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徐清雖然對於這些士大夫口中的保守思想不以為然，但想要讓他們尊重自己的想法，自然也隻能尊重他們的想法，而如此一來，理學便最終還是大興了，這一點，在徐清看來十分有意思，在他的時代，南宋也是理學大興的時代，朱熹和大小程提出存天理，滅人欲來倡導新儒學，既所謂理學。
後來這一流派在明朝建立之後，正式被確定為國學，也成為了理學，其後雖然經曆王陽明的心學和清朝時期的樸學作為衝擊，但依舊沒有動搖理學至高無上的地位，許多後世子孫站在自己的角度上，作為一個現代人，自然是看不起理學任何一點東西的，認為這是一種摧殘人性的東西，他束縛了女性，壓低了女性在封建社會的權利，同時遏製了人性，對人有著極大的壓迫，最後通過八股考試，將每個人的思想統一，直至僵化，這就是理學。
但其實理學並不僅僅隻是如此，要想理解理學，就必須要理解這是一種在什麽年代下特有的產物，理學的誕生具體日期已然不可考了，根據朱熹的說法，理學的開山始祖為周敦頤，而周敦頤則認為理學的始祖，是為孟子，這當然是有些牽強附會了，就像李唐王室定鼎天下之後，因為自身帶有胡人血統，害怕漢族不認可他們家族的地位，所以說老子李聃是他們的祖先，是一樣的道理。
在中國，對於所有的改革和改製，都會使用一種托古的方式，就比如清末，梁啟超先生等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進行公車上書運動，最後開始百日維新，雖然最後以失敗告終，但其影響卻對後世中國巨大，而其中康有為作為百日維新運動中的核心人物，是思想的代言人，當時很多儒家學者並不認可，西方的思想，認為那是蠻夷之國的東西。
中國隻需要學西方的技術就好了，即所謂師夷長技以製夷，但在文化思想上，我們是不需要學習西方的，繼續使用儒家的思想，便可以通達天下，致使國家太平了，但這樣的想法，卻被後來的曆代列強所擊垮，人們漸漸發現，中國的落後，不僅僅是科技上的落後，更是思想上的落後，是文化上的落後，是全方位的落後，人們應該學習西方的思想，去真正的用現代化的方式，去改造這個老大帝國。
但是眾人雖然有這個想法，但是心中的文化塊壘卻很難消除，幾千年的儒家教育，天朝上國，早已經讓這個國家的知識分子們，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們對自己的文化極度自信，導致沒有人敢提出來，要改變國家的製度，因為改變製度，必然要改變思想和文化，而儒家文化根植中國文明幾千年，已然深入了骨髓，進入了肺腑，便是在現代化的今天，人們提到孔子，孟子，儒家，雖然有嗤之以鼻者，但更多的還是懷有一份尊敬之情的。
而康有為，則在南海發出了第一聲啼鳴，他利用孔子，孟子的言論，然後寫出了一本《孔子改製考》一書，在其中詳細記載了孔子其實是支持將帝國建立成共和製度的國家的，他在其中就《三羊》一章中，認為孔子口中的“據亂世，開平世，太平世”分別是帝製封建時代，君主立憲製度和共和國時代，然後利用這個說法，逐漸延伸至社會各個角落思想的變化，從而假托古製，從而為維新變法尋找法理的依托。
這件事情在當代來看，簡直就是愚不可及，畢竟孔子從來沒有說過什麽封建製度，君主立憲製度，更別說什麽共和國製度了，單看孔子的言行，他就是一個希望國家恢複到周朝井田製，既所謂古禮時代的人，認為國家不發生變化就是大治，這樣的人怎麽可能會宣揚所謂的改製呢？
但就是這麽一篇文章，卻為清朝上千萬讀書人找到了依歸，因為他們的心中是矛盾的，他們一方麵知道儒家救不了中國，需要從外國引進新的文化來改變自己的國家，不然就是亡國滅種，但同時他們又不願意徹底否定自己的文化，畢竟這是祖宗上千年流傳下來的，其中有我們祖先數千年的心血，若是就此廢棄，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受不了的。
而康有為則在其中找到了平衡點，利用這一套說辭，將儒家和改革聯係在了一起，由孔子直接為變法代言，從而天下的讀書人終於找到了一套說服自己的想法，而康有為也因此成為了南海聖人，用現在的眼光看，這當然是幼稚的舉動，但放在那個年代，他的做法，確實是為中國人打開思想的牢籠，做出了有利的改變。
