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功的任命很快完成，而他也立刻開始負責起有關於水利和堤壩工程的建設，這項工作關乎與沿岸數千萬人民的生活，疏忽不得，每每在中華民族的關鍵時刻，黃河長江是否穩固，往往是判斷中華民族的延續是否還能固若金湯的標準，雖然如今宋朝已然是工業國，對於農業的需求不再那麽大了，但水利工程不僅僅有利於周邊的農業，更有利於商業，河運是中國交通的重要組成部分。
若是京杭大運河擁堵，那麽整個中國的物資運輸成本將急劇增加，這對於依靠商業發展的宋朝來說，自然是巨大的麻煩，所以京杭大運河的疏通以及擴大，是如今帝國最為要緊的內政，以前的京杭大運河隨著泥沙的衝擊越來越小，不僅僅儲水的能力變差，洪水爆發的概率上升，更重要的還是所能承載的船隻重量也越來越小。
這對於航運來說自然是不利的，如今的船隻都是兩三千噸重的鐵甲船，而京杭大運河的很多地段隻能走一兩百噸的船隻，再大的船根本過不去，隻能靠拉纖來走，但這樣一來，花費就會十分的大，而這花費最後隻能讓消費者來承受，最終造成產品的價格上漲，人們的消費欲望下降，因此拓寬河道，使得商品可以更快的在河流之中運輸，這一點十分重要。
因為如今的宋朝，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車和河運，高速公路，汽車一類的尚且屬於新興產業，還沒有來得及普及，畢竟這還是內燃機剛剛開始推廣的時代，想要普及卡車之類的產品是很困難的，集裝箱裝運也是不可能的，在這個時代，大量的纖夫才是城市運輸的主力，對於河流也是如此，船隻運輸，大量的時間會花費在纖夫拉纖上，所以拓寬喝到，至關重要，而如何拓寬河道，正是陳明功的主要任務。
根據陳明功的計劃，他將花費十五年到二十年的時間，總計投到四百億貫左右的經費，將河流疏通，拓寬，以保證喝到內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地區，可以行使兩千噸到三千噸左右的船隻，並且在沿岸建立三十個人工湖，以儲存水量，保證幹旱時期和洪水時期，對於水資源的合理利用，這一計劃，延綿時間很長，花費資金很巨，這也是徐清會選陳明功的一個重要年紀。
以陳明功如今的年紀來算，他才不過四十歲不到而已，即便這項任務執行二十年的時間，那時的陳明功也才六十歲不到而已，這個計劃，完全可以由陳明功一個人來完成，臨陣換將，這是徐清不願意的事情，所以將這樣的任務交給陳明功，讓他來完成這一件壯舉，自然是更加符合徐清的觀念，畢竟這可不是小計劃，四百億的花費，這對於大宋政府來說，也是一筆巨款了，相當於是在未來二十年內，每一年的財政經費都有百分之七，是固定撥給治河的，連續二十年，這就是一筆巨大的數字，且這還是在保持匯率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算出來的數字是四百億，未來這個數字必然會不停的擴大。
最後可能會在五百億到六百億左右，可以說這確實是一個世紀工程了，如果不用陳明功這樣年輕能幹的大臣，讓一位垂垂老矣的人來做，是斷然不行的，而陳明功也在簡短的休息之後，立刻便開始投入到了工作，這件事將成為他未來能夠進入史書，名留青史的標誌，雖然他對於名和利不在乎，可事關自己的專業，他還是十分在乎的。
且若是自己真的能夠修成這條河流，那麽不管千年以後，宋家王朝是否還在，他陳明功的名字，必然會被大運河沿岸的百姓所記住，這不僅僅是青史留名那麽簡單，而是將自己的名字，鐫刻在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讓人偉大的事情，所以陳明功可以說是十分認真，而徐清在視察兩三次之後，便果斷的不再管這件事，將治河全權交給了陳明功來做。
