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支隊部待了三年,農林生產,承包責任製隻是常規性工作,有二位老上司在,我的壓力不大,加上管理思路差距大,慢慢的也聽之任之了。後來想想也對,他們喜歡即興“指示”,我喜歡有序操作。雖然場部各管理職能部門的人員傾向於我的辦法,但“指示”“講話”為綱的傳統“家長製”,不是你想改變就能改變得了的。後來,場群工作量越來越大,我的心思也轉在這一塊上了。

    場群工作,即林場與當地群眾間的相互聯係;場地工作,即林場與當地各級政府部門間的相互聯係。這二項工作的目的,是使林場與當地和諧相處,樹立起一個良好的企業或單位形象。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水吃水,靠油田吃油田,靠礦山吃礦山,靠林場吃林場。於是,場群工作的難點便是如何刹住越演越烈的哄搶風。

    一年一度的春茶大忙,每每都有驚動省裏的事件發生。

    1987年5月5日,安徽廣德住在林場茶園周邊的一些村民,來偷采青葉,遇護茶隊員追趕時,四處奔逃。其中一名女青年泅水而逃,不幸溺水而亡。這下便成了一起跨省糾紛。村民到中隊鬧喪,支隊的一名副支隊長前去處理,被剝了警服蓋在死屍身上,並強行按到在死屍前下跪。那時,我在一大隊,聽著也難受。現在我將披此“戰袍”上陣。

    1988年春茶大麵積哄搶,搞了個安吉、長興、廣德三縣聯合辦公,初見成效。但春茶結束後,各方偃旗息鼓。入夏,哄搶風再度掀起,引起了省裏重視。我的初戰,便是初嚐苦果。

    1989年春茶之前,我隨方政委赴杭,專程向時任省政協的李朝龍副主席(老公安廳長)匯報護茶工作的現狀和困難,意在請老領導出出麵。那一年的護茶工作,在李副主席的促使下,是在省政府辦公廳指導主持下展開的。省委常委、公安廳長夏仲烈就南湖哄搶問題迴答了記者問,湖州市政府發了《布告》,省、市、縣、區、鄉、村六級領導一起召開了聯席會議。規模空前,然混亂無序也隨之出現。畢加索能在《和諧》一畫中,讓魚入鳥籠,讓鳥進魚缸,說明一切的一切,隻要和諧,不可能的事也能成為可能。反之,合常規的事也會以反常規的麵目出現。場群、場地的“公對公”、“公對私”、“私對私”的錯綜複雜的關係中,存在太多的不協調。特別是支隊的幹警胸中積壓了太多的委曲,隨時有可能爆發。

    5月6日上午,在場部招待所,我與湖州市政府胡副秘書長一行交流春茶護茶情況,向他匯報了近階段來發生的多起偷茶葉人與護茶的幹警、鄉村護茶人員、服刑人員的衝突情況。中飯後,場群工作科的同誌繼續陪著胡副秘書長,我按約去廣德縣東亭鄉拜會陳鄉長,通報河壩生產隊的五六十名采茶工,往家背走青葉,以及確保西邊的護茶秩序、土地補償與偷采哄搶分開處理等事項。

    傍晚剛迴到場部,我就接到通知,去分場一個中隊的隊部開會,有緊急情況。我顧不得吃晚飯,空著肚子就上了山,在林木茂盛深處的一幢平房內,方政委等支隊的主要領導都已經在了,勞改局的領導也從杭州趕來了,我找了個角落坐下。獄政科的領導就開始介紹情況。

    原來,下午,宋副支隊長在北大塘檢查春茶護茶工作時,手腕被當地一偷茶村民刺了一剪刀,縫了六針,住在醫院。青年幹警群情激憤,要求胡副秘書長親自指揮查處兇手,結果把上山看情況的胡副秘書長的小車的迴路用兩輛車給阻上了。這下,事情變得複雜了,把場地矛盾的窗簾給撕裂了。事情已經發生,下一步該怎麽走?我作為分管場群工作的,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立即把阻路的車讓開,如胡副秘書長如不走,則“負荊請罪”做好解釋,爭取諒解;如走了,則不必承認,反正他並沒有阻在山上了;立即派人專程向省政府作匯報,請上級出麵調處。

    沒多久,好消息是:人車均已離開,事態沒有進一步惡化;壞消息是:湖州市委已經書麵報告省委,相關領導發話,要嚴究南湖。

    第二天一早,我隨政委去了省政府。從西邊邊門進去的(少掉了進門手續的不少麻煩),向省政府辦公廳柴副主任作了詳細的匯報,當時柴副主任就講:做法不太策略,一是“挽留”的方式不策略,說好聽是“挽留”,說難聽是“扣留”;二是對其他領導態度不策略,凡是不合你們情緒的,你們都叫他下不了台。司法廳的於廳長也下了指示:要作書麵檢查(從其整個講話內容來看,對“5.6”事件的評價是:幹警的情緒可以理解,做法是錯誤的,後果是嚴重的。這也是省裏一些頭兒的意見)。

    迴來後,情況並不好。繼“5.6”事件之後,又發生了“5.8”“5.11”“5.14”事件。場內部的意見也不統一,“鷹派”的意見是硬碰硬,不妥協,不吃上頭橫加指責這一套:“鴿派”的意見是采用軟辦法。

    我的頭真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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