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x年，我二（戴望舒）
我想到的有雨巷，有油紙傘，甚至有丁香，更甚至有晶耀的嘴唇。盡管我在後麵出的詩集裏都刪掉了《雨巷》，可是我的心難道真的就沒有從雨巷裏走出來嗎？我不知道，我迷茫，我甚至恨自己，恨死了自己。恨自己的腳或者腦子，怎麽就會走不出來。那分明是死胡同一個，一個死亡的，把我帶向死亡的胡同，或者說小巷，死小巷。惟獨我不去想的，是為什麽麗娟會作如此想。我懶得去想。可是我懶得去想這個想法卻又重重地震到了我，這是重重的。我為什麽會懶得去想呢？這個答案我算是找不到了，因為這種尋找讓我的大腦小腦都有裂開的感覺，隻要我往這個方向去想，它們就作出了要裂開的暗示。
其實我跟麗娟是有過甜蜜的，婚前有，婚後有，至少在婚後的初期有的。沒有甜蜜，女兒又是從哪個石頭縫裏出來的？甜和蜜，感謝偉大的中華語言，那是一種甜美的粘合，一種分不開來的，你中有我我在你中的存在。
然後我們有了女兒。可是，我的腦子我的心難道真的還在那小巷裏淋著雨淋得渾身濕透地等待著那永遠不會再迴來的油紙傘和丁香和晶耀的嘴唇嗎？荒唐。
卻好象是真的。真得讓人恐怖。讓些許恐懼感生生地生出來。
亨利路還是那條亨利路。人還是那個人。一開始還是那兩個人。後來大多數時候是一個人。偶爾也有兩個人甚至三個人的時候。我再說一遍，亨利路，後來被改名為新樂路，是法租界裏一條短短的、卻被法國梧桐覆蓋著的地上到季節有能踩得哢哢響的枯葉的路，很美，尤其在煤油路燈的光暈裏麵和外麵。
也就是說，婚後初期，我們，我和麗娟每天晚上必走在這條路上，在季節對的時候必踩出那種葉子的碎裂聲來，尤其是煤油路燈打出光暈的夜晚時分。後來，我們偶爾也這麽走著，甚至多了一個小生物伴隨。但更多的時候，越來越多的時候，是我一個人在那裏走，尤其在煤油路燈的光暈內外，從光暈裏到光暈外再到光暈裏。
我的解釋是，我在構思，因為我是詩人。
婚後，我寫了一首難得比較長的詩，專門就是送給麗娟的。這首詩原來叫《眼之魔法》，後來易名為《眼》。我在詩裏這麽寫道：
我是從天上奔流到海，\/從海奔流到天上的江河，\/我是你每一條動脈，\/每一條靜脈，\/每一個微血管中的血液，\/我是你的睫毛\/（它們也同樣在你的\/眼睛的鏡子裏顧影）\/是的，你的睫毛，你的睫毛\/\/在你的眼睛的微光下\/迢遙的潮汐升漲：\/玉的珠貝，\/青銅的海藻…\/千萬尾飛魚的翅，\/剪碎分而複合的\/頑強的淵深的水。
這首詩後來發表在《新詩》第二期上。
有評論家說，戴望舒借著寫情，在這首詩裏探討人生，特別是人與自然的關係。也就是說，說我是打著寫情的幌子在賣人生的狗肉。我要哈哈了。什麽叫借著寫情？不過好歹還是認識到或者說承認我是在寫情的。至於人生什麽的，或許有，或許甚至很多，但是我偏不解釋。
《新詩》月刊一共發出了八十多個人的詩作或者詩譯作。其中不乏我的。其中有一首特別短的，卻是我的心愛之一，叫《我思想》：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萬年後小花的輕唿，\/透過無夢無醒的雲霧，\/來震撼我斑斕的彩翼。
要說思考人生。這就是思考人生。我的思考，我的和其他人的人生。我認同一個評論家的評語，說是這首詩寫出了一個“尋夢者”的心態......使我們看到了他那不甘寂寞，沉淪的靈魂的閃光。不甘沉淪，沉淪。我又要哈哈了。如果我有眼淚，我會哈哈出水來的。
所謂世事無常，說的首先就是那個年代。
七七之後，有了八一三。簡單地說，鬼子進來了。日本人進了上海了。
