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x年，我一（徐誌摩）
說說我的老師梁啟超吧。他是我的貴人，也是折磨我最深之人。適之說我是他最喜愛的學生，這話也許沒錯，梁公自己也這樣說過。可我卻也是最不受他待見的學生。
能拜梁啟超為師，是我之幸，也是當年京城的一件大事。適之也是他的學生，我正是在他那裏跟適之相識並成為至交的。我還是叫他一聲恩師吧。恩師跟他的恩師康有為共同致力於清末的改良，維新，他們是維護帝製的。但康梁並舉的改良，實際上卻成了推翻帝製的先聲，甚至可以說是第一步。他的《少年中國說》震撼了那最黑暗年代的中國，鼓舞了多少國人，在我成為少年時，也震撼了我。聽聽這言語：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這哪是散文，這就是詩啊，而且是一首力拔山而氣蓋世的詩。是誓言，又是預言，百年之後，居然得到了證實。或正在被證實之中。當然，對我來說，這也是後話了。
在婚姻和愛情方麵，恩師對我卻是橫挑鼻子豎挑眼，橫豎不對眼。
我跟幼儀離婚，他完全持批判態度，比我的老爸還要狠。他給我來信說：萬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樂。戀愛神聖為今之少年所樂道，但茲事蓋可遇而不可求。又告誡我，天下豈有圓滿之宇宙。
我給恩師的迴複則簡短而堅決：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他人之苦痛”，我明白，第一層的“他人”是指幼儀。但還有第二層。至少我是這麽認為的。思成是他的愛子。再怎麽愛徒兒，愛子畢竟是愛子，愛徒和愛子都有“愛”，但那是分層次的。
思成愛徽因在先。徽因來歐洲之前，兩家已有婚約。我卻也是在他，在恩師那裏認識了徽因的父親林天民，同時也見到了徽因。之後才有歐洲的康橋月圓花開花落那一段對我來說對徽因來說都是刻骨銘心一銘終身的經曆。而恩師他成為我認識徽因的間接橋梁，或許也是讓他痛心疾首卻又難以啟齒的一件事情。
適之跟我說過，啟超公是你的老師，也是我的老師。我是非常尊敬他的。但我也理解。無論是你還是他，我都能理解。梁公一輩子走的是改良的路子，在政治上如此，在觀念上同樣如此。可你做的事情卻不是改良，而是革命。民國第一離婚案，中華第一個案例，這是中華婚姻史上開天辟地之事，是革命啊。
徽因，我的徽徽，她何嚐不想革命。她無數次地告訴我，這樣告訴我，比如貼著我的臉，那樣告訴我，比如流著她的淚，告訴我她的心在我這裏，隻在我這裏。可是她還是走了我老師的路，她隻能去改良。
在徽因家裏，景山西街雪池胡同，我呆呆地看著窗外北海的白塔，聽著小鳥在那上麵掠過時發出的雞糾聲。那天徽徽不在家。可我知道，她每天都會從這個窗口看那潔白的塔。她過後會更多地去看，在她知道我來過之後。我真心地佩服自己，一邊可以跟她爸爸天民叔（我剛開始時叫他天民兄的，後來改了過來，在認識徽徽後就改了過來，不著痕跡地改了過來）暢談國事，一邊可以看著白塔想著詩和愛情，想著她。天民叔是當過民國部長的人，現在地位也很高，他當然跟我幾乎是隻談國事，南方政府，孫中山，陳獨秀，俄國，日本，五四，國民黨，共產黨。這些我也在行，在美國和倫敦，我學的也是這些，盡管我的心裏現在實際上已經裝不下這些了。我心裏滿滿的都是他的那位小姐，我深深唿吸著他家裏的空氣，這裏飄著她的唿吸，我眼睛裏滿滿地裝著窗外的白塔，捕捉那飛過的小鳥，好象在捕捉她曾經的和未來的目光，求得一種同步或者共享感。可我卻也能對答如流，偶然還會發表一些幾乎能驚世駭俗的觀點。我甚至還記得我說的一句話：這個共產黨將來可能真能做出大事來，別看它平地冒出來才這麽幾年，卻已經從幾十人變成了幾萬人了。這可是了不得的。
我終於見到她，是在清華大學的禮堂裏。我在台上，她在台下。我至今記憶猶新，她坐在第四排的中間。名正言順地看著我。名正言順，是因為整個禮堂裏所有的人都在看著我。但她的目光裏不僅僅是別人眼裏那種好奇或者尊敬或者甚至崇拜，她的眼裏有我能讀懂，隻有我能讀懂的語言。
