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交近攻本身是範雎為秦昭王和秦國提供的一種實用策略，和鄰國交惡，是為了鄰近的地理環境可以使得本國能夠快速集中軍事力量進行優勢打擊，並取得最大戰國，最後達到軍事占領。
而和遠方的國家結盟，一則是為了避免自己兩麵受敵的風險或者第三方國參與形成戰爭的變數，二則，孤立鄰國，可以快速鞏固對鄰國作戰的軍事成果。
這種實用戰略，單純套用到19世紀來，確實是無法直接應用的事情。
現代戰爭中，要對一個國家進行全麵的軍事占領，達到掠奪領土的目的，幾乎是不太可能，而且動則與一國進行全麵戰爭，哪怕有實力優勢，成本也是巨大的。
人是會動的，除非有什麽法術，能把一個國家的人都關起來，全部都殺光，這不可能。
一個國家即使亡國了，人也會跑出去一部分，會不懈努力尋求複國，19世紀，非洲可能稍微差一點，歐洲的國家意識已經很強了，美洲和亞洲也逐漸在列強的殖民統治之下，被動的開始開化，國家意識都在逐步喚醒當中。
成為大哥，讓人來依附於自己，才是最佳的選擇。
就像加拿大，即便是到了華皇重生之前，也照樣認英法為大哥。
其次，現代國家的地緣環境不再是單純的地理距離決定的，軍事手段的增強和商貿體係的全球整合，逆向作用到了局部的地緣局勢上去。
故而，國家之間的關係遠遠不是單純的軍事敵對或者契約式的軍事同盟這些結構了。
但是，這套實用戰略的方法論，還是可以運用到現在的。所謂“近攻”，本質是在與自身地緣衝突最明顯，利益糾葛最頻繁，因為結構便利，可以集中自身優勢外擴，對其進行一定程度的“向心趨勢”影響，從而達到一定程度的主導，爭取最大的戰略利益。
所謂“遠交”，本質是在與自身地緣衝突相對遠或者利益糾葛不緊要，而自身的勢力還不能直接對其作出影響來平衡地緣關係的情況下，采取交好，僵持，或者擱置爭議的方法，把關係保持在一個“中質態”，防止其作為第三方不確定因素對已有的戰略空間有不利影響。
這也就是某種意義上的“戰略空間論”。
傳統的地緣劃分，大多是以實際控製區域為核心來進行操作，叫“地緣空間論”。
華皇在1879年看明白的問題，直到100年後，才逐漸被各國看明白，華皇的見聞，何止領先現在100年。
現代地緣博弈中，實際控製的概念被泛化了。
如果可以讓一個地區對本國的經濟向心力極大且無法擺脫依賴，這也是一種“控製”。
而這正是華皇需要的控製形態，隨著對戰爭的了解，華皇其實對於戰爭越來越保守了，不是萬不得已，不願意動武，軍隊動一動，國民經濟就是大幅度的倒退，賣軍火，才是刺激經濟的。
能讓別人去打架，讓別人為了自己去打架，這才是最牛的。如果可以對某一地區進行“可控範圍內”的單向外交捆綁，這也是控製。
如果能對某個地緣保持“軍事存在”和“快速反應”，也是一類控製。
所以，所謂的“戰略空間”，就是通過“經濟向心”，“軍事存在”，“外交捆綁”，“地緣衍生”，“同盟協議”等等方式，所構成的包括本土在內的所有“實際可操作”空間，其本質是“軟性擴張主義”。
和“軍事擴張主義”的區別在於，不再單單依托“軍事占領”。
那麽這套“遠交近攻”的方法論其實就擴展開來了。
華國與某些國家的交好，包括地緣上近的俄羅斯和東南亞某些國家，本質上是“攻”而不是“交”，隻不過這裏的“攻”不是單純的對抗性軍事手段而已。
而這個“近”也不僅僅是地緣，相對而言有經濟互助需求的歐洲大陸的某些國家，也算“近”。
這就是某種意義的“近攻”。
而同樣，華國與某些國家的外交衝突，雖然在地理上很近，但是在戰略空間上是“遠”的——因為華國目前的主導能力還不能夠達到對其作出“向心”，而其往往接受著另一國家的“向心”影響。
故而，華國在外交上要麽達成某種意義上的軍事僵持和外交僵局，可能是擱置爭議，把關係保持在一個“中立的態度”，這也是某種意義上的“交”，現在萌總裁對沙俄的態度就是這樣，雖然不便於親自出訪，但是華國和沙俄的關係複蘇，一直是曾紀澤在歐洲外交的一個重心。
在北宋末期，隨著契丹的衰落和女真的興起，北方遊牧民族之間的矛盾日漸突出，這為北宋解決威脅國家安全的遊牧民族問題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但是，在這一機遇麵前，北宋政權卻做出了錯誤的選擇，他聯合女真滅遼，為正在崛起的女真消滅了客觀上作為自身屏障的遼國。
其結果是，在滅遼後不久，女真就發動對北宋的戰爭，一舉滅亡了北宋。
