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過艱難談判之後，最終也隻能雙方各退一步，皇帝約束東廠不要太過於招搖，而朝廷則讓大臣們不要太腐敗，除此之外，雙方也不可能再達成什麽其他的協議了，皇帝妄圖想利用東廠而讓朝廷有所退讓，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徐清妄圖利用罷工讓政府停擺以使皇帝退讓交出建立機構，授予權利的權力，這也是不可能的，他們之間之所以和談，各退一步，隻不過是為了挽救朝廷政府的權威罷了。
可即便如此，在盡快止損的情況之下，民間對於朝廷和皇帝的看法依舊不容樂觀，許多人紛紛對兩邊這種近乎不把百姓放在心裏的做法感到厭煩，在他們的眼中，雙方無外乎是爭奪權利而已，雖然剛開始的時候，他們討厭朝廷的貪官，可後來東廠的作為並沒有給他們帶來什麽新的實惠。
新任的官員不僅比前任更貪，而且在行政能力上也不如前任，這直接導致老百姓承受了更多的損失，但卻沒有得到更高的迴報，這樣的結果百姓自然是不滿意的，而不滿意最終發泄到的，也是皇帝的頭上，所以這樣一場爭奪戰，最終雙方是誰也沒有占到任何的便宜，皇帝損失了名譽，而朝廷則損失了威信，一夕之間這麽多的官員落馬，貪汙款項多達百萬貫以上，這對於百姓來說還是無法容忍的。
但若是要說誰在其中損失比較小，那無疑是徐清所代表的朝廷了，畢竟隻是幾十位官員的落馬，卻讓皇帝的東廠得到了限製，這在徐清看來已經是一個很好的結果了，而且皇帝的手中隻有威望和授權，用一次，老百姓心頭的不耐就會增加一點，也就是說，他手裏的那點權力，是有限的，如果再這麽使用下去，效果將一次更比一次惡心，而朝廷這裏，早已經有了一套成熟的體係，一般來說是不會有什麽騷操作的，大部分的行政命令，早已經是經過幾十年的提煉，不會有什麽明顯的錯誤，而皇帝不同，他的幕僚即便再聰明，在不掌握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的情況下，他能夠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消耗威望建立機構，然後削減朝廷的力量，但正如前文所言，這種消耗，其實就是在消耗老百姓的耐心。
除非皇帝能夠保證在根除上層建築的時候，不影響老百姓，不然這種消極的影響是不可能不留下的，至於不影響老百姓，這也是不可能的，宋朝是一個由上而下的社會，官員是管理這個社會的主要階層，任何事情都需要官員來進行主持，在這樣一個社會，你不要指望宋朝的老百姓可以像歐美的老百姓那樣，即便沒有官員來領導他們，也可以臨時選擇出一個機構，然後來代理一切事物。
就像在歐洲，許多地方政府因為信譽破產，或者是財政破產，而關門倒閉，但是在這些地方，老百姓的生活並不會有什麽問題，這在中國是無法想象的，你能想象沒有清潔工的日子麽？你能想象沒有灑水車的日子麽？你能想象沒有警察的日子麽，你能想象沒有紅綠燈的日子麽，還有路邊的街燈，城市中的公共服務，這些都是依靠政府來支持和維護的，當政府不存在以後，這些公共基礎和服務人員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在中國，你是無法想象這一切的，因為這一切，全部由政府主導。
但在歐美，許多地方他是沒有地方政府的，因為地方政府破產了，但是他們的生活卻不會受到太大的衝擊，因為他們所使用的自來水是資本家開的，他們使用的電，是私人資本家發的，有了水和電，一般來說人也就可以活下去了，至於那些警察、清潔工、紅綠燈，當地的老百姓在沒有政府的情況下，會建立起一種叫做街道協會的機構，通過這個機構，每一個住在這裏的人定期繳費，然後用這筆費用來維持社區的運轉，這就是歐美的製度，從下到上，也正是因為如此，選舉製度，最終成為了美國的歸宿。
這是一種與中國老百姓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在這種思維定式之下，公民對於有沒有政府壓根就無所謂，要知道美國剛剛建國的時候就是沒有政府的，直到後來各國承認美國以後，派出外交大使的時候，這才意識到沒有一個中央政府到底有多麽的難辦，首先外國使節來了以後住哪就不知道了，所以這才勉強成立了一個政府，行政辦公地點也就是所謂的華盛頓特區，既dc，但這也僅僅隻是一個政府而已，這個政府隻有外交的權利，除此之外，幾乎沒有任何權力，各個州有各個州自己的軍隊，也有自己的稅收，而政府是不掌握稅收和軍隊的，可以說這壓根就不是什麽政府。
