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對於這種情況劉旭早有預料。劉旭種牛痘之後，身體確實有些不適，不過創口在結疤之後，心裏有底了。不久，他到城裏找到唐誌，希望公開這個方法。唐誌把他安排在得月樓，問他今後的打算。劉旭非常清楚自己的狀況，寫詩詞的天賦有限，對於經文不算精通，除非有人提攜，想科舉出頭難度很大。這次唐誌把種牛痘的方法交給他，可以說是幫了他很大的忙，憑借這個方子出名是很容易的，也許能撈一個官當當。劉旭在唐誌麵前倒沒有藏著掖著，把自己的情況和打算對唐誌開誠布公，“九郎能把這份功勞交給我，這份恩德小弟永身不忘。”
好嘛，認自己做大哥了，這份機靈勁就很不錯。
唐誌道：“還有另一條路可供選擇，想不想試試？”
“兄長教我。”
“你把方子公開的時候，順便交上一份策論，《攤丁入畝論》。”
唐誌詳細給劉旭講解攤丁入畝的方法。攤丁入畝是後世清朝政府實施的，將曆代相沿的丁銀並入田賦征收的一種賦稅製度，標誌著中國實行兩千多年人頭稅（丁稅）的廢除。這一製度的實行，減輕了無地、少地農民的經濟負擔，促進了人口增長。勞動者有了較大的人生自由，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賦稅規則的簡化減少了官府打馬虎眼任意加稅的可能。
攤丁入畝的實施，直接導致中國人口的爆炸性增長，從乾隆6年（1740年）人口突破1億，到乾隆57年（1790年）突破3億，再到道光14年（1834年）全國人口突破4億，占世界人口超40%，奠定了中國人口大國的基礎。
中國曆史上的政權經曆興衰治亂，往複循環呈現出的周期性現象，形成一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自秦漢以後，中國曆史便輪迴往返，一次次治亂反複而幾無窮已。史家的解釋是多種多樣的，所有的說法都有其道理，都能解釋部分甚至很多事實。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如果從經濟層麵來觀察，社會發生了哪些變化呢？
事實就是：每一王朝在其後期形成的強大既得利益階層給國家稅收帶來的巨額損失，在掏空了國家的公共財政的同時也摧毀了王朝的統治大廈。這一既得利益階層與國家公共財政之間的緊張，是傳統中國社會的基本問題，其影響極其深遠。
每一代王朝在建製伊始，都通過打倒原有大地產擁有者、重新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土地基本能夠按照人口來平均。平均土地的結果，是在國家形成自耕農階層，這一階層占據著農民的大多數。
自耕農的抵禦風險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一個天災人禍，一個疾病，自耕農就要破產，隻有出賣自己的土地，而自己則淪為佃農，土地兼並不可避免發生。這一過程通常時間都不長，到帝國後期，慢慢就形成佃農和農奴占據著農民的多數、而自耕農逐漸淪為少數的境地。
社會財富總是按照馬太效應發展，窮者越窮、富者越富，而在農業社會中，財富的主要標誌就是土地占有量，那些與政治權力相勾結的大地主，在經曆幾代皇帝之後，一般很快就通過自耕農的破產而積累起大量的地產，相反，自耕農階層在日益加重的徭役賦稅和失去自己的土地主權而成為大地主的附庸。
這時就出現這麽一種情況，地主和官僚階層掌握和隱瞞了了大量土地和人口，導致朝廷稅收減少，所以對自耕農和佃農加稅，而他們沒有或者很少土地，根本負擔不起越來越重的賦稅，這時候社會動蕩不可避免，舊的社會秩序被暴力推翻，優勝者上台，重新分配土地，然後又開始這個循環。
攤丁入畝製度最大的好處就是把人頭稅和徭役雜稅都攤入田地中，誰占有土地誰就要多繳稅，這樣減輕了無地農民的負擔，對於土地兼並有抑製作用，同時提高了人們生育孩子的積極性。宋朝的時候，在一些土地匱乏的地區如福建，很多人把新生兒溺死，因為沒有土地來養活。有些世家對於後輩子孫，特別是嫡係子孫的繁殖有很大的限製，多生就意味著土地分散，這對於家族的凝聚力是不利的。
