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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迴我們說到孝文帝最後一次南征，反擊南朝太尉陳顯達的北伐之時，對於留守大後方，幫助太子元恪鎮守首都洛陽的主將做了調整。把原先的任城王元澄換成了領軍將軍於烈。這種人事上的調動和孝文帝的“托孤”又有什麽微妙的聯係呢？我們不妨介紹下元澄和於烈在“托孤”時的個人狀況。
熟悉這個連載的朋友應該有印象，在孝文帝親政初期，任城王元澄是元宏非常倚重的一個宗室王爺，元澄不僅力挺元宏的“漢化改革”，而且在國中動蕩，“****分子”裹挾前太子元恂以及一眾宗室王爺造反的時候，立場堅定的站在元宏身邊，為元宏的改革保駕護航，迅速平定了這場叛亂，可以說是一個文武雙全的王爺（參見“瞞天過海”“****的困境”等章節）。
但是任城王元澄畢竟是元宏堂叔，血統比較疏遠，隨著政壇新星---元宏的六弟彭城王元勰逐漸長大成熟，異軍突起之後，元澄在政府中的地位就有所下降。更有甚者，由於元宏“漢化改革”以及“南下征伐”的需要，皇帝對從南朝投降過來的“小諸葛”王肅十分看重和依靠（參見“我的中國心”）。於是在元宏執政後期，元澄在政府的地位連王肅都比不上。參考元宏最終的“六常委輔政”組織結構，王肅被任命為尚書令（******總理），而任城王元澄隻是個尚書右仆射（******副總理），所以元澄對於王肅的態度還很微妙，以後這個定時炸彈還會被引爆，現在我們先按下不表。
由於彭城王元勰和任城王元澄文武雙全，軍政都是一把好手，所以在皇帝元宏屢次南下征伐之時，通常都會安排元澄留守首都，而元勰跟隨自己南下作戰。不難想象，元勰和元澄在皇帝元宏病重之時，就會建立起一種更加緊密的“前後方的工作關係”。由於元勰血統的“更加純正”，以及其由於元宏的信任而“總理軍政全局”的地位，假如元勰和元澄一樣，對皇帝看重南朝降將“小諸葛”王肅都頗有微詞的話（實際上絕大多數鮮卑大臣都對王肅不滿，害了紅眼病），那麽這種情感上共同的體驗，就會很容易導致元澄拜倒在元勰的山頭下，成為元勰的同誌加戰友。
當然，元勰和元澄是否結黨在這裏隻是猜測，史書並未記載，但是在當時，盡管沒有顯著證據來說明元澄和元勰結黨，但皇帝元宏應該對於這種“可能性”也有所顧忌。一旦這種結黨成為事實，原本就大權在握的彭城王元勰如果得到留守洛陽的元澄的支持，那麽對於太子元恪的地位將是致命的威脅。
而於烈相對於元澄就安全許多，於烈是北魏帝國開國功臣於栗磾的孫子。於氏家族由於在曆史上對帝國貢獻巨大，所以“於”姓在孝文帝時期也名列“功臣八姓”之中，這個家族在帝國政治中也是一方勢力。但是於烈在我們之前的連載出鏡率並不高，雖然他有皇帝元宏禦賜的“丹書鐵券”，但根據史料記載，於烈在帝國政治格局中的位置較低，他的履曆也多是跟隨孝文帝在軍中效力。有了這樣的背景，對於在非常時期手握京城防務的這一職務來說，於烈相比較元澄來說就有了相當大的優勢：
第一、於烈不是宗室，比較那些驕橫的王爺們來說，於烈更加容易屈從於正統皇權，聽命於皇太子的調遣。
第二、於烈在日常行政中職位不高，這樣也就不會引起“野心家”的注意，從而被拉入夥，形成一團勢力。
第三、於烈軍人的履曆讓他能夠把控住軍隊，穩定首都局勢。
第四、於烈的侄女後來嫁於元恪為妻，被立為皇後，雖然這個事件發生在“托孤”之後，但有可能這是“互為因果”的關係，孝文帝生前很有可能就有讓太子元恪娶於家女子為妻的意思。而於烈身後的於氏家族的勢力能夠讓他成為太子維穩的堅定後盾。如果真是這樣，那麽於氏家族和皇太子就形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局麵，而這種利益上的紐帶比任何道義上的約束都來得實在。
