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距離太平軍從關內班師已經過去一個多月時間，而徹底進入深秋最後一波的收獲時節了。因此，到處都可以看見堆得老高金燦燦的麥垛和草倉。而在收割後又重新翻過的田土裏，也滿是挽牛拉車播種冬麥的身形。
相對於這片熟悉而親切的場景，之前來自長安城裏勾心鬥角，都仿若是很遙遠的事情了。用某隻大佬“黑曜聖石”的話說，隻有高尚的目的，才能促成高尚的手段，有了高尚的目的，才有無窮的動力。
而不是讓原本追求的理想和遠大事業，在各種打著權謀、機變旗號的“權宜之計”和苟且手段下，迅速墮落和蛻變成為個人私利張目的工具。
畢竟，眼下太平軍已經擁有相對狀況良好的農業基礎、足夠規模的市場和流通貨幣；有良好的技術指導和專業人才培養體係、充足的勞動力剩餘、以及相對豐富的原材料來源。
根本犯不上像其他人想象的那樣，再沉溺於營鑽這些，明顯屬於夾縫中求生存的弱小實力，才需要出奇行險或是投機取巧、奇巧詭詐的偏枝末節之道。
比如：後世中國品質最好含量在50%以上的大冶鐵礦（鄂州），和石碌鐵礦（海南），都在太平軍的治下。雖然目前隻能進行露天和淺層的開采，就連像樣點的深井都打不了，但已經足以滿足這個時代絕大多數需要了。
目前大都督府最大的問題就是，從山南到峽江道、再到江東、再到關中的連軸轉下來接連用兵不斷，讓大量社會資源不可避免的傾向於軍事體係運轉。
結果，就是社會上開始魔漫開一種輕兵言戰的浮躁和激進氣氛，乃至有輿論鼓噪說長安即下洛都亦在不遠，那平定天下就在眼前之類的盲目樂觀了。
另一方麵則是社會資源的偏移效應。除了大都督府主導下的道路、水利和信號塔通訊等主要項目之外，其他地方建設和再生產投入，都不可避免受到緊縮式的影響。
比如，在一些新占領區的屯莊開拓項目當中，所需基建物料和配給工具的生產計劃，都被排到了來年乃至大後年去，這無疑是嚴重不合理的事情。
還有就是大都督府控製下城邑中的基礎設施和社會職能的配套，也出現了鋪設不到位和人手、物資供應不足的好些缺口。正好以沿著湘水、漢水和大江兩岸城邑為基準，越是深入內陸出現的問題就越多。
其中，像是用來防治雲夢大澤水係和洞庭、鄱陽、太湖流域，圍圩造田開拓當中多發的血吸蟲病的酒石酸銻，克製農作物病蟲害的波爾多液，禽畜防疫的石灰硫磺合劑，野外作業的雄黃水、除蟲菊都開始供不應求。
因為隨著戰後的清戶丈田工作，陸續湧現出來的需求遠比預期的還大。這也就是太平軍政權，決意拋棄了舊有體係和現成架構，在全新的框架之下篳路藍縷另起爐灶的必然過程和產物。
如果能夠對豪強大戶等掌握了社會底層的舊勢力稍加妥協，那自然就可以省事省心的隻求最終結果；而把其中底層人民產生的痛苦和附帶損害，當做必然的代價和消耗品好了。
所以說一千、道一萬，這些苗頭和問題，都需要周淮安親自做出表率，以為梳理和整頓、引導眼下的整體發展趨勢，重新迴歸到側重民生和基建的日常態來。
畢竟，戰時體製固然一時爽，但是如果刹車不住的話，自爆掉也是分分秒秒的事情；君不見以虎狼之師掃平天下、統一六國卻二世而亡的秦帝國，骨頭都不知道了爛了多少代。
但是，比較讓周淮安有些意外的是，在迴歸之後太平軍治下；卻又掀起了一陣進獻家學，乃至私人藏書、文著的一陣新浪潮。作為對口的宣教司和大講習所，最多的時候一天可以收到幾十部的書著和獻文。