北宋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一方麵是由於和遼國多年的積怨和仇恨使之做出了目光短淺的選擇，一定要致遼國這個多年的宿敵於死地而後快；另一方麵曆代王朝所慣用的遠交近攻的策略也使得北宋認為聯合女真滅遼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遠交近攻是進取型的策略，需要與強大的軍事力量配合使用，對於軍事力量長期積弱、曆來采取防禦性策略的北宋政權來說在這個時期、這種形勢下采取這樣的策略恰恰是適得其反。
北宋的這個政治抉擇稱得上是南轅北轍，不僅無助於確保國家安全，反而加速了自身的滅亡。
女真的南侵、北宋的滅亡和南宋的建立所帶來的一個對中國曆史格局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就是中國經濟和政治中心的再次南移，正是這次南移使得江南地區最終成為中國經濟和文化的中心。
無獨有偶，在南宋末期，當女真政權日益衰落而蒙古政權不斷崛起之際，南宋政權非但沒有從北宋的滅亡當中吸取教訓，反而重複了和北宋相同的錯誤，聯合蒙古滅金，這一失誤理所當然招致了相同的結果。
所以，華皇認為，就19世紀末的這個時代來說，與遠近的國家都搞好關係才是正路。
“遠交近攻”的戰略也不會完全消失。
在全球範圍內，遠交近攻在全球化時代已經失去了其往昔的意義，但這一政策並未遠離華國，反而從新的角度成為一種常態。
在區域範圍內，遠交近攻依然普遍存在。“遠”已經不單純是物理距離上的遠，而是國家利益的不相衝突。
但國家利益的衝突與否恰恰又與地理位置有一定關係，也和意識形態等不可分割。
地緣政治，不光記得遠交近攻，也要記得唇亡齒寒。前者是對強國說的，後者對弱國說的。
華國現在這種不強不弱的狀態，對於華國和華皇的要求都很高，尤其是對於華皇來說，本身隻是一個沒有任何政治經驗的吊絲穿越巨而已，他現在都還在摸索階段，時而惶恐呢。
還有一點，華國的地理條件在如今還是重要考慮因素。在接二連三碰壁之後，華皇的首選，又重新從奧匈帝國，轉向了遠交德國。
華皇特別敬佩的國家就是德國，主要因為德國的基礎工業絕對是大拇指，可以彌補華國的短板。
而和遠方的國家結盟，一則是為了避免自己兩麵受敵的風險或者第三方國參與形成戰爭的變數，二則，孤立鄰國，可以快速鞏固對鄰國作戰的軍事成果。
這種實用戰略，單純套用到19世紀來，確實是無法直接應用的事情。
現代戰爭中，要對一個國家進行全麵的軍事占領，達到掠奪領土的目的，幾乎是不太可能，而且動則與一國進行全麵戰爭，哪怕有實力優勢，成本也是巨大的。
人是會動的，除非有什麽法術，能把一個國家的人都關起來，全部都殺光，這不可能。
一個國家即使亡國了，人也會跑出去一部分，會不懈努力尋求複國，19世紀，非洲可能稍微差一點，歐洲的國家意識已經很強了，美洲和亞洲也逐漸在列強的殖民統治之下，被動的開始開化，國家意識都在逐步喚醒當中。
成為大哥，讓人來依附於自己，才是最佳的選擇。
就像加拿大，即便是到了華皇重生之前，也照樣認英法為大哥。
其次，現代國家的地緣環境不再是單純的地理距離決定的，軍事手段的增強和商貿體係的全球整合，逆向作用到了局部的地緣局勢上去。
故而，國家之間的關係遠遠不是單純的軍事敵對或者契約式的軍事同盟這些結構了。
但是，這套實用戰略的方法論，還是可以運用到現在的。所謂“近攻”，本質是在與自身地緣衝突最明顯，利益糾葛最頻繁，因為結構便利，可以集中自身優勢外擴，對其進行一定程度的“向心趨勢”影響，從而達到一定程度的主導，爭取最大的戰略利益。
所謂“遠交”，本質是在與自身地緣衝突相對遠或者利益糾葛不緊要，而自身的勢力還不能直接對其作出影響來平衡地緣關係的情況下，采取交好，僵持，或者擱置爭議的方法，把關係保持在一個“中質態”，防止其作為第三方不確定因素對已有的戰略空間有不利影響。
這也就是某種意義上的“戰略空間論”。
傳統的地緣劃分，大多是以實際控製區域為核心來進行操作，叫“地緣空間論”。
華皇在1879年看明白的問題，直到100年後，才逐漸被各國看明白，華皇的見聞，何止領先現在100年。
現代地緣博弈中，實際控製的概念被泛化了。
如果可以讓一個地區對本國的經濟向心力極大且無法擺脫依賴，這也是一種“控製”。