如上所述，盡管元勰和元澄並沒有證據在結黨，可這一旦成為現實，那麽當元宏病死軍中之時，元勰就可以控製南下的帝國精銳部隊，而元澄則可以在京城控製住皇太子元恪。而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北魏版的“沙丘政變”就有可能發生。所以，在元宏病重又不得不南征之時，把於烈這個更能讓人放心的人放在京城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化解上述風險。
說到這裏，我們就可以更加深層次理解元宏遠征之時，親自拉住於烈的手說：“京城空虛，你應當嚴加保衛。可以鎮守二宮，以收攏遠近各地的人心……”這句囑托的真實含義，那就是如果彭城王有異動，那就緊閉城門，詔令天下“除賊勤王”。孝文帝元宏早在出征以前，就未雨綢繆，安排好了一切。
根據史書記載，元勰處處效法大哥元宏的做派，也深受漢學熏陶，對於“進退”“舍得”的辯證思想了然於胸。尤其元勰也飽讀史書，對於政治鬥爭，人性冷暖一點都不陌生。所以他堅決不接受元宏的“托孤”，堅持辭官，也顯示出元勰作為一個成熟政治家的做派。
史載元宏病死穀塘塬之後，由於擔心南朝太尉陳顯達得知這個消息，跟隨騷擾掩殺，於是元勰和元澄等人商議秘不發喪，元勰按時照點給“皇帝”送飯送藥，同時指揮南征大軍悄悄北返；與此同時，元勰派出特使，星夜趕迴洛陽，把這一消息通知留守京城的於烈。於烈得到消息後，舉止形態一如平常，但外鬆內緊，安排部分人員護送太子南下迎接靈柩，另外安排人手留守京師，一切都處理的井井有條。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元宏確實沒有看錯人。
皇太子元恪最終在魯陽（宛城以北）接到孝文帝的靈柩，這才正式為孝文帝發喪。同時，元恪就在魯陽即位，北魏帝國正式進入“宣武帝”時代。
盡管孝文帝未雨綢繆，彭城王恭儉退讓，但是猜忌還是不可避免的發生了。史載太子東宮的隨從官員都懷疑元勰有異心，於是和元勰在魯陽見麵時，都嚴加防範。但我們的彭城王元勰卻推誠布公，禮數周到，跪著交給元恪數頁孝文帝寫下的遺照，表示了擁護新皇的決心，終於消除了相互之間的隔閡和猜忌。
當然，猜忌不僅在太子和彭城王之間發生。史載當孝文帝死訊發出後，鹹陽王元禧前往魯陽奔喪，到了城下卻不進城，留在城外觀察有無事變，很久以後，方才入城。元禧進城後見到元勰，尷尬的說到：“六弟你這次護送靈柩的任務，不但操勞辛苦，而且是危險之至啊！”
元勰揶揄到：“二哥你年紀大，見識高，所以知道這有多危險。六弟我此番經曆，不亞於手握毒蛇，身騎猛虎，然而身在其中，並不知道有多辛苦。”
元禧趕緊自責到：“六弟，你這是怨恨我來得太晚了吧。”
從東宮官員和鹹陽王元禧的態度，我們可以從另一個側麵感受到元勰當時所受到的壓力，所以元勰辭官不做，也是順水推舟之舉啊。
但是，孝文帝元宏辛辛苦苦設計的“六常委輔政”的格局雖然防止了“權臣”的專權，但是在新皇幼弱，還沒有建立穩固的統治秩序的時候，俗話說“主弱臣疑”，包括“六常委”在內的所有官員都人人自危，在行政管理上沒有“話事人”，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為了防止被疑為謀逆，就幹脆在處理國家大事上不作為。
如果此時的北魏帝國已經一統華夏，國內和平喜樂，那麽高級官員的不作為倒也無傷大雅。可是北魏帝國南方還在和虎視眈眈的蕭齊帝國對峙，而此時的蕭齊帝國卻發生了比北魏帝國更加巨大的政治變動。可是我們的主角，宣武帝元恪以及新一代領導班子，正是在這種“不作為”的大背景下，喪失了統一全國的一個最好的機會。
