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就是雙方在政見上本來就不一樣，徐安的政見一向比較激進，而徐寧的政見則是非常溫和的，在他看來，如今的宋朝所走的路並沒有錯，並不需要像王安石公在的時候那樣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這種改革雖然見效快，但是對於社會的傷害也同樣大，是一種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事情。
畢竟一個朝廷，或者一個政府，他能夠做的事情是有限的，集中精力去做一件事情，當然能夠做好，可像王安石那樣，恨不得一年就把一百件事情都給辦了，國家又怎麽可能把每件事情都做的盡善盡美呢，其中更多的還是出差錯的比較多，但在王安石的時代，即便知道這樣的改革會有很大的影響可也沒有其他的辦法。
因為那時的宋朝早已經是病入膏肓了，財政收入一年比一年高，但是開支卻增長的更快，朝廷的收入根本無法追上超支的錢，而在古代，也沒有什麽國家貸款之類的說法，不像現在的美國，即便財政收入低於財政開支，可人家可以通過賣國債來解決這個問題，甚至到現在還把這國債當做了商品在外麵賣，成為了美國金融帝國的一部分，這種能力一個農業國家是無法做到的。
如果財政收入無法增加，那麽唯一能做的就是加稅了，而中國曆史上有多少王朝是因為加稅而亡的，想必曆史書上也寫的很清楚了，明末的時候，崇禎皇帝為了解決闖王李自成以及遼東的金國，給整個中原征稅，征到了三十年之後，這遠遠超出了朝廷能夠承擔的能力，到最後身死國滅，其中老百姓活不下去當然是主要原因，而那時的宋朝便也麵臨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征收加稅，這就像是毒品一樣，隻要你開始征收多餘的稅收，那麽以後繼續碰到這種問題的時候，你就會繼續往上加，這種事情無疑是會上癮的，因為這解決辦法非常的簡單，隻需要往上加稅就行了，直到老百姓吃不消開始起義，然後國家滅亡，一個新的國家誕生，這便是一個循環了。
而王安石則打破了這種循環，他的改革遵從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主旨，成功將宋朝從財政崩潰的邊緣中帶了出來，雖然給整個社會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但是他的改革無疑是富有成效的，之所以最後會失敗，就是因為步子太大，最後就牽扯到了太多的利益集團，導致改革失敗了，並且王安石自己也有錯，那就是他高估了宋朝的官僚體製，以為憑借這些官員就能做成什麽樣的大事，但事實證明他錯了，古代朝廷的官僚體製的辦事效率是非常慢的，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畢竟古代的官僚雖然是考試考出來的，但是那些底層公務員很多卻是世襲的，他們雖然有非常專業的能力，但是工作效率自然是很低的。
這就像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之間的區別一樣，在國有企業，你即便不工作也能照樣拿工資，如果你工作的比別人多，但拿到的其實也不會比別人多多少，而在私有企業，你必須得不停的工作，但是你付出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這也是為什麽私有企業的工作效率相比起國有企業要多得多，就是因為有利益在其中驅動而已，如果沒有這份利益的推動，許多企業就像是當年的國企一樣，根本無法成為擁有超高效率的國際企業。
這一點在日本尤其明顯，當年的日本因為終身聘用製而強大，員工隻要進入到公司之中去，公司就會從開始工作到退休所有的一切都包辦了，在當年通過這種方式，日本的製造業開始空前強大，因為所有員工都知道自己的生活都將由公司承包了，自然就可以專心工作了。
但是隨著新時代的到來，這一套製度就開始出現問題了，在六七十年代的時候，因為這套製度讓日本的製造業開始發達，但在現代社會，日本的重要產業已經從工業開始變成第三產業了，也就是文化產業、金融產業、旅遊產業、服務業以及科技產業，這些產業才是整個日本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日本也正是靠著這些產業，保持著發達國家的水平。