他能夠看得出來，陳明功是一個有能力且有擔當的人，這樣的人，在製度規定之下，給予他最大的空間，讓他去發揮自己的才能，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至於其他的事情，徐清隻需要不去打擾這位天才和他的團隊就可以了。
陳明功宰相地位的奠定，讓江浙集團中的競爭愈發激烈，有關於趙思銭和陸子遊之間的抉擇，也讓雙方是大展身手，無論是傳統的大士族還是新興的趙思銭家，都在不遺餘力的為成為宰相而奮鬥，在宋朝，一名宰相的誕生是需要經過朝廷內部投票的，每一位在任宰相和各個部會的尚書，以及一些重要單位的一把手，都會有一票，這些人來共同決定，新的宰相人選，所以為了讓自己的代表當選，賄賂也好，各種各樣的利益交換也好，可以說是十分激烈。
徐清自己就收到了來自於趙思銭和陸子遊背後利益集團所輸送的利益，徐清什麽都不做，便得到了數十萬貫的彩禮，從中就可以看到一位宰相到底有多麽的值錢，徐清可是什麽保證都沒有，隻是中立派而已，至於那些投靠向一方的，所給的好處，絕對是數百萬貫的，而這些錢對於江浙集團來說，九牛一毛罷了。
江浙自晉朝之後漢室東渡以來，就得到了巨大的開發，到唐朝以後，就正式成為了國家的農業中心，到了宋代更是依靠與國際的貿易，搖身一變，成為了經濟中心，可以說是整個中國最為黃金的地段，故而即便是發展，這裏也是最前沿的地區，光是論每年所創造的生產總值，江浙地區所占的比例為全國的百分之三十一，不到全國百分之八的土地麵積，卻創造了全國接近三分之一的gdp，從中就可以看出此地的富庶，而也正因為如此，江浙集團中的財富也是十分可怕的，所以數百萬貫對於他們來說，自然不算是什麽，尤其是與宰相寶座相比，就更是值得付出的代價。
江浙集團的宰相可不是一般的宰相，而是主管經濟領域的宰相，可以說是除了國防之外最為重要的宰相，而在油水上麵，則是最足的。徐清在前一任宰相離開之後，並沒有把經濟大權交給其他人，而是繼續準備交給江浙集團，這與他的出生有著很大關係，作為浙江錢塘人，再加上他穿越到的第一處地方就是溫州，對於江浙，他有著特殊的情感，故而這財政大權，他並沒有給出去，一直為江浙集團保留著，所以誰掌握了宰相的位置，誰就掌握了這份權力。
可別小看這份權力，在國家大政方針上，他雖然不能有太大的改變，但在許多小問題上，卻是能有著很大的控製權，比如說對於一些特殊商品的稅率，以及對於富人的稅收，還有當地的財政支持等問題，財相都有著很大的話語權，隻需要稅收少交一點，對於他們來說，就是巨大的利益，而在政府項目招標上，在同等條件之下，自然也會選擇自家人了，故而競爭才會如此激烈，誰不想獲得更大的利益，而也正因為這個位置太過重要，其他集團也紛紛參與其中，想要讓新任的財相先認識自己，以期待在未來獲得更大的好處。
這些都是需要財相去處理的事情，因此各方都希望自己的集團能夠在其中獲得更多的利益，對於此事的關切自然就更加急迫，而最終在一個月之後，一切定分曉，趙思銭以兩票之差，戰勝陸子遊，成為了新一任的財相，對此自然是幾家歡喜幾家愁了，徐清倒是無所謂，在他眼中，兩位同樣優秀，誰當這個財相，對於他來說，都沒有什麽太大的問題，趙思銭有多年的地方管理經驗，雖然經濟思維並不太活絡，但他底下的下屬都是從事經濟工作好幾年的人，對此可以說是十分精通，他隻需要按照他們規定的路線走，除此之外，在看見官員們違背百姓利益的時候，適當製止就能做的不錯了。
趙思銭在當選之後，自然也是要跟徐清見一麵的，徐清便把接下來國家的經濟發展方陣大局告訴給了趙思銭，其中最主要的還是對已經發展起來的發展區域繼續加大發展，但需要注意，必須要從原本粗放式的經濟，開始向著精確的發展方式發展，經濟的發展必須要進展，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下降，江浙，廣東，京畿地區作為發達地區，未來發展的方向應該是文化，金融，高科技等產業，政府的支持資金也必須向這些方向發展，而不是繼續推動重工業。
