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7節 禮和樂的重大意義
我的國學夢我的中國夢 作者：歸來如鬆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樂記》還說：商、齊是兩種來源不同、內容也不同的古代歌曲，對人的性格產生不同的影響，熟悉商樂的人，遇事而有果斷性，熟悉齊樂的人，見利相讓而不爭。遇事能果斷的解決，是勇敢的表現，見利相讓是義氣的表現。既勇敢又講義氣的性格，沒有詩歌的感染力怎能保證形成呢？果斷、勇敢、義氣、謙讓都是人的性格特征，音樂對這些性格特征是有影響的。《樂記》認為這種音樂能培養和影響熱的性格的觀點是有價值的。
《樂記》還認為，音樂表演應適合自己的個性特點，每個人要根據自己的德性來選擇歌曲。寬厚平靜、柔和正直性格的人，宜於歌唱《頌》；胸懷寬大、直率誠實性格的人，宜於歌唱《大雅》；恭儉好禮性格的人，宜於歌唱《小雅》，正直平靜，廉潔謙遜性格的人，宜於歌唱《風》；坦率慈愛性格的人，宜於歌唱《商》；溫良果斷性格的人，宜於歌唱《齊》。
《樂記》提出六種性格的人各自宜於歌唱《頌》、《大雅》、《小雅》、《風》、《商》、《齊》六種詩篇，和《詩經》的同名詩篇是一致的。《樂記》的作者在2ooo年前已經現了性格和音樂之間的關係，提出什麽性格的人宜於唱什麽歌曲的思想，是難能可貴的。孔子曾認識到樂有感人至深的力量，但沒有進行更具體的闡述。孟子和荀子揮了這一思想，荀子的論述，更為詳細。而《樂記》則大大揮了這種觀點，把音樂對人的情感、性格、意誌等心理的影響，論述得更加深入和全麵。
《樂記》認為，樂是人的感情對外界事物的反映，而樂所表達的思想感情和人們所處的社會政治狀況是緊密相聯的。治世的音樂和安而且快樂，說明政治太平和諧；亂世的樂聲悲怨而且憤怒，說明當時的政治****而不協調；臨亡國家的樂聲悲哀而又傷心，說明當時的政治危險、人民困苦。音樂和當時的政治是相互聯通的。音樂能反映出一個國家社會政治風俗的盛衰得失。
一定的音樂反映一定的世。有什麽樣的世，就會有什麽樣的音樂。這個世包括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和人們的生活狀況。《樂記》同樣希望當時的統治者關心樂，一方麵通過樂觀風俗、知興衰，作為考察時政的手段；另一方麵也可以防範和禁止出現亂世之音、亡國之音，使得沒有亂民鬧事，諸侯歸服，兵革不用，刑罰不用，百姓無所憂慮，天子無所不滿，做到了這一步，就表明樂已經深入民心了。《樂記》從禮樂配合、禮樂並重的角度，論述了樂對輔助政治，維護社會穩定所起的特殊作用。
我們知道，禮是關於等級製度和道德行為的規範，這必然是來自外在對人們的強製和約束。樂是用高低、強弱、長短不同的音階配合所產生的旋律和諧。《樂記》強調這種和的性質反映著等級製度的完美性、合理性，試圖表現各階層階級之間各守其倫、互不衝犯、上下有序的和諧秩序。希望人們在樂的作用影響下，接受禮所規定的道德倫理規範，從而將人們的倫理同心理協調統一起來。
《樂記》認為，禮和樂二者是相輔相成、互相補充的。它們是一個強調同，一個強調異，有同才會相親，有異才會相敬。最高尚的樂像天那樣的和諧，最隆重的禮又像天地那樣的有別。由於和諧，所以萬物各得其所；由於有別，所以要祭天祀地。樂強調調和同一，禮強調區別差異；禮和樂的學說，貫通了全部人情。
正是由於禮和樂二者作用不同，所以，在政治倫理上就有不同的影響。禮的製度建立了，貴賤的等級才有區別；樂的文采協調了，上下的關係才能和睦。樂是從內心出，禮是從外部表現。因為樂從內心出，所以誠實無偽；因為禮從外部表現，所以文質彬彬。最高級的樂一定是平緩的，最隆重的禮一定是簡樸的。樂深入民心，就會消除怨恨；禮得到貫徹，就會消除爭鬥。
樂偏重於治心，用情感人，用德化人，潛移默化地使人承聽和順。禮卻偏重於從外在行為上規範人，強製人們去遵守。樂從內，禮從外；樂從情感，禮從理智；樂從潛移默化去感染人；禮從製度規範去強製人。禮樂配合，使人們內則無怨，外則不爭，使社會呈現一種所謂內和而外順的禮樂之治的升平景象。