自三國南北朝以降的士族門閥雖然已經腐朽墮落，但是多少還是得以傳續下來一些東西，也就是所謂“家學”。
代表了這些長期把持和壟斷社會中上層的門第和閥閱，所流傳下來古代經典的治學成果和為官治政的經驗積累。
這也是他們得以在世世代代的以壟斷政治資源，又在科舉和選官體係內得以贏在起跑線上的憑據。然後這些家學又隨著族人四處的開枝散葉和代代出仕之後添注、增補，已然形成一個個相對可觀的規模。
隻是隨著士族門閥製度不可避免的走向衰微之路。待到了唐朝之後這些家學的發展和演變，也幾乎伴隨這有唐一代階梯式的政治形態和社會變革過程。
比如，正處於初唐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的期間，伴隨著鄉試製度乃是國家扶持的官學盛行一時；乃至州縣學官到國子監、太學的體係，成為科舉進士的主要正途和優先錄取所在。
等到安史之亂以後國家走向衰微，對於官學的投入逐漸不足而萎縮；於是各種背景館塾、書院私學開始盛行起來填補了科舉的空白。
然而到了晚唐動亂頻頻，就連這些私學也屢遭喪亂而難以維持下去；於是又輪到了這些士族門第古老淵源的家學開始重新占據了主流；不過這也是最後的迴光返照了。
用後使曆史教科書上的話說，龐勳、黃巢為首的農民起義和暴動，以不自覺的土地革命暴力，大大打擊和遏製了晚唐以來嚴重土地兼並的趨勢，而為五代十國的相對輕徭薄賦的時代奠定前提條件；
另一方麵則是在已經開始衰亡卻頑強不肯退出曆史舞台的世家門閥製度上，進行更加深入的掃蕩和打擊，屠殺了大量的郡望世族，因此以至於五代十國期間得以上位的統治者，大都是寒微庶族的出身背景。
當這些士族門閥在唐末五代蜂起的農民起義，以及後續動亂爭戰中被滌蕩、破滅一空之後，這些古老悠久的知識傳承也為之陪葬進了曆史垃圾堆中。
因此待到有宋一代重新平定天下大部，得以在諸多學問、經驗的喪亂和失傳當中，重新崛起來的士大夫階層，相應的學術成色和政務能力就要差上許多了。
乃至重新興起魏晉恥於俗務的空談風嘲，或又是隻會挑毛病不會解決問題的所謂清流風範，並以此為時尚和榜樣也就不足為奇了。
原本周淮安以為自己的在嶺南和長江中下遊流域，各種直接或是間接社會改造的折騰，砍著砍著已經把這些家夥收拾的差不多了；但沒有想到領兵去了關中一趟之後，又有這麽多餘孽冒出來。
而他們不得不從蟄伏狀態下主動冒出來的原因也很簡單，因為根據最新的《考成法》補充條令，他們再不想法體現出自身價值的話，以後就真的再沒有出頭的機會了。
要是其他勢力發布的政令或許還有商榷和討還之餘。但是太平軍治下所發布的政令不多，但每件幾乎都是用不折不扣的屍體和血粼粼的事實，給堅決推行開來的。
時至今日，也沒有人會懷疑太平軍令行禁止的決心了。所以，為了子孫後代計而不得不主動冒出來投獻家學淵源，就成為了他們這些舊屬人士最後的一線希望了。
當然了，這也最初三支隊的清鄉運動中，那些世家大族背景下敢於跳出來的頭鐵和頑固分子，都在拉鋸鬥爭當中逐一清理或是流放掉了，而剩下較為軟弱和以妥協求存居多的緣故。
而這一切的源頭，卻是起始於襄陽當地曾經的頭望之家、顯赫大族，如今依舊衰敗四散的杜氏當代族長杜宗儒；在《考成補充條令發布之後就來到了大講習所中，請求捐出家中藏書並先人批注的手卷、文稿，約八千件/卷。
