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以當時,唐庭四月才決定發兵,八月才走到青海的進軍速度來說,唐軍根本沒有任何機會。


    要知道,薛仁貴麾下的唐軍以步兵為主,在“胡天八月即飛雪”的季節,在草原上與吐蕃騎兵尋機決戰,如何能夠取勝?


    因此戰敗後,薛仁貴才會慨歎:“鄧艾所以死於蜀,吾知所以敗也。”


    在這種錯誤的時間節點,以一種錯誤的方式與敵作戰,別說是薛仁貴,就是孫武複生也贏不了。


    大非川之戰是一場具有轉折性意義的戰役,唐軍在保持四十年軍事強勢後,第一次在周邊少數民族眼前大敗虧輸。這也是唐蕃間,在鬆州打成平手後,第一次慘敗於吐蕃之手。


    有點可笑的是,當高宗決定給吐蕃一個教訓時,他特意授予薛仁貴邏娑(拉薩)道行軍大總管。


    上意暗指希望這位“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的老將,犁庭掃穴直搗黃龍的。但可惜,吐蕃養虎之勢已成,直搗邏娑(拉薩)不過是南柯一夢。


    此後經年,漢史屢見“吐蕃連番入寇”(《舊唐書》)的記載,鳳儀元年(676)進掠鄯州(今青海樂都)、廓州(今青海化隆)、河州(甘肅臨夏)、疊州(甘肅迭部),高宗為之停封中嶽。


    鳳儀三年(678年),李敬玄領十八萬唐軍在青海再度慘敗於噶爾?欽陵(祿東讚次子)之手。


    唐軍副將劉審禮、王孝傑被俘,主帥李敬玄全軍潰退,“輜重棄於路旁,綿延千裏”。


    所幸,黑齒常之拚死夜襲,打破吐蕃合圍之勢,算是避免了唐軍再次全軍覆滅,這便是史籍所稱的唐蕃青海之戰(或承鳳嶺之戰)。


    此戰之後,唐史也不得不承認,吐蕃已成心腹大患,其實力足以與唐庭比肩。


    但吐蕃就此便一飛衝天了嗎?當然也不是!


    自從上元元年(674年)二聖臨朝後,唐朝對西部邊事明顯開始變得強硬。這大概有賴於武則天的性格,和優柔寡斷的李治相比,武則天顯然要強悍的多。


    隨即,以王孝傑、婁師德、黑齒常之為首的唐軍展開了一係列反擊,雙方漸成拉鋸之勢。其間唐軍雖有識迦河之敗、素羅汗山之敗,但同樣也有良非川、白水澗的連勝。


    因此,唐黑們所謂大非川之後,唐朝再無還手之力的理論是站不住腳的。大非川之敗並沒有那麽重要,至少它沒有真正改變兩國的戰爭格局。


    在這個階段,唐蕃兩國處於戰場拉鋸態勢還有一個例證,便是西域安西四鎮的反複易手。


    鹹亨元年(670年),吐蕃攻陷龜茲撥換城(今新疆溫宿),唐朝被迫罷安西四鎮。


    四年後(674年,上元元年),四鎮複歸唐朝。


    儀鳳三年(678年),迫於吐蕃壓力再次罷黜。


    次年(679年,調露元年),裴行儉千裏奔襲西域,生擒阿史那都支,再複安西四鎮。


    垂拱二年(686年),四鎮再罷。


    692年(長壽元年),王孝傑、阿史那忠節西擊吐蕃,在大嶺、冷泉大敗蕃軍,噶爾·讚輾恭頓(漢史稱讚刃,祿東讚五子)逃遁,噶爾·達古日聳(漢史稱悉多於,祿東讚四子)被俘,四鎮再複。


    此後,唐庭吸取了四鎮幾度失陷的教訓,遣軍兩萬四千人常駐四鎮,西域算是基本穩定了下來。


    從四鎮屢廢屢建的過程可見,唐朝即便是在相對遙遠的西域,有尚且有能力和吐蕃一較短長,更何況是在後勤壓力較低的河攏地區呢?