但這些第三產業，無一例外，大部分全部都是不太講究資曆的地方，這一點從中國每年跳槽人數行業比例也能夠知道在製造業，跳槽的人數是非常少的，而在這些第三產業，跳槽幾乎是所有員工都經曆過的事情，就是因為這個環境是一個不講資曆的環境，並且一般來說，年輕人往往要比年長的人更加能幹，就像打代碼的it員工一樣，一般都是越年輕的人越厲害，而往往四十歲以後還當it員工的人，這輩子大概也就這樣了。
其主要原因是因為這種行業的更新換代實在是太快了，今天還在用ps修圖呢，明天就開始使用isv來修圖了，今天還在用c++打代碼呢，明天就用v+了，這就是時代的變遷，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單是看看我們手機上裝的app，基本上都是一兩周就需要更新，其更新速度可見一斑，所以很多年老的人是根本不可能跟上這種更新速度的，隻有年輕人才能不停的更新自己的知識結構，然後再進行創造，這也是為什麽年輕人在這些行業要更加厲害的原因。
但在日本，這一點很難做到，首先跳槽就很難，在日本的大公司之間，你如果要跳槽，這相當於是背叛這樣嚴重的後果，這或許是武士道精神的傳承，這直接導致日本很多年輕人不敢跳槽，背負巨大的危機。
第二個就是大公司中間按資排輩的習慣和傳統根深蒂固，無論你的能力有多麽的強，也必須從頭開始做起，並且要按照年齡來提升工資待遇和福利，這種方式跟國企非常的相似，雖然能夠讓企業給人一種家的溫暖，但既然是自己的家，有些事情自然就不用計較了，這或許也是如今日本商業醜聞不斷的原因。
而宋朝的官僚機構，尤其是底層機構，跟國企裏的員工狀態幾乎是抱持著同等狀態的，用這樣的團隊去實現王安石的改革，自然是矛盾重重了，一件原本利民的事情，後來卻發展到害民的程度，這是徐安一直引以為鑒的。
相比起急匆匆的改革，他更加喜歡的還是溫和的改革，尤其是對於如今的宋朝來說，總的態勢並不需要朝廷進行什麽大刀闊斧的改革，隻需要沿著如今的道路繼續走下去，然後在一些邊邊角角上敲敲打打就可以了，在這個時候進行太過於顛覆的改革，對於這個國家隻有壞處，不會有任何的好處，這是徐寧所認定的。
而徐安則不同，在他看來，如今的宋朝雖然表麵上穩如泰山，發展的態勢也非常的不錯，可是在這個看似平穩的社會之下，動蕩卻掩埋再盛世繁華之下，隨時都有可能爆發，而朝廷必須在危機爆發之前，率先將這些隱患給除去，而這就需要朝廷有很強大的預警能力，這就需要加強朝廷的權利，而如何讓權利集中，無疑讓皇帝擁有更多的權利是最為快捷的方法。
畢竟天下本就是皇帝的，若是讓他掌握大權，相比起宰相來說要容易的多，畢竟宰相就算再大，文臣們也依舊能夠牽製他，而皇帝的權利則可以隨心所欲，通過這強大的皇權，來改變如今的社會，這就是徐安的想法，無疑是非常激進的了，就比如說新大陸的政治製度這一件事情上，兩個人的意見便完全不同。
在徐寧看來，如今新大陸的製度雖然不是特別的完善，但絕對可以讓他繼續運行下去，這對於整個社會來說無疑是一場很好的實驗，能夠借由這樣一個相對來說力量更加分散，人民生活更加自由的社會，來反映出入境宋朝本土的社會所遭遇到的困難，說不定便能夠從這另外一種社會生活方式中找到靈感，所以在新大陸這件事情上，徐安是支持徐清的意見，保留如今新大陸的製度，等待觀察過後再做取舍的。
之所以那麽做，並不單單是徐清喜歡現代的民主製度，事實恰恰相反，在他的眼中，民主製度有著很大的問題，他隻是希望通過這兩種政治製度的對比，可以讓人類少走許多的彎路，人總是這樣，當你麵前隻有一條路的時候，如果出現了挫折就會鑽入深淵之中很難出去。
就像一戰之後的德國，在麵對金融危機的時候，他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侵略他國然後獲取財富，而美國和蘇聯則是紛紛開始了基礎建設的大踏步前進，當然德國也那麽做過，可是他卻做極端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正是因為他們的前麵沒有其他路可以走了，德意誌若想要獲得更好的生活，唯有戰爭和屠殺這一條路可以走，其餘的道路皆是不通的。