雖然之後的康有為做了很多的混賬事，在私德上也並不完滿，甚至到最後，啟超先生都與自己的恩師，恩斷義絕，但這並不能否認他確實為當時的中國，做出了一定的貢獻，這就是儒家的做法，托古改製，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傳統，遵從古禮，同樣也是如此，所以當初朱熹說理學源自周敦頤，而上至堯舜禹湯，及至孟子，也是沒什麽問題的事情了。
理學和心學，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十分有名的兩大儒家學派，與心學不同，理學認為性即理，與心學的心即理有著很大的不同，而之所以會產生這樣一個問題，也跟時代背景有著很大的原因，兩大流派都來自於南宋時期，心學中最有名的人為王陽明，但他並不是創始者，而是集大成者，從南宋陸九淵開始一直傳承下來，也是從南宋開始的。
可以說理學和心學，從南宋開始，貫穿中國長達九百年左右的時間，直到現在，也一直在影響著中國人的哲學觀，這兩種理論說起來是非常複雜的，因為曆代大家都在這兩種理論上添加了自己的想法，所以到最後這兩種流派也變得十分複雜，沒有幾十年的功夫是根本不可能理解的，這裏隻說一說他們之所以會誕生的背景。
那時的中國剛剛經曆靖康之恥，南宋作為一個中央王朝，卻不得不偏安一隅，做一個小朝廷，當時的社會上，知識分子們有著十分普遍的焦慮情緒，許多人認為應該打迴去，而還有很多人則認為保持現狀就可以了，而通過海洋貿易，整個宋朝賺取了大量的外匯，世界知名的南海一號，便是在這個年代出發然後沉默的，而像這樣的船隻，整個宋朝數以千計，根本不可統計，這是一個十分富庶的時代，甚至許多專家說，南宋的富庶超出了一個封建王朝的極限。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當時的南宋也像現在的宋朝一樣，出現了許多人，開始醉生夢死，許多讀書人，不思報國，整天就想著風花雪月，花前月下，社會處於一種紙醉金迷的時代，且不僅僅是知識分子，便是這個時代的官員們，也都沉迷在富裕之中，茫茫然不知自己的死期已經將至。
就在這個時候，許多憂國憂民的士大夫們，看到了這樣的場景，便決定站出來，改變人們心中的想法，讓這個國家的人重新振作起來，而這時，許多大家便紛紛開始走出自己的書齋，開放自己的書院，開始演講，以讓當時的讀書人可以知道，讀書並不僅僅隻是做官，做官並不僅僅隻是為了享受，國家正處於危在旦夕之間，我們應該要做出更大的成就才行。
當時的講學，立刻在整個宋朝引起了巨大的反響，隨即許多思想家開始活躍在人們的視線之中，也紛紛創立了屬於自己的學派，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心學和理學，甚至當時一代儒家大家呂祖謙為了調和這兩大學派的紛爭，還在江西上饒鵝湖來進行辯論，這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因為那個時代，下至讀書人，上至官員都卷入到了這場思想大辯論中，最後這場辯論進行了很長的時間，但都沒有一個統一的結果。
朱熹的客觀唯心主義和陸九淵的主觀唯心主義之間，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朱熹認為人應該格物致知，去盡可能的知道一件事物的發生經過，原理樣貌，而陸九淵則認為人首先要明白人自己，然後以人為中心，再去理解世界萬物，這兩種思想放到現在，也是十分精微的討論，在這裏，就不再描述心學和理學的區別了，但心學和理學之所以會誕生，其主要因素，便是社會的浮華和外界的侵擾，以及文化上的自由，和社會的富足，讓許多人有錢可以讀書，從而讀書人的數量大大增加，以致於學院開始廣泛誕生，而從此刻開始，文化開始向民眾傳播，而文學上的思想爭鋒自然也就更為廣闊了。
而無論是心學還是理學，他們所需要處理的問題都是一樣的，那就是人應該如何與這個世界相處，可別小看這個問題，對於很多生活富裕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他們沒有住房壓力，也沒有來自社會的壓力，而這些是普通人的生活目標，因為有目標，所以很難墮落，而這些沒有目標的人，他們需要一個新的目標，不然墮落，隻是轉瞬之間的事情罷了。