而在其他地區，則繼續以重工業，輕工業，紡織業作為發展方向，以及廣闊的華北地區，大規模城市化等問題，以及城鎮經濟的發展應該如何加速的問題，隨著許多交通路口的村鎮開始城鎮化，鄉鎮企業自然也是蜂擁而至，但是這些良莠不齊的企業，其工作效率和產品品質，卻是不盡相同，如何去幫助他們在經濟層麵上發展，這也是趙思銭需要去考慮的問題，總而言之，發達地區經濟轉型，發展中地區經濟增速，城鎮鄉村地區經濟起步，這就是趙思銭的主要工作。
可以說趙思銭的工作並不簡單，但趙思銭卻隻有幸福的苦惱，對於他來說，基層三十多年的發展，讓他對於經濟發展雖然不甚了解，但對於人民所需要的發展，他還是有想法的，整個局勢在徐清的大局之下，隻要不操之過急，平靜的當到退休，應該是不會有任何問題的，畢竟經濟上的問題，並不是特別的困難，如今宋朝的經濟正是增速高車道，即便發達地區的重工業和輕工業少一點了，但隨之而來的電力革命，也必然會帶來更多的工作機會和企業投資，是不可能衰落的。
所以相比起陳明功的任務艱巨，趙思銭的任務則要緩和不少，但他手中的權利卻要比陳明功大得多，畢竟一個國家的經濟，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部分，若是經濟停滯，各種各樣的問題就會顯現，隻不過在現階段，中國還不可能會有經濟危機的問題，若是說唯一有些麻煩的，大概就是大型企業的收稅問題，這一點趙思銭需要下點功夫了。
在宋朝，對於大型企業的稅跟現代相比其實並不高，但因為在以前中國基本上是不對商人收稅的，因為你很難統計他們一年到底賺了多少的錢，他們的賬本都是私藏的，所以你很難對他們的收入有一個大概的印象，既然如此，想要收稅，自然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宋朝，商人是不習慣朝廷對他們征稅的，而在傳統士大夫的眼中，商人是低賤的事業，他們甚至不把商人放在眼裏，在他們的眼中，隻有農民才是稅收的主要來源，因為他們就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一輩子都不會移動，收起稅來自然是要容易的多，但商人是一個巨大的集體，他們所賺取的收入，可也不少，所以王安石發現了他們，並在變法中，開始對商人進行國家意義上的征稅，在此之前，中國是沒有商品稅的，而王安石之後，則有了稅收，之後變法被推翻，曆經幾代變革，最終商稅還是保留了下來，但其實這商稅隻不過是關稅而已，並不算是商品稅。
而在徐清的改革中，自然增加了商品稅，同時還有貿易稅以及個人所得稅，這在以前是沒有的，就是公司的盈利狀況必須要匯報朝廷，然後朝廷要查你的賬本，根據你賬本中的記載，和你匯報上來的經濟報表，來統計你一年賺取了多少的錢，然後根據國家法律來對你進行征收，這就是所謂的個人所得稅，從個人到公司法人，這都是需要的，總體而言，就是收入越多的人，交得稅所占盈利比例就越高，一個普通工人，基本不需要繳稅，中產階級，月收入在十八貫以上的則需要交一貫的錢作為稅收，大致是百分之五左右，四十貫一個級別，一千貫一個級別，依次往上，比例也越來越高。
而這一套係統，商人是不習慣的，因為他們這些資本家賺的錢很多，且他們不是士族，雖然後來宋朝規定商人可以購買低級士族的身份，但並沒有說士族可以免去個人所得稅，即便是高等士族，也隻能免去土地的稅收，而不是商業的稅收，剛開始的時候，還有人說徐清笨，因為那個時候，土地上的農業收入，還占據國家的大頭，而徐清卻說士族可以對於土地稅免除。
自然是讓許多朝臣反對，畢竟農業稅和人頭稅是國家最重要的稅收來源，失去了他們，整個國家又靠誰來支撐，可二十年的時間，如今農業稅隻占國家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經濟支撐，而百分之八十則是依靠工業和第三產業來推動，原本許諾給士族的利益，在二十年間不斷被稀釋，直到這時，大家才知道，原來徐清根本就沒有把這一點點的農業稅放在眼裏，在他的眼中，商業稅和個人所得稅，才是這個國家的支撐。
