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後五年，帝國又發生了一件大事：南部邊境的象、桂林、南海三郡擁立一個叫趙佗的地方官為“南越武帝”。可憐北部邊境尚未肅清，又要遠征南越，那可是一個瘴氣滿山、氣候暑濕的地方，比對付匈奴一點都不少花錢。
呂後隻好拿出老辦法，繼續讓貨幣減重。據史書記載，呂後五年，呂雉將銅、錫合鑄的“五分錢”改為銅、鉛、鐵合鑄。鉛和鐵要比錫重很多，鑄幣含銅量急劇下滑。
這個時期出土的文物則證明，實際情況比史書記載還要差很多，鑄幣的重量已經從“三銖錢”變為“一銖錢”，為官方鑄幣標準八銖錢的三十分之一。
三年內貨幣貶值三十倍，如此鑄幣減重，錢還是錢嗎？但是，漢帝國經濟沒有因為通脹而崩潰。
因為，呂雉堅守住了自己的底線：邊疆戰事最緊張的時候，仍舊維持對小農“十五稅一”的政策。所以，這位女強人才窮到不得不實行貨幣通脹。
對民生來說，“高稅收”、“高通脹”是兩難選擇，帝國出現危機的時候隻能擇其一。
農耕時代，最主要的財富生產手段是種地，普通人對貨幣的需求量遠低於諸侯和封建官僚。大通脹給帝國經濟帶來的傷害，更多是對工商業和封建統治階級，對農人而言，如此低的稅收才是最重要的。
盡管中國第一位女主與民生息、輕徭薄賦，然而曆史並沒有給這位女強人以良機，甚至沒有給她足夠的時間。剛剛得到土地的農民還未能生產足夠的財富，建立一個強盛的帝國仍需要時間……
盛世鑄私錢
皇帝在自己地盤上大搞各種“減稅、勸農”運動，連劉恆自己都親自跑到地裏種莊稼，諸侯如果先落了下風，那皇帝幹脆也不用“削藩”了。出於“削藩”的危機感，更出於獲得優勢經濟的動機，諸侯對振興封國經濟的渴盼遠甚於皇帝劉恆，很多成績也是漢郡所無。
公元前180年，呂雉薨，南詔國隨即自去帝號。也是這一年，劉恆登基稱帝，是為漢文帝。自此，中國開始了長達五十年的“文景之治”。
現在，很多人如是說：漢文帝、漢景帝代表了封建中央集權，是地主階級先進生產力的象征；同姓王搞獨立王國，是落後生產力的代表，是腐朽落後勢力；“文景之治”中，先進的漢景帝打倒了落後的同姓王吳王劉濞，是先進力量戰勝落後勢力，具有曆史必然性。
沒有這種必然性。
曆史上，從來沒有絕對的“先進”，也沒有絕對的“落後”，所有的“先進”、“落後”都是從今人口中折射出來的。如果劉恆不是當了皇帝，那麽他也是諸侯之一，怎麽可能因為當了皇帝就突然變得“先進”？
封建中央和地方封國也不是天然對立的，曆代帝王之所以要消滅封國，隻有一個原因：隻有裂土封王的諸侯才有能力對抗封建帝王，其他，無論是地方封建官僚還是富甲一方的豪門巨室都沒有這個能力。
如果用經濟學語言解釋會更為明晰：任何一個市場，一旦缺乏競爭就必然缺乏效率；在市場中，無論買方還是賣方，一旦形成壟斷，日子就會過得非常舒服。帝王與諸侯，就是壟斷與競爭的關係，帝王要想“千秋萬代、一統江湖”，就必須消滅所有競爭勢力。
皇帝一定要消滅諸侯，無論是同姓王還是異姓王。
劉恆成為皇帝時，情況更不樂觀，全國改設五十七個郡，四十二個郡在諸侯手中。
和自己的父親劉邦一樣，他隻有十五個郡；不同的是，劉恆這十五個郡的麵積更小。
要想讓諸侯聽從命令，必須先有強勢的經濟，有了強勢的經濟才有可能征服諸侯。
結果，在經濟建設上，漢文帝遇到了諸侯的強勢挑戰。
