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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我微信公眾號“獵戶星座”可以免費收到手機推送的曆史故事哦。對這個連載有啥看法，還可以直接通過這個微信號找我啊。）
上次我們說到北魏帝國皇帝拓跋宏在鄴城接見了逃亡到北國的南朝名士王肅，在王肅的積極輔佐下，拓跋宏遷都洛陽後，其醞釀已久的全麵漢化改革工作進一步提速了。
公元494年春天剛到，拓跋宏就返迴洛陽新都的施工現場，親自參與勘測劃定“夏至日祭建設分工程”地址的工作。之後，又馬不停蹄返迴平城，除了跟眾多鮮卑貴族大臣們繼續解釋遷都的好處，駁斥了部分頑固份子的落後想法，又親自劃定南下遷都和留守舊都的人員名單，並坐鎮指揮遷都具體事宜。此時此刻，盡管大臣們心中不免對“遷都”頗有微詞，但表麵上反對的意見也少了下來。一次，孝文帝對陸叡說：“我們鮮卑人常說，‘北方人風俗質樸、粗獷，怎能變得知書達理、文質彬彬呢？’朕聽了之後，感到異常失望。現在好讀書、有學識的人很多，難道他們都是聖人嗎？完全在好學與不學而已。朕整頓百官，大興禮樂，全部心思在於移風易俗。朕身為天子，何必一定要去中原居住呢？還不是為了使你們的子孫後代漸漸習染當地好的風俗習慣，能多聞多見，增加見識。如果永遠在恆山以北，再遇上個不喜歡詩書禮樂的君主，那就難免會變得孤陋寡聞。”
陸叡拍馬屁似的應和道：“聖上說得對，如果匈奴人金日磾不到漢朝去做官，怎能夠子孫七代知名於世呢？”陸叡的話邏輯上就有矛盾，知名於世在於做出一番大事業，以及有人記載下來，這和去不去漢朝做官沒有必然聯係啊，盡管如此，孝文帝聽了此話心裏還是十分喜悅。不過這個拍馬屁的陸叡最後卻加入了公開反抗漢化改革的“叛亂”大軍，此乃後話。
但人分三六九等，有恭維拍馬的，就有公開表示不滿的，基於鮮卑貴族們對於漢化改革的不情願，孝文帝更加決絕的改革從自身開始了。
公元494年4月，孝文帝正式下詔書，免去了帝國西郊祭天的儀式，緊接著拓跋宏又下詔書免掉了傳統五月五日以及七月七日祭祀祖先的禮俗。在古代，祭祀這種活動必須是皇帝才能做得事情，因為皇帝是“天子”，通過祭祀這種形式上的手段，來告訴世人，皇帝和“天”是有溝通的，這也給皇帝穩坐寶位，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持。孝文帝為了推行漢化改革，遷都洛陽後的第一刀居然就“砍”向了自己，作為鮮卑人立國的北魏帝國的皇帝，居然公開放棄自己的祭祀對象和祭祀傳統，以向天下人顯示自己放棄原有信仰，一力將漢化推進到底的決心。這個決心真是讓人動容。
而取消原有祭祀習俗這個做法，對於當時鮮卑貴族們的震撼無疑是巨大的，舉個例子，如果我們的******哪一天突然做出個決定，他自己準備信仰日本的“神道教”並決定參拜“靖國神社”，那麽這個消息對我們的震撼程度估計和當年孝文帝放棄祭祀鮮卑人的“祖先”的效果差不多。
不過當時的鮮卑貴族們應該還是有一定的心理準備，因為在遷都洛陽之前，孝文帝已經在各種地方顯露出自己“漢化”的苗頭了：比如我們在“太後的葬禮”章節中講述的拓跋宏堅持打破鮮卑人風俗，按周禮為馮太後服3年喪；以及早些年，拓跋宏已經身穿漢人的“袞服”上朝，等等。這些出格做法在那些宗室老王爺眼中應該是難於理解的，但又苦於肚子裏墨水不多，根本爭論不過他們這位皇帝，於是隻有一聲歎息而已。
“身先士卒”踐行改革沒遇什麽阻力之後，拓跋宏緊接著把改革的“春風”吹向了所有人。