所以在現代人看來，理學和心學都是陳舊腐朽之學，但在那個年代卻能成為顯學，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種學問可以迴答那個時代人們心中的困惑，就像在這個時代，成功學，心靈雞湯的書籍往往最受人們歡迎，因為現代社會人們最渴望的就是成功，如果成功不了，就看看心靈雞湯撫慰一下自己受傷的心靈。
但成功學和心靈雞湯有什麽實質性的作用麽，其實並沒有，但人們離不開他們，甚至往往會被這兩種書，搞的熱淚盈眶，充滿熱情，心學和理學也是如此，人們之所以當這個時代不喜歡他們了，主要是因為對於人和人的哲學思考，已經不是年輕人們所喜歡的事情了，而那個年代的讀書人，因為讀書人大多是有錢人家的孩子，且即便是南宋，這個中國最富裕的時代，不能讀書的人始終是大多數，隻要能讀書，就是知識分子了，所以在那個年代，讀書人的素質和生活水平往往都比較高，人們也不需要擔心成功與否這件事情，所以對於成功學和心靈雞湯並沒有那麽渴望。
而對於心靈的空虛，則更加需要知識來填補，這就是心學和理學能夠在這個時代成為顯學的民間因素，人民需要，自然就成為了他們能夠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那個時代的人民，因為生活富足，自然就會出現很多糜爛的事情出來，人心因為無所拘束而糜爛，而無論是理學還是心學都是提倡節儉的，隻不過一個要極端一點，一個要溫和一點而已，總之，任何一種學派的誕生，都是因為社會的需要，至於限製女性這一點，則是所有封建王朝的特性，不能因為歐洲有女王，就認為他們的女性在古代更有權利，其實全世界的女性在工業化到來之前都是沒什麽權利的。
世界從新石器時代以後，就漸漸過度到男權社會了，等到工業化之後，才慢慢向著平權社會開始挺進，無論有沒有儒學，這是社會規律自動發生的變化，不是一種學說所能施加的影響，就像歐洲可沒有受到儒學的影響，為什麽女性的地位也是越來越低了呢？是因為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響，難不成儒家的大家們還跟基督教的神父們心靈相通。
這隻不過一個封建社會發展的必然而已，也是社會生產之中發生的必然，誰是主要勞動者誰享有權利和話語權，所以他們就能判定，在家裏照顧老人和孩子不是勞動，隻有男人幹的活才叫勞動，這就是不公平的體現，但這種不公平是社會的發展和生產力帶來的，與學說的影響其實並不是特別的大。
而這兩種學說，對於如今的宋朝來說，也可謂十分的重要，雖然如今無論是朱熹還是陸九齡都還沒有出生，但這種思想已經開始萌芽了，而徐清自然就是那個拔苗助長的人，而在心學和理學之間，大多數士大夫顯然更加喜歡理學一些，因為理學思想簡單。
相比起心學，他需要一個人有極高的天賦，就像一件事情，就如同人讀書，朱熹認為人應該多看書，當你把書看透了，你就知道怎麽做人了，而心學則認為，你應該先學會做人，等你學會做人了，再去看書，那麽書中的意思就能清晰無誤的被看進去了，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而在這兩者之間，你覺得哪一種比較適合普羅大眾？
自然是前者了，這就有點像是法律和道德之間的爭辯了，你說讓一個人守法容易，還是讓一個人遵守道德容易？當然是讓人守法容易，因為如果一個人不守法，就要受到法律的製裁，而一個人不遵守道德，卻根本不會遭遇法律上的懲處，這就是兩者的差別，一個是告訴你，你什麽不能做，什麽不能做，做了會有什麽樣的懲罰，還有一個則是告訴你如何去做一個好人，但卻不告訴你不能做什麽事情，這兩者之間，便是傻子也會知道法律是什麽，而道德，便很難界定了。
所以理學更適合普及老百姓，他可以讓老百姓很清楚的就知道，做什麽是對的，而做什麽又是不對的，而心學則不同了，這或許也是理學的影響力那麽深遠的重要原因之一，理學可以紮根在老百姓的心中，讓他們照著士大夫設計出來的這些條文來做，等做久了，自然而然也就成為民族的精神了，而心學則不同，隻告訴你一個大體的概念，然後讓你自己去悟，最後大多數人卻是悟不出來的。
