能管理天下，所以，帝王拋棄了諸侯而選擇了封建官僚。而與諸侯相比，封建官僚是一個更可怕的利益群體。
皇帝與諸侯之間是一種“壓力雙向傳導機製”，如果皇帝政令對封國不利，諸侯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駁迴命令，壓力傳導到最末端的小農就會逐步衰減。封建官僚是一種“壓力單向傳導機製”，壓力隻能逐級向下傳導，封建官僚不但不會分散壓力，而且會為了自身利益擴大這種壓力。這樣，壓力傳導到最後的小農便會呈幾何級數擴張。
無論是諸侯還是帝王，說到底對國家財富都是具有所有權的，一家一姓的地盤，民不聊生對他們也沒有好處。封建官僚卻完全不同，隻要達到目的，管你大浪滔天，反正又不是我的天下。
諸侯確實會危害帝王權力，廣設封建官僚卻會危及全體臣民，社會上下層之間會徹底喪失溝通機製。剪除韓信、英布等異姓王，皇帝手下的大臣都是急先鋒。對消滅吳王劉濞的任務來說，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