若是京杭大運河擁堵，那麽整個中國的物資運輸成本將急劇增加，這對於依靠商業發展的宋朝來說，自然是巨大的麻煩，所以京杭大運河的疏通以及擴大，是如今帝國最為要緊的內政，以前的京杭大運河隨著泥沙的衝擊越來越小，不僅僅儲水的能力變差，洪水爆發的概率上升，更重要的還是所能承載的船隻重量也越來越小。
這對於航運來說自然是不利的，如今的船隻都是兩三千噸重的鐵甲船，而京杭大運河的很多地段隻能走一兩百噸的船隻，再大的船根本過不去，隻能靠拉纖來走，但這樣一來，花費就會十分的大，而這花費最後隻能讓消費者來承受，最終造成產品的價格上漲，人們的消費欲望下降，因此拓寬河道，使得商品可以更快的在河流之中運輸，這一點十分重要。
因為如今的宋朝，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車和河運，高速公路，汽車一類的尚且屬於新興產業，還沒有來得及普及，畢竟這還是內燃機剛剛開始推廣的時代，想要普及卡車之類的產品是很困難的，集裝箱裝運也是不可能的，在這個時代，大量的纖夫才是城市運輸的主力，對於河流也是如此，船隻運輸，大量的時間會花費在纖夫拉纖上，所以拓寬喝到，至關重要，而如何拓寬河道，正是陳明功的主要任務。
根據陳明功的計劃，他將花費十五年到二十年的時間，總計投到四百億貫左右的經費，將河流疏通，拓寬，以保證喝到內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地區，可以行使兩千噸到三千噸左右的船隻，並且在沿岸建立三十個人工湖，以儲存水量，保證幹旱時期和洪水時期，對於水資源的合理利用，這一計劃，延綿時間很長，花費資金很巨，這也是徐清會選陳明功的一個重要年紀。
以陳明功如今的年紀來算，他才不過四十歲不到而已，即便這項任務執行二十年的時間，那時的陳明功也才六十歲不到而已，這個計劃，完全可以由陳明功一個人來完成，臨陣換將，這是徐清不願意的事情，所以將這樣的任務交給陳明功，讓他來完成這一件壯舉，自然是更加符合徐清的觀念，畢竟這可不是小計劃，四百億的花費，這對於大宋政府來說，也是一筆巨款了，相當於是在未來二十年內，每一年的財政經費都有百分之七，是固定撥給治河的，連續二十年，這就是一筆巨大的數字，且這還是在保持匯率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算出來的數字是四百億，未來這個數字必然會不停的擴大。
最後可能會在五百億到六百億左右，可以說這確實是一個世紀工程了，如果不用陳明功這樣年輕能幹的大臣，讓一位垂垂老矣的人來做，是斷然不行的，而陳明功也在簡短的休息之後，立刻便開始投入到了工作，這件事將成為他未來能夠進入史書，名留青史的標誌，雖然他對於名和利不在乎，可事關自己的專業，他還是十分在乎的。
且若是自己真的能夠修成這條河流，那麽不管千年以後，宋家王朝是否還在，他陳明功的名字，必然會被大運河沿岸的百姓所記住，這不僅僅是青史留名那麽簡單，而是將自己的名字，鐫刻在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讓人偉大的事情，所以陳明功可以說是十分認真，而徐清在視察兩三次之後，便果斷的不再管這件事，將治河全權交給了陳明功來做。
他能夠看得出來，陳明功是一個有能力且有擔當的人，這樣的人，在製度規定之下，給予他最大的空間，讓他去發揮自己的才能，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至於其他的事情，徐清隻需要不去打擾這位天才和他的團隊就可以了。