除了攤丁入畝，唐誌還拿出《保甲法》作為攤丁入畝的輔助措施。秦漢時期確立郡縣製開始，兩千多年來，中國封建統治隻到縣級政權為止，即“王權止於縣政”。縣以下的廣大鄉村，一般由地方自治，為宗族勢力把持。
在科舉製度盛行以前，門閥世家可謂根深蒂固，整個天下絕大多數的人才都出自世家門閥，尤其是漢末至唐初，世家門閥興盛到極點，他們主宰王朝更替，影響天下興衰。真真切切做到“沒有千年的王朝，卻有千年的世家。”他們占有土地和人口，把持朝政和地方政權，任用親信，成為依附社會的吸血蟲。
廣大的農村地區被各地的宗族控製，宗族有自己的族長、成員、族產、祠堂、族規、私塾，類似於一個小社會，可以不依賴政府而獨立運行，而政府為了貫徹“移孝作忠”的政策，同時也出於避免麻煩、節省行政成本、維護社會穩定的考慮，會給與宗族一定的自治權。但是這樣就會產生一個及其惡劣的後果，就是村民依附宗族而不是依附國家，個人出了事情宗族會管，所以他們心裏隻有族群而沒有國家。
到了20世紀初，農村問題開始進入那些造反者的眼中，屢次的失敗讓他們意識到需要“喚醒民眾”，而太祖是第一個認識到廣大農民和農村的重要性，而土地革命成為重中之重，也是人民戰爭的物質保證和組織保證。
中國古代民眾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國家的概念，每次改朝換代，外族入侵，老百姓都安之若素。不管誰來都要人種地，都要稅收，誰來管都一樣。倭寇入侵的時候，鄉紳帶領民眾舉著小旗歡迎，大量的部隊投奔過去，比倭寇還多。隻是後來倭寇燒殺搶掠，民眾才發現不對勁，國家意識開始覺醒。
土地改革本身不僅僅是土地的重新分配，而是依附於土地之上的權力重新分配。因為在農業社會，土地就是最核心的資源，土地就意味著權力。無論是村社公田還是宗族族田還是主客租佃，土地意味著權力。所以土改時打破村社原有權力分配的關鍵。沒有了土地就沒有了權力。領主沒有了土地，誰還當你是領主？宗族沒有族田，族權自然就削弱和瓦解了。所以土改本身就是社會革命，他是用來打破舊的社會體係的。
當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很多人還不理解，認為這是破壞農村的社會秩序。其實土改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摧毀中國的宗族製度，建立國家基層組織，讓民眾對於宗族的依賴轉變成對於國家的依賴，有困難找政府而不是找宗族，改變過去民眾隻有家庭、家族沒有國家的觀念，從一個宗族國家轉變成一個民族國家，這是一切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基礎，也是愛國主義的基礎，這樣中國人民才會團結，擰成一股繩，才會強大。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隻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後世曆史學家蔣廷黻1938年在《中國近代史》中的這一世紀之問，一語道破此前此後二百年間中華民族的使命與追求。什麽樣的道路能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什麽樣的道路能帶來國家富強、人民富裕？什麽樣的道路能實現中華民族的複興，引領中國躋身世界先進行列？
唐誌把保甲法拿出來就是為了打破宗族勢力對於農村的壟斷，建立起國家的基層組織。現在唐朝的農村隻有一個裏正，沒有大宗族的協助，他們什麽事都辦不成。如果沒有這個執行組織，攤丁入畝就會成為一句空話。
聽完唐誌的介紹，劉旭開始全身冒冷汗，坑爹啊，沒想到唐誌竟然拿出這樣一件策論。這東西要拿出去，大唐朝野就要炸鍋了，這是與天下的世族和官僚為敵啊！所謂千夫所指，無疾而終，我這是要站在那些公卿世家的對立麵了。