公元494年12月2日，孝文帝拓跋宏發布詔令，禁止士大夫與民眾穿胡服。這又是一記重磅炸彈，古代胡服和漢服差異還是比較大的，總體說來，胡服比較緊湊，利於行動，但漢服比較寬大，於是顯得莊重。如果拓跋宏僅僅要求官員上朝時穿漢服，應該還不算過分，就像我們現在有些公司要求員工穿西裝上班是一個道理。但拓跋宏卻要求老百姓都要棄胡服，穿漢服，可想而知，這種強製性的習慣上的改變會給社會帶來多少不便，於是民間對於這項改革的抗拒也就十分巨大。
史載這項詔令頒布一年後，拓跋宏依然看見洛陽城中不少人穿著胡服，於是斥責官員們辦事不利，還諄諄教誨道：“如果你們覺得我講的不對，就可以當庭跟我爭辯，為什麽上朝時表示順從，退朝後就不聽從，陽奉陰違是何道理？”官員們都磕頭謝罪。
數年過去，拓跋宏有一次南征歸來，路過洛陽市井，發現市民居然還有人穿著胡服，於是十分生氣，第二天就在朝堂上詰問留守京城的任城王拓跋澄：“朕離開京城後，風俗可有什麽改變？”拓跋澄一看皇帝來者不善，用了比較中性的詞句迴答說：“在聖上的教化下，風俗在日日更新中。”拓跋宏一看這種萬金油的迴答，不禁大怒，斥責道：“我昨日入城，還見到許多人身穿胡服，怎能稱之為日新？”拓跋澄說：“現在還是穿漢服的多，穿胡服的已經很少了啊。”拓跋宏心中不悅，揶揄到，“任城王啊，你的意思是想使洛陽全城盡著舊服麽？”拓跋澄與留守百官麵麵相覷，隻好一齊脫帽請罪。
從以上事例可以看出鮮卑貴族對於換服還是有不少意見，像拓跋澄這種鐵杆改革派都覺得皇帝走的太急，於是對於朝野不願換裝的人抱有同情也就不難理解，所以這項政策推進的也就比較緩慢。其中，宗室老臣拓跋丕對換服的抗拒最強烈，到了朝中所有大臣都該穿漢服之後，朝堂之上一片紅色官服，隻有拓跋丕還穿著胡服處在其間。拓跋宏鑒於拓跋丕資格太老，也沒有勉強他，隻是不斷加以誘導勸說。拓跋丕後來也可能自己感覺太過異類，於是就胡服漢服混穿，也算給了皇帝一個麵子。
公元495年6月2日，拓跋宏再次下詔：“在政府中不準說鮮卑話，違反的免除官職。”拿現在打個比方，就是在正式場合要求人們說英語一樣。
其實在頒布這項詔令之前，拓跋宏在朝堂上就和大家討論過這個問題。拓跋宏說：“名義不正當的話，言辭就不順；連禮儀、音樂、都不能創製。我現在打算禁止鮮卑語，完全使用純正的聲音—中華語。三十歲以上的人，鮮卑語已成習慣，或許不能馬上改變，但三十歲以下青年，如在政府供職，就必須說漢語，如果還故意說鮮卑話，就必須罷黜官位。”
皇帝如此激進，連漢人李衝都看不下去，他說到：“四麵八方人民的語言，並不相同，怎麽知道誰的言語是純正聲音？皇帝使用什麽言語，什麽言語就是純正聲音。”拓跋宏斥責道：“你說這種話，就是罪大惡極，應該誅殺！”嚇的李衝連忙脫下官帽，低頭承認錯誤。
緊接著，6月19日，拓跋宏下詔要求跟隨政府南遷到洛陽的鮮卑人，死後就地安葬，不可以把靈柩運迴北方。古代人重祭祀先人，如果墓葬定在洛陽，那麽按傳統觀念看，這些鮮卑人的後代就是正兒八經、如假包換的“洛陽人”了。
6月21日，拓跋宏又命令政府改變度量衡製度，采用長尺、大鬥，完全按照《漢書.律曆誌》規格，重新製定。
其實拓跋宏6月份頒布這幾項改革措施，並沒有必要這樣一刀切。語言、墓葬、度量衡這些和老百姓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東西，必然在運用中逐漸優化，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會逐步調解這些元素到最合理狀態。比如滿清時期，政府並未專門推進漢語，但最終滿人因為生活便利需要，逐漸就放棄使用自己的語言，反而在後期，政府要強調滿語重要性，盡力挽救不要使之消亡；像度量衡，隻要不是太複雜太混亂，像我們現在許多地方，“公製”和“市製”並行，也不見得有什麽不妥。
可拓跋宏卻在這些地方強製性迅速改變，這就會在短時間內造成社會的不適，以及資源的浪費。