於是，一切都變了。文人之都上海，在那時整個地在脫胎換骨。上海的文人隻有兩條路可走，一個是走，一個是留。走的，有的聽說是投共，去了延安，有的聽說是投國，去了重慶，有的聽說是直接到前線抗日去了。留的，也隻有兩條路，一條是當漢奸，或者漢奸文人，第二條是當無聊文人，寫寫風花雪月，寫寫四馬路風月場之類的。還有第二條半的路，便是指著雞說是鴨子，指著豬說是雞。
《新詩》也辦不下去了，因為編委們大多已經走了。我暫時沒走。我雖說不那麽左，但卻也不能說右，我隻是詩人。我參加過左聯的成立大會，後來卻挨了左聯一些人的罵，退了出去。不管左右吧，國家我總是愛的，而且愛得很深。
於是我想做一件指著豬說是雞的事情。我編寫了一本叫《現代土耳其政治》的書，依據的“藍本”是奧地利學者諾貝特·德·比肖甫寫的《土耳其在世界中》。不是翻譯，頂多可以說是編譯。叫編寫更對。我在書裏說：“土耳其之引起我們之研究的興趣，實在是因為它和我國有許多相似之處：土地之喪失，經濟和文化的落後，內政的腐敗，外交的庸弱，帝國主義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侵略，種種國權的喪失，還有不平等條約的締結等等，都是土耳其曾經有過而我們也有著的曆史的汙點。”我還借口讚揚土耳其民眾的覺醒，唿籲中國同胞：“與其受人宰割，不如起來拚一死戰。”
書剛出版，也就是出版後兩天或三天後吧。麗娟的哥哥時英來我家。他說：不坐了。我還有事。外麵有人在等我。他說話時是喘著氣有點上氣不接下氣的，顯然走得急了。他說真的不坐了，什麽也不喝。我就想跟你說，跟你們說（這時麗娟站在旁邊），你們還是走吧。我聽胡蘭成說了，你已經上了黑名單了。要快。到哪裏去都行。話音還沒有落地，他人已經到了門外，迴頭還揮了揮手，還是那“快走”的意思。
我當時聽到胡蘭成的名字震了一下。事後才想，這個兄弟怎麽跟那個家夥混到一起去了？那個叫胡蘭成的家夥可是一個大漢奸呢，是汪偽政權的宣傳部長，官高位顯。可是，胡蘭成分明卻是讓他帶話給我們。甚至可以說是放我一條生路來著。這是哪跟哪嘛。
其實，我早就想走了。《新詩》同人們作鳥獸散後，我就在想，把麗娟母女送到香港去，然後我再考慮去哪裏，反正是去抗戰。
當天晚上，我們就坐上了赴香港的海輪。離開了上海，離開了法國梧桐樹擁抱的亨利路，我們忽然成了親密的一家人了。在船上，我們三個人站在船的欄杆前，或者說我抱著女兒，麗娟在我身邊，聞著海風的味道。麗娟說：真喜歡，真希望這船一直開下去。我聽懂了她的話，分一隻手出來摟著緊靠著我而且越靠越緊的這個身體，我忽然發現，或者說終於重新發現了，原來她的身段跟美麗的臉是那麽的般配，用後來的話說，那叫噴火的身段。
我們三個人的頭或者說臉貼在了一起，緊緊的，長時間的，好象要互相遮擋變得強勁起來的海風似的。我說，在一起，在一起。我後來，很久很久以後，在我的身後，才知道，我當時在海輪上說得莫名其妙的這三個字“在一起”，後來不知道怎麽就流傳了開去，也許是麗娟傳出去的，後來就一直傳了下去。不過到了幾十年後的未來，這三個字的意思有點被篡改了，成了鼓勵兩個相互有意的人結合起來的意思，而我當初莫名其妙地說這三個字的時候，其實也不是莫名其妙，有意思的，意思是從今往後我們就這樣的親密，跟以前很久以前一樣的親密，是那個意思。
在我身後的很久很久以後，我忽然想起，這個世界上還真有這樣的發明家，是無名的，拿不了諾貝爾獎，但那些發明卻影響極大極遠。跟絳年相處的時候，我和絳年發明了女跑男追的行動模式，跟麗娟相處的時候，我又發明了“在一起”的語言模式，比我戴望舒的大名更有名，不僅傳得更遠，而且成了後人生活模式裏的必須。我要哈哈了。
哈哈。小蝦米，等急了吧？你接著說你的。