但是這個東西誰愛看？皇上啊。第一可以削弱越來越龐大的宗族勢力，第二可以加強中央集權。現在李家王朝最想幹掉的是誰？關隴門閥啊！
關隴門閥在後世有個名稱——關隴集團。關隴集團是指北魏時期主要籍貫位於陝西關中和甘肅隴山（今六盤山）周圍的門閥軍事勢力。
北魏為了保障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的安全，在沿邊地區也就是河北北部、內蒙古南部建立了六個軍鎮，合稱六鎮。初期六鎮將士大部分是鮮卑貴族，還有一部分是漢人豪強，但後期漢人逐步成為主體。
公元533年，關中大行台賀拔嶽接受了北魏孝武帝的密令，開始對抗高歡，並率部整合關隴地區的軍事力量。這批軍事貴族以賀拔嶽舊部為班底，定居關中，胡漢雜糅，文武合一，互相通婚。
到西魏時，完善了府兵製，在府兵的頂端設置八柱國、十二大將軍。在當時戰火紛飛的狀態下，西魏是軍政合一的，這八柱國、十二大將軍都是出將入相，不光是軍隊的統帥，同時也是國家的領導核心，還是當時關中地區最顯赫的二十大家族，各方麵都處於社會的頂端。西魏、北周、隋、唐四代皇帝都出自這個集團，其中，西魏、北周和唐朝的始祖都曾是八柱國之一，而隋朝的始祖曾是十二大將軍之一。說起來隋唐的建立，都是繼承了前朝的政治遺產。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關隴集團的每一個皇帝上台，都是依靠其他世家的支持，但是一旦他們奪取了天下，接下來的動作就是對其他世家削弱打壓，有這些強大的世家在，皇上都睡不安穩。
攤丁入畝和保甲法就是捅向世家宗族的一把利刃。接還是不接？劉旭有點遲疑，這是一條不歸路，即使能進朝廷，以後就會被孤立，隻能做孤臣了。
“*******，豈因禍福趨避之？”唐誌鼓勵道。
生死以，以你妹啊！劉旭沒好氣。你怎麽不上，叫我作敢死隊的？他這樣想，但是沒有說出來。他知道唐誌肚子裏盡是壞水，但是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就是他真不想做官，也不想出名。消滅天花這麽大一份功勞他都可以拱手讓出，何況其他？他是到了這個境界，生活得悠哉悠哉。可是我不行啊，我還要為前程打拚，出來快三年了，也沒有迴去看看，孩子都要認不得我了。
好嘛，認自己做大哥了，這份機靈勁就很不錯。
唐誌道：“還有另一條路可供選擇，想不想試試？”
“兄長教我。”
“你把方子公開的時候，順便交上一份策論，《攤丁入畝論》。”
唐誌詳細給劉旭講解攤丁入畝的方法。攤丁入畝是後世清朝政府實施的，將曆代相沿的丁銀並入田賦征收的一種賦稅製度，標誌著中國實行兩千多年人頭稅（丁稅）的廢除。這一製度的實行，減輕了無地、少地農民的經濟負擔，促進了人口增長。勞動者有了較大的人生自由，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賦稅規則的簡化減少了官府打馬虎眼任意加稅的可能。
攤丁入畝的實施，直接導致中國人口的爆炸性增長，從乾隆6年（1740年）人口突破1億，到乾隆57年（1790年）突破3億，再到道光14年（1834年）全國人口突破4億，占世界人口超40%，奠定了中國人口大國的基礎。
中國曆史上的政權經曆興衰治亂，往複循環呈現出的周期性現象，形成一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自秦漢以後，中國曆史便輪迴往返，一次次治亂反複而幾無窮已。史家的解釋是多種多樣的，所有的說法都有其道理，都能解釋部分甚至很多事實。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如果從經濟層麵來觀察，社會發生了哪些變化呢？
事實就是：每一王朝在其後期形成的強大既得利益階層給國家稅收帶來的巨額損失，在掏空了國家的公共財政的同時也摧毀了王朝的統治大廈。這一既得利益階層與國家公共財政之間的緊張，是傳統中國社會的基本問題，其影響極其深遠。
