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東方長相辛苦，一副戰神劇裏麵漢奸的標準長相，賊眉鼠眼，麵相不善。
他常在網上以北大教授身份大放厥詞，且髒話連篇，三觀扭曲，有男“鳳姐”的風格，不少北大學生站出來要求學校開除黃東方。
北大教授，在常人眼中是社會精英，黃東方卻是典型的民粹頭子，動不動就罵人漢奸走狗，使不少需補腦的“憤青”成為其擁躉。
互聯網滋生“速食”文化怪胎，猶如這個時代下水道的老鼠，傳播著疫病。
我對他毫不感興趣。寫書批判他，意在捍衛我以為正常的價值觀，另一方麵，也算是對賀飛出版我的處女作的迴報。
期間，我查閱了黃東方的著作和與之相關的信息，發現了其文本的多義性和複雜性，他謳歌“******”，懷念那些鮮血橫流的時代，愛好階級話語，其實有著深刻的文化根源。
這樣一個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患者，在當下不再少數，特別是經曆過****的五六十歲的群體。
於是，我開始寫書與他論道。
這本書出版後，沒有想到會火。
大多數人對我的觀點表示支持。另一少部分人則天天來我的博客上來辱罵，詞匯不堪入目，對於這類人，我的態度是不聞不問。
第一高興的自然是賀飛，書有炒作點，能賣錢，何樂而不為？
但沒過幾天，收到的法院傳票領取通知讓他也懵了。
我和出版社被黃東方起訴，黃東方認為我的書在內容及形式上嚴重侵犯了他的名譽權，嚴重侵犯了自己人格，損毀了自己名譽，故要求判令我和出版社立即停止該書的出版發行，並賠償精神損失50萬元。
我和賀飛去法院領了傳票，出來後，他安慰我說：“哎呀，我早就料到這個黃東方有這一手，是好事，這樣我們的書又有炒作點了。判決沒下來我們的書還可以繼續大賣。”
黃東方起訴我和出版社的新聞被媒體報道後，不少律師願意出麵做我的代理人。
那天接到一個陌生人電話，他說他是律師，想幫我代理這個案子。
這個律師叫趙永，金誠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他一直關注著這起事件，從出版社那裏獲得了我的聯係方式，打電話告訴我：“一個文明的社會應該能容納正常的文藝批評，對文藝作品、影視作品和公眾人物的批判都應該納入這個範疇。書中的內容應該結合上下文的語境來理解，有些詞並不是針對黃東方個人，而是針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共性。至於原告方指出的該書對他造成的不良影響，我表示不認同。我願意義務做你的代理人，因為我在你的文字裏看到了年輕時的自己。”
我對他表示感謝，約定第二天到他的單位麵談。
金誠律師事務所是亞洲第三大的律師事務所，辦公地點位於國貿最豪華的寫字樓裏。
樓裏大都是外資企業，來來往往的人打扮時尚，氣質不俗。
律師事務所的裝修考究，中國風和現代主義的結合，顯得低調卻極富質感。
行政秘書接待了我，她有禮貌地給我端上茶水後，讓我等等，趙律師馬上到。
趙永律師和我想象的差別不大，40多歲，留著平頭，身材不高卻相當結實，像一小鋼炮，走路穩，兩眼囧囧有神，有想法也幹練的樣子。
彼此問候後他單刀直入：“書我看過了，犀利深刻，對黃東方和他代表的思想批判很到位很徹底！我們一起努力吧。”
“謝謝趙老師，其實我知道，像你們這樣的大律師事務所，500萬以下的案子都不會過問，根本就不會接我這種小案子，您能俯身受理這個案子，我感到恨榮幸，非常感謝您。”
“別這樣說，案子的大小不能用金錢的額度來衡量，我們做律師的，隻有把公平正義放在第一位，才合格。公平正義可沒有大小之分，一個人就是一個世界，他激蕩起的漣漪有可能波及很多人甚至全人類，我們不能放過任何一次對公平正義的拯救。”
“其實，也沒有料到黃東方會這麽快起訴。”
他微微一笑說：“人生第一次應訴難免會緊張，你大可不必，該幹嘛幹嘛，繼續去簽售，這個事情不要放在心上。黃東方宣揚的那些腐朽思想早已經被現代主流社會拋棄，而且他在網上對人的辱罵已經發酵成了公共事件，你的發言其實對公共事務的批判，在當下浮躁的社會很有意義。”
“我隻是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或許我的觀點並不正確，但在我現有的經驗和知識儲備上，我不後悔發出聲音。自由地發聲，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弱者呐喊，這是我寫作的全部目的。”
