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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製夷而作。--魏源《海國圖誌》
上次我們說到北魏政府開始施行“俸祿製”，並對於貪汙“0容忍”，一旦拿獲，立即處斬，絕不姑息。這個政策施行不久，淮南王拓跋佗上書朝廷，要求停止“俸祿製”，而仍用“舊有製度”。
說到這裏，我們需要看一看拓跋佗所說的“舊有製度”是怎麽迴事。北魏帝國自拓跋珪開國以來，一直就沒有給官員發過“工資”，查看“度娘”的解釋，說北魏官員在“俸祿製”之前沒有工資，就靠著貪汙、掠奪以及皇帝賞賜過活。這個解釋其實隻是說了表麵現象，其實，當拓跋鮮卑崛起於草原上之時，無論是以前的代國以及後來的北魏帝國初期，都采取了一種“部落聯盟”的政治形態，國家本身就是由幾十個大的部落結合而成，然後大的部落下麵統領著眾多小部落，對於帝國皇帝而言，他是不能直接管理國家最底層的牧民單位的（史書稱之為“一落”，就是“一戶”的意思），基層牧民都是通過一層層的部落組織來管理，而皇帝隻需要管理部落的領導人即可（史書稱之為“部落大人”，我們在連載裏通常叫他們“部落酋長”）。各個部落隻要給皇帝交足“貢品”（小部落給上級部落交“貢品”），在本部落所轄範圍的區域的所有收入都歸各層級的酋長所有。這個組織結構其實就是標準的“封建製”，也就是“分封建國製”，和東周列國的“王、公、卿”國家管理體係十分相似。
如果大家對這個概念比較陌生，我們不妨用現代的公司管理製度來打個比方。這個“部落聯盟”的國家其實和“股份公司”的結構比較相像。皇帝就是最大的股東兼董事會主席，而所有的管理者，總經理、各級經理、包括一般員工等等都是公司的“個人股東”或在公司的“法人股東”中持股，在這種結構下，大家沒有工資，收入隻是單純靠公司“分紅”而已，隻要公司運營良好，利潤豐厚，“分紅收入”當然會大於“工資收入”，於是所有員工都很滿意。對於“部落聯盟”的帝國來講，各級官員的收入包括自身部落的畜牧生產收入，以及跟隨“皇帝”四處征戰所劫掠的收入。
在這種體製下，所謂的“貪汙”其實是一種在“製度允許”下的模糊概念，它有可能產生於：“牧業生產豐收，但隱瞞不報，於是少給皇帝上繳”或者“邊疆戰爭大勝後，隱瞞劫掠所得數字，從而少給帝國上繳”。皇帝判斷大臣是否“貪汙”也是個很模糊的直覺問題，有點像零售業的采購人員的收入，公司明知采購人員會有“灰色收入”，但這已經成為行業慣例，隻要采購人員做的不是太過分，公司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可是隨著北魏帝國的擴張，拓跋鮮卑入主中原後，國家生產結構產生了質的變化，大量的“耕種農民”納入國家體係，帝國逐漸演變成“遊牧和農耕混合業態”。對於帝國來講，“農耕業態”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在相同麵積的土地上，“農耕業態”能產生的經濟收入要遠遠大於“遊牧業態”，於是“農耕業態”無論從人口、糧食、資金等大數據來看是“遊牧業態”望塵莫及的。國家從原來“低利潤率”的行業進入到一個“高利潤率”的行業，原來的“部落聯盟”管理方式就會給各級官員上下其手，大肆貪汙創造了更廣大的空間。
同時，作為“高利潤率”的代價，“農耕業態”的管理難度又比“遊牧業態”要複雜的多，需要的專業管理人員也就更多。於是，在北魏帝國官僚體係中就出現大量“職業經理人”—漢人官員。有的漢人官員出身世族大家，比如崔浩，就算沒有俸祿，靠家族收入也可以糊口，所以崔浩就有閑情逸致搞什麽“觀星”的興趣愛好就不難理解了；可是像高允，家境貧寒，所以在拓跋浚朝已經做到“宰相級”高官，皇帝如果一段時間忘記賞賜，加上自己道德水平比較高不願貪汙，高允就不得不讓兒子上山砍柴以補貼家用。