每一代王朝在建製伊始，都通過打倒原有大地產擁有者、重新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土地基本能夠按照人口來平均。平均土地的結果，是在國家形成自耕農階層，這一階層占據著農民的大多數。
自耕農的抵禦風險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一個天災人禍，一個疾病，自耕農就要破產，隻有出賣自己的土地，而自己則淪為佃農，土地兼並不可避免發生。這一過程通常時間都不長，到帝國後期，慢慢就形成佃農和農奴占據著農民的多數、而自耕農逐漸淪為少數的境地。
社會財富總是按照馬太效應發展，窮者越窮、富者越富，而在農業社會中，財富的主要標誌就是土地占有量，那些與政治權力相勾結的大地主，在經曆幾代皇帝之後，一般很快就通過自耕農的破產而積累起大量的地產，相反，自耕農階層在日益加重的徭役賦稅和失去自己的土地主權而成為大地主的附庸。
這時就出現這麽一種情況，地主和官僚階層掌握和隱瞞了了大量土地和人口，導致朝廷稅收減少，所以對自耕農和佃農加稅，而他們沒有或者很少土地，根本負擔不起越來越重的賦稅，這時候社會動蕩不可避免，舊的社會秩序被暴力推翻，優勝者上台，重新分配土地，然後又開始這個循環。
攤丁入畝製度最大的好處就是把人頭稅和徭役雜稅都攤入田地中，誰占有土地誰就要多繳稅，這樣減輕了無地農民的負擔，對於土地兼並有抑製作用，同時提高了人們生育孩子的積極性。宋朝的時候，在一些土地匱乏的地區如福建，很多人把新生兒溺死，因為沒有土地來養活。有些世家對於後輩子孫，特別是嫡係子孫的繁殖有很大的限製，多生就意味著土地分散，這對於家族的凝聚力是不利的。
除了攤丁入畝，唐誌還拿出《保甲法》作為攤丁入畝的輔助措施。秦漢時期確立郡縣製開始，兩千多年來，中國封建統治隻到縣級政權為止，即“王權止於縣政”。縣以下的廣大鄉村，一般由地方自治，為宗族勢力把持。
在科舉製度盛行以前，門閥世家可謂根深蒂固，整個天下絕大多數的人才都出自世家門閥，尤其是漢末至唐初，世家門閥興盛到極點，他們主宰王朝更替，影響天下興衰。真真切切做到“沒有千年的王朝，卻有千年的世家。”他們占有土地和人口，把持朝政和地方政權，任用親信，成為依附社會的吸血蟲。
廣大的農村地區被各地的宗族控製，宗族有自己的族長、成員、族產、祠堂、族規、私塾，類似於一個小社會，可以不依賴政府而獨立運行，而政府為了貫徹“移孝作忠”的政策，同時也出於避免麻煩、節省行政成本、維護社會穩定的考慮，會給與宗族一定的自治權。但是這樣就會產生一個及其惡劣的後果，就是村民依附宗族而不是依附國家，個人出了事情宗族會管，所以他們心裏隻有族群而沒有國家。
到了20世紀初，農村問題開始進入那些造反者的眼中，屢次的失敗讓他們意識到需要“喚醒民眾”，而太祖是第一個認識到廣大農民和農村的重要性，而土地革命成為重中之重，也是人民戰爭的物質保證和組織保證。
中國古代民眾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國家的概念，每次改朝換代，外族入侵，老百姓都安之若素。不管誰來都要人種地，都要稅收，誰來管都一樣。倭寇入侵的時候，鄉紳帶領民眾舉著小旗歡迎，大量的部隊投奔過去，比倭寇還多。隻是後來倭寇燒殺搶掠，民眾才發現不對勁，國家意識開始覺醒。
土地改革本身不僅僅是土地的重新分配，而是依附於土地之上的權力重新分配。因為在農業社會，土地就是最核心的資源，土地就意味著權力。無論是村社公田還是宗族族田還是主客租佃，土地意味著權力。所以土改時打破村社原有權力分配的關鍵。沒有了土地就沒有了權力。領主沒有了土地，誰還當你是領主？宗族沒有族田，族權自然就削弱和瓦解了。所以土改本身就是社會革命，他是用來打破舊的社會體係的。