所以最終選擇的還會是理學，但理學當然也有問題，那就是他把所有的問題都給出了一個標準答案，然後讓人們去背標準答案，這樣一套東西，在社會初期的時候自然是可行的，他可以規範人們的生活，但長期來看，自然也是有隱患的東西了。
後來這一流派在明朝建立之後，正式被確定為國學，也成為了理學，其後雖然經曆王陽明的心學和清朝時期的樸學作為衝擊，但依舊沒有動搖理學至高無上的地位，許多後世子孫站在自己的角度上，作為一個現代人，自然是看不起理學任何一點東西的，認為這是一種摧殘人性的東西，他束縛了女性，壓低了女性在封建社會的權利，同時遏製了人性，對人有著極大的壓迫，最後通過八股考試，將每個人的思想統一，直至僵化，這就是理學。
但其實理學並不僅僅隻是如此，要想理解理學，就必須要理解這是一種在什麽年代下特有的產物，理學的誕生具體日期已然不可考了，根據朱熹的說法，理學的開山始祖為周敦頤，而周敦頤則認為理學的始祖，是為孟子，這當然是有些牽強附會了，就像李唐王室定鼎天下之後，因為自身帶有胡人血統，害怕漢族不認可他們家族的地位，所以說老子李聃是他們的祖先，是一樣的道理。
在中國，對於所有的改革和改製，都會使用一種托古的方式，就比如清末，梁啟超先生等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進行公車上書運動，最後開始百日維新，雖然最後以失敗告終，但其影響卻對後世中國巨大，而其中康有為作為百日維新運動中的核心人物，是思想的代言人，當時很多儒家學者並不認可，西方的思想，認為那是蠻夷之國的東西。
中國隻需要學西方的技術就好了，即所謂師夷長技以製夷，但在文化思想上，我們是不需要學習西方的，繼續使用儒家的思想，便可以通達天下，致使國家太平了，但這樣的想法，卻被後來的曆代列強所擊垮，人們漸漸發現，中國的落後，不僅僅是科技上的落後，更是思想上的落後，是文化上的落後，是全方位的落後，人們應該學習西方的思想，去真正的用現代化的方式，去改造這個老大帝國。
但是眾人雖然有這個想法，但是心中的文化塊壘卻很難消除，幾千年的儒家教育，天朝上國，早已經讓這個國家的知識分子們，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們對自己的文化極度自信，導致沒有人敢提出來，要改變國家的製度，因為改變製度，必然要改變思想和文化，而儒家文化根植中國文明幾千年，已然深入了骨髓，進入了肺腑，便是在現代化的今天，人們提到孔子，孟子，儒家，雖然有嗤之以鼻者，但更多的還是懷有一份尊敬之情的。
而康有為，則在南海發出了第一聲啼鳴，他利用孔子，孟子的言論，然後寫出了一本《孔子改製考》一書，在其中詳細記載了孔子其實是支持將帝國建立成共和製度的國家的，他在其中就《三羊》一章中，認為孔子口中的“據亂世，開平世，太平世”分別是帝製封建時代，君主立憲製度和共和國時代，然後利用這個說法，逐漸延伸至社會各個角落思想的變化，從而假托古製，從而為維新變法尋找法理的依托。
這件事情在當代來看，簡直就是愚不可及，畢竟孔子從來沒有說過什麽封建製度，君主立憲製度，更別說什麽共和國製度了，單看孔子的言行，他就是一個希望國家恢複到周朝井田製，既所謂古禮時代的人，認為國家不發生變化就是大治，這樣的人怎麽可能會宣揚所謂的改製呢？
但就是這麽一篇文章，卻為清朝上千萬讀書人找到了依歸，因為他們的心中是矛盾的，他們一方麵知道儒家救不了中國，需要從外國引進新的文化來改變自己的國家，不然就是亡國滅種，但同時他們又不願意徹底否定自己的文化，畢竟這是祖宗上千年流傳下來的，其中有我們祖先數千年的心血，若是就此廢棄，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受不了的。
而康有為則在其中找到了平衡點，利用這一套說辭，將儒家和改革聯係在了一起，由孔子直接為變法代言，從而天下的讀書人終於找到了一套說服自己的想法，而康有為也因此成為了南海聖人，用現在的眼光看，這當然是幼稚的舉動，但放在那個年代，他的做法，確實是為中國人打開思想的牢籠，做出了有利的改變。
雖然之後的康有為做了很多的混賬事，在私德上也並不完滿，甚至到最後，啟超先生都與自己的恩師，恩斷義絕，但這並不能否認他確實為當時的中國，做出了一定的貢獻，這就是儒家的做法，托古改製，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傳統，遵從古禮，同樣也是如此，所以當初朱熹說理學源自周敦頤，而上至堯舜禹湯，及至孟子，也是沒什麽問題的事情了。