蕭齊帝國發生了什麽，北魏帝國的“後孝文時代”又將發生什麽精彩的故事呢？我們下一章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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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迴我們說到孝文帝最後一次南征，反擊南朝太尉陳顯達的北伐之時，對於留守大後方，幫助太子元恪鎮守首都洛陽的主將做了調整。把原先的任城王元澄換成了領軍將軍於烈。這種人事上的調動和孝文帝的“托孤”又有什麽微妙的聯係呢？我們不妨介紹下元澄和於烈在“托孤”時的個人狀況。
熟悉這個連載的朋友應該有印象，在孝文帝親政初期，任城王元澄是元宏非常倚重的一個宗室王爺，元澄不僅力挺元宏的“漢化改革”，而且在國中動蕩，“****分子”裹挾前太子元恂以及一眾宗室王爺造反的時候，立場堅定的站在元宏身邊，為元宏的改革保駕護航，迅速平定了這場叛亂，可以說是一個文武雙全的王爺（參見“瞞天過海”“****的困境”等章節）。
但是任城王元澄畢竟是元宏堂叔，血統比較疏遠，隨著政壇新星---元宏的六弟彭城王元勰逐漸長大成熟，異軍突起之後，元澄在政府中的地位就有所下降。更有甚者，由於元宏“漢化改革”以及“南下征伐”的需要，皇帝對從南朝投降過來的“小諸葛”王肅十分看重和依靠（參見“我的中國心”）。於是在元宏執政後期，元澄在政府的地位連王肅都比不上。參考元宏最終的“六常委輔政”組織結構，王肅被任命為尚書令（******總理），而任城王元澄隻是個尚書右仆射（******副總理），所以元澄對於王肅的態度還很微妙，以後這個定時炸彈還會被引爆，現在我們先按下不表。
由於彭城王元勰和任城王元澄文武雙全，軍政都是一把好手，所以在皇帝元宏屢次南下征伐之時，通常都會安排元澄留守首都，而元勰跟隨自己南下作戰。不難想象，元勰和元澄在皇帝元宏病重之時，就會建立起一種更加緊密的“前後方的工作關係”。由於元勰血統的“更加純正”，以及其由於元宏的信任而“總理軍政全局”的地位，假如元勰和元澄一樣，對皇帝看重南朝降將“小諸葛”王肅都頗有微詞的話（實際上絕大多數鮮卑大臣都對王肅不滿，害了紅眼病），那麽這種情感上共同的體驗，就會很容易導致元澄拜倒在元勰的山頭下，成為元勰的同誌加戰友。
當然，元勰和元澄是否結黨在這裏隻是猜測，史書並未記載，但是在當時，盡管沒有顯著證據來說明元澄和元勰結黨，但皇帝元宏應該對於這種“可能性”也有所顧忌。一旦這種結黨成為事實，原本就大權在握的彭城王元勰如果得到留守洛陽的元澄的支持，那麽對於太子元恪的地位將是致命的威脅。
而於烈相對於元澄就安全許多，於烈是北魏帝國開國功臣於栗磾的孫子。於氏家族由於在曆史上對帝國貢獻巨大，所以“於”姓在孝文帝時期也名列“功臣八姓”之中，這個家族在帝國政治中也是一方勢力。但是於烈在我們之前的連載出鏡率並不高，雖然他有皇帝元宏禦賜的“丹書鐵券”，但根據史料記載，於烈在帝國政治格局中的位置較低，他的履曆也多是跟隨孝文帝在軍中效力。有了這樣的背景，對於在非常時期手握京城防務的這一職務來說，於烈相比較元澄來說就有了相當大的優勢：
第一、於烈不是宗室，比較那些驕橫的王爺們來說，於烈更加容易屈從於正統皇權，聽命於皇太子的調遣。
第二、於烈在日常行政中職位不高，這樣也就不會引起“野心家”的注意，從而被拉入夥，形成一團勢力。
第三、於烈軍人的履曆讓他能夠把控住軍隊，穩定首都局勢。
第四、於烈的侄女後來嫁於元恪為妻，被立為皇後，雖然這個事件發生在“托孤”之後，但有可能這是“互為因果”的關係，孝文帝生前很有可能就有讓太子元恪娶於家女子為妻的意思。而於烈身後的於氏家族的勢力能夠讓他成為太子維穩的堅定後盾。如果真是這樣，那麽於氏家族和皇太子就形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局麵，而這種利益上的紐帶比任何道義上的約束都來得實在。