陳明功宰相地位的奠定，讓江浙集團中的競爭愈發激烈，有關於趙思銭和陸子遊之間的抉擇，也讓雙方是大展身手，無論是傳統的大士族還是新興的趙思銭家，都在不遺餘力的為成為宰相而奮鬥，在宋朝，一名宰相的誕生是需要經過朝廷內部投票的，每一位在任宰相和各個部會的尚書，以及一些重要單位的一把手，都會有一票，這些人來共同決定，新的宰相人選，所以為了讓自己的代表當選，賄賂也好，各種各樣的利益交換也好，可以說是十分激烈。
徐清自己就收到了來自於趙思銭和陸子遊背後利益集團所輸送的利益，徐清什麽都不做，便得到了數十萬貫的彩禮，從中就可以看到一位宰相到底有多麽的值錢，徐清可是什麽保證都沒有，隻是中立派而已，至於那些投靠向一方的，所給的好處，絕對是數百萬貫的，而這些錢對於江浙集團來說，九牛一毛罷了。
江浙自晉朝之後漢室東渡以來，就得到了巨大的開發，到唐朝以後，就正式成為了國家的農業中心，到了宋代更是依靠與國際的貿易，搖身一變，成為了經濟中心，可以說是整個中國最為黃金的地段，故而即便是發展，這裏也是最前沿的地區，光是論每年所創造的生產總值，江浙地區所占的比例為全國的百分之三十一，不到全國百分之八的土地麵積，卻創造了全國接近三分之一的gdp，從中就可以看出此地的富庶，而也正因為如此，江浙集團中的財富也是十分可怕的，所以數百萬貫對於他們來說，自然不算是什麽，尤其是與宰相寶座相比，就更是值得付出的代價。
江浙集團的宰相可不是一般的宰相，而是主管經濟領域的宰相，可以說是除了國防之外最為重要的宰相，而在油水上麵，則是最足的。徐清在前一任宰相離開之後，並沒有把經濟大權交給其他人，而是繼續準備交給江浙集團，這與他的出生有著很大關係，作為浙江錢塘人，再加上他穿越到的第一處地方就是溫州，對於江浙，他有著特殊的情感，故而這財政大權，他並沒有給出去，一直為江浙集團保留著，所以誰掌握了宰相的位置，誰就掌握了這份權力。
可別小看這份權力，在國家大政方針上，他雖然不能有太大的改變，但在許多小問題上，卻是能有著很大的控製權，比如說對於一些特殊商品的稅率，以及對於富人的稅收，還有當地的財政支持等問題，財相都有著很大的話語權，隻需要稅收少交一點，對於他們來說，就是巨大的利益，而在政府項目招標上，在同等條件之下，自然也會選擇自家人了，故而競爭才會如此激烈，誰不想獲得更大的利益，而也正因為這個位置太過重要，其他集團也紛紛參與其中，想要讓新任的財相先認識自己，以期待在未來獲得更大的好處。
這些都是需要財相去處理的事情，因此各方都希望自己的集團能夠在其中獲得更多的利益，對於此事的關切自然就更加急迫，而最終在一個月之後，一切定分曉，趙思銭以兩票之差，戰勝陸子遊，成為了新一任的財相，對此自然是幾家歡喜幾家愁了，徐清倒是無所謂，在他眼中，兩位同樣優秀，誰當這個財相，對於他來說，都沒有什麽太大的問題，趙思銭有多年的地方管理經驗，雖然經濟思維並不太活絡，但他底下的下屬都是從事經濟工作好幾年的人，對此可以說是十分精通，他隻需要按照他們規定的路線走，除此之外，在看見官員們違背百姓利益的時候，適當製止就能做的不錯了。
趙思銭在當選之後，自然也是要跟徐清見一麵的，徐清便把接下來國家的經濟發展方陣大局告訴給了趙思銭，其中最主要的還是對已經發展起來的發展區域繼續加大發展，但需要注意，必須要從原本粗放式的經濟，開始向著精確的發展方式發展，經濟的發展必須要進展，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下降，江浙，廣東，京畿地區作為發達地區，未來發展的方向應該是文化，金融，高科技等產業，政府的支持資金也必須向這些方向發展，而不是繼續推動重工業。
而在其他地區，則繼續以重工業，輕工業，紡織業作為發展方向，以及廣闊的華北地區，大規模城市化等問題，以及城鎮經濟的發展應該如何加速的問題，隨著許多交通路口的村鎮開始城鎮化，鄉鎮企業自然也是蜂擁而至，但是這些良莠不齊的企業，其工作效率和產品品質，卻是不盡相同，如何去幫助他們在經濟層麵上發展，這也是趙思銭需要去考慮的問題，總而言之，發達地區經濟轉型，發展中地區經濟增速，城鎮鄉村地區經濟起步，這就是趙思銭的主要工作。