我做的報告叫《藝術與人生》。本來我是隨便講講的。可是看著她的眼睛，我心裏卻翻滾起五味來，最多的是苦和澀。於是我的語調，尤其在講到人生時，會不經意地高昂起來。
之後，在禮堂外麵，我在跟清華的王教授邊走出來邊談著的時候，還有個侯教授，還有幾個同學，男女都有，徽徽似乎不經意地走了過來，加入了這一堆人，又似乎不經意地走到了緊挨著我的位置，再似乎不經意地輕輕說了一句話。我正在迴應著王教授，我說：是的，中國的詩教是來自孔子的溫柔敦厚，藝術也是如此，中國人的人生也是如此，但在現如今的天下，光有溫柔敦厚不行了，不夠了，還要有自我，要喊出自我來。這個自我，這個我，是在隻講溫柔敦厚的古代喊不出來，沒人敢喊的，但如今大家都在喊，用白話在喊。雖然有的人用大嗓門喊，有的輕輕地溫柔地在喊，但自我是必須的，是必然的。
我這番高談闊論一點都沒有間歇，流暢得很。但一個跟我一樣戴著圓圓的眼鏡片的女同學卻提出了問題，她手裏拿著筆記本和鋼筆，她的問題是：誌摩先生，有一句話我沒聽清，能否再說一下。我問她是哪一句。她說，就是“藝術也是自我”後麵，“中國人的人生也是如此”前麵那句。這位跟我一樣戴著圓眼鏡片的女同學真行，居然記得那麽完整準確。這兩句話中間我確實說了另一句話，但這句話我說得很輕，輕到隻有她，我說的是徽徽，隻有她能聽清。我說的是：好的，那就後天下午。幾點？我對這個女同學說，這不重要，我也想不起來了。她，我說的是我的徽徽，她噗嗤一聲笑了出來。她其實也迴應了我，她的聲音也是隻有我能聽到的那麽輕，輕得恰到好處。她這句話是在我說到“大家都在喊”的時候說的，她說的是“三點半”，正好跟“都在喊”押韻，按現代語言是押韻的。我服了她了，我更服了我自己，人家後來說地下工作，我覺得地下工作就應該這樣做。我的心可以兩用，而且用得是那樣的自然。可見我還年輕。年輕是許多東西的盛器。
說說我的老師梁啟超吧。他是我的貴人，也是折磨我最深之人。適之說我是他最喜愛的學生，這話也許沒錯，梁公自己也這樣說過。可我卻也是最不受他待見的學生。
能拜梁啟超為師，是我之幸，也是當年京城的一件大事。適之也是他的學生，我正是在他那裏跟適之相識並成為至交的。我還是叫他一聲恩師吧。恩師跟他的恩師康有為共同致力於清末的改良，維新，他們是維護帝製的。但康梁並舉的改良，實際上卻成了推翻帝製的先聲，甚至可以說是第一步。他的《少年中國說》震撼了那最黑暗年代的中國，鼓舞了多少國人，在我成為少年時，也震撼了我。聽聽這言語：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這哪是散文，這就是詩啊，而且是一首力拔山而氣蓋世的詩。是誓言，又是預言，百年之後，居然得到了證實。或正在被證實之中。當然，對我來說，這也是後話了。
在婚姻和愛情方麵，恩師對我卻是橫挑鼻子豎挑眼，橫豎不對眼。
我跟幼儀離婚，他完全持批判態度，比我的老爸還要狠。他給我來信說：萬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樂。戀愛神聖為今之少年所樂道，但茲事蓋可遇而不可求。又告誡我，天下豈有圓滿之宇宙。
我給恩師的迴複則簡短而堅決：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他人之苦痛”，我明白，第一層的“他人”是指幼儀。但還有第二層。至少我是這麽認為的。思成是他的愛子。再怎麽愛徒兒，愛子畢竟是愛子，愛徒和愛子都有“愛”，但那是分層次的。
思成愛徽因在先。徽因來歐洲之前，兩家已有婚約。我卻也是在他，在恩師那裏認識了徽因的父親林天民，同時也見到了徽因。之後才有歐洲的康橋月圓花開花落那一段對我來說對徽因來說都是刻骨銘心一銘終身的經曆。而恩師他成為我認識徽因的間接橋梁，或許也是讓他痛心疾首卻又難以啟齒的一件事情。