而在這個時候，如果有另外一條路可以走，這無疑會讓國家獲得新的轉機，比如說美國，在金融危機到來之前，美國一項采取的都是小政府大市場的策略，對於市場基本不進行任何的幹預，而在羅斯福上任之後，他便開始大肆建設基礎設施，然後對銀行進行監管，強製國家給銀行貸款讓銀行不能破產，同時對市場進行大規模的幹預，美國政府也正是從羅斯福時代，開始慢慢由一個小政府變成了大政府，這便是變通之道，通過這樣的變通，最終美國成功的走出了經濟危機的陰影，並沒有成為戰爭的導火索。
剩下一方便是蘇聯了，在金融危機之中，蘇聯因為采取了社會主義製度，所以金融危機在它的身上並沒有太大的影響，自給自足的經濟讓蘇聯趁著這段時間奮力向前追趕，終於在二戰爆發之前，從一個農業國變成了一個工業國，這便是製度思考之後對於國家的利處。
這便是製度的作用，如果這個世界上隻有一種製度，那麽在麵對一個製度性的矛盾問題時，你就會陷入巨大的矛盾之中，而這個時候，有另外一種製度提供借鑒，這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可以說是隻有好處沒有壞處的，並且在內心中，徐寧相比起宋朝本土的製度，也更加喜歡如今新大陸的製度。
在那裏，雖然城市之中的繁華程度遠遠不是宋朝本土的大城市可以比擬的，但是在那裏生活也確實非常的自由，當然，這種自由對於徐寧這種貴公子來說就是無拘無束的自由，在那裏他想要殺死誰隻是一句話的事情，如果他想要修建一個大的公園或者是官邸，也絕對可以輕鬆修起來，但對於底層民眾來說，這個時代的自由可不是一件好事。
畢竟如今的新大陸官府的力量是非常弱的，日常治安基本上全部依靠各個鄉村、小鎮自己的能力去守衛，這些農村保鄉團最多也就保護保護自己的村子而已，各個城市道路之間卻經常有盜賊出沒，若是碰到一些強悍的盜賊，屠村之類的事情也不是沒有發生過，所以這種自由對於底層民眾來說，是非常殘忍的，徐寧雖然在本土也擁有極大的權勢，可他即便要殺人，也得偷偷摸摸的進行，而不能光明正大的來，而在新大陸，擁有力量的人屠殺百姓實在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所以縱然徐寧喜歡新大陸的政策，可並不代表這種政策一定是好的，隻是站在他的角度，他覺得新大陸非常自由而已。
也正是因為如此，皇帝才會拿這件事情來炒作，若是百姓對於新大陸的政策沒有任何的反對聲音，趙昕也不敢拿這件事情出來說，畢竟官員站在他這邊的實在是太少了，他必須爭取到足夠的民心才能夠與百官進行對抗，而之所以選擇這件事情，就是因為新大陸的製度如今在民眾中間的感受是兩極分化的。
(本章完)
畢竟一個朝廷，或者一個政府，他能夠做的事情是有限的，集中精力去做一件事情，當然能夠做好，可像王安石那樣，恨不得一年就把一百件事情都給辦了，國家又怎麽可能把每件事情都做的盡善盡美呢，其中更多的還是出差錯的比較多，但在王安石的時代，即便知道這樣的改革會有很大的影響可也沒有其他的辦法。
因為那時的宋朝早已經是病入膏肓了，財政收入一年比一年高，但是開支卻增長的更快，朝廷的收入根本無法追上超支的錢，而在古代，也沒有什麽國家貸款之類的說法，不像現在的美國，即便財政收入低於財政開支，可人家可以通過賣國債來解決這個問題，甚至到現在還把這國債當做了商品在外麵賣，成為了美國金融帝國的一部分，這種能力一個農業國家是無法做到的。
如果財政收入無法增加，那麽唯一能做的就是加稅了，而中國曆史上有多少王朝是因為加稅而亡的，想必曆史書上也寫的很清楚了，明末的時候，崇禎皇帝為了解決闖王李自成以及遼東的金國，給整個中原征稅，征到了三十年之後，這遠遠超出了朝廷能夠承擔的能力，到最後身死國滅，其中老百姓活不下去當然是主要原因，而那時的宋朝便也麵臨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征收加稅，這就像是毒品一樣，隻要你開始征收多餘的稅收，那麽以後繼續碰到這種問題的時候，你就會繼續往上加，這種事情無疑是會上癮的，因為這解決辦法非常的簡單，隻需要往上加稅就行了，直到老百姓吃不消開始起義，然後國家滅亡，一個新的國家誕生，這便是一個循環了。