可以說趙思銭的工作並不簡單，但趙思銭卻隻有幸福的苦惱，對於他來說，基層三十多年的發展，讓他對於經濟發展雖然不甚了解，但對於人民所需要的發展，他還是有想法的，整個局勢在徐清的大局之下，隻要不操之過急，平靜的當到退休，應該是不會有任何問題的，畢竟經濟上的問題，並不是特別的困難，如今宋朝的經濟正是增速高車道，即便發達地區的重工業和輕工業少一點了，但隨之而來的電力革命，也必然會帶來更多的工作機會和企業投資，是不可能衰落的。
所以相比起陳明功的任務艱巨，趙思銭的任務則要緩和不少，但他手中的權利卻要比陳明功大得多，畢竟一個國家的經濟，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部分，若是經濟停滯，各種各樣的問題就會顯現，隻不過在現階段，中國還不可能會有經濟危機的問題，若是說唯一有些麻煩的，大概就是大型企業的收稅問題，這一點趙思銭需要下點功夫了。
在宋朝，對於大型企業的稅跟現代相比其實並不高，但因為在以前中國基本上是不對商人收稅的，因為你很難統計他們一年到底賺了多少的錢，他們的賬本都是私藏的，所以你很難對他們的收入有一個大概的印象，既然如此，想要收稅，自然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宋朝，商人是不習慣朝廷對他們征稅的，而在傳統士大夫的眼中，商人是低賤的事業，他們甚至不把商人放在眼裏，在他們的眼中，隻有農民才是稅收的主要來源，因為他們就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一輩子都不會移動，收起稅來自然是要容易的多，但商人是一個巨大的集體，他們所賺取的收入，可也不少，所以王安石發現了他們，並在變法中，開始對商人進行國家意義上的征稅，在此之前，中國是沒有商品稅的，而王安石之後，則有了稅收，之後變法被推翻，曆經幾代變革，最終商稅還是保留了下來，但其實這商稅隻不過是關稅而已，並不算是商品稅。
而在徐清的改革中，自然增加了商品稅，同時還有貿易稅以及個人所得稅，這在以前是沒有的，就是公司的盈利狀況必須要匯報朝廷，然後朝廷要查你的賬本，根據你賬本中的記載，和你匯報上來的經濟報表，來統計你一年賺取了多少的錢，然後根據國家法律來對你進行征收，這就是所謂的個人所得稅，從個人到公司法人，這都是需要的，總體而言，就是收入越多的人，交得稅所占盈利比例就越高，一個普通工人，基本不需要繳稅，中產階級，月收入在十八貫以上的則需要交一貫的錢作為稅收，大致是百分之五左右，四十貫一個級別，一千貫一個級別，依次往上，比例也越來越高。
而這一套係統，商人是不習慣的，因為他們這些資本家賺的錢很多，且他們不是士族，雖然後來宋朝規定商人可以購買低級士族的身份，但並沒有說士族可以免去個人所得稅，即便是高等士族，也隻能免去土地的稅收，而不是商業的稅收，剛開始的時候，還有人說徐清笨，因為那個時候，土地上的農業收入，還占據國家的大頭，而徐清卻說士族可以對於土地稅免除。
自然是讓許多朝臣反對，畢竟農業稅和人頭稅是國家最重要的稅收來源，失去了他們，整個國家又靠誰來支撐，可二十年的時間，如今農業稅隻占國家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經濟支撐，而百分之八十則是依靠工業和第三產業來推動，原本許諾給士族的利益，在二十年間不斷被稀釋，直到這時，大家才知道，原來徐清根本就沒有把這一點點的農業稅放在眼裏，在他的眼中，商業稅和個人所得稅，才是這個國家的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