如上所述，盡管元勰和元澄並沒有證據在結黨，可這一旦成為現實，那麽當元宏病死軍中之時，元勰就可以控製南下的帝國精銳部隊，而元澄則可以在京城控製住皇太子元恪。而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北魏版的“沙丘政變”就有可能發生。所以，在元宏病重又不得不南征之時，把於烈這個更能讓人放心的人放在京城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化解上述風險。
說到這裏，我們就可以更加深層次理解元宏遠征之時，親自拉住於烈的手說：“京城空虛，你應當嚴加保衛。可以鎮守二宮，以收攏遠近各地的人心……”這句囑托的真實含義，那就是如果彭城王有異動，那就緊閉城門，詔令天下“除賊勤王”。孝文帝元宏早在出征以前，就未雨綢繆，安排好了一切。
根據史書記載，元勰處處效法大哥元宏的做派，也深受漢學熏陶，對於“進退”“舍得”的辯證思想了然於胸。尤其元勰也飽讀史書，對於政治鬥爭，人性冷暖一點都不陌生。所以他堅決不接受元宏的“托孤”，堅持辭官，也顯示出元勰作為一個成熟政治家的做派。
史載元宏病死穀塘塬之後，由於擔心南朝太尉陳顯達得知這個消息，跟隨騷擾掩殺，於是元勰和元澄等人商議秘不發喪，元勰按時照點給“皇帝”送飯送藥，同時指揮南征大軍悄悄北返；與此同時，元勰派出特使，星夜趕迴洛陽，把這一消息通知留守京城的於烈。於烈得到消息後，舉止形態一如平常，但外鬆內緊，安排部分人員護送太子南下迎接靈柩，另外安排人手留守京師，一切都處理的井井有條。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元宏確實沒有看錯人。
皇太子元恪最終在魯陽（宛城以北）接到孝文帝的靈柩，這才正式為孝文帝發喪。同時，元恪就在魯陽即位，北魏帝國正式進入“宣武帝”時代。
盡管孝文帝未雨綢繆，彭城王恭儉退讓，但是猜忌還是不可避免的發生了。史載太子東宮的隨從官員都懷疑元勰有異心，於是和元勰在魯陽見麵時，都嚴加防範。但我們的彭城王元勰卻推誠布公，禮數周到，跪著交給元恪數頁孝文帝寫下的遺照，表示了擁護新皇的決心，終於消除了相互之間的隔閡和猜忌。
當然，猜忌不僅在太子和彭城王之間發生。史載當孝文帝死訊發出後，鹹陽王元禧前往魯陽奔喪，到了城下卻不進城，留在城外觀察有無事變，很久以後，方才入城。元禧進城後見到元勰，尷尬的說到：“六弟你這次護送靈柩的任務，不但操勞辛苦，而且是危險之至啊！”
元勰揶揄到：“二哥你年紀大，見識高，所以知道這有多危險。六弟我此番經曆，不亞於手握毒蛇，身騎猛虎，然而身在其中，並不知道有多辛苦。”
元禧趕緊自責到：“六弟，你這是怨恨我來得太晚了吧。”
從東宮官員和鹹陽王元禧的態度，我們可以從另一個側麵感受到元勰當時所受到的壓力，所以元勰辭官不做，也是順水推舟之舉啊。
但是，孝文帝元宏辛辛苦苦設計的“六常委輔政”的格局雖然防止了“權臣”的專權，但是在新皇幼弱，還沒有建立穩固的統治秩序的時候，俗話說“主弱臣疑”，包括“六常委”在內的所有官員都人人自危，在行政管理上沒有“話事人”，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為了防止被疑為謀逆，就幹脆在處理國家大事上不作為。
如果此時的北魏帝國已經一統華夏，國內和平喜樂，那麽高級官員的不作為倒也無傷大雅。可是北魏帝國南方還在和虎視眈眈的蕭齊帝國對峙，而此時的蕭齊帝國卻發生了比北魏帝國更加巨大的政治變動。可是我們的主角，宣武帝元恪以及新一代領導班子，正是在這種“不作為”的大背景下，喪失了統一全國的一個最好的機會。
蕭齊帝國發生了什麽，北魏帝國的“後孝文時代”又將發生什麽精彩的故事呢？我們下一章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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