而王安石則打破了這種循環，他的改革遵從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主旨，成功將宋朝從財政崩潰的邊緣中帶了出來，雖然給整個社會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但是他的改革無疑是富有成效的，之所以最後會失敗，就是因為步子太大，最後就牽扯到了太多的利益集團，導致改革失敗了，並且王安石自己也有錯，那就是他高估了宋朝的官僚體製，以為憑借這些官員就能做成什麽樣的大事，但事實證明他錯了，古代朝廷的官僚體製的辦事效率是非常慢的，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畢竟古代的官僚雖然是考試考出來的，但是那些底層公務員很多卻是世襲的，他們雖然有非常專業的能力，但是工作效率自然是很低的。
這就像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之間的區別一樣，在國有企業，你即便不工作也能照樣拿工資，如果你工作的比別人多，但拿到的其實也不會比別人多多少，而在私有企業，你必須得不停的工作，但是你付出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這也是為什麽私有企業的工作效率相比起國有企業要多得多，就是因為有利益在其中驅動而已，如果沒有這份利益的推動，許多企業就像是當年的國企一樣，根本無法成為擁有超高效率的國際企業。
這一點在日本尤其明顯，當年的日本因為終身聘用製而強大，員工隻要進入到公司之中去，公司就會從開始工作到退休所有的一切都包辦了，在當年通過這種方式，日本的製造業開始空前強大，因為所有員工都知道自己的生活都將由公司承包了，自然就可以專心工作了。
但是隨著新時代的到來，這一套製度就開始出現問題了，在六七十年代的時候，因為這套製度讓日本的製造業開始發達，但在現代社會，日本的重要產業已經從工業開始變成第三產業了，也就是文化產業、金融產業、旅遊產業、服務業以及科技產業，這些產業才是整個日本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日本也正是靠著這些產業，保持著發達國家的水平。
但這些第三產業，無一例外，大部分全部都是不太講究資曆的地方，這一點從中國每年跳槽人數行業比例也能夠知道在製造業，跳槽的人數是非常少的，而在這些第三產業，跳槽幾乎是所有員工都經曆過的事情，就是因為這個環境是一個不講資曆的環境，並且一般來說，年輕人往往要比年長的人更加能幹，就像打代碼的it員工一樣，一般都是越年輕的人越厲害，而往往四十歲以後還當it員工的人，這輩子大概也就這樣了。
其主要原因是因為這種行業的更新換代實在是太快了，今天還在用ps修圖呢，明天就開始使用isv來修圖了，今天還在用c++打代碼呢，明天就用v+了，這就是時代的變遷，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單是看看我們手機上裝的app，基本上都是一兩周就需要更新，其更新速度可見一斑，所以很多年老的人是根本不可能跟上這種更新速度的，隻有年輕人才能不停的更新自己的知識結構，然後再進行創造，這也是為什麽年輕人在這些行業要更加厲害的原因。
但在日本，這一點很難做到，首先跳槽就很難，在日本的大公司之間，你如果要跳槽，這相當於是背叛這樣嚴重的後果，這或許是武士道精神的傳承，這直接導致日本很多年輕人不敢跳槽，背負巨大的危機。
第二個就是大公司中間按資排輩的習慣和傳統根深蒂固，無論你的能力有多麽的強，也必須從頭開始做起，並且要按照年齡來提升工資待遇和福利，這種方式跟國企非常的相似，雖然能夠讓企業給人一種家的溫暖，但既然是自己的家，有些事情自然就不用計較了，這或許也是如今日本商業醜聞不斷的原因。
而宋朝的官僚機構，尤其是底層機構，跟國企裏的員工狀態幾乎是抱持著同等狀態的，用這樣的團隊去實現王安石的改革，自然是矛盾重重了，一件原本利民的事情，後來卻發展到害民的程度，這是徐安一直引以為鑒的。
相比起急匆匆的改革，他更加喜歡的還是溫和的改革，尤其是對於如今的宋朝來說，總的態勢並不需要朝廷進行什麽大刀闊斧的改革，隻需要沿著如今的道路繼續走下去，然後在一些邊邊角角上敲敲打打就可以了，在這個時候進行太過於顛覆的改革，對於這個國家隻有壞處，不會有任何的好處，這是徐寧所認定的。
而徐安則不同，在他看來，如今的宋朝雖然表麵上穩如泰山，發展的態勢也非常的不錯，可是在這個看似平穩的社會之下，動蕩卻掩埋再盛世繁華之下，隨時都有可能爆發，而朝廷必須在危機爆發之前，率先將這些隱患給除去，而這就需要朝廷有很強大的預警能力，這就需要加強朝廷的權利，而如何讓權利集中，無疑讓皇帝擁有更多的權利是最為快捷的方法。