但即便如此，那個時候的美國人也依舊活的挺好，並沒有因為沒有政府，而陷入動蕩，這要放在中國，恨不得就天下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了，一直到南北戰爭，林肯才意識到一個沒有大量稅收和軍隊的國家到底有多可怕，從此之後，美國才有那麽一個像樣的政府來管理一些事情，但也僅僅隻是管理一些事情而已，具體的事情有州自己負責，更具體的則由當地鄉鎮負責，一直到二戰之前，羅斯福新政，美國政府才從小政府變成大政府，從而形成了如今美國的雛形。
可以看得出來，美國是從上到下建立了一係列的機構，先是各個村子自我管理，然後結合成一個小鎮，再然後變成城市，各州，然後形成國家，而在中國則恰恰相反，中國往往是先建立中央政府，然後再層層劃分，確定地盤和法規，所有的一切都聽命於中央，地方的權利小的可憐，尤其是從宋朝開始，奉行強幹弱枝的政策，導致地方上根本就沒有什麽主導權，這看上去不利於地方發展，但卻恰恰很是符合國人的性格。
崇尚精英主義，這是與歐美崇尚自由主義完全不同的兩種思想，在中國人的觀念裏，無論是法家還是儒家，都是講究執政者得是聖人，法家講“聖人執要，要在中央，四方來效。”儒家則是說“內聖外王”，這同樣也是聖人之道，最起碼你也得是一個君子，可以說中國從春秋戰國開始，就是帶有這種精英主義的思想，與歐洲那種血統論開始劃分開來。
而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都是脫胎於中國這片土地上的人民，他們的思想經過哲學家，思想家的凝結，最後成為了文字，流傳到了現在，所以中國自古以來，便是信奉著精英主義，這一點與美國很不相同，他們雖然也有精英主義，但更多的還是集體主義。
是的，這或許會讓大家覺得很奇怪，美國無論在我們的印象中，還是在影視劇的刻畫中，好像都是一個崇尚自由主義的國家，但事實確實相反，首先選舉製度，這就是代表著多數民意的一個東西，通過選舉，來選出最多的民意，然後讓那個人成為總統，這就是美國的選舉製度，而這套製度的背後含義，就是多數正確。
而多數正確，無疑是集體主義的一種，就像在集體主義裏麵，經常會有人說讓你為了集體然後放棄掉一部分什麽東西，以此來讓集體變得更好，美國的選舉不正是如此麽，通過多數民意選出總統，然後由總統代表多數民意來進行行政操作，最後犧牲掉一部分人的利益，鞏固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這不就是集體主義最為淺顯的表現麽。
這就是美國這套製度的做法，看上去極端個人主義，但其實卻是一個集體主義的國家，就跟咱們中國人講外儒內法是一個道理，表麵上是一個儒家國家，依靠仁德來治理國家，但內裏卻是一個法治國家，依靠法這個東西來鞏固國家，注意，這裏的法不是指法律，而是指權謀，法勢，是一種手段，通過這種手段來維持國家的穩定和統一，這便是兩者之間看上去很相似的地方。
但是這種集體主義跟咱們中國人的集體主義還不一樣，中國的集體主義是講精英階級的集體主義，那是一種幫助集體，犧牲自己的大無畏精神，而美國的集體主義，是一種集體意誌的表現，這兩者之間的差別還是很大的，一個集體主義是從上到下，另一個則是從下到上的，這之間有著根本的差別，所以兩者還是有著很大的差別，畢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文化自然也不能類比，所以在美國，或許沒有政府並不會有什麽問題，但在宋朝，這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這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裏，所有的捕快工資都沒有發，所有財政批款也沒有落實，火車、碼頭、商稅口岸也都處於停歇狀態，還有移民、教育、衛生等行政機構，全部處於停滯，或者減緩的狀態，可以想象，這對宋朝會帶來多大的傷害。
而這一切，在經過朝廷有心的疏導之後，自然把責任全部算在了趙昕的頭上，這也很容易理解，之所以機構停擺，就是因為東廠的殘酷，讓許多官員感到害怕，其中有不少被抓進去的，還有許多因為害怕被抓進地牢之中，而自己辭職的，這些人大概有上百人之多，算下來竟然比被抓進去的人還要多，這麽多官員的離開，自然會讓社會陷入動蕩，而這些人離開的原因，便是因為東廠，而東廠背後的主使，就是趙昕，這是毋庸置疑的。