曾經有句老話“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就是形容有唐一代京兆韋度兩家的顯赫風光。其中韋姓家族居於“韋曲”，杜姓家族居於“杜曲”。沒錯，長安城外南郊的杜曲、杜陵等地名，就是因為杜氏族人聚居而得名的。
因為這兩大家族毗鄰相望，在朝在野各領風騷，史稱“城南韋杜”。又因為兩大家族多出王侯將相，世代與皇權交集，人稱“離天尺五”。有唐一朝光杜氏出了8位宰相，其中貞觀盛世的房謀杜斷的杜如晦一門就五代為相。
而作為襄陽的分支雖然沒有這麽牛逼，但是也出過“文章四友”之首，初唐五言律第一的杜審言；一代詩聖杜甫；天寶年間在但羅斯戰敗後，開始遊曆歐亞非大陸，而寫下《經行記》的古代第一人杜環。。。這樣的名人大家。
因此世代治學、遊宦的淵源下來，家中的藏書和曆代族人、親眷留下來的手跡、文稿也是蔚為可觀的分量。其中更是不乏一些從未問世的孤本、絕稿。比如杜甫與李白書信往來文字，杜環撰寫《經行記》的初稿手卷。。。
於是，這事一時間就鬧得尤為轟動了。就連正在講習所的周淮安也難免詫異起來，而特地就近召見了他一迴；
畢竟，作為從小被現代教科書裏李杜詩文所浸染和熏陶下的情懷，還是很難忍得住探究其中背後的故事；更別說那不後世已經隨著斷代而失傳的《經行記》了，那可是盛唐情懷之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然後親見其人了，才發現這位也是個相當知趣和識時務的人物；居然在太平大都督設立襄陽沒多久，就已早早將杜氏名下的田土家產，分給族人而就此別門立戶城了許多小家，所以在後續清算當中就已然沒他什麽事清了。
既然有這麽一個願意配合的榜樣和例子，周淮安也不介意讓他得到一點好結果；所以第一份特批的聘用文書，就應在了這位杜宗儒的身上。於是接下來的事情，就既是意外又不足為奇了。
相對於這片熟悉而親切的場景，之前來自長安城裏勾心鬥角，都仿若是很遙遠的事情了。用某隻大佬“黑曜聖石”的話說，隻有高尚的目的，才能促成高尚的手段，有了高尚的目的，才有無窮的動力。
而不是讓原本追求的理想和遠大事業，在各種打著權謀、機變旗號的“權宜之計”和苟且手段下，迅速墮落和蛻變成為個人私利張目的工具。
畢竟，眼下太平軍已經擁有相對狀況良好的農業基礎、足夠規模的市場和流通貨幣；有良好的技術指導和專業人才培養體係、充足的勞動力剩餘、以及相對豐富的原材料來源。
根本犯不上像其他人想象的那樣，再沉溺於營鑽這些，明顯屬於夾縫中求生存的弱小實力，才需要出奇行險或是投機取巧、奇巧詭詐的偏枝末節之道。
比如：後世中國品質最好含量在50%以上的大冶鐵礦（鄂州），和石碌鐵礦（海南），都在太平軍的治下。雖然目前隻能進行露天和淺層的開采，就連像樣點的深井都打不了，但已經足以滿足這個時代絕大多數需要了。
目前大都督府最大的問題就是，從山南到峽江道、再到江東、再到關中的連軸轉下來接連用兵不斷，讓大量社會資源不可避免的傾向於軍事體係運轉。
結果，就是社會上開始魔漫開一種輕兵言戰的浮躁和激進氣氛，乃至有輿論鼓噪說長安即下洛都亦在不遠，那平定天下就在眼前之類的盲目樂觀了。
另一方麵則是社會資源的偏移效應。除了大都督府主導下的道路、水利和信號塔通訊等主要項目之外，其他地方建設和再生產投入，都不可避免受到緊縮式的影響。
比如，在一些新占領區的屯莊開拓項目當中，所需基建物料和配給工具的生產計劃，都被排到了來年乃至大後年去，這無疑是嚴重不合理的事情。
