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 在鳳山大隊務農的日子裏（中）（7）
饑餓年代出賊佬
在那“三年困難時期”的饑荒年代，鳳山當地的農民，每天一般隻有二兩到四兩米吃（十六兩一斤）。於是，隻能另外得靠吃野菜、南瓜花、番薯葉、雜糧……才能熬過來。
所有這些，可能都曾經起過大用場。但是，在到了真正的困難時期，這些食物它們所起的作用，恐怕還不是最主要的了……
我曾經看到過，有些社員實在是餓怕了。於是，便私下去偷大隊魚塘裏的魚蝦。生產隊坡地中所種植的番薯、甘蔗、花生、芭蕉之類等進行充饑。因此，這種“小偷小摸”的行為，就在當年的廣大農村中，算得上是一種極為平常和普遍之事。
有一次，我曾經聽楊兆芳隊長和我說過，每逢到了秋季，大隊幹部常常半夜三更便深入到各個生產隊裏，進行突擊檢查巡視。於是，她也常常都去參加這種突擊檢查。
下麵，就是她和我曾經說過的一個小故事……
……有一天，三個檢查組深夜巡視完了各個生產隊迴到大隊部，支書劉繼傑壓低聲音對大家說了一件使人失笑的事情：
當他們路過龍灣徑村九隊的番薯地，突然聽見地裏有動靜，就大喝一聲：
“誰？出來！”
此時，隻聽有一個人，頓時之間，便發出一陣哭求聲：
“支書，是我……”
支書上前一看，啊，原來他正是龍灣徑村上的老貧農老劉二伯。他還是1951年土地改革的時候，就參加了黨的老黨員。現在還是一個老光棍，他被群眾認為是最為老實可靠的人了，從來都不會占公家的半點便宜。
這天晚上，到地裏偷挖隊裏番薯的他，竟然當場被支書發現了。於是，嚇得他隻好哀求支書不要外傳。要不然的話，他的老臉往那放啊！
此時，支書隻好輕聲地對他說道：
“老二哥，你怎麽也會幹出這種極不光彩的事情呀……”
老劉二伯便解釋說：
“我家裏的糧食早就吃完了，現在已經挨餓了兩天肚子，實在是頂不住了啦……”
於是，支書見他那付可憐相，再也沒有說什麽話，便讓他把挖掘到的番薯全部都拿迴家裏去……
此時，我聽了楊兆芳隊長對這個故事的敘述後，心情感到無比的沉重……
當今，農村社會治安情況不夠好，偷牛偷豬現象時有發生。於是，便有人懷念起人民公社時期的社會秩序好，甚至有人還用“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來加以形容。
但是，我作為那個時代的過來人，並不完全讚同現今一些人的這種說法。
是的，在那個“三年困難時期”，由於個人家庭財富少，路上沒啥東西可撿，家裏也沒有什麽貴重值錢的東西怕偷。
即使有個“偷牛賊”，就是偷到了牛，的確牛也很難銷贓處理掉。因為，把牛賣給食品公司，還得要有公社的介紹信。除了食品公司外，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能進行收牛和宰牛的。
其實，那時候社員們對生產大隊的集體東西，已經成了習慣性的“小偷小摸”。但是，成袋子進行偷糧的事，基本上來說，幾乎還沒有人敢做。
因為，那正是狠抓階級鬥爭的年代。要是抓到一個，若是五類分子的，便不用說了。就是一般人被抓到，也會被抓去遊村批判。
我還記得，那時農村曾經流傳過的幾句順口溜：
“十個社員九個偷，大隊幹部貪無夠。”
“保管員，懶又閑，記工員肥隊長胖。”
“愛社愛家社是家，社裏有的家要有。”
……
那時候，早晚兩造在稻田裏割禾時，我常常發現在社員的衣袋裏，多數能掏出二、三兩稻穀。待收工以後，就偷偷地拿迴家去喂雞鴨了。
秋收季節撿花生時，大人們的屁股後麵，那個沒跟著家裏的小孩子的？要是從地裏挖撿到的那個最飽滿的先吃掉不說，還有意地丟掉一些，讓小孩子們隨後進行跟上撿拾……
這對於在當年來說，這種事情那個生產隊都是看成極為平常之事，何不為怪。
那個“三年困難時期”，農民真是夠苦啊！豐收年，每人分得二百多斤稻穀，災年隻能分一百多斤。而每分得到的一百斤稻穀，還得要扣去十多斤，采用雜糧進行頂替。
真是“米少又燒鍋”，哪裏能夠吃。可以說，社員們大都是常年餓肚子的。
我就聽過有的社員這樣說過：
“要是能讓我飽飽地吃上幾餐飯，死也值了……”
正是：
饑餓年代出賊佬，無米落鍋無法過？
支書巡夜遇小偷，正是黨員老二哥。
欲知後事如何，請君往下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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饑餓年代出賊佬