在這種情況下，帝國采取“俸祿製”就變得迫切起來。這種製度的改變，其實是皇帝和大臣之間利益的再分配，還是用現代企業製度打比方，大臣通過“俸祿製”一改過去“股東”的身份，而變成了“職業經理人”，而整個帝國就變成了皇帝的“獨資企業”，皇帝變成這個公司唯一的股東，而通過薪酬體係來豢養整個官僚體係。這種製度其實在法理上加強了“中央集權”，對於提高皇帝的權威大有益處。
可是通過以上分析，大家不難發現，這個製度的改變，必然會觸及原來各個“部落酋長”的利益，在“利潤豐厚”的南方地區，通過“貪汙劫掠”所得肯定遠遠大於“薪酬所得”，於是史書中提到的淮南王拓跋佗公然上書反對改革就不難理解了。
馮太後知道拓跋佗的建議具有一定“群眾基礎”，所以在朝堂上公開討論這個問題，史書記載大臣高閭慷慨陳詞，讚美新政，全力支持“二聖”（馮太後和皇帝拓跋宏），在馮太後的大力支持下，拓跋佗恢複舊製的建議毫無懸念地被駁迴，而這一場“共議”也顯示了馮太後的執政手腕：我並不是沒有給你們“保守派”發出聲音的機會哦，朝堂共議結論已定，以後誰要再敢私下議論朝政，可別怪我不客氣。
看“俸祿製”的內容，其實對於鮮卑貴族打擊比較大，而對於漢人來講，影響並不是很明顯，所以對於“俸祿製”的反對聲音來自宗室王爺在所難免。而高閭身為漢人官員，有高薪可發，自然力挺馮太後，慷慨陳詞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過帝國接下來的改革可要觸碰到漢人官僚的利益了，這具體又是什麽呢？我們下次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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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製夷而作。--魏源《海國圖誌》
上次我們說到北魏政府開始施行“俸祿製”，並對於貪汙“0容忍”，一旦拿獲，立即處斬，絕不姑息。這個政策施行不久，淮南王拓跋佗上書朝廷，要求停止“俸祿製”，而仍用“舊有製度”。
說到這裏，我們需要看一看拓跋佗所說的“舊有製度”是怎麽迴事。北魏帝國自拓跋珪開國以來，一直就沒有給官員發過“工資”，查看“度娘”的解釋，說北魏官員在“俸祿製”之前沒有工資，就靠著貪汙、掠奪以及皇帝賞賜過活。這個解釋其實隻是說了表麵現象，其實，當拓跋鮮卑崛起於草原上之時，無論是以前的代國以及後來的北魏帝國初期，都采取了一種“部落聯盟”的政治形態，國家本身就是由幾十個大的部落結合而成，然後大的部落下麵統領著眾多小部落，對於帝國皇帝而言，他是不能直接管理國家最底層的牧民單位的（史書稱之為“一落”，就是“一戶”的意思），基層牧民都是通過一層層的部落組織來管理，而皇帝隻需要管理部落的領導人即可（史書稱之為“部落大人”，我們在連載裏通常叫他們“部落酋長”）。各個部落隻要給皇帝交足“貢品”（小部落給上級部落交“貢品”），在本部落所轄範圍的區域的所有收入都歸各層級的酋長所有。這個組織結構其實就是標準的“封建製”，也就是“分封建國製”，和東周列國的“王、公、卿”國家管理體係十分相似。
如果大家對這個概念比較陌生，我們不妨用現代的公司管理製度來打個比方。這個“部落聯盟”的國家其實和“股份公司”的結構比較相像。皇帝就是最大的股東兼董事會主席，而所有的管理者，總經理、各級經理、包括一般員工等等都是公司的“個人股東”或在公司的“法人股東”中持股，在這種結構下，大家沒有工資，收入隻是單純靠公司“分紅”而已，隻要公司運營良好，利潤豐厚，“分紅收入”當然會大於“工資收入”，於是所有員工都很滿意。對於“部落聯盟”的帝國來講，各級官員的收入包括自身部落的畜牧生產收入，以及跟隨“皇帝”四處征戰所劫掠的收入。