還有就是大都督府控製下城邑中的基礎設施和社會職能的配套，也出現了鋪設不到位和人手、物資供應不足的好些缺口。正好以沿著湘水、漢水和大江兩岸城邑為基準，越是深入內陸出現的問題就越多。
其中，像是用來防治雲夢大澤水係和洞庭、鄱陽、太湖流域，圍圩造田開拓當中多發的血吸蟲病的酒石酸銻，克製農作物病蟲害的波爾多液，禽畜防疫的石灰硫磺合劑，野外作業的雄黃水、除蟲菊都開始供不應求。
因為隨著戰後的清戶丈田工作，陸續湧現出來的需求遠比預期的還大。這也就是太平軍政權，決意拋棄了舊有體係和現成架構，在全新的框架之下篳路藍縷另起爐灶的必然過程和產物。
如果能夠對豪強大戶等掌握了社會底層的舊勢力稍加妥協，那自然就可以省事省心的隻求最終結果；而把其中底層人民產生的痛苦和附帶損害，當做必然的代價和消耗品好了。
所以說一千、道一萬，這些苗頭和問題，都需要周淮安親自做出表率，以為梳理和整頓、引導眼下的整體發展趨勢，重新迴歸到側重民生和基建的日常態來。
畢竟，戰時體製固然一時爽，但是如果刹車不住的話，自爆掉也是分分秒秒的事情；君不見以虎狼之師掃平天下、統一六國卻二世而亡的秦帝國，骨頭都不知道了爛了多少代。
但是，比較讓周淮安有些意外的是，在迴歸之後太平軍治下；卻又掀起了一陣進獻家學，乃至私人藏書、文著的一陣新浪潮。作為對口的宣教司和大講習所，最多的時候一天可以收到幾十部的書著和獻文。
自三國南北朝以降的士族門閥雖然已經腐朽墮落，但是多少還是得以傳續下來一些東西，也就是所謂“家學”。
代表了這些長期把持和壟斷社會中上層的門第和閥閱，所流傳下來古代經典的治學成果和為官治政的經驗積累。
這也是他們得以在世世代代的以壟斷政治資源，又在科舉和選官體係內得以贏在起跑線上的憑據。然後這些家學又隨著族人四處的開枝散葉和代代出仕之後添注、增補，已然形成一個個相對可觀的規模。
隻是隨著士族門閥製度不可避免的走向衰微之路。待到了唐朝之後這些家學的發展和演變，也幾乎伴隨這有唐一代階梯式的政治形態和社會變革過程。
比如，正處於初唐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的期間，伴隨著鄉試製度乃是國家扶持的官學盛行一時；乃至州縣學官到國子監、太學的體係，成為科舉進士的主要正途和優先錄取所在。
等到安史之亂以後國家走向衰微，對於官學的投入逐漸不足而萎縮；於是各種背景館塾、書院私學開始盛行起來填補了科舉的空白。
然而到了晚唐動亂頻頻，就連這些私學也屢遭喪亂而難以維持下去；於是又輪到了這些士族門第古老淵源的家學開始重新占據了主流；不過這也是最後的迴光返照了。
用後使曆史教科書上的話說，龐勳、黃巢為首的農民起義和暴動，以不自覺的土地革命暴力，大大打擊和遏製了晚唐以來嚴重土地兼並的趨勢，而為五代十國的相對輕徭薄賦的時代奠定前提條件；
另一方麵則是在已經開始衰亡卻頑強不肯退出曆史舞台的世家門閥製度上，進行更加深入的掃蕩和打擊，屠殺了大量的郡望世族，因此以至於五代十國期間得以上位的統治者，大都是寒微庶族的出身背景。
當這些士族門閥在唐末五代蜂起的農民起義，以及後續動亂爭戰中被滌蕩、破滅一空之後，這些古老悠久的知識傳承也為之陪葬進了曆史垃圾堆中。
因此待到有宋一代重新平定天下大部，得以在諸多學問、經驗的喪亂和失傳當中，重新崛起來的士大夫階層，相應的學術成色和政務能力就要差上許多了。