既然如此，趙昕自然要為這件事情背鍋，即便他創立東廠的名義是打貪，但是老百姓可受不了打貪的同時還要損害到自己的利益，他們喜歡打貪，誰都不喜歡貪官，但是在打貪的過程中，若是損害到自己的利益，這是百姓們不願意看見的，他們希望的是和平的處理這些貪婪腐敗的官員，而不是用這麽激烈的手段來使社會陷入動蕩，這隻會增加百姓們的損失，而不會有任何的獲益。
但趙昕如果要奪迴權力，他就必須要進行大動作，不然根本無法撼動朝廷的統治，但若是要有大動作，就必然會殃及到老百姓，不然就連老百姓都做好準備了，徐清又怎麽可能沒有做好準備呢，難道朝廷的官員比老百姓還要笨嗎？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宦海數十載，能夠當到一省大員的人那可都是人精，這樣的人思維邏輯能力即便跟科學家相比也是絲毫不落於下風的，這樣的人，又怎麽可能會對風吹草動沒有任何的警覺呢，趙昕要想傷害到他們，必然要引動雷霆之勢，在瞬息之間完成布局才可以。
就像這次的行動，東廠快速籌建，之所以能夠一夕之間讓這麽多官員落馬，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便是皇城司早已經掌握了大量官員貪汙腐敗的消息，但是因為在此之前，沒有一個專門的機構去處理，這才讓這些官員逍遙法外了許久，所以東廠一建立，便立刻可以大肆抓人，毫無顧忌，基本是一抓一個準。
但即便是如此，也依舊有許多意外出現，畢竟掌握東廠的人是太監，而受他指揮的則大多數都是地痞流氓，和少部分退伍軍人，那些退伍軍人的素質可以保障，但是地痞流氓的素質怎麽保證，至於太監們領軍，這更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們也不是漢朝那些太監，對於政治早已經是了然於胸了，對於宋朝的太監們來說，這是一件非常陌生的事情，所以剛開始的時候，自然是很難做的太漂亮的，再加上手上這幫地痞流氓，仗著成為東廠的人之後，便大肆在城市裏進行許多非法勾當，造成了很壞的影響，也讓東廠的名氣臭了許多，這也是不利的地方，而這還是精心準備的結果，若是下一次還想再搞什麽大動作，損失必然會比這一次更加嚴重。
(本章完)
可即便如此，在盡快止損的情況之下，民間對於朝廷和皇帝的看法依舊不容樂觀，許多人紛紛對兩邊這種近乎不把百姓放在心裏的做法感到厭煩，在他們的眼中，雙方無外乎是爭奪權利而已，雖然剛開始的時候，他們討厭朝廷的貪官，可後來東廠的作為並沒有給他們帶來什麽新的實惠。
新任的官員不僅比前任更貪，而且在行政能力上也不如前任，這直接導致老百姓承受了更多的損失，但卻沒有得到更高的迴報，這樣的結果百姓自然是不滿意的，而不滿意最終發泄到的，也是皇帝的頭上，所以這樣一場爭奪戰，最終雙方是誰也沒有占到任何的便宜，皇帝損失了名譽，而朝廷則損失了威信，一夕之間這麽多的官員落馬，貪汙款項多達百萬貫以上，這對於百姓來說還是無法容忍的。
但若是要說誰在其中損失比較小，那無疑是徐清所代表的朝廷了，畢竟隻是幾十位官員的落馬，卻讓皇帝的東廠得到了限製，這在徐清看來已經是一個很好的結果了，而且皇帝的手中隻有威望和授權，用一次，老百姓心頭的不耐就會增加一點，也就是說，他手裏的那點權力，是有限的，如果再這麽使用下去，效果將一次更比一次惡心，而朝廷這裏，早已經有了一套成熟的體係，一般來說是不會有什麽騷操作的，大部分的行政命令，早已經是經過幾十年的提煉，不會有什麽明顯的錯誤，而皇帝不同，他的幕僚即便再聰明，在不掌握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的情況下，他能夠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消耗威望建立機構，然後削減朝廷的力量，但正如前文所言，這種消耗，其實就是在消耗老百姓的耐心。
除非皇帝能夠保證在根除上層建築的時候，不影響老百姓，不然這種消極的影響是不可能不留下的，至於不影響老百姓，這也是不可能的，宋朝是一個由上而下的社會，官員是管理這個社會的主要階層，任何事情都需要官員來進行主持，在這樣一個社會，你不要指望宋朝的老百姓可以像歐美的老百姓那樣，即便沒有官員來領導他們，也可以臨時選擇出一個機構，然後來代理一切事物。