這些漢化改革其實才是初試牛刀而已，拓跋宏更加暴烈的改革還在後麵，我們下次再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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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94年春天剛到，拓跋宏就返迴洛陽新都的施工現場，親自參與勘測劃定“夏至日祭建設分工程”地址的工作。之後，又馬不停蹄返迴平城，除了跟眾多鮮卑貴族大臣們繼續解釋遷都的好處，駁斥了部分頑固份子的落後想法，又親自劃定南下遷都和留守舊都的人員名單，並坐鎮指揮遷都具體事宜。此時此刻，盡管大臣們心中不免對“遷都”頗有微詞，但表麵上反對的意見也少了下來。一次，孝文帝對陸叡說：“我們鮮卑人常說，‘北方人風俗質樸、粗獷，怎能變得知書達理、文質彬彬呢？’朕聽了之後，感到異常失望。現在好讀書、有學識的人很多，難道他們都是聖人嗎？完全在好學與不學而已。朕整頓百官，大興禮樂，全部心思在於移風易俗。朕身為天子，何必一定要去中原居住呢？還不是為了使你們的子孫後代漸漸習染當地好的風俗習慣，能多聞多見，增加見識。如果永遠在恆山以北，再遇上個不喜歡詩書禮樂的君主，那就難免會變得孤陋寡聞。”
陸叡拍馬屁似的應和道：“聖上說得對，如果匈奴人金日磾不到漢朝去做官，怎能夠子孫七代知名於世呢？”陸叡的話邏輯上就有矛盾，知名於世在於做出一番大事業，以及有人記載下來，這和去不去漢朝做官沒有必然聯係啊，盡管如此，孝文帝聽了此話心裏還是十分喜悅。不過這個拍馬屁的陸叡最後卻加入了公開反抗漢化改革的“叛亂”大軍，此乃後話。
但人分三六九等，有恭維拍馬的，就有公開表示不滿的，基於鮮卑貴族們對於漢化改革的不情願，孝文帝更加決絕的改革從自身開始了。
公元494年4月，孝文帝正式下詔書，免去了帝國西郊祭天的儀式，緊接著拓跋宏又下詔書免掉了傳統五月五日以及七月七日祭祀祖先的禮俗。在古代，祭祀這種活動必須是皇帝才能做得事情，因為皇帝是“天子”，通過祭祀這種形式上的手段，來告訴世人，皇帝和“天”是有溝通的，這也給皇帝穩坐寶位，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持。孝文帝為了推行漢化改革，遷都洛陽後的第一刀居然就“砍”向了自己，作為鮮卑人立國的北魏帝國的皇帝，居然公開放棄自己的祭祀對象和祭祀傳統，以向天下人顯示自己放棄原有信仰，一力將漢化推進到底的決心。這個決心真是讓人動容。
而取消原有祭祀習俗這個做法，對於當時鮮卑貴族們的震撼無疑是巨大的，舉個例子，如果我們的******哪一天突然做出個決定，他自己準備信仰日本的“神道教”並決定參拜“靖國神社”，那麽這個消息對我們的震撼程度估計和當年孝文帝放棄祭祀鮮卑人的“祖先”的效果差不多。
不過當時的鮮卑貴族們應該還是有一定的心理準備，因為在遷都洛陽之前，孝文帝已經在各種地方顯露出自己“漢化”的苗頭了：比如我們在“太後的葬禮”章節中講述的拓跋宏堅持打破鮮卑人風俗，按周禮為馮太後服3年喪；以及早些年，拓跋宏已經身穿漢人的“袞服”上朝，等等。這些出格做法在那些宗室老王爺眼中應該是難於理解的，但又苦於肚子裏墨水不多，根本爭論不過他們這位皇帝，於是隻有一聲歎息而已。
“身先士卒”踐行改革沒遇什麽阻力之後，拓跋宏緊接著把改革的“春風”吹向了所有人。
公元494年12月2日，孝文帝拓跋宏發布詔令，禁止士大夫與民眾穿胡服。這又是一記重磅炸彈，古代胡服和漢服差異還是比較大的，總體說來，胡服比較緊湊，利於行動，但漢服比較寬大，於是顯得莊重。如果拓跋宏僅僅要求官員上朝時穿漢服，應該還不算過分，就像我們現在有些公司要求員工穿西裝上班是一個道理。但拓跋宏卻要求老百姓都要棄胡服，穿漢服，可想而知，這種強製性的習慣上的改變會給社會帶來多少不便，於是民間對於這項改革的抗拒也就十分巨大。
