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2章 怎麽處置李森科?
毛熊開局拿下政變，拯救貝利亞 作者：欺世盜名之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瓦西裏手裏捏著一份來自蘇聯科學院的文件陷入了沉思當中。
這封被命名為《超冷凍春化技術發展綱要》的文件，是蘇聯科學院、列寧全蘇科學院和烏克蘭科學院的三科院士，被世人稱為“紅衣主教”、首席科學家的“生物學家”李森科院士遞交的。
在這份科研究資料裏李森科，仍然在堅持他所謂的“春化處理”育種方案，並聲稱他經過研究發現把農作物的種子，經過零下50度的低溫冷藏至2-3年，可以提高農作物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產量。
瓦西裏斜倚在沙發上盯著這份，由“蘇聯最有權威的科學家”李森科院士撰寫的新技術研究資料，不由的陷入了沉思當中。
李森科其人其事他在另一個時空沒有少聽說，在瓦西裏看來這個被稱為“紅衣教主”的李森科，就是混進蘇聯共產黨內的一個破壞者。
一個李森科對蘇聯科技界起到的破壞作用，真的比北約百萬大軍的威脅性還要嚴重。
人類科技史、金融史、戰爭史上不乏騙局，從古代到今天、估計未來一直都會有。
虛假的證據、論文、技術、產品層出不窮，許多名人、學者、專家深陷“造假門”、“欺騙門”、“剽竊門”等不端行為。
種種惡行像警鍾一樣告誡後來者——科研沒有捷徑。
嚴謹的科研，需要多一點認真與負責，多一點複現和普及。
如果不能複現、質疑、討論，那將被個別人利用或作惡。
國內外的科技騙局還時不時在上演，雖然未被曝光、沒有廣泛傳播的不為人知，但很多被廣泛報道的事件轟動一時，令世人震驚，而蘇聯三院院士李森科就是其中影響力最大的一個。
拉馬克和米丘林的獲得性遺傳觀念在蘇聯成為正統。
其代表人物李森科出於政治與其他方麵的考慮，拒絕接受受到實驗支持的孟德爾和摩爾根遺傳學，並把西方遺傳學家稱為蘇維埃人民的敵人，利用政治工具對其對手實行迫害。
使蘇聯的遺傳學遭到浩劫，並波及到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社會主義陣營國家。
李森科事件是政治權威取代科學權威裁決科學論爭的典型案例。
李森科事件，是蘇聯科技史上的一場災難，將蘇聯的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學引向了長期停滯的末路。
其始作俑者李森科本學識淺薄、無甚建樹，卻榮居蘇聯科學院、列寧全蘇科學院和烏克蘭科學院的三科院士，他以“紅衣主教”、首席科學家的淫威獨霸蘇聯科學界多年。
1930－1960年，在蘇聯科技史上發生的“李森科事件”實質上是科學與政治鬥爭、政治權威取代科學權威裁決科學論爭
李森科出生於烏克蘭一個農民家庭，畢業於基輔農學院後，在一個育種站工作。
烏克蘭和阿塞拜疆雖然地處較偏南方，但是冬季農作物也偶爾會受到霜凍天氣的威脅。
1929年，李森科的父親偶然發現在雪地裏過冬的小麥種子，在春天播種可以提早在霜降前發芽。
李森科在此基礎上，發展了一種稱為“春化處理”的育種法。
即在種植前使種子濕潤和冷凍，以加速其生長。
李森科誇大自己的發現是解決霜凍威脅的靈丹妙藥，為此，烏克蘭農業部決定在敖德薩植物育種遺傳研究所裏，設立專門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門，並任命李森科負責。
“春化處理”在蘇聯農業史上曾經有過，李森科對此給予了理論上的解釋。
技術和理論，在指導農業生產上的價值與作用，需要由實踐來檢驗，而李森科推廣這種技術，不是依靠嚴格的科學實驗，卻是借助於浮誇和弄虛作假。
李森科從1920年代後期繞開學術借助政治手段把批評者打倒。
1935年2月14日，李森科利用斯大林參加全蘇第二次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的機會，在會上做了“春化處理是增產措施”的發言。
李森科在他的演說中談到，生物學的爭論就像對“集體化”的爭論，是在和企圖阻撓蘇聯發展的階級敵人作鬥爭。
他聲稱反對春化法的科學家：“不管他是在學術界，還是不在學術界，一個階級敵人總是一個階級敵人……”。