理學和心學，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十分有名的兩大儒家學派，與心學不同，理學認為性即理，與心學的心即理有著很大的不同，而之所以會產生這樣一個問題，也跟時代背景有著很大的原因，兩大流派都來自於南宋時期，心學中最有名的人為王陽明，但他並不是創始者，而是集大成者，從南宋陸九淵開始一直傳承下來，也是從南宋開始的。
可以說理學和心學，從南宋開始，貫穿中國長達九百年左右的時間，直到現在，也一直在影響著中國人的哲學觀，這兩種理論說起來是非常複雜的，因為曆代大家都在這兩種理論上添加了自己的想法，所以到最後這兩種流派也變得十分複雜，沒有幾十年的功夫是根本不可能理解的，這裏隻說一說他們之所以會誕生的背景。
那時的中國剛剛經曆靖康之恥，南宋作為一個中央王朝，卻不得不偏安一隅，做一個小朝廷，當時的社會上，知識分子們有著十分普遍的焦慮情緒，許多人認為應該打迴去，而還有很多人則認為保持現狀就可以了，而通過海洋貿易，整個宋朝賺取了大量的外匯，世界知名的南海一號，便是在這個年代出發然後沉默的，而像這樣的船隻，整個宋朝數以千計，根本不可統計，這是一個十分富庶的時代，甚至許多專家說，南宋的富庶超出了一個封建王朝的極限。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當時的南宋也像現在的宋朝一樣，出現了許多人，開始醉生夢死，許多讀書人，不思報國，整天就想著風花雪月，花前月下，社會處於一種紙醉金迷的時代，且不僅僅是知識分子，便是這個時代的官員們，也都沉迷在富裕之中，茫茫然不知自己的死期已經將至。
就在這個時候，許多憂國憂民的士大夫們，看到了這樣的場景，便決定站出來，改變人們心中的想法，讓這個國家的人重新振作起來，而這時，許多大家便紛紛開始走出自己的書齋，開放自己的書院，開始演講，以讓當時的讀書人可以知道，讀書並不僅僅隻是做官，做官並不僅僅隻是為了享受，國家正處於危在旦夕之間，我們應該要做出更大的成就才行。
當時的講學，立刻在整個宋朝引起了巨大的反響，隨即許多思想家開始活躍在人們的視線之中，也紛紛創立了屬於自己的學派，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心學和理學，甚至當時一代儒家大家呂祖謙為了調和這兩大學派的紛爭，還在江西上饒鵝湖來進行辯論，這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因為那個時代，下至讀書人，上至官員都卷入到了這場思想大辯論中，最後這場辯論進行了很長的時間，但都沒有一個統一的結果。
朱熹的客觀唯心主義和陸九淵的主觀唯心主義之間，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朱熹認為人應該格物致知，去盡可能的知道一件事物的發生經過，原理樣貌，而陸九淵則認為人首先要明白人自己，然後以人為中心，再去理解世界萬物，這兩種思想放到現在，也是十分精微的討論，在這裏，就不再描述心學和理學的區別了，但心學和理學之所以會誕生，其主要因素，便是社會的浮華和外界的侵擾，以及文化上的自由，和社會的富足，讓許多人有錢可以讀書，從而讀書人的數量大大增加，以致於學院開始廣泛誕生，而從此刻開始，文化開始向民眾傳播，而文學上的思想爭鋒自然也就更為廣闊了。
而無論是心學還是理學，他們所需要處理的問題都是一樣的，那就是人應該如何與這個世界相處，可別小看這個問題，對於很多生活富裕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他們沒有住房壓力，也沒有來自社會的壓力，而這些是普通人的生活目標，因為有目標，所以很難墮落，而這些沒有目標的人，他們需要一個新的目標，不然墮落，隻是轉瞬之間的事情罷了。
