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2月17日，一大隊召開分隊以上幹部會議，我作為大隊的技術員，也參加了會議。
這次會議，各中隊匯報了1984年的生產計劃。大隊部莫會計在會上強調了“用一名犯人，每年要增加成本386元”。他的發言，意在告訴搞生產的同誌，不要再搞“人海戰術”，要改變以往不管做什麽事，人越多越好的老思維。
服刑人員的勞動力並不是白白用的，是要計算成本的。社會上經常有人對我說，你們監獄真好，幹活的不要付工鈿，農副產品多，價格便宜。其實，全不是那麽一迴事，省勞改局是按假定工資計算生產成本的，然後，又以管教生活一條線撥款下來，確保服刑人員的生活福利，所以對我們搞生產的來說，用勞動力都是付工資的。
會議的最後，袁大隊長傳達場部生產會議精神。他講了五點，當時我作了記錄。那時監獄開始學社會上的一套，搞承包責任製了，隻是與個人利益的掛鉤不很顯著。他說：（1）提高幹工對國家大好形勢的認識。去年全場虧114萬，今年要從各方麵提高經濟效益。要認真領會薛駒的四句話（當年，薛駒是副省長。省監獄其他沒什麽，就是老是有高官會光顧。有的事可以說是通天的。聽說文革時，曾經有一段日子，江華就駐在南湖，2萬多畝油茶就是建場初期根據他的指示種的）“形勢越來越好，路子越走越寬，要求越來越高，難度越來越大”。同時傳達了勞改局副局長，支隊方政委的講話精神。在提高認識的基礎上，加強對罪犯的教育工作，非生產人員不宜太多，占20%太多了。承包到分隊，不到犯人。指標不能太低。分隊長的擔子重了。（2）生產財務逐隊落實。要搞多種經營。（3）抓緊進行各種技術的培訓工作。（4）統會計人員當好各級領導的參謀，建立各種報表。（5）要大搞商品生產，挖潛力，彌補全大隊虧損。全大隊的生產任務是：糧食151萬斤，茶葉156萬斤，毛豬14.5萬斤，三禽5000隻，禽蛋8300斤。會上，他還分析了完成任務的有利條件和存在困難。
可以這麽說，這次會議之後，我的思想起了很大變化。在第一線，我不再是按純技術要求進行思維了，開始“初戀”經濟效益了，日常工作時，開始把經濟效益注入到技術指導方案的內核。憑心而論，大隊莫會計給我的印象很深，他是個人才，當時的財會業務，尤其是管理會計的業務在全省勞改係統是首屈一指的。我到大隊部上班後，在他地方學到了不少有用的直觀的財務管理經驗。後來，我在大隊主政的三年，內當家也全靠他。不過，他卻是個不得誌的人，據說是文革時的“超常”表現，失去了“提升”的資格。
人實在是不應該超越“度”去表現自己，一表現往往害人害己。但又有誰能鑽在“度”內，不出去“表現”呢，時勢並不會給“潔身自好”者留退路！人生有時就是如此難把握，也難怪世上會久久流傳“人難做，難做人，做難人”的歌謠。
這次會議，各中隊匯報了1984年的生產計劃。大隊部莫會計在會上強調了“用一名犯人，每年要增加成本386元”。他的發言，意在告訴搞生產的同誌，不要再搞“人海戰術”，要改變以往不管做什麽事，人越多越好的老思維。
服刑人員的勞動力並不是白白用的，是要計算成本的。社會上經常有人對我說，你們監獄真好，幹活的不要付工鈿，農副產品多，價格便宜。其實，全不是那麽一迴事，省勞改局是按假定工資計算生產成本的，然後，又以管教生活一條線撥款下來，確保服刑人員的生活福利，所以對我們搞生產的來說，用勞動力都是付工資的。
會議的最後，袁大隊長傳達場部生產會議精神。他講了五點，當時我作了記錄。那時監獄開始學社會上的一套，搞承包責任製了，隻是與個人利益的掛鉤不很顯著。他說：（1）提高幹工對國家大好形勢的認識。去年全場虧114萬，今年要從各方麵提高經濟效益。要認真領會薛駒的四句話（當年，薛駒是副省長。省監獄其他沒什麽，就是老是有高官會光顧。有的事可以說是通天的。聽說文革時，曾經有一段日子，江華就駐在南湖，2萬多畝油茶就是建場初期根據他的指示種的）“形勢越來越好，路子越走越寬，要求越來越高，難度越來越大”。同時傳達了勞改局副局長，支隊方政委的講話精神。在提高認識的基礎上，加強對罪犯的教育工作，非生產人員不宜太多，占20%太多了。承包到分隊，不到犯人。指標不能太低。分隊長的擔子重了。（2）生產財務逐隊落實。要搞多種經營。（3）抓緊進行各種技術的培訓工作。（4）統會計人員當好各級領導的參謀，建立各種報表。（5）要大搞商品生產，挖潛力，彌補全大隊虧損。全大隊的生產任務是：糧食151萬斤，茶葉156萬斤，毛豬14.5萬斤，三禽5000隻，禽蛋8300斤。會上，他還分析了完成任務的有利條件和存在困難。
可以這麽說，這次會議之後，我的思想起了很大變化。在第一線，我不再是按純技術要求進行思維了，開始“初戀”經濟效益了，日常工作時，開始把經濟效益注入到技術指導方案的內核。憑心而論，大隊莫會計給我的印象很深，他是個人才，當時的財會業務，尤其是管理會計的業務在全省勞改係統是首屈一指的。我到大隊部上班後，在他地方學到了不少有用的直觀的財務管理經驗。後來，我在大隊主政的三年，內當家也全靠他。不過，他卻是個不得誌的人，據說是文革時的“超常”表現，失去了“提升”的資格。
人實在是不應該超越“度”去表現自己，一表現往往害人害己。但又有誰能鑽在“度”內，不出去“表現”呢，時勢並不會給“潔身自好”者留退路！人生有時就是如此難把握，也難怪世上會久久流傳“人難做，難做人，做難人”的歌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