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錯這個人的文學造詣很深，上過的奏疏也不止這一篇。
在漢文帝時期，晁錯有過《賢良對策》、《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募民實塞疏》等多篇政論，篇篇深識幽顯，見解透辟，能切中要害，剖析利弊，不發空論。
《守邊勸農疏》和《募民實塞疏》都提出了一個“徙民實邊”的觀點，事實上，這是後世“民屯”的最初說法。漢文帝采納了這個建議，後世的曆代王朝，包括今天都依然沿用這個辦法。
再比如《言兵事疏》中也提出一個頗有見地的觀點——“以蠻夷攻蠻夷”。這個紙上談兵的書生，著實令人佩服。清朝時期那個“以夷製夷”的口號，隻不過是拾晁錯的牙慧而已，並沒什麽新鮮。
魯迅先生曾有過一個“西漢鴻文”的評價，這四個字實際上針對的是兩個人的文章，一個是賈誼的政論，另外一個就是晁錯的。
晁錯的文章，頗具戰國縱橫家風氣，力道遒勁，節奏明快、氣勢磅礴；同時語言明理，意脈流轉，在延續戰國大開大合、鋪張揚利的文風，也彰顯了大漢氣象。並且他的文風和賈誼稍顯不同，賈誼政論恢弘磅礴，而晁錯的政論多峭直犀利。不管怎麽說，這個政壇新貴，早已是文壇巨匠。
現在，他又準備發表文章了。
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晁錯上了一道很有名的奏疏——削藩策》，這是一篇影響了很多人命運的議論文，當然也包括晁錯本人。
實際上，晁錯提出“削藩”是在漢文帝時期，由於劉恆不置可否，因此晁錯每年都揪著這個內容不放，一口氣給皇帝寫了幾十封信。不過在當時，他的這個口號並沒什麽實際意義，隻不過為自己招惹了不少仇人而已。
但現在，有景帝的充分信任，晁錯說出來的話就今非昔比了。
要說，晁錯選擇這個時候上疏也是有自己考慮的。因為這兩年來，憑借皇帝的信任，毫不費勁地氣死了申屠嘉，趕走了袁盎，勢頭強勁，朝堂上幾乎沒什麽人敢和他唱反調，甚至連丞相陶青見了他還要客客氣氣，不敢造次。這麽好的氛圍不利用一下，簡直是對生命的浪費。因此，晁錯展卷寫下了這道《削藩策》，以簡潔短促語句，犀利剛硬地提出了這麽一個觀點：“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
“削藩”這個口號在很多朝代都曾涉及，但並非所有朝代，比如秦朝就未曾提過。
不過這是有特殊的曆史背景的。秦始皇橫掃六國統一天下後，廢除了分封製，在全國推行郡縣製，把皇家子弟全部好吃好喝地養在京城，沒讓他們去禍害地方。而地方的最高長官是郡守，但其手中沒有兵權，想搞獨立王國很難。因此，秦朝從未產生過“諸侯尾大不掉”的景象。
可漢王朝卻大不相同。劉邦建國時，在周朝“分封製”和秦朝“郡縣製”兩條製度體係的基礎上搞了一了中間路線——京畿之地，實行郡縣製；偏遠之處，推行分封製。並把自己的侄子們打發遠遠的，在偏遠地區建立自己的“獨立王國”，這些人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權力大的沒邊，政治、經濟、軍事……反正皇帝有的權力，他們基本上都有，隻不過幅度沒那麽大罷了。
對劉姓天下來說，這的確是一個不錯的辦法。因為這些藩王們絕大部分都是劉姓子弟，不管之間怎麽鬧，說白了都是自家人之間的事情。就算有一天搞的不可開交，甚至“皇位”易主，也都是老劉家的後代，不會便宜外姓人。
但久而久之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出現了。
劉邦在世時，這些人都和劉邦很親近，可是世各三代後，就不是那麽一迴事了。雖然“爺爺”、“叔叔”、“哥哥”、“弟弟”稱唿的很親切，但心裏想的卻不是一迴事。我的就是我的，無論你是誰，就算是天王老子來了，也別想動我的東西。如果一旦動了，我就和你沒完。
然而，還是有人會在他們身上打主意——皇帝。這種局麵，“皇帝”是不願意看到的，畢竟自己是無可爭議的老大，為了確保自己合法地位，自然而然地要在他們身上做文章。如此一來，這些人會不謀而合地得出一個結論：皇帝不老實，相處需謹慎。
有了這個結論後，“很嚴重的問題”就出現了：皇帝是我們共同的敵人。