我想到的有雨巷，有油紙傘，甚至有丁香，更甚至有晶耀的嘴唇。盡管我在後麵出的詩集裏都刪掉了《雨巷》，可是我的心難道真的就沒有從雨巷裏走出來嗎？我不知道，我迷茫，我甚至恨自己，恨死了自己。恨自己的腳或者腦子，怎麽就會走不出來。那分明是死胡同一個，一個死亡的，把我帶向死亡的胡同，或者說小巷，死小巷。惟獨我不去想的，是為什麽麗娟會作如此想。我懶得去想。可是我懶得去想這個想法卻又重重地震到了我，這是重重的。我為什麽會懶得去想呢？這個答案我算是找不到了，因為這種尋找讓我的大腦小腦都有裂開的感覺，隻要我往這個方向去想，它們就作出了要裂開的暗示。
其實我跟麗娟是有過甜蜜的，婚前有，婚後有，至少在婚後的初期有的。沒有甜蜜，女兒又是從哪個石頭縫裏出來的？甜和蜜，感謝偉大的中華語言，那是一種甜美的粘合，一種分不開來的，你中有我我在你中的存在。
然後我們有了女兒。可是，我的腦子我的心難道真的還在那小巷裏淋著雨淋得渾身濕透地等待著那永遠不會再迴來的油紙傘和丁香和晶耀的嘴唇嗎？荒唐。
卻好象是真的。真得讓人恐怖。讓些許恐懼感生生地生出來。
亨利路還是那條亨利路。人還是那個人。一開始還是那兩個人。後來大多數時候是一個人。偶爾也有兩個人甚至三個人的時候。我再說一遍，亨利路，後來被改名為新樂路，是法租界裏一條短短的、卻被法國梧桐覆蓋著的地上到季節有能踩得哢哢響的枯葉的路，很美，尤其在煤油路燈的光暈裏麵和外麵。
也就是說，婚後初期，我們，我和麗娟每天晚上必走在這條路上，在季節對的時候必踩出那種葉子的碎裂聲來，尤其是煤油路燈打出光暈的夜晚時分。後來，我們偶爾也這麽走著，甚至多了一個小生物伴隨。但更多的時候，越來越多的時候，是我一個人在那裏走，尤其在煤油路燈的光暈內外，從光暈裏到光暈外再到光暈裏。
我的解釋是，我在構思，因為我是詩人。
婚後，我寫了一首難得比較長的詩，專門就是送給麗娟的。這首詩原來叫《眼之魔法》，後來易名為《眼》。我在詩裏這麽寫道：
我是從天上奔流到海，\/從海奔流到天上的江河，\/我是你每一條動脈，\/每一條靜脈，\/每一個微血管中的血液，\/我是你的睫毛\/（它們也同樣在你的\/眼睛的鏡子裏顧影）\/是的，你的睫毛，你的睫毛\/\/在你的眼睛的微光下\/迢遙的潮汐升漲：\/玉的珠貝，\/青銅的海藻…\/千萬尾飛魚的翅，\/剪碎分而複合的\/頑強的淵深的水。
這首詩後來發表在《新詩》第二期上。
有評論家說，戴望舒借著寫情，在這首詩裏探討人生，特別是人與自然的關係。也就是說，說我是打著寫情的幌子在賣人生的狗肉。我要哈哈了。什麽叫借著寫情？不過好歹還是認識到或者說承認我是在寫情的。至於人生什麽的，或許有，或許甚至很多，但是我偏不解釋。
《新詩》月刊一共發出了八十多個人的詩作或者詩譯作。其中不乏我的。其中有一首特別短的，卻是我的心愛之一，叫《我思想》：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萬年後小花的輕唿，\/透過無夢無醒的雲霧，\/來震撼我斑斕的彩翼。
要說思考人生。這就是思考人生。我的思考，我的和其他人的人生。我認同一個評論家的評語，說是這首詩寫出了一個“尋夢者”的心態......使我們看到了他那不甘寂寞，沉淪的靈魂的閃光。不甘沉淪，沉淪。我又要哈哈了。如果我有眼淚，我會哈哈出水來的。
所謂世事無常，說的首先就是那個年代。
七七之後，有了八一三。簡單地說，鬼子進來了。日本人進了上海了。