乃至重新興起魏晉恥於俗務的空談風嘲，或又是隻會挑毛病不會解決問題的所謂清流風範，並以此為時尚和榜樣也就不足為奇了。
原本周淮安以為自己的在嶺南和長江中下遊流域，各種直接或是間接社會改造的折騰，砍著砍著已經把這些家夥收拾的差不多了；但沒有想到領兵去了關中一趟之後，又有這麽多餘孽冒出來。
而他們不得不從蟄伏狀態下主動冒出來的原因也很簡單，因為根據最新的《考成法》補充條令，他們再不想法體現出自身價值的話，以後就真的再沒有出頭的機會了。
要是其他勢力發布的政令或許還有商榷和討還之餘。但是太平軍治下所發布的政令不多，但每件幾乎都是用不折不扣的屍體和血粼粼的事實，給堅決推行開來的。
時至今日，也沒有人會懷疑太平軍令行禁止的決心了。所以，為了子孫後代計而不得不主動冒出來投獻家學淵源，就成為了他們這些舊屬人士最後的一線希望了。
當然了，這也最初三支隊的清鄉運動中，那些世家大族背景下敢於跳出來的頭鐵和頑固分子，都在拉鋸鬥爭當中逐一清理或是流放掉了，而剩下較為軟弱和以妥協求存居多的緣故。
而這一切的源頭，卻是起始於襄陽當地曾經的頭望之家、顯赫大族，如今依舊衰敗四散的杜氏當代族長杜宗儒；在《考成補充條令發布之後就來到了大講習所中，請求捐出家中藏書並先人批注的手卷、文稿，約八千件/卷。
曾經有句老話“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就是形容有唐一代京兆韋度兩家的顯赫風光。其中韋姓家族居於“韋曲”，杜姓家族居於“杜曲”。沒錯，長安城外南郊的杜曲、杜陵等地名，就是因為杜氏族人聚居而得名的。
因為這兩大家族毗鄰相望，在朝在野各領風騷，史稱“城南韋杜”。又因為兩大家族多出王侯將相，世代與皇權交集，人稱“離天尺五”。有唐一朝光杜氏出了8位宰相，其中貞觀盛世的房謀杜斷的杜如晦一門就五代為相。
而作為襄陽的分支雖然沒有這麽牛逼，但是也出過“文章四友”之首，初唐五言律第一的杜審言；一代詩聖杜甫；天寶年間在但羅斯戰敗後，開始遊曆歐亞非大陸，而寫下《經行記》的古代第一人杜環。。。這樣的名人大家。
因此世代治學、遊宦的淵源下來，家中的藏書和曆代族人、親眷留下來的手跡、文稿也是蔚為可觀的分量。其中更是不乏一些從未問世的孤本、絕稿。比如杜甫與李白書信往來文字，杜環撰寫《經行記》的初稿手卷。。。
於是，這事一時間就鬧得尤為轟動了。就連正在講習所的周淮安也難免詫異起來，而特地就近召見了他一迴；
畢竟，作為從小被現代教科書裏李杜詩文所浸染和熏陶下的情懷，還是很難忍得住探究其中背後的故事；更別說那不後世已經隨著斷代而失傳的《經行記》了，那可是盛唐情懷之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然後親見其人了，才發現這位也是個相當知趣和識時務的人物；居然在太平大都督設立襄陽沒多久，就已早早將杜氏名下的田土家產，分給族人而就此別門立戶城了許多小家，所以在後續清算當中就已然沒他什麽事清了。
既然有這麽一個願意配合的榜樣和例子，周淮安也不介意讓他得到一點好結果；所以第一份特批的聘用文書，就應在了這位杜宗儒的身上。於是接下來的事情，就既是意外又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