這對“皇帝”來說是危險的。雖然這些親戚們平時表現的很規矩，但無時無刻不想著如何壯大實力，確保得利益，捎帶提高安全係數。而越是如此，糾紛就愈嚴重，在相互拉鋸的過程中，“兄弟相煎”就理所當然地發生了。
這大出劉邦的初衷。沒辦法，這也是“分封製”的副作用。當然後世我們所稱唿的“軍閥”，也存在相似的問題。
這個“副作用”，是很多皇帝們所頭疼的事情。漢文帝劉恆頭疼，漢景帝劉啟也頭疼。漢文帝雖然很頭疼，但沒敢輕易去捅這個馬蜂窩，雖然也不動聲色地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先後將齊國、淮南國各一分為三，不過總的來說，沒在這方麵搞出更多過火的事情。
但劉啟卻大不一樣了，早在當太子時，晁錯就在耳邊宣揚“諸侯坐大”的危害性和“削藩”的必要性，其心裏深處無時無刻不在想著這件大事。雖然老娘竇漪房建議他“不要操之過急”，但強烈的“責任心”，讓他有些坐不住。
因此，晁錯這份削藩策呈上來後，劉啟把公卿、列侯、宗室等文武大臣召集一起商議。而這一次，朝廷上卻出奇的平靜，幾乎沒什麽人反對。當然也有個例外，竇嬰是唯一一個唱反調的人。
大家不反對也是無可奈何之舉。申屠嘉強爭了一把，死了；袁盎反對了一下，走了。混個一官半職不容易，沒必要拿著身家性命和晁錯死磕。既然皇帝你聽他的要削藩，那你就削吧。
在“一團和氣”的氛圍中，晁錯講出了“削藩”的具體辦法：覓諸侯之罪。也就是說，在去劉啟親戚身上挑毛病，按個罪名抓起來，趁勢躲了他的地盤。
這真是一個簡單便捷的好辦法，也是一個不知所謂的辦法。這種辦法，隻有晁錯這種個不懂世事、不通人情的狠角色敢提出來。
而有趣的是，33歲的劉啟卻點了點頭，認為這個辦法不錯。年輕，還是太年輕了。
晁錯提出了辦事方略，找到了解決辦法，可他漏掉了一條：保障機製。
用他的話來說，“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可如果人家真要反了的話又該如何應對，卻沒能提出來。這對他來說是危險的。
應該說，他還是個沒經世事的書生，隻有謀劃大略的智商，卻沒有付諸實施的手腕。一根筋似的往下捅，捅不死別人，就會捅死自己。
在漢文帝時期，晁錯有過《賢良對策》、《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募民實塞疏》等多篇政論，篇篇深識幽顯，見解透辟，能切中要害，剖析利弊，不發空論。
《守邊勸農疏》和《募民實塞疏》都提出了一個“徙民實邊”的觀點，事實上，這是後世“民屯”的最初說法。漢文帝采納了這個建議，後世的曆代王朝，包括今天都依然沿用這個辦法。
再比如《言兵事疏》中也提出一個頗有見地的觀點——“以蠻夷攻蠻夷”。這個紙上談兵的書生，著實令人佩服。清朝時期那個“以夷製夷”的口號，隻不過是拾晁錯的牙慧而已，並沒什麽新鮮。
魯迅先生曾有過一個“西漢鴻文”的評價，這四個字實際上針對的是兩個人的文章，一個是賈誼的政論，另外一個就是晁錯的。
晁錯的文章，頗具戰國縱橫家風氣，力道遒勁，節奏明快、氣勢磅礴；同時語言明理，意脈流轉，在延續戰國大開大合、鋪張揚利的文風，也彰顯了大漢氣象。並且他的文風和賈誼稍顯不同，賈誼政論恢弘磅礴，而晁錯的政論多峭直犀利。不管怎麽說，這個政壇新貴，早已是文壇巨匠。
現在，他又準備發表文章了。
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晁錯上了一道很有名的奏疏——削藩策》，這是一篇影響了很多人命運的議論文，當然也包括晁錯本人。
實際上，晁錯提出“削藩”是在漢文帝時期，由於劉恆不置可否，因此晁錯每年都揪著這個內容不放，一口氣給皇帝寫了幾十封信。不過在當時，他的這個口號並沒什麽實際意義，隻不過為自己招惹了不少仇人而已。
但現在，有景帝的充分信任，晁錯說出來的話就今非昔比了。
要說，晁錯選擇這個時候上疏也是有自己考慮的。因為這兩年來，憑借皇帝的信任，毫不費勁地氣死了申屠嘉，趕走了袁盎，勢頭強勁，朝堂上幾乎沒什麽人敢和他唱反調，甚至連丞相陶青見了他還要客客氣氣，不敢造次。這麽好的氛圍不利用一下，簡直是對生命的浪費。因此，晁錯展卷寫下了這道《削藩策》，以簡潔短促語句，犀利剛硬地提出了這麽一個觀點：“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