在這種體製下，所謂的“貪汙”其實是一種在“製度允許”下的模糊概念，它有可能產生於：“牧業生產豐收，但隱瞞不報，於是少給皇帝上繳”或者“邊疆戰爭大勝後，隱瞞劫掠所得數字，從而少給帝國上繳”。皇帝判斷大臣是否“貪汙”也是個很模糊的直覺問題，有點像零售業的采購人員的收入，公司明知采購人員會有“灰色收入”，但這已經成為行業慣例，隻要采購人員做的不是太過分，公司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可是隨著北魏帝國的擴張，拓跋鮮卑入主中原後，國家生產結構產生了質的變化，大量的“耕種農民”納入國家體係，帝國逐漸演變成“遊牧和農耕混合業態”。對於帝國來講，“農耕業態”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在相同麵積的土地上，“農耕業態”能產生的經濟收入要遠遠大於“遊牧業態”，於是“農耕業態”無論從人口、糧食、資金等大數據來看是“遊牧業態”望塵莫及的。國家從原來“低利潤率”的行業進入到一個“高利潤率”的行業，原來的“部落聯盟”管理方式就會給各級官員上下其手，大肆貪汙創造了更廣大的空間。
同時，作為“高利潤率”的代價，“農耕業態”的管理難度又比“遊牧業態”要複雜的多，需要的專業管理人員也就更多。於是，在北魏帝國官僚體係中就出現大量“職業經理人”—漢人官員。有的漢人官員出身世族大家，比如崔浩，就算沒有俸祿，靠家族收入也可以糊口，所以崔浩就有閑情逸致搞什麽“觀星”的興趣愛好就不難理解了；可是像高允，家境貧寒，所以在拓跋浚朝已經做到“宰相級”高官，皇帝如果一段時間忘記賞賜，加上自己道德水平比較高不願貪汙，高允就不得不讓兒子上山砍柴以補貼家用。
在這種情況下，帝國采取“俸祿製”就變得迫切起來。這種製度的改變，其實是皇帝和大臣之間利益的再分配，還是用現代企業製度打比方，大臣通過“俸祿製”一改過去“股東”的身份，而變成了“職業經理人”，而整個帝國就變成了皇帝的“獨資企業”，皇帝變成這個公司唯一的股東，而通過薪酬體係來豢養整個官僚體係。這種製度其實在法理上加強了“中央集權”，對於提高皇帝的權威大有益處。
可是通過以上分析，大家不難發現，這個製度的改變，必然會觸及原來各個“部落酋長”的利益，在“利潤豐厚”的南方地區，通過“貪汙劫掠”所得肯定遠遠大於“薪酬所得”，於是史書中提到的淮南王拓跋佗公然上書反對改革就不難理解了。
馮太後知道拓跋佗的建議具有一定“群眾基礎”，所以在朝堂上公開討論這個問題，史書記載大臣高閭慷慨陳詞，讚美新政，全力支持“二聖”（馮太後和皇帝拓跋宏），在馮太後的大力支持下，拓跋佗恢複舊製的建議毫無懸念地被駁迴，而這一場“共議”也顯示了馮太後的執政手腕：我並不是沒有給你們“保守派”發出聲音的機會哦，朝堂共議結論已定，以後誰要再敢私下議論朝政，可別怪我不客氣。
看“俸祿製”的內容，其實對於鮮卑貴族打擊比較大，而對於漢人來講，影響並不是很明顯，所以對於“俸祿製”的反對聲音來自宗室王爺在所難免。而高閭身為漢人官員，有高薪可發，自然力挺馮太後，慷慨陳詞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過帝國接下來的改革可要觸碰到漢人官僚的利益了，這具體又是什麽呢？我們下次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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