李森科用自我否定的檢討，來改頭換麵地對學術界知識分子進行攻擊，這一手段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李森科把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
盡管在烏克蘭50多個地點進行了5年的連續實驗，表明經春化處理的小麥並沒有提高產量，但這動搖不了李森科已經取得的勝利。
李森科的反對者開始麵臨噩運。蘇聯科學家穆勒逃脫了秘密警察的追捕。
而瓦維洛夫則於1940年被捕，先是被判極刑，後又改判為20年監禁，1943年因營養不良在監獄中死去。
1935年，李森科獲得烏克蘭科學院院士、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士的稱號，並當上了敖德薩植物遺傳育種研究所所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對國防做出了巨大貢獻，蘇聯科學家的影響大為增加。
有人因此希望戰後放鬆對科學家的控製。
在1946—1947年，這種改進似乎有所出現。
1947年蘇聯生物學家錫馬爾豪森在蘇聯主要哲學刊物上，發表了明確批判李森科主義的文章。
1948年，當時在中央委員會主管科學的官員尤裏·日丹諾夫(斯大林的主要助手之一安德烈·日丹諾夫的兒子、斯大林的女婿)接受了包括耶弗羅意蒙孫、留比曉夫在內的蘇聯生物學家向中央委員會的控訴，認為李森科否定孟德爾遺傳學是錯誤的。
日丹諾夫在隨後的一次報告中對李森科進行了批判。
然而，由於李森科尋求斯大林的支持再次獲得成功。1948年8月，蘇聯召開了千餘人參加的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會議(又稱“八月會議”)。
李森科在大會上作了《論生物科學現狀》的報告。他把自己全部的“新理論”、“新見解”，概括為幾個方麵，作為“米丘林生物學”的主要內容，聲稱“米丘林生物學”是“社會主義的”、“進步的”、“唯物主義的”、“無產階級的”；而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則是“反動的”、“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的”、“資產階級的”。
經斯大林批準，蘇聯正統的遺傳學被取締了。李森科在大會上宣布，這次會議“把孟德爾—摩爾根—魏斯曼主義從科學上消滅掉，是對摩爾根主義的完全勝利，具有曆史意義的裏程碑，是偉大的節日”。
“八月會議”使蘇聯的遺傳學遭到浩劫。
在高等學校禁止講授摩爾根遺傳學；科研機構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義方向的研究計劃；一大批研究機構、實驗室被關閉、撤銷或改組；有資料說，全蘇聯有3000多名遺傳學家失去了在大學、科研機構中的本職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八月會議”的惡劣影響，波及到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社會主義陣營國家。
“八月會議”使李森科達到了“事業”的巔峰。李森科的個人勝利，無疑是科學的悲劇。
真理的聲音依然沒有因此而銷聲匿跡。由蘇卡切夫院士主編的蘇聯《植物學雜誌》於1952年底起衝破阻力，再次發出了與李森科不同的聲音，揭開了蘇聯關於物種和物種形成問題的大論戰的序幕。
之後，該刊發表大量文章，揭露李森科及其追隨者弄虛作假的事實和不道德的行為。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後，蘇聯的文化生活出現了一次解凍。
瓦西裏點燃了一根香煙深吸了一口，把李森科企圖用提高農作物產量為“誘餌”，希望獲得自己的大力支持的文件扔進了垃圾桶裏。
瓦西裏已經懶得對李森科提出的零下50度“春化處理”進行論證，一個大騙子說出來的話，在浪費大量的物力、人力去進行驗證，那是對自己智商的侮辱。
李森科能夠在蘇聯科技界為非作歹這麽多年，蘇共領導層的責任占了百分之九十九的責任。
瓦西裏想到要不是玉米小夫被自己整下台，按照原本的曆史發展軌跡來看，這個“偽科學家”李森科起碼要還要毒害蘇聯科技界十幾年，就連龍國也是深受李森科主義的毒害。
好就好在龍國科技技術起步晚，被李森科的“偽科學”影響有限。
自從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李森科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