當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很多人還不理解，認為這是破壞農村的社會秩序。其實土改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摧毀中國的宗族製度，建立國家基層組織，讓民眾對於宗族的依賴轉變成對於國家的依賴，有困難找政府而不是找宗族，改變過去民眾隻有家庭、家族沒有國家的觀念，從一個宗族國家轉變成一個民族國家，這是一切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基礎，也是愛國主義的基礎，這樣中國人民才會團結，擰成一股繩，才會強大。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隻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後世曆史學家蔣廷黻1938年在《中國近代史》中的這一世紀之問，一語道破此前此後二百年間中華民族的使命與追求。什麽樣的道路能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什麽樣的道路能帶來國家富強、人民富裕？什麽樣的道路能實現中華民族的複興，引領中國躋身世界先進行列？
唐誌把保甲法拿出來就是為了打破宗族勢力對於農村的壟斷，建立起國家的基層組織。現在唐朝的農村隻有一個裏正，沒有大宗族的協助，他們什麽事都辦不成。如果沒有這個執行組織，攤丁入畝就會成為一句空話。
聽完唐誌的介紹，劉旭開始全身冒冷汗，坑爹啊，沒想到唐誌竟然拿出這樣一件策論。這東西要拿出去，大唐朝野就要炸鍋了，這是與天下的世族和官僚為敵啊！所謂千夫所指，無疾而終，我這是要站在那些公卿世家的對立麵了。
但是這個東西誰愛看？皇上啊。第一可以削弱越來越龐大的宗族勢力，第二可以加強中央集權。現在李家王朝最想幹掉的是誰？關隴門閥啊！
關隴門閥在後世有個名稱——關隴集團。關隴集團是指北魏時期主要籍貫位於陝西關中和甘肅隴山（今六盤山）周圍的門閥軍事勢力。
北魏為了保障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的安全，在沿邊地區也就是河北北部、內蒙古南部建立了六個軍鎮，合稱六鎮。初期六鎮將士大部分是鮮卑貴族，還有一部分是漢人豪強，但後期漢人逐步成為主體。
公元533年，關中大行台賀拔嶽接受了北魏孝武帝的密令，開始對抗高歡，並率部整合關隴地區的軍事力量。這批軍事貴族以賀拔嶽舊部為班底，定居關中，胡漢雜糅，文武合一，互相通婚。
到西魏時，完善了府兵製，在府兵的頂端設置八柱國、十二大將軍。在當時戰火紛飛的狀態下，西魏是軍政合一的，這八柱國、十二大將軍都是出將入相，不光是軍隊的統帥，同時也是國家的領導核心，還是當時關中地區最顯赫的二十大家族，各方麵都處於社會的頂端。西魏、北周、隋、唐四代皇帝都出自這個集團，其中，西魏、北周和唐朝的始祖都曾是八柱國之一，而隋朝的始祖曾是十二大將軍之一。說起來隋唐的建立，都是繼承了前朝的政治遺產。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關隴集團的每一個皇帝上台，都是依靠其他世家的支持，但是一旦他們奪取了天下，接下來的動作就是對其他世家削弱打壓，有這些強大的世家在，皇上都睡不安穩。
攤丁入畝和保甲法就是捅向世家宗族的一把利刃。接還是不接？劉旭有點遲疑，這是一條不歸路，即使能進朝廷，以後就會被孤立，隻能做孤臣了。
“*******，豈因禍福趨避之？”唐誌鼓勵道。
生死以，以你妹啊！劉旭沒好氣。你怎麽不上，叫我作敢死隊的？他這樣想，但是沒有說出來。他知道唐誌肚子裏盡是壞水，但是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就是他真不想做官，也不想出名。消滅天花這麽大一份功勞他都可以拱手讓出，何況其他？他是到了這個境界，生活得悠哉悠哉。可是我不行啊，我還要為前程打拚，出來快三年了，也沒有迴去看看，孩子都要認不得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