畢竟天下本就是皇帝的，若是讓他掌握大權，相比起宰相來說要容易的多，畢竟宰相就算再大，文臣們也依舊能夠牽製他，而皇帝的權利則可以隨心所欲，通過這強大的皇權，來改變如今的社會，這就是徐安的想法，無疑是非常激進的了，就比如說新大陸的政治製度這一件事情上，兩個人的意見便完全不同。
在徐寧看來，如今新大陸的製度雖然不是特別的完善，但絕對可以讓他繼續運行下去，這對於整個社會來說無疑是一場很好的實驗，能夠借由這樣一個相對來說力量更加分散，人民生活更加自由的社會，來反映出入境宋朝本土的社會所遭遇到的困難，說不定便能夠從這另外一種社會生活方式中找到靈感，所以在新大陸這件事情上，徐安是支持徐清的意見，保留如今新大陸的製度，等待觀察過後再做取舍的。
之所以那麽做，並不單單是徐清喜歡現代的民主製度，事實恰恰相反，在他的眼中，民主製度有著很大的問題，他隻是希望通過這兩種政治製度的對比，可以讓人類少走許多的彎路，人總是這樣，當你麵前隻有一條路的時候，如果出現了挫折就會鑽入深淵之中很難出去。
就像一戰之後的德國，在麵對金融危機的時候，他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侵略他國然後獲取財富，而美國和蘇聯則是紛紛開始了基礎建設的大踏步前進，當然德國也那麽做過，可是他卻做極端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正是因為他們的前麵沒有其他路可以走了，德意誌若想要獲得更好的生活，唯有戰爭和屠殺這一條路可以走，其餘的道路皆是不通的。
而在這個時候，如果有另外一條路可以走，這無疑會讓國家獲得新的轉機，比如說美國，在金融危機到來之前，美國一項采取的都是小政府大市場的策略，對於市場基本不進行任何的幹預，而在羅斯福上任之後，他便開始大肆建設基礎設施，然後對銀行進行監管，強製國家給銀行貸款讓銀行不能破產，同時對市場進行大規模的幹預，美國政府也正是從羅斯福時代，開始慢慢由一個小政府變成了大政府，這便是變通之道，通過這樣的變通，最終美國成功的走出了經濟危機的陰影，並沒有成為戰爭的導火索。
剩下一方便是蘇聯了，在金融危機之中，蘇聯因為采取了社會主義製度，所以金融危機在它的身上並沒有太大的影響，自給自足的經濟讓蘇聯趁著這段時間奮力向前追趕，終於在二戰爆發之前，從一個農業國變成了一個工業國，這便是製度思考之後對於國家的利處。
這便是製度的作用，如果這個世界上隻有一種製度，那麽在麵對一個製度性的矛盾問題時，你就會陷入巨大的矛盾之中，而這個時候，有另外一種製度提供借鑒，這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可以說是隻有好處沒有壞處的，並且在內心中，徐寧相比起宋朝本土的製度，也更加喜歡如今新大陸的製度。
在那裏，雖然城市之中的繁華程度遠遠不是宋朝本土的大城市可以比擬的，但是在那裏生活也確實非常的自由，當然，這種自由對於徐寧這種貴公子來說就是無拘無束的自由，在那裏他想要殺死誰隻是一句話的事情，如果他想要修建一個大的公園或者是官邸，也絕對可以輕鬆修起來，但對於底層民眾來說，這個時代的自由可不是一件好事。
畢竟如今的新大陸官府的力量是非常弱的，日常治安基本上全部依靠各個鄉村、小鎮自己的能力去守衛，這些農村保鄉團最多也就保護保護自己的村子而已，各個城市道路之間卻經常有盜賊出沒，若是碰到一些強悍的盜賊，屠村之類的事情也不是沒有發生過，所以這種自由對於底層民眾來說，是非常殘忍的，徐寧雖然在本土也擁有極大的權勢，可他即便要殺人，也得偷偷摸摸的進行，而不能光明正大的來，而在新大陸，擁有力量的人屠殺百姓實在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所以縱然徐寧喜歡新大陸的政策，可並不代表這種政策一定是好的，隻是站在他的角度，他覺得新大陸非常自由而已。
也正是因為如此，皇帝才會拿這件事情來炒作，若是百姓對於新大陸的政策沒有任何的反對聲音，趙昕也不敢拿這件事情出來說，畢竟官員站在他這邊的實在是太少了，他必須爭取到足夠的民心才能夠與百官進行對抗，而之所以選擇這件事情，就是因為新大陸的製度如今在民眾中間的感受是兩極分化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