劉恆登基後兩年（公元前178年），帝國小農的租稅從劉邦、呂後時代的“十五稅一”降低到“三十稅一”，即個人所得稅降低為3.33%；十年之後，劉恆下令帝國十年之內免征“農業稅”，“口賦”（人頭稅）也從一百二十錢降低到四十錢。有人估算，這個時代全體國人的整體稅負降低到2%以下。在中國封建王朝曆史上，這是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低稅收環境。
現在，讓我們迴過頭來看一下同姓王的諸侯國。
很多人以為，“王爺”可以在自己地盤上收稅、無償征發勞役、訓練軍隊，這些“王爺”肯定是為所欲為、欺男霸女、魚肉鄉裏、無惡不作……
世界永遠是有規則的，上述“王爺”的形象不過是某些人自己的臆想世界，純屬妄自臆測，跟漢代真實的同姓王沒有一毛關係。皇帝就差在臉上寫上“削藩”二字了，同姓王稍有不慎就會被治罪，要想對抗皇權，要想自己子孫繼續封王，必須有對抗皇權的經濟實力。
況且，皇帝在自己地盤上大搞各種“減稅、勸農”運動，連劉恆都親自跑到地裏種莊稼，諸侯如果落了下風，那皇帝幹脆也不用“削藩”了，過幾年，諸侯自己投誠得了。
出於“削藩”的危機感，更出於獲得優勢經濟的動機，諸侯對振興封國經濟的渴盼遠甚於皇帝劉恆，很多成績也是漢郡所無。
《漢書》這樣記載諸侯國當時的風氣：劉恆登基後，諸侯國信奉治國之道在於清淨無為，認為農人不被打擾自然就能安心耕作，很多諸侯都不再對農人收取錢糧，以博得國人支持。以吳國的劉濞為例，由於吳國境內沒有農業稅收，吳王劉濞才不得不靠煮鹽、鑄錢過活。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劉恆是在諸侯壓力下才取消了漢郡內的農業稅，此前，齊國、吳國、楚國均已無農業稅。
皇帝和諸侯都不對農人收稅，帝國財政靠什麽運轉，又靠什麽維持自身統治？
呂後隻好拿出老辦法，繼續讓貨幣減重。據史書記載，呂後五年，呂雉將銅、錫合鑄的“五分錢”改為銅、鉛、鐵合鑄。鉛和鐵要比錫重很多，鑄幣含銅量急劇下滑。
這個時期出土的文物則證明，實際情況比史書記載還要差很多，鑄幣的重量已經從“三銖錢”變為“一銖錢”，為官方鑄幣標準八銖錢的三十分之一。
三年內貨幣貶值三十倍，如此鑄幣減重，錢還是錢嗎？但是，漢帝國經濟沒有因為通脹而崩潰。
因為，呂雉堅守住了自己的底線：邊疆戰事最緊張的時候，仍舊維持對小農“十五稅一”的政策。所以，這位女強人才窮到不得不實行貨幣通脹。
對民生來說，“高稅收”、“高通脹”是兩難選擇，帝國出現危機的時候隻能擇其一。
農耕時代，最主要的財富生產手段是種地，普通人對貨幣的需求量遠低於諸侯和封建官僚。大通脹給帝國經濟帶來的傷害，更多是對工商業和封建統治階級，對農人而言，如此低的稅收才是最重要的。
盡管中國第一位女主與民生息、輕徭薄賦，然而曆史並沒有給這位女強人以良機，甚至沒有給她足夠的時間。剛剛得到土地的農民還未能生產足夠的財富，建立一個強盛的帝國仍需要時間……
盛世鑄私錢
皇帝在自己地盤上大搞各種“減稅、勸農”運動，連劉恆自己都親自跑到地裏種莊稼，諸侯如果先落了下風，那皇帝幹脆也不用“削藩”了。出於“削藩”的危機感，更出於獲得優勢經濟的動機，諸侯對振興封國經濟的渴盼遠甚於皇帝劉恆，很多成績也是漢郡所無。
公元前180年，呂雉薨，南詔國隨即自去帝號。也是這一年，劉恆登基稱帝，是為漢文帝。自此，中國開始了長達五十年的“文景之治”。