“你年紀輕輕便有這樣的思想和深度，這就是我佩服你的地方。堅持做你自己吧。沒問題，我們隨時保持聯係！”
從律師事務所出來後，陸續接到了莊教授、《新言論》的主編馮玉強和學者於劍榮等都打電話慰問，他們關注著這個事件，並問我是否需要幫助。
作為晚輩，為他們的誠意感動。
還有一些熟識的和素未謀麵的人關心這個事件。
在北京這麽多年，常常錯覺人流是冷漠的，車流是冷漠的，其實，溫暖依舊在湧動。
心瞎比眼瞎更加可怕，多數時候，冷漠的隻是自己的心。
袁正、陳菲、徐璐甚至白宗澤都打電話來問我是否需要援助。
袁正這廝在電話裏瞎嚷嚷：“小宇宙哥哥，你這次是真爆發了，你這樣一鬧，你們文化圈又得引發多少筆墨撕逼大戰，哎，你們文化人，真******沒勁兒。”
f4的其他人、梅哥和唐婷婷更不在話下了。
梅哥這女強人最生猛，她說：“小宇哥，要不這麽著，我晚上潛伏到黃東方家裏，把這腦殘玩意兒給辦了算了，免得你折騰。”
我問：“你想怎麽辦他？”
“吊打、抽筋、下油鍋，隨便你選。”
耿浩又來一句“腦殘”，結束了話題。
某雜誌社的記者采訪我，問我為什麽要寫這本書，明知此人“惹不得”，還要虎嘴拔牙。
“一些知識分子的變化讓我這樣一個後來者很迷惑，我不明白為什麽總把‘漢奸’掛在嘴邊，這些階級意識早已過期。另外，還有很多在上個世紀90年代活躍過的知識分子，有的從政，有的經商，不再發出自己的聲音。知識分子的變化其實有著典型的時代特色，黃東方不過表現得更為激烈，更引人注目。這就是知識分子從‘年輕’到‘衰老’的過程吧，我認為有必要執筆寫一寫後來人的看法。”
記者又問我：“我聽到某人透露的內部消息稱，黃東方以前跟你父親是朋友，後來有過節，反目成仇，你寫這本書是想為父‘報仇’？”
“什麽？誰說的？”
那記者輕輕地扇了一下自己的嘴，說：“呸呸，哎呀，不好意思，道聽途說的，你不要放心上，我們跳過這個問題。”
我奇怪為什麽這位記者提到我父親，上次馮玉強也說認識我的父親，這一切究竟是怎麽迴事？
難道我父親對我隱瞞了他的一段生活？為什麽他要這樣做？其中隱情何在？
他常在網上以北大教授身份大放厥詞，且髒話連篇，三觀扭曲，有男“鳳姐”的風格，不少北大學生站出來要求學校開除黃東方。
北大教授，在常人眼中是社會精英，黃東方卻是典型的民粹頭子，動不動就罵人漢奸走狗，使不少需補腦的“憤青”成為其擁躉。
互聯網滋生“速食”文化怪胎，猶如這個時代下水道的老鼠，傳播著疫病。
我對他毫不感興趣。寫書批判他，意在捍衛我以為正常的價值觀，另一方麵，也算是對賀飛出版我的處女作的迴報。
期間，我查閱了黃東方的著作和與之相關的信息，發現了其文本的多義性和複雜性，他謳歌“******”，懷念那些鮮血橫流的時代，愛好階級話語，其實有著深刻的文化根源。
這樣一個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患者，在當下不再少數，特別是經曆過****的五六十歲的群體。
於是，我開始寫書與他論道。
這本書出版後，沒有想到會火。
大多數人對我的觀點表示支持。另一少部分人則天天來我的博客上來辱罵，詞匯不堪入目，對於這類人，我的態度是不聞不問。
第一高興的自然是賀飛，書有炒作點，能賣錢，何樂而不為？
但沒過幾天，收到的法院傳票領取通知讓他也懵了。
我和出版社被黃東方起訴，黃東方認為我的書在內容及形式上嚴重侵犯了他的名譽權，嚴重侵犯了自己人格，損毀了自己名譽，故要求判令我和出版社立即停止該書的出版發行，並賠償精神損失50萬元。
我和賀飛去法院領了傳票，出來後，他安慰我說：“哎呀，我早就料到這個黃東方有這一手，是好事，這樣我們的書又有炒作點了。判決沒下來我們的書還可以繼續大賣。”
黃東方起訴我和出版社的新聞被媒體報道後，不少律師願意出麵做我的代理人。
那天接到一個陌生人電話，他說他是律師，想幫我代理這個案子。
這個律師叫趙永，金誠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他一直關注著這起事件，從出版社那裏獲得了我的聯係方式，打電話告訴我：“一個文明的社會應該能容納正常的文藝批評，對文藝作品、影視作品和公眾人物的批判都應該納入這個範疇。書中的內容應該結合上下文的語境來理解，有些詞並不是針對黃東方個人，而是針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共性。至於原告方指出的該書對他造成的不良影響，我表示不認同。我願意義務做你的代理人，因為我在你的文字裏看到了年輕時的自己。”