於是，一切都變了。文人之都上海，在那時整個地在脫胎換骨。上海的文人隻有兩條路可走，一個是走，一個是留。走的，有的聽說是投共，去了延安，有的聽說是投國，去了重慶，有的聽說是直接到前線抗日去了。留的，也隻有兩條路，一條是當漢奸，或者漢奸文人，第二條是當無聊文人，寫寫風花雪月，寫寫四馬路風月場之類的。還有第二條半的路，便是指著雞說是鴨子，指著豬說是雞。
《新詩》也辦不下去了，因為編委們大多已經走了。我暫時沒走。我雖說不那麽左，但卻也不能說右，我隻是詩人。我參加過左聯的成立大會，後來卻挨了左聯一些人的罵，退了出去。不管左右吧，國家我總是愛的，而且愛得很深。
於是我想做一件指著豬說是雞的事情。我編寫了一本叫《現代土耳其政治》的書，依據的“藍本”是奧地利學者諾貝特·德·比肖甫寫的《土耳其在世界中》。不是翻譯，頂多可以說是編譯。叫編寫更對。我在書裏說：“土耳其之引起我們之研究的興趣，實在是因為它和我國有許多相似之處：土地之喪失，經濟和文化的落後，內政的腐敗，外交的庸弱，帝國主義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侵略，種種國權的喪失，還有不平等條約的締結等等，都是土耳其曾經有過而我們也有著的曆史的汙點。”我還借口讚揚土耳其民眾的覺醒，唿籲中國同胞：“與其受人宰割，不如起來拚一死戰。”
書剛出版，也就是出版後兩天或三天後吧。麗娟的哥哥時英來我家。他說：不坐了。我還有事。外麵有人在等我。他說話時是喘著氣有點上氣不接下氣的，顯然走得急了。他說真的不坐了，什麽也不喝。我就想跟你說，跟你們說（這時麗娟站在旁邊），你們還是走吧。我聽胡蘭成說了，你已經上了黑名單了。要快。到哪裏去都行。話音還沒有落地，他人已經到了門外，迴頭還揮了揮手，還是那“快走”的意思。
我當時聽到胡蘭成的名字震了一下。事後才想，這個兄弟怎麽跟那個家夥混到一起去了？那個叫胡蘭成的家夥可是一個大漢奸呢，是汪偽政權的宣傳部長，官高位顯。可是，胡蘭成分明卻是讓他帶話給我們。甚至可以說是放我一條生路來著。這是哪跟哪嘛。
其實，我早就想走了。《新詩》同人們作鳥獸散後，我就在想，把麗娟母女送到香港去，然後我再考慮去哪裏，反正是去抗戰。
當天晚上，我們就坐上了赴香港的海輪。離開了上海，離開了法國梧桐樹擁抱的亨利路，我們忽然成了親密的一家人了。在船上，我們三個人站在船的欄杆前，或者說我抱著女兒，麗娟在我身邊，聞著海風的味道。麗娟說：真喜歡，真希望這船一直開下去。我聽懂了她的話，分一隻手出來摟著緊靠著我而且越靠越緊的這個身體，我忽然發現，或者說終於重新發現了，原來她的身段跟美麗的臉是那麽的般配，用後來的話說，那叫噴火的身段。
我們三個人的頭或者說臉貼在了一起，緊緊的，長時間的，好象要互相遮擋變得強勁起來的海風似的。我說，在一起，在一起。我後來，很久很久以後，在我的身後，才知道，我當時在海輪上說得莫名其妙的這三個字“在一起”，後來不知道怎麽就流傳了開去，也許是麗娟傳出去的，後來就一直傳了下去。不過到了幾十年後的未來，這三個字的意思有點被篡改了，成了鼓勵兩個相互有意的人結合起來的意思，而我當初莫名其妙地說這三個字的時候，其實也不是莫名其妙，有意思的，意思是從今往後我們就這樣的親密，跟以前很久以前一樣的親密，是那個意思。
在我身後的很久很久以後，我忽然想起，這個世界上還真有這樣的發明家，是無名的，拿不了諾貝爾獎，但那些發明卻影響極大極遠。跟絳年相處的時候，我和絳年發明了女跑男追的行動模式，跟麗娟相處的時候，我又發明了“在一起”的語言模式，比我戴望舒的大名更有名，不僅傳得更遠，而且成了後人生活模式裏的必須。我要哈哈了。
哈哈。小蝦米，等急了吧？你接著說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