就像在歐洲，許多地方政府因為信譽破產，或者是財政破產，而關門倒閉，但是在這些地方，老百姓的生活並不會有什麽問題，這在中國是無法想象的，你能想象沒有清潔工的日子麽？你能想象沒有灑水車的日子麽？你能想象沒有警察的日子麽，你能想象沒有紅綠燈的日子麽，還有路邊的街燈，城市中的公共服務，這些都是依靠政府來支持和維護的，當政府不存在以後，這些公共基礎和服務人員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在中國，你是無法想象這一切的，因為這一切，全部由政府主導。
但在歐美，許多地方他是沒有地方政府的，因為地方政府破產了，但是他們的生活卻不會受到太大的衝擊，因為他們所使用的自來水是資本家開的，他們使用的電，是私人資本家發的，有了水和電，一般來說人也就可以活下去了，至於那些警察、清潔工、紅綠燈，當地的老百姓在沒有政府的情況下，會建立起一種叫做街道協會的機構，通過這個機構，每一個住在這裏的人定期繳費，然後用這筆費用來維持社區的運轉，這就是歐美的製度，從下到上，也正是因為如此，選舉製度，最終成為了美國的歸宿。
這是一種與中國老百姓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在這種思維定式之下，公民對於有沒有政府壓根就無所謂，要知道美國剛剛建國的時候就是沒有政府的，直到後來各國承認美國以後，派出外交大使的時候，這才意識到沒有一個中央政府到底有多麽的難辦，首先外國使節來了以後住哪就不知道了，所以這才勉強成立了一個政府，行政辦公地點也就是所謂的華盛頓特區，既dc，但這也僅僅隻是一個政府而已，這個政府隻有外交的權利，除此之外，幾乎沒有任何權力，各個州有各個州自己的軍隊，也有自己的稅收，而政府是不掌握稅收和軍隊的，可以說這壓根就不是什麽政府。
但即便如此，那個時候的美國人也依舊活的挺好，並沒有因為沒有政府，而陷入動蕩，這要放在中國，恨不得就天下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了，一直到南北戰爭，林肯才意識到一個沒有大量稅收和軍隊的國家到底有多可怕，從此之後，美國才有那麽一個像樣的政府來管理一些事情，但也僅僅隻是管理一些事情而已，具體的事情有州自己負責，更具體的則由當地鄉鎮負責，一直到二戰之前，羅斯福新政，美國政府才從小政府變成大政府，從而形成了如今美國的雛形。
可以看得出來，美國是從上到下建立了一係列的機構，先是各個村子自我管理，然後結合成一個小鎮，再然後變成城市，各州，然後形成國家，而在中國則恰恰相反，中國往往是先建立中央政府，然後再層層劃分，確定地盤和法規，所有的一切都聽命於中央，地方的權利小的可憐，尤其是從宋朝開始，奉行強幹弱枝的政策，導致地方上根本就沒有什麽主導權，這看上去不利於地方發展，但卻恰恰很是符合國人的性格。
崇尚精英主義，這是與歐美崇尚自由主義完全不同的兩種思想，在中國人的觀念裏，無論是法家還是儒家，都是講究執政者得是聖人，法家講“聖人執要，要在中央，四方來效。”儒家則是說“內聖外王”，這同樣也是聖人之道，最起碼你也得是一個君子，可以說中國從春秋戰國開始，就是帶有這種精英主義的思想，與歐洲那種血統論開始劃分開來。
而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都是脫胎於中國這片土地上的人民，他們的思想經過哲學家，思想家的凝結，最後成為了文字，流傳到了現在，所以中國自古以來，便是信奉著精英主義，這一點與美國很不相同，他們雖然也有精英主義，但更多的還是集體主義。
是的，這或許會讓大家覺得很奇怪，美國無論在我們的印象中，還是在影視劇的刻畫中，好像都是一個崇尚自由主義的國家，但事實確實相反，首先選舉製度，這就是代表著多數民意的一個東西，通過選舉，來選出最多的民意，然後讓那個人成為總統，這就是美國的選舉製度，而這套製度的背後含義，就是多數正確。
而多數正確，無疑是集體主義的一種，就像在集體主義裏麵，經常會有人說讓你為了集體然後放棄掉一部分什麽東西，以此來讓集體變得更好，美國的選舉不正是如此麽，通過多數民意選出總統，然後由總統代表多數民意來進行行政操作，最後犧牲掉一部分人的利益，鞏固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這不就是集體主義最為淺顯的表現麽。