史載這項詔令頒布一年後，拓跋宏依然看見洛陽城中不少人穿著胡服，於是斥責官員們辦事不利，還諄諄教誨道：“如果你們覺得我講的不對，就可以當庭跟我爭辯，為什麽上朝時表示順從，退朝後就不聽從，陽奉陰違是何道理？”官員們都磕頭謝罪。
數年過去，拓跋宏有一次南征歸來，路過洛陽市井，發現市民居然還有人穿著胡服，於是十分生氣，第二天就在朝堂上詰問留守京城的任城王拓跋澄：“朕離開京城後，風俗可有什麽改變？”拓跋澄一看皇帝來者不善，用了比較中性的詞句迴答說：“在聖上的教化下，風俗在日日更新中。”拓跋宏一看這種萬金油的迴答，不禁大怒，斥責道：“我昨日入城，還見到許多人身穿胡服，怎能稱之為日新？”拓跋澄說：“現在還是穿漢服的多，穿胡服的已經很少了啊。”拓跋宏心中不悅，揶揄到，“任城王啊，你的意思是想使洛陽全城盡著舊服麽？”拓跋澄與留守百官麵麵相覷，隻好一齊脫帽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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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95年6月2日，拓跋宏再次下詔：“在政府中不準說鮮卑話，違反的免除官職。”拿現在打個比方，就是在正式場合要求人們說英語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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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如此激進，連漢人李衝都看不下去，他說到：“四麵八方人民的語言，並不相同，怎麽知道誰的言語是純正聲音？皇帝使用什麽言語，什麽言語就是純正聲音。”拓跋宏斥責道：“你說這種話，就是罪大惡極，應該誅殺！”嚇的李衝連忙脫下官帽，低頭承認錯誤。
緊接著，6月19日，拓跋宏下詔要求跟隨政府南遷到洛陽的鮮卑人，死後就地安葬，不可以把靈柩運迴北方。古代人重祭祀先人，如果墓葬定在洛陽，那麽按傳統觀念看，這些鮮卑人的後代就是正兒八經、如假包換的“洛陽人”了。
6月21日，拓跋宏又命令政府改變度量衡製度，采用長尺、大鬥，完全按照《漢書.律曆誌》規格，重新製定。
其實拓跋宏6月份頒布這幾項改革措施，並沒有必要這樣一刀切。語言、墓葬、度量衡這些和老百姓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東西，必然在運用中逐漸優化，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會逐步調解這些元素到最合理狀態。比如滿清時期，政府並未專門推進漢語，但最終滿人因為生活便利需要，逐漸就放棄使用自己的語言，反而在後期，政府要強調滿語重要性，盡力挽救不要使之消亡；像度量衡，隻要不是太複雜太混亂，像我們現在許多地方，“公製”和“市製”並行，也不見得有什麽不妥。
可拓跋宏卻在這些地方強製性迅速改變，這就會在短時間內造成社會的不適，以及資源的浪費。
這些漢化改革其實才是初試牛刀而已，拓跋宏更加暴烈的改革還在後麵，我們下次再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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