我對他表示感謝，約定第二天到他的單位麵談。
金誠律師事務所是亞洲第三大的律師事務所，辦公地點位於國貿最豪華的寫字樓裏。
樓裏大都是外資企業，來來往往的人打扮時尚，氣質不俗。
律師事務所的裝修考究，中國風和現代主義的結合，顯得低調卻極富質感。
行政秘書接待了我，她有禮貌地給我端上茶水後，讓我等等，趙律師馬上到。
趙永律師和我想象的差別不大，40多歲，留著平頭，身材不高卻相當結實，像一小鋼炮，走路穩，兩眼囧囧有神，有想法也幹練的樣子。
彼此問候後他單刀直入：“書我看過了，犀利深刻，對黃東方和他代表的思想批判很到位很徹底！我們一起努力吧。”
“謝謝趙老師，其實我知道，像你們這樣的大律師事務所，500萬以下的案子都不會過問，根本就不會接我這種小案子，您能俯身受理這個案子，我感到恨榮幸，非常感謝您。”
“別這樣說，案子的大小不能用金錢的額度來衡量，我們做律師的，隻有把公平正義放在第一位，才合格。公平正義可沒有大小之分，一個人就是一個世界，他激蕩起的漣漪有可能波及很多人甚至全人類，我們不能放過任何一次對公平正義的拯救。”
“其實，也沒有料到黃東方會這麽快起訴。”
他微微一笑說：“人生第一次應訴難免會緊張，你大可不必，該幹嘛幹嘛，繼續去簽售，這個事情不要放在心上。黃東方宣揚的那些腐朽思想早已經被現代主流社會拋棄，而且他在網上對人的辱罵已經發酵成了公共事件，你的發言其實對公共事務的批判，在當下浮躁的社會很有意義。”
“我隻是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或許我的觀點並不正確，但在我現有的經驗和知識儲備上，我不後悔發出聲音。自由地發聲，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弱者呐喊，這是我寫作的全部目的。”
“你年紀輕輕便有這樣的思想和深度，這就是我佩服你的地方。堅持做你自己吧。沒問題，我們隨時保持聯係！”
從律師事務所出來後，陸續接到了莊教授、《新言論》的主編馮玉強和學者於劍榮等都打電話慰問，他們關注著這個事件，並問我是否需要幫助。
作為晚輩，為他們的誠意感動。
還有一些熟識的和素未謀麵的人關心這個事件。
在北京這麽多年，常常錯覺人流是冷漠的，車流是冷漠的，其實，溫暖依舊在湧動。
心瞎比眼瞎更加可怕，多數時候，冷漠的隻是自己的心。
袁正、陳菲、徐璐甚至白宗澤都打電話來問我是否需要援助。
袁正這廝在電話裏瞎嚷嚷：“小宇宙哥哥，你這次是真爆發了，你這樣一鬧，你們文化圈又得引發多少筆墨撕逼大戰，哎，你們文化人，真******沒勁兒。”
f4的其他人、梅哥和唐婷婷更不在話下了。
梅哥這女強人最生猛，她說：“小宇哥，要不這麽著，我晚上潛伏到黃東方家裏，把這腦殘玩意兒給辦了算了，免得你折騰。”
我問：“你想怎麽辦他？”
“吊打、抽筋、下油鍋，隨便你選。”
耿浩又來一句“腦殘”，結束了話題。
某雜誌社的記者采訪我，問我為什麽要寫這本書，明知此人“惹不得”，還要虎嘴拔牙。
“一些知識分子的變化讓我這樣一個後來者很迷惑，我不明白為什麽總把‘漢奸’掛在嘴邊，這些階級意識早已過期。另外，還有很多在上個世紀90年代活躍過的知識分子，有的從政，有的經商，不再發出自己的聲音。知識分子的變化其實有著典型的時代特色，黃東方不過表現得更為激烈，更引人注目。這就是知識分子從‘年輕’到‘衰老’的過程吧，我認為有必要執筆寫一寫後來人的看法。”
記者又問我：“我聽到某人透露的內部消息稱，黃東方以前跟你父親是朋友，後來有過節，反目成仇，你寫這本書是想為父‘報仇’？”
“什麽？誰說的？”
那記者輕輕地扇了一下自己的嘴，說：“呸呸，哎呀，不好意思，道聽途說的，你不要放心上，我們跳過這個問題。”
我奇怪為什麽這位記者提到我父親，上次馮玉強也說認識我的父親，這一切究竟是怎麽迴事？
難道我父親對我隱瞞了他的一段生活？為什麽他要這樣做？其中隱情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