他的靠山斯大林同誌去世了，新一屆的貝利亞同誌對他的研究並不感興趣，他幾次向貝利亞寫信控訴蘇聯科學界裏，潛伏著一些企圖破壞蘇聯科技進步的叛國分子，企圖用政治捆綁貝利亞支持他對蘇聯科技界的掌控。
貝利亞自然清楚李森科是一個什麽樣子的人物，要不是斯大林同誌在背後支持這個敗類，他早就想把他送到西伯利亞種玉米了。
“啥......你說西伯利亞種不出玉米，你不是自誇有技術用低溫儲存種子可以大量增產的嗎？你自己吹過的牛逼你自己去實現吧，否則.....那你就等著活活餓死吧！”
對李森科的清算絕對不是簡單的讓人把他控製起來，進行審判、勞改或者是判處死刑。
在瓦西裏看來這是一場“正”與“邪”之間的一場決鬥，需要有科技界的權威人士聯合起來，一起討伐李森科的“偽科學”。
先把李森科的“神聖外衣”給拔除掉之後，再利用國家力量對其進行追責。
這也是瓦西裏雖然明知道李森科是一個什麽玩意，他卻不能利用他蘇聯領導人的權利對其進行處罰。
如果利用政治強權幹涉科學界，必然又會帶來新的問題，這自然不是瓦西裏願意看到的情況。
沉思了良久之後他又從抽屜裏拿出來了一個信封，打開信封又瀏覽了一遍信紙上邊的內容。
這封信是1954年底由300多名蘇聯著名科學家，聯名寫信給蘇聯蘇共中央總書記貝利亞的建議信。
信中的內容當然是對李森科反科學的一些駁斥，建議蘇共中央對李森科發起全麵的科技調查。
在調查結果出來前，要求蘇共中央領導層撤銷李森科的，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職務。
這些深受打擊、壓迫的蘇聯科學家，依然沒有臣服於李森科的“偽科學”論。
而是繼續堅持科學真理，堅持挽救蘇聯處於被全麵封殺、打壓的的“生物、基因”研究學說。
或許這些真正愛國的蘇聯科學家們，他們根本沒有在意過他們自身所處的環境。
而是為了蘇維埃的科學發展堅持與李森科進行著殊死鬥爭。
這是一場不死不休的鬥爭，按照曆史中的記憶，這些科學家這一次的反抗還是以失敗告終。
明年2月蘇共召開第20次代表大會後，由於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受到批判，李森科迫於形勢提出辭職，並得到蘇聯部長會議的批準。
但是，由於玉米曉夫重蹈斯大林的覆轍，再度以政治力量幹預學術論爭，使得李森科依然得以繼續他的反科學事業。
兩年後《真理報》發表了題為《論農業生物學兼評〈植物學雜誌〉的錯誤立場》的社論，指責《植物學雜誌》發起的那場論戰，錯誤地否定了李森科。
蘇卡切夫院士被解除了《植物學雜誌》的主編職務。
一大批反對李森科物種和物種形成“新見解”的科學家被撤職，一批實驗室被關閉。
1961年李森科被重新任命為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繼續推行他那套錯誤的理論，對曾經反對他的科學家大肆打壓迫害。
直到64年玉米曉夫下台，李森科主義在蘇維埃科學院被投票否決。
至此，李森科才算喪失了在蘇聯生物學界的壟斷地位。
李森科主義沒有實現蘇聯人“麵包會有的”的理想，反而使他們的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工程學遭到了不可救藥的落伍，讓蘇聯失去了兩代現代生物學家。
如何在學術上把李森科的“偽科學”理論給徹底的打倒，這才是瓦西裏考慮的當務之急。
而不是隻是簡單的讓李森科物理消失，雖然讓他物理消失是可以給瓦西裏解解氣。
但李森科“偽科學”理論的餘毒依然會繼續毒害整個蘇聯科技界，更會被美國人借機大肆宣傳，抹黑蘇聯政府迫害科學界人士。
瓦西裏最終下定了決心，要舉行一場公開對李森科學術造假的辯論，讓那些追隨李森科為其搖旗呐喊、狼狽為奸的學術敗類們身敗名裂。
這封被命名為《超冷凍春化技術發展綱要》的文件，是蘇聯科學院、列寧全蘇科學院和烏克蘭科學院的三科院士，被世人稱為“紅衣主教”、首席科學家的“生物學家”李森科院士遞交的。
在這份科研究資料裏李森科，仍然在堅持他所謂的“春化處理”育種方案，並聲稱他經過研究發現把農作物的種子，經過零下50度的低溫冷藏至2-3年，可以提高農作物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產量。
瓦西裏斜倚在沙發上盯著這份，由“蘇聯最有權威的科學家”李森科院士撰寫的新技術研究資料，不由的陷入了沉思當中。