“削藩”這個口號在很多朝代都曾涉及，但並非所有朝代，比如秦朝就未曾提過。
不過這是有特殊的曆史背景的。秦始皇橫掃六國統一天下後，廢除了分封製，在全國推行郡縣製，把皇家子弟全部好吃好喝地養在京城，沒讓他們去禍害地方。而地方的最高長官是郡守，但其手中沒有兵權，想搞獨立王國很難。因此，秦朝從未產生過“諸侯尾大不掉”的景象。
可漢王朝卻大不相同。劉邦建國時，在周朝“分封製”和秦朝“郡縣製”兩條製度體係的基礎上搞了一了中間路線——京畿之地，實行郡縣製；偏遠之處，推行分封製。並把自己的侄子們打發遠遠的，在偏遠地區建立自己的“獨立王國”，這些人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權力大的沒邊，政治、經濟、軍事……反正皇帝有的權力，他們基本上都有，隻不過幅度沒那麽大罷了。
對劉姓天下來說，這的確是一個不錯的辦法。因為這些藩王們絕大部分都是劉姓子弟，不管之間怎麽鬧，說白了都是自家人之間的事情。就算有一天搞的不可開交，甚至“皇位”易主，也都是老劉家的後代，不會便宜外姓人。
但久而久之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出現了。
劉邦在世時，這些人都和劉邦很親近，可是世各三代後，就不是那麽一迴事了。雖然“爺爺”、“叔叔”、“哥哥”、“弟弟”稱唿的很親切，但心裏想的卻不是一迴事。我的就是我的，無論你是誰，就算是天王老子來了，也別想動我的東西。如果一旦動了，我就和你沒完。
然而，還是有人會在他們身上打主意——皇帝。這種局麵，“皇帝”是不願意看到的，畢竟自己是無可爭議的老大，為了確保自己合法地位，自然而然地要在他們身上做文章。如此一來，這些人會不謀而合地得出一個結論：皇帝不老實，相處需謹慎。
有了這個結論後，“很嚴重的問題”就出現了：皇帝是我們共同的敵人。
這對“皇帝”來說是危險的。雖然這些親戚們平時表現的很規矩，但無時無刻不想著如何壯大實力，確保得利益，捎帶提高安全係數。而越是如此，糾紛就愈嚴重，在相互拉鋸的過程中，“兄弟相煎”就理所當然地發生了。
這大出劉邦的初衷。沒辦法，這也是“分封製”的副作用。當然後世我們所稱唿的“軍閥”，也存在相似的問題。
這個“副作用”，是很多皇帝們所頭疼的事情。漢文帝劉恆頭疼，漢景帝劉啟也頭疼。漢文帝雖然很頭疼，但沒敢輕易去捅這個馬蜂窩，雖然也不動聲色地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先後將齊國、淮南國各一分為三，不過總的來說，沒在這方麵搞出更多過火的事情。
但劉啟卻大不一樣了，早在當太子時，晁錯就在耳邊宣揚“諸侯坐大”的危害性和“削藩”的必要性，其心裏深處無時無刻不在想著這件大事。雖然老娘竇漪房建議他“不要操之過急”，但強烈的“責任心”，讓他有些坐不住。
因此，晁錯這份削藩策呈上來後，劉啟把公卿、列侯、宗室等文武大臣召集一起商議。而這一次，朝廷上卻出奇的平靜，幾乎沒什麽人反對。當然也有個例外，竇嬰是唯一一個唱反調的人。
大家不反對也是無可奈何之舉。申屠嘉強爭了一把，死了；袁盎反對了一下，走了。混個一官半職不容易，沒必要拿著身家性命和晁錯死磕。既然皇帝你聽他的要削藩，那你就削吧。
在“一團和氣”的氛圍中，晁錯講出了“削藩”的具體辦法：覓諸侯之罪。也就是說，在去劉啟親戚身上挑毛病，按個罪名抓起來，趁勢躲了他的地盤。
這真是一個簡單便捷的好辦法，也是一個不知所謂的辦法。這種辦法，隻有晁錯這種個不懂世事、不通人情的狠角色敢提出來。
而有趣的是，33歲的劉啟卻點了點頭，認為這個辦法不錯。年輕，還是太年輕了。
晁錯提出了辦事方略，找到了解決辦法，可他漏掉了一條：保障機製。
用他的話來說，“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可如果人家真要反了的話又該如何應對，卻沒能提出來。這對他來說是危險的。
應該說，他還是個沒經世事的書生，隻有謀劃大略的智商，卻沒有付諸實施的手腕。一根筋似的往下捅，捅不死別人，就會捅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