現在，很多人如是說：漢文帝、漢景帝代表了封建中央集權，是地主階級先進生產力的象征；同姓王搞獨立王國，是落後生產力的代表，是腐朽落後勢力；“文景之治”中，先進的漢景帝打倒了落後的同姓王吳王劉濞，是先進力量戰勝落後勢力，具有曆史必然性。
沒有這種必然性。
曆史上，從來沒有絕對的“先進”，也沒有絕對的“落後”，所有的“先進”、“落後”都是從今人口中折射出來的。如果劉恆不是當了皇帝，那麽他也是諸侯之一，怎麽可能因為當了皇帝就突然變得“先進”？
封建中央和地方封國也不是天然對立的，曆代帝王之所以要消滅封國，隻有一個原因：隻有裂土封王的諸侯才有能力對抗封建帝王，其他，無論是地方封建官僚還是富甲一方的豪門巨室都沒有這個能力。
如果用經濟學語言解釋會更為明晰：任何一個市場，一旦缺乏競爭就必然缺乏效率；在市場中，無論買方還是賣方，一旦形成壟斷，日子就會過得非常舒服。帝王與諸侯，就是壟斷與競爭的關係，帝王要想“千秋萬代、一統江湖”，就必須消滅所有競爭勢力。
皇帝一定要消滅諸侯，無論是同姓王還是異姓王。
劉恆成為皇帝時，情況更不樂觀，全國改設五十七個郡，四十二個郡在諸侯手中。
和自己的父親劉邦一樣，他隻有十五個郡；不同的是，劉恆這十五個郡的麵積更小。
要想讓諸侯聽從命令，必須先有強勢的經濟，有了強勢的經濟才有可能征服諸侯。
結果，在經濟建設上，漢文帝遇到了諸侯的強勢挑戰。
劉恆登基後兩年（公元前178年），帝國小農的租稅從劉邦、呂後時代的“十五稅一”降低到“三十稅一”，即個人所得稅降低為3.33%；十年之後，劉恆下令帝國十年之內免征“農業稅”，“口賦”（人頭稅）也從一百二十錢降低到四十錢。有人估算，這個時代全體國人的整體稅負降低到2%以下。在中國封建王朝曆史上，這是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低稅收環境。
現在，讓我們迴過頭來看一下同姓王的諸侯國。
很多人以為，“王爺”可以在自己地盤上收稅、無償征發勞役、訓練軍隊，這些“王爺”肯定是為所欲為、欺男霸女、魚肉鄉裏、無惡不作……
世界永遠是有規則的，上述“王爺”的形象不過是某些人自己的臆想世界，純屬妄自臆測，跟漢代真實的同姓王沒有一毛關係。皇帝就差在臉上寫上“削藩”二字了，同姓王稍有不慎就會被治罪，要想對抗皇權，要想自己子孫繼續封王，必須有對抗皇權的經濟實力。
況且，皇帝在自己地盤上大搞各種“減稅、勸農”運動，連劉恆都親自跑到地裏種莊稼，諸侯如果落了下風，那皇帝幹脆也不用“削藩”了，過幾年，諸侯自己投誠得了。
出於“削藩”的危機感，更出於獲得優勢經濟的動機，諸侯對振興封國經濟的渴盼遠甚於皇帝劉恆，很多成績也是漢郡所無。
《漢書》這樣記載諸侯國當時的風氣：劉恆登基後，諸侯國信奉治國之道在於清淨無為，認為農人不被打擾自然就能安心耕作，很多諸侯都不再對農人收取錢糧，以博得國人支持。以吳國的劉濞為例，由於吳國境內沒有農業稅收，吳王劉濞才不得不靠煮鹽、鑄錢過活。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劉恆是在諸侯壓力下才取消了漢郡內的農業稅，此前，齊國、吳國、楚國均已無農業稅。
皇帝和諸侯都不對農人收稅，帝國財政靠什麽運轉，又靠什麽維持自身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