適之跟我說過，啟超公是你的老師，也是我的老師。我是非常尊敬他的。但我也理解。無論是你還是他，我都能理解。梁公一輩子走的是改良的路子，在政治上如此，在觀念上同樣如此。可你做的事情卻不是改良，而是革命。民國第一離婚案，中華第一個案例，這是中華婚姻史上開天辟地之事，是革命啊。
徽因，我的徽徽，她何嚐不想革命。她無數次地告訴我，這樣告訴我，比如貼著我的臉，那樣告訴我，比如流著她的淚，告訴我她的心在我這裏，隻在我這裏。可是她還是走了我老師的路，她隻能去改良。
在徽因家裏，景山西街雪池胡同，我呆呆地看著窗外北海的白塔，聽著小鳥在那上麵掠過時發出的雞糾聲。那天徽徽不在家。可我知道，她每天都會從這個窗口看那潔白的塔。她過後會更多地去看，在她知道我來過之後。我真心地佩服自己，一邊可以跟她爸爸天民叔（我剛開始時叫他天民兄的，後來改了過來，在認識徽徽後就改了過來，不著痕跡地改了過來）暢談國事，一邊可以看著白塔想著詩和愛情，想著她。天民叔是當過民國部長的人，現在地位也很高，他當然跟我幾乎是隻談國事，南方政府，孫中山，陳獨秀，俄國，日本，五四，國民黨，共產黨。這些我也在行，在美國和倫敦，我學的也是這些，盡管我的心裏現在實際上已經裝不下這些了。我心裏滿滿的都是他的那位小姐，我深深唿吸著他家裏的空氣，這裏飄著她的唿吸，我眼睛裏滿滿地裝著窗外的白塔，捕捉那飛過的小鳥，好象在捕捉她曾經的和未來的目光，求得一種同步或者共享感。可我卻也能對答如流，偶然還會發表一些幾乎能驚世駭俗的觀點。我甚至還記得我說的一句話：這個共產黨將來可能真能做出大事來，別看它平地冒出來才這麽幾年，卻已經從幾十人變成了幾萬人了。這可是了不得的。
我終於見到她，是在清華大學的禮堂裏。我在台上，她在台下。我至今記憶猶新，她坐在第四排的中間。名正言順地看著我。名正言順，是因為整個禮堂裏所有的人都在看著我。但她的目光裏不僅僅是別人眼裏那種好奇或者尊敬或者甚至崇拜，她的眼裏有我能讀懂，隻有我能讀懂的語言。
我做的報告叫《藝術與人生》。本來我是隨便講講的。可是看著她的眼睛，我心裏卻翻滾起五味來，最多的是苦和澀。於是我的語調，尤其在講到人生時，會不經意地高昂起來。
之後，在禮堂外麵，我在跟清華的王教授邊走出來邊談著的時候，還有個侯教授，還有幾個同學，男女都有，徽徽似乎不經意地走了過來，加入了這一堆人，又似乎不經意地走到了緊挨著我的位置，再似乎不經意地輕輕說了一句話。我正在迴應著王教授，我說：是的，中國的詩教是來自孔子的溫柔敦厚，藝術也是如此，中國人的人生也是如此，但在現如今的天下，光有溫柔敦厚不行了，不夠了，還要有自我，要喊出自我來。這個自我，這個我，是在隻講溫柔敦厚的古代喊不出來，沒人敢喊的，但如今大家都在喊，用白話在喊。雖然有的人用大嗓門喊，有的輕輕地溫柔地在喊，但自我是必須的，是必然的。
我這番高談闊論一點都沒有間歇，流暢得很。但一個跟我一樣戴著圓圓的眼鏡片的女同學卻提出了問題，她手裏拿著筆記本和鋼筆，她的問題是：誌摩先生，有一句話我沒聽清，能否再說一下。我問她是哪一句。她說，就是“藝術也是自我”後麵，“中國人的人生也是如此”前麵那句。這位跟我一樣戴著圓眼鏡片的女同學真行，居然記得那麽完整準確。這兩句話中間我確實說了另一句話，但這句話我說得很輕，輕到隻有她，我說的是徽徽，隻有她能聽清。我說的是：好的，那就後天下午。幾點？我對這個女同學說，這不重要，我也想不起來了。她，我說的是我的徽徽，她噗嗤一聲笑了出來。她其實也迴應了我，她的聲音也是隻有我能聽到的那麽輕，輕得恰到好處。她這句話是在我說到“大家都在喊”的時候說的，她說的是“三點半”，正好跟“都在喊”押韻，按現代語言是押韻的。我服了她了，我更服了我自己，人家後來說地下工作，我覺得地下工作就應該這樣做。我的心可以兩用，而且用得是那樣的自然。可見我還年輕。年輕是許多東西的盛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