李森科其人其事他在另一個時空沒有少聽說，在瓦西裏看來這個被稱為“紅衣教主”的李森科，就是混進蘇聯共產黨內的一個破壞者。
一個李森科對蘇聯科技界起到的破壞作用，真的比北約百萬大軍的威脅性還要嚴重。
人類科技史、金融史、戰爭史上不乏騙局，從古代到今天、估計未來一直都會有。
虛假的證據、論文、技術、產品層出不窮，許多名人、學者、專家深陷“造假門”、“欺騙門”、“剽竊門”等不端行為。
種種惡行像警鍾一樣告誡後來者——科研沒有捷徑。
嚴謹的科研，需要多一點認真與負責，多一點複現和普及。
如果不能複現、質疑、討論，那將被個別人利用或作惡。
國內外的科技騙局還時不時在上演，雖然未被曝光、沒有廣泛傳播的不為人知，但很多被廣泛報道的事件轟動一時，令世人震驚，而蘇聯三院院士李森科就是其中影響力最大的一個。
拉馬克和米丘林的獲得性遺傳觀念在蘇聯成為正統。
其代表人物李森科出於政治與其他方麵的考慮，拒絕接受受到實驗支持的孟德爾和摩爾根遺傳學，並把西方遺傳學家稱為蘇維埃人民的敵人，利用政治工具對其對手實行迫害。
使蘇聯的遺傳學遭到浩劫，並波及到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社會主義陣營國家。
李森科事件是政治權威取代科學權威裁決科學論爭的典型案例。
李森科事件，是蘇聯科技史上的一場災難，將蘇聯的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學引向了長期停滯的末路。
其始作俑者李森科本學識淺薄、無甚建樹，卻榮居蘇聯科學院、列寧全蘇科學院和烏克蘭科學院的三科院士，他以“紅衣主教”、首席科學家的淫威獨霸蘇聯科學界多年。
1930－1960年，在蘇聯科技史上發生的“李森科事件”實質上是科學與政治鬥爭、政治權威取代科學權威裁決科學論爭
李森科出生於烏克蘭一個農民家庭，畢業於基輔農學院後，在一個育種站工作。
烏克蘭和阿塞拜疆雖然地處較偏南方，但是冬季農作物也偶爾會受到霜凍天氣的威脅。
1929年，李森科的父親偶然發現在雪地裏過冬的小麥種子，在春天播種可以提早在霜降前發芽。
李森科在此基礎上，發展了一種稱為“春化處理”的育種法。
即在種植前使種子濕潤和冷凍，以加速其生長。
李森科誇大自己的發現是解決霜凍威脅的靈丹妙藥，為此，烏克蘭農業部決定在敖德薩植物育種遺傳研究所裏，設立專門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門，並任命李森科負責。
“春化處理”在蘇聯農業史上曾經有過，李森科對此給予了理論上的解釋。
技術和理論，在指導農業生產上的價值與作用，需要由實踐來檢驗，而李森科推廣這種技術，不是依靠嚴格的科學實驗，卻是借助於浮誇和弄虛作假。
李森科從1920年代後期繞開學術借助政治手段把批評者打倒。
1935年2月14日，李森科利用斯大林參加全蘇第二次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的機會，在會上做了“春化處理是增產措施”的發言。
李森科在他的演說中談到，生物學的爭論就像對“集體化”的爭論，是在和企圖阻撓蘇聯發展的階級敵人作鬥爭。
他聲稱反對春化法的科學家：“不管他是在學術界，還是不在學術界，一個階級敵人總是一個階級敵人……”。
李森科用自我否定的檢討，來改頭換麵地對學術界知識分子進行攻擊，這一手段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李森科把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
盡管在烏克蘭50多個地點進行了5年的連續實驗，表明經春化處理的小麥並沒有提高產量，但這動搖不了李森科已經取得的勝利。
李森科的反對者開始麵臨噩運。蘇聯科學家穆勒逃脫了秘密警察的追捕。
而瓦維洛夫則於1940年被捕，先是被判極刑，後又改判為20年監禁，1943年因營養不良在監獄中死去。
1935年，李森科獲得烏克蘭科學院院士、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士的稱號，並當上了敖德薩植物遺傳育種研究所所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對國防做出了巨大貢獻，蘇聯科學家的影響大為增加。
有人因此希望戰後放鬆對科學家的控製。
在1946—1947年，這種改進似乎有所出現。