總之，禮和樂各有自己的本質、提點和作用，同時，又是互相聯係、不可分割、不可偏廢的。過於偏重樂就會使人放蕩不羈，過於偏重禮就會使人離而不親。樂如果過極限，就會招致憂亂；禮如果沒有節製，就會產生邪惡。所以禮樂相輔相成，交互為用，不可分離，共為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重要手段。
《樂記》還認為，音樂表演應適合自己的個性特點，每個人要根據自己的德性來選擇歌曲。寬厚平靜、柔和正直性格的人，宜於歌唱《頌》；胸懷寬大、直率誠實性格的人，宜於歌唱《大雅》；恭儉好禮性格的人，宜於歌唱《小雅》，正直平靜，廉潔謙遜性格的人，宜於歌唱《風》；坦率慈愛性格的人，宜於歌唱《商》；溫良果斷性格的人，宜於歌唱《齊》。
《樂記》提出六種性格的人各自宜於歌唱《頌》、《大雅》、《小雅》、《風》、《商》、《齊》六種詩篇，和《詩經》的同名詩篇是一致的。《樂記》的作者在2ooo年前已經現了性格和音樂之間的關係，提出什麽性格的人宜於唱什麽歌曲的思想，是難能可貴的。孔子曾認識到樂有感人至深的力量，但沒有進行更具體的闡述。孟子和荀子揮了這一思想，荀子的論述，更為詳細。而《樂記》則大大揮了這種觀點，把音樂對人的情感、性格、意誌等心理的影響，論述得更加深入和全麵。
《樂記》認為，樂是人的感情對外界事物的反映，而樂所表達的思想感情和人們所處的社會政治狀況是緊密相聯的。治世的音樂和安而且快樂，說明政治太平和諧；亂世的樂聲悲怨而且憤怒，說明當時的政治****而不協調；臨亡國家的樂聲悲哀而又傷心，說明當時的政治危險、人民困苦。音樂和當時的政治是相互聯通的。音樂能反映出一個國家社會政治風俗的盛衰得失。
一定的音樂反映一定的世。有什麽樣的世，就會有什麽樣的音樂。這個世包括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和人們的生活狀況。《樂記》同樣希望當時的統治者關心樂，一方麵通過樂觀風俗、知興衰，作為考察時政的手段；另一方麵也可以防範和禁止出現亂世之音、亡國之音，使得沒有亂民鬧事，諸侯歸服，兵革不用，刑罰不用，百姓無所憂慮，天子無所不滿，做到了這一步，就表明樂已經深入民心了。《樂記》從禮樂配合、禮樂並重的角度，論述了樂對輔助政治，維護社會穩定所起的特殊作用。
我們知道，禮是關於等級製度和道德行為的規範，這必然是來自外在對人們的強製和約束。樂是用高低、強弱、長短不同的音階配合所產生的旋律和諧。《樂記》強調這種和的性質反映著等級製度的完美性、合理性，試圖表現各階層階級之間各守其倫、互不衝犯、上下有序的和諧秩序。希望人們在樂的作用影響下，接受禮所規定的道德倫理規範，從而將人們的倫理同心理協調統一起來。
《樂記》認為，禮和樂二者是相輔相成、互相補充的。它們是一個強調同，一個強調異，有同才會相親，有異才會相敬。最高尚的樂像天那樣的和諧，最隆重的禮又像天地那樣的有別。由於和諧，所以萬物各得其所；由於有別，所以要祭天祀地。樂強調調和同一，禮強調區別差異；禮和樂的學說，貫通了全部人情。
正是由於禮和樂二者作用不同，所以，在政治倫理上就有不同的影響。禮的製度建立了，貴賤的等級才有區別；樂的文采協調了，上下的關係才能和睦。樂是從內心出，禮是從外部表現。因為樂從內心出，所以誠實無偽；因為禮從外部表現，所以文質彬彬。最高級的樂一定是平緩的，最隆重的禮一定是簡樸的。樂深入民心，就會消除怨恨；禮得到貫徹，就會消除爭鬥。
樂偏重於治心，用情感人，用德化人，潛移默化地使人承聽和順。禮卻偏重於從外在行為上規範人，強製人們去遵守。樂從內，禮從外；樂從情感，禮從理智；樂從潛移默化去感染人；禮從製度規範去強製人。禮樂配合，使人們內則無怨，外則不爭，使社會呈現一種所謂內和而外順的禮樂之治的升平景象。
總之，禮和樂各有自己的本質、提點和作用，同時，又是互相聯係、不可分割、不可偏廢的。過於偏重樂就會使人放蕩不羈，過於偏重禮就會使人離而不親。樂如果過極限，就會招致憂亂；禮如果沒有節製，就會產生邪惡。所以禮樂相輔相成，交互為用，不可分離，共為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