所以在現代人看來，理學和心學都是陳舊腐朽之學，但在那個年代卻能成為顯學，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種學問可以迴答那個時代人們心中的困惑，就像在這個時代，成功學，心靈雞湯的書籍往往最受人們歡迎，因為現代社會人們最渴望的就是成功，如果成功不了，就看看心靈雞湯撫慰一下自己受傷的心靈。
但成功學和心靈雞湯有什麽實質性的作用麽，其實並沒有，但人們離不開他們，甚至往往會被這兩種書，搞的熱淚盈眶，充滿熱情，心學和理學也是如此，人們之所以當這個時代不喜歡他們了，主要是因為對於人和人的哲學思考，已經不是年輕人們所喜歡的事情了，而那個年代的讀書人，因為讀書人大多是有錢人家的孩子，且即便是南宋，這個中國最富裕的時代，不能讀書的人始終是大多數，隻要能讀書，就是知識分子了，所以在那個年代，讀書人的素質和生活水平往往都比較高，人們也不需要擔心成功與否這件事情，所以對於成功學和心靈雞湯並沒有那麽渴望。
而對於心靈的空虛，則更加需要知識來填補，這就是心學和理學能夠在這個時代成為顯學的民間因素，人民需要，自然就成為了他們能夠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那個時代的人民，因為生活富足，自然就會出現很多糜爛的事情出來，人心因為無所拘束而糜爛，而無論是理學還是心學都是提倡節儉的，隻不過一個要極端一點，一個要溫和一點而已，總之，任何一種學派的誕生，都是因為社會的需要，至於限製女性這一點，則是所有封建王朝的特性，不能因為歐洲有女王，就認為他們的女性在古代更有權利，其實全世界的女性在工業化到來之前都是沒什麽權利的。
世界從新石器時代以後，就漸漸過度到男權社會了，等到工業化之後，才慢慢向著平權社會開始挺進，無論有沒有儒學，這是社會規律自動發生的變化，不是一種學說所能施加的影響，就像歐洲可沒有受到儒學的影響，為什麽女性的地位也是越來越低了呢？是因為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響，難不成儒家的大家們還跟基督教的神父們心靈相通。
這隻不過一個封建社會發展的必然而已，也是社會生產之中發生的必然，誰是主要勞動者誰享有權利和話語權，所以他們就能判定，在家裏照顧老人和孩子不是勞動，隻有男人幹的活才叫勞動，這就是不公平的體現，但這種不公平是社會的發展和生產力帶來的，與學說的影響其實並不是特別的大。
而這兩種學說，對於如今的宋朝來說，也可謂十分的重要，雖然如今無論是朱熹還是陸九齡都還沒有出生，但這種思想已經開始萌芽了，而徐清自然就是那個拔苗助長的人，而在心學和理學之間，大多數士大夫顯然更加喜歡理學一些，因為理學思想簡單。
相比起心學，他需要一個人有極高的天賦，就像一件事情，就如同人讀書，朱熹認為人應該多看書，當你把書看透了，你就知道怎麽做人了，而心學則認為，你應該先學會做人，等你學會做人了，再去看書，那麽書中的意思就能清晰無誤的被看進去了，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而在這兩者之間，你覺得哪一種比較適合普羅大眾？
自然是前者了，這就有點像是法律和道德之間的爭辯了，你說讓一個人守法容易，還是讓一個人遵守道德容易？當然是讓人守法容易，因為如果一個人不守法，就要受到法律的製裁，而一個人不遵守道德，卻根本不會遭遇法律上的懲處，這就是兩者的差別，一個是告訴你，你什麽不能做，什麽不能做，做了會有什麽樣的懲罰，還有一個則是告訴你如何去做一個好人，但卻不告訴你不能做什麽事情，這兩者之間，便是傻子也會知道法律是什麽，而道德，便很難界定了。
所以理學更適合普及老百姓，他可以讓老百姓很清楚的就知道，做什麽是對的，而做什麽又是不對的，而心學則不同了，這或許也是理學的影響力那麽深遠的重要原因之一，理學可以紮根在老百姓的心中，讓他們照著士大夫設計出來的這些條文來做，等做久了，自然而然也就成為民族的精神了，而心學則不同，隻告訴你一個大體的概念，然後讓你自己去悟，最後大多數人卻是悟不出來的。
所以最終選擇的還會是理學，但理學當然也有問題，那就是他把所有的問題都給出了一個標準答案，然後讓人們去背標準答案，這樣一套東西，在社會初期的時候自然是可行的，他可以規範人們的生活，但長期來看，自然也是有隱患的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