1947年蘇聯生物學家錫馬爾豪森在蘇聯主要哲學刊物上，發表了明確批判李森科主義的文章。
1948年，當時在中央委員會主管科學的官員尤裏·日丹諾夫(斯大林的主要助手之一安德烈·日丹諾夫的兒子、斯大林的女婿)接受了包括耶弗羅意蒙孫、留比曉夫在內的蘇聯生物學家向中央委員會的控訴，認為李森科否定孟德爾遺傳學是錯誤的。
日丹諾夫在隨後的一次報告中對李森科進行了批判。
然而，由於李森科尋求斯大林的支持再次獲得成功。1948年8月，蘇聯召開了千餘人參加的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會議(又稱“八月會議”)。
李森科在大會上作了《論生物科學現狀》的報告。他把自己全部的“新理論”、“新見解”，概括為幾個方麵，作為“米丘林生物學”的主要內容，聲稱“米丘林生物學”是“社會主義的”、“進步的”、“唯物主義的”、“無產階級的”；而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則是“反動的”、“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的”、“資產階級的”。
經斯大林批準，蘇聯正統的遺傳學被取締了。李森科在大會上宣布，這次會議“把孟德爾—摩爾根—魏斯曼主義從科學上消滅掉，是對摩爾根主義的完全勝利，具有曆史意義的裏程碑，是偉大的節日”。
“八月會議”使蘇聯的遺傳學遭到浩劫。
在高等學校禁止講授摩爾根遺傳學；科研機構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義方向的研究計劃；一大批研究機構、實驗室被關閉、撤銷或改組；有資料說，全蘇聯有3000多名遺傳學家失去了在大學、科研機構中的本職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八月會議”的惡劣影響，波及到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社會主義陣營國家。
“八月會議”使李森科達到了“事業”的巔峰。李森科的個人勝利，無疑是科學的悲劇。
真理的聲音依然沒有因此而銷聲匿跡。由蘇卡切夫院士主編的蘇聯《植物學雜誌》於1952年底起衝破阻力，再次發出了與李森科不同的聲音，揭開了蘇聯關於物種和物種形成問題的大論戰的序幕。
之後，該刊發表大量文章，揭露李森科及其追隨者弄虛作假的事實和不道德的行為。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後，蘇聯的文化生活出現了一次解凍。
瓦西裏點燃了一根香煙深吸了一口，把李森科企圖用提高農作物產量為“誘餌”，希望獲得自己的大力支持的文件扔進了垃圾桶裏。
瓦西裏已經懶得對李森科提出的零下50度“春化處理”進行論證，一個大騙子說出來的話，在浪費大量的物力、人力去進行驗證，那是對自己智商的侮辱。
李森科能夠在蘇聯科技界為非作歹這麽多年，蘇共領導層的責任占了百分之九十九的責任。
瓦西裏想到要不是玉米小夫被自己整下台，按照原本的曆史發展軌跡來看，這個“偽科學家”李森科起碼要還要毒害蘇聯科技界十幾年，就連龍國也是深受李森科主義的毒害。
好就好在龍國科技技術起步晚，被李森科的“偽科學”影響有限。
自從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李森科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
他的靠山斯大林同誌去世了，新一屆的貝利亞同誌對他的研究並不感興趣，他幾次向貝利亞寫信控訴蘇聯科學界裏，潛伏著一些企圖破壞蘇聯科技進步的叛國分子，企圖用政治捆綁貝利亞支持他對蘇聯科技界的掌控。
貝利亞自然清楚李森科是一個什麽樣子的人物，要不是斯大林同誌在背後支持這個敗類，他早就想把他送到西伯利亞種玉米了。
“啥......你說西伯利亞種不出玉米，你不是自誇有技術用低溫儲存種子可以大量增產的嗎？你自己吹過的牛逼你自己去實現吧，否則.....那你就等著活活餓死吧！”
對李森科的清算絕對不是簡單的讓人把他控製起來，進行審判、勞改或者是判處死刑。
在瓦西裏看來這是一場“正”與“邪”之間的一場決鬥，需要有科技界的權威人士聯合起來，一起討伐李森科的“偽科學”。
先把李森科的“神聖外衣”給拔除掉之後，再利用國家力量對其進行追責。
這也是瓦西裏雖然明知道李森科是一個什麽玩意，他卻不能利用他蘇聯領導人