這就是美國這套製度的做法，看上去極端個人主義，但其實卻是一個集體主義的國家，就跟咱們中國人講外儒內法是一個道理，表麵上是一個儒家國家，依靠仁德來治理國家，但內裏卻是一個法治國家，依靠法這個東西來鞏固國家，注意，這裏的法不是指法律，而是指權謀，法勢，是一種手段，通過這種手段來維持國家的穩定和統一，這便是兩者之間看上去很相似的地方。
但是這種集體主義跟咱們中國人的集體主義還不一樣，中國的集體主義是講精英階級的集體主義，那是一種幫助集體，犧牲自己的大無畏精神，而美國的集體主義，是一種集體意誌的表現，這兩者之間的差別還是很大的，一個集體主義是從上到下，另一個則是從下到上的，這之間有著根本的差別，所以兩者還是有著很大的差別，畢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文化自然也不能類比，所以在美國，或許沒有政府並不會有什麽問題，但在宋朝，這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這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裏，所有的捕快工資都沒有發，所有財政批款也沒有落實，火車、碼頭、商稅口岸也都處於停歇狀態，還有移民、教育、衛生等行政機構，全部處於停滯，或者減緩的狀態，可以想象，這對宋朝會帶來多大的傷害。
而這一切，在經過朝廷有心的疏導之後，自然把責任全部算在了趙昕的頭上，這也很容易理解，之所以機構停擺，就是因為東廠的殘酷，讓許多官員感到害怕，其中有不少被抓進去的，還有許多因為害怕被抓進地牢之中，而自己辭職的，這些人大概有上百人之多，算下來竟然比被抓進去的人還要多，這麽多官員的離開，自然會讓社會陷入動蕩，而這些人離開的原因，便是因為東廠，而東廠背後的主使，就是趙昕，這是毋庸置疑的。
既然如此，趙昕自然要為這件事情背鍋，即便他創立東廠的名義是打貪，但是老百姓可受不了打貪的同時還要損害到自己的利益，他們喜歡打貪，誰都不喜歡貪官，但是在打貪的過程中，若是損害到自己的利益，這是百姓們不願意看見的，他們希望的是和平的處理這些貪婪腐敗的官員，而不是用這麽激烈的手段來使社會陷入動蕩，這隻會增加百姓們的損失，而不會有任何的獲益。
但趙昕如果要奪迴權力，他就必須要進行大動作，不然根本無法撼動朝廷的統治，但若是要有大動作，就必然會殃及到老百姓，不然就連老百姓都做好準備了，徐清又怎麽可能沒有做好準備呢，難道朝廷的官員比老百姓還要笨嗎？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宦海數十載，能夠當到一省大員的人那可都是人精，這樣的人思維邏輯能力即便跟科學家相比也是絲毫不落於下風的，這樣的人，又怎麽可能會對風吹草動沒有任何的警覺呢，趙昕要想傷害到他們，必然要引動雷霆之勢，在瞬息之間完成布局才可以。
就像這次的行動，東廠快速籌建，之所以能夠一夕之間讓這麽多官員落馬，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便是皇城司早已經掌握了大量官員貪汙腐敗的消息，但是因為在此之前，沒有一個專門的機構去處理，這才讓這些官員逍遙法外了許久，所以東廠一建立，便立刻可以大肆抓人，毫無顧忌，基本是一抓一個準。
但即便是如此，也依舊有許多意外出現，畢竟掌握東廠的人是太監，而受他指揮的則大多數都是地痞流氓，和少部分退伍軍人，那些退伍軍人的素質可以保障，但是地痞流氓的素質怎麽保證，至於太監們領軍，這更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們也不是漢朝那些太監，對於政治早已經是了然於胸了，對於宋朝的太監們來說，這是一件非常陌生的事情，所以剛開始的時候，自然是很難做的太漂亮的，再加上手上這幫地痞流氓，仗著成為東廠的人之後，便大肆在城市裏進行許多非法勾當，造成了很壞的影響，也讓東廠的名氣臭了許多，這也是不利的地方，而這還是精心準備的結果，若是下一次還想再搞什麽大動作，損失必然會比這一次更加嚴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