在那“三年困難時期”的饑荒年代，鳳山當地的農民，每天一般隻有二兩到四兩米吃（十六兩一斤）。於是，隻能另外得靠吃野菜、南瓜花、番薯葉、雜糧……才能熬過來。
所有這些，可能都曾經起過大用場。但是，在到了真正的困難時期，這些食物它們所起的作用，恐怕還不是最主要的了……
我曾經看到過，有些社員實在是餓怕了。於是，便私下去偷大隊魚塘裏的魚蝦。生產隊坡地中所種植的番薯、甘蔗、花生、芭蕉之類等進行充饑。因此，這種“小偷小摸”的行為，就在當年的廣大農村中，算得上是一種極為平常和普遍之事。
有一次，我曾經聽楊兆芳隊長和我說過，每逢到了秋季，大隊幹部常常半夜三更便深入到各個生產隊裏，進行突擊檢查巡視。於是，她也常常都去參加這種突擊檢查。
下麵，就是她和我曾經說過的一個小故事……
……有一天，三個檢查組深夜巡視完了各個生產隊迴到大隊部，支書劉繼傑壓低聲音對大家說了一件使人失笑的事情：
當他們路過龍灣徑村九隊的番薯地，突然聽見地裏有動靜，就大喝一聲：
“誰？出來！”
此時，隻聽有一個人，頓時之間，便發出一陣哭求聲：
“支書，是我……”
支書上前一看，啊，原來他正是龍灣徑村上的老貧農老劉二伯。他還是1951年土地改革的時候，就參加了黨的老黨員。現在還是一個老光棍，他被群眾認為是最為老實可靠的人了，從來都不會占公家的半點便宜。
這天晚上，到地裏偷挖隊裏番薯的他，竟然當場被支書發現了。於是，嚇得他隻好哀求支書不要外傳。要不然的話，他的老臉往那放啊！
此時，支書隻好輕聲地對他說道：
“老二哥，你怎麽也會幹出這種極不光彩的事情呀……”
老劉二伯便解釋說：
“我家裏的糧食早就吃完了，現在已經挨餓了兩天肚子，實在是頂不住了啦……”
於是，支書見他那付可憐相，再也沒有說什麽話，便讓他把挖掘到的番薯全部都拿迴家裏去……
此時，我聽了楊兆芳隊長對這個故事的敘述後，心情感到無比的沉重……
當今，農村社會治安情況不夠好，偷牛偷豬現象時有發生。於是，便有人懷念起人民公社時期的社會秩序好，甚至有人還用“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來加以形容。
但是，我作為那個時代的過來人，並不完全讚同現今一些人的這種說法。
是的，在那個“三年困難時期”，由於個人家庭財富少，路上沒啥東西可撿，家裏也沒有什麽貴重值錢的東西怕偷。
即使有個“偷牛賊”，就是偷到了牛，的確牛也很難銷贓處理掉。因為，把牛賣給食品公司，還得要有公社的介紹信。除了食品公司外，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能進行收牛和宰牛的。
其實，那時候社員們對生產大隊的集體東西，已經成了習慣性的“小偷小摸”。但是，成袋子進行偷糧的事，基本上來說，幾乎還沒有人敢做。
因為，那正是狠抓階級鬥爭的年代。要是抓到一個，若是五類分子的，便不用說了。就是一般人被抓到，也會被抓去遊村批判。
我還記得，那時農村曾經流傳過的幾句順口溜：
“十個社員九個偷，大隊幹部貪無夠。”
“保管員，懶又閑，記工員肥隊長胖。”
“愛社愛家社是家，社裏有的家要有。”
……
那時候，早晚兩造在稻田裏割禾時，我常常發現在社員的衣袋裏，多數能掏出二、三兩稻穀。待收工以後，就偷偷地拿迴家去喂雞鴨了。
秋收季節撿花生時，大人們的屁股後麵，那個沒跟著家裏的小孩子的？要是從地裏挖撿到的那個最飽滿的先吃掉不說，還有意地丟掉一些，讓小孩子們隨後進行跟上撿拾……
這對於在當年來說，這種事情那個生產隊都是看成極為平常之事，何不為怪。
那個“三年困難時期”，農民真是夠苦啊！豐收年，每人分得二百多斤稻穀，災年隻能分一百多斤。而每分得到的一百斤稻穀，還得要扣去十多斤，采用雜糧進行頂替。
真是“米少又燒鍋”，哪裏能夠吃。可以說，社員們大都是常年餓肚子的。
我就聽過有的社員這樣說過：
“要是能讓我飽飽地吃上幾餐飯，死也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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饑餓年代出賊佬，無米落鍋無法過？
支書巡夜遇小偷，正是黨員老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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