    另外,時任吐蕃大相噶爾·欽陵被迫於武周朝長壽元年(692年)後,長期駐紮青海前線,也能看出唐朝反擊對吐蕃造成的壓力。


    欽陵長期遠離吐蕃的政治中心,實際意義上促成了吐蕃王室重新奪迴王權,終結了噶爾一門長達五十餘年的權臣之路。


    之後,欽陵被迫自殺,其三弟噶爾·政讚藏頓(唐史稱讚婆)攜其子論弓仁及部眾投唐,改姓論,成為論姓始祖之一。


    最後,還有個外交上的證據。


    武周朝萬歲通天元年(696年),唐蕃之間曾有一次野狐河之會(今青海察汗烏蘇河),會談的一方是欽陵,另一方是唐使郭元鎮。


    會議應欽陵的請求而召開,在會議上欽陵和郭元鎮唇槍舌劍談的好不熱鬧。


    欽陵想讓唐朝放棄安西四鎮,在西域構建一個軍事緩衝區,但唐朝也不傻,長壽元年(692年)王孝傑拚死拚活才啃下來的安西四鎮,哪能說句話就放棄了?


    郭元鎮知道欽陵的要求唐庭根本不可能答應,但張嘴就蹦出不行,豈不有失風度?外交嘛!向來都是風風光光的幹齷齪勾當!


    這老狐狸眼珠一轉,計上心來,想了這麽個主意。


    這段話的核心意思就是,“安西四鎮可以給吐蕃,不過要拿青海的吐穀渾故地來換。”


    青海牧場可是吐蕃拓展的核心,據此地後,東可侵襲攏右,北可截斷河西走廊,西可角逐西域,欽陵如何會拿它換安西四鎮?郭元鎮的答複一經提出,會談就再也沒下文了。


    按我們網上鍵盤軍事家們的理論,和平隻在大炮的射程之內。如果唐朝被打的全無還手之力,欽陵還談個什麽勁兒,直接打就是了。


    這其實也可以反證出,雙方尚處在均勢地位,誰也奈何不了誰。


    如果將第二個戰爭階段再細分一下的話,可以分成高宗和武後兩個時期。


    高宗一朝因其優柔寡斷,在對待吐蕃問題上常常議而不決,導致錯失了機會,坐視吐蕃掌控青海牧場。


    這一時期,吐蕃不但占據著戰場的主動地位,在外交上也隱隱壓過唐朝一頭。曾出現了唐使陳行焉麵見欽陵時,因拒絕行跪拜禮,被長期扣留直至身死蕃地之事。


    除此之外,高宗開耀元年(681年),還記載這麽一件奇聞,吐蕃遣使唐朝請和求婚,但指名道姓要娶高宗和武後親生女兒太平公主為妻。


    高宗當然不舍得將親生女兒加入吐蕃,但他對這種非常失禮的舉動,居然沒有斷然拒絕,而是來了曲線救國。


    由此可見,一方麵吐蕃對唐朝的複雜的宗親係統已經非常熟悉,另一方麵吐蕃也不再是那個非常謹慎的“子侄”了,能為吐蕃使臣撐腰的,也就隻有其戰場上的優勢了。


    而到了武後臨朝時期,唐軍已逐步開始主動出擊,謀取戰場優勢地位。


    應該公允的說,武則天的政治掌控能力遠高於李治。她手下文臣武將的能力也優於高宗一朝,不論是內主朝政的狄仁傑、許敬宗、魏元忠,還是外領雄兵的王孝傑、婁師德、黑齒常之,都是一時之選,也打出了一係列很漂亮的反擊戰。


    甚至,《資治通鑒》裏還記載,武後朝曾試圖從四川修築一條唐朝版的川藏公路直插拉薩,“武後欲征發梁(今陝西漢中)、鳳(今陝西鳳縣)、巴(今四川巴中)州民眾,從雅州(今四川雅安)開山通道,出擊西羌,討伐吐蕃。”


    雖然此事太不靠譜,被蜀地詩人陳子昂上書力勸而止。但至少可以證明,武後當朝期間,唐朝主動出擊的態勢已經開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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