而這正是華皇需要的控製形態，隨著對戰爭的了解，華皇其實對於戰爭越來越保守了，不是萬不得已，不願意動武，軍隊動一動，國民經濟就是大幅度的倒退，賣軍火，才是刺激經濟的。
能讓別人去打架，讓別人為了自己去打架，這才是最牛的。如果可以對某一地區進行“可控範圍內”的單向外交捆綁，這也是控製。
如果能對某個地緣保持“軍事存在”和“快速反應”，也是一類控製。
所以，所謂的“戰略空間”，就是通過“經濟向心”，“軍事存在”，“外交捆綁”，“地緣衍生”，“同盟協議”等等方式，所構成的包括本土在內的所有“實際可操作”空間，其本質是“軟性擴張主義”。
和“軍事擴張主義”的區別在於，不再單單依托“軍事占領”。
那麽這套“遠交近攻”的方法論其實就擴展開來了。
華國與某些國家的交好，包括地緣上近的俄羅斯和東南亞某些國家，本質上是“攻”而不是“交”，隻不過這裏的“攻”不是單純的對抗性軍事手段而已。
而這個“近”也不僅僅是地緣，相對而言有經濟互助需求的歐洲大陸的某些國家，也算“近”。
這就是某種意義的“近攻”。
而同樣，華國與某些國家的外交衝突，雖然在地理上很近，但是在戰略空間上是“遠”的——因為華國目前的主導能力還不能夠達到對其作出“向心”，而其往往接受著另一國家的“向心”影響。
故而，華國在外交上要麽達成某種意義上的軍事僵持和外交僵局，可能是擱置爭議，把關係保持在一個“中立的態度”，這也是某種意義上的“交”，現在萌總裁對沙俄的態度就是這樣，雖然不便於親自出訪，但是華國和沙俄的關係複蘇，一直是曾紀澤在歐洲外交的一個重心。
在北宋末期，隨著契丹的衰落和女真的興起，北方遊牧民族之間的矛盾日漸突出，這為北宋解決威脅國家安全的遊牧民族問題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但是，在這一機遇麵前，北宋政權卻做出了錯誤的選擇，他聯合女真滅遼，為正在崛起的女真消滅了客觀上作為自身屏障的遼國。
其結果是，在滅遼後不久，女真就發動對北宋的戰爭，一舉滅亡了北宋。
北宋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一方麵是由於和遼國多年的積怨和仇恨使之做出了目光短淺的選擇，一定要致遼國這個多年的宿敵於死地而後快；另一方麵曆代王朝所慣用的遠交近攻的策略也使得北宋認為聯合女真滅遼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遠交近攻是進取型的策略，需要與強大的軍事力量配合使用，對於軍事力量長期積弱、曆來采取防禦性策略的北宋政權來說在這個時期、這種形勢下采取這樣的策略恰恰是適得其反。
北宋的這個政治抉擇稱得上是南轅北轍，不僅無助於確保國家安全，反而加速了自身的滅亡。
女真的南侵、北宋的滅亡和南宋的建立所帶來的一個對中國曆史格局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就是中國經濟和政治中心的再次南移，正是這次南移使得江南地區最終成為中國經濟和文化的中心。
無獨有偶，在南宋末期，當女真政權日益衰落而蒙古政權不斷崛起之際，南宋政權非但沒有從北宋的滅亡當中吸取教訓，反而重複了和北宋相同的錯誤，聯合蒙古滅金，這一失誤理所當然招致了相同的結果。
所以，華皇認為，就19世紀末的這個時代來說，與遠近的國家都搞好關係才是正路。
“遠交近攻”的戰略也不會完全消失。
在全球範圍內，遠交近攻在全球化時代已經失去了其往昔的意義，但這一政策並未遠離華國，反而從新的角度成為一種常態。
在區域範圍內，遠交近攻依然普遍存在。“遠”已經不單純是物理距離上的遠，而是國家利益的不相衝突。
但國家利益的衝突與否恰恰又與地理位置有一定關係，也和意識形態等不可分割。
地緣政治，不光記得遠交近攻，也要記得唇亡齒寒。前者是對強國說的，後者對弱國說的。
華國現在這種不強不弱的狀態，對於華國和華皇的要求都很高，尤其是對於華皇來說，本身隻是一個沒有任何政治經驗的吊絲穿越巨而已，他現在都還在摸索階段，時而惶恐呢。
還有一點，華國的地理條件在如今還是重要考慮因素。在接二連三碰壁之後，華皇的首選，又重新從奧匈帝國，轉向了遠交德國。
華皇特別敬佩的國家就是德國，主要因為德國的基礎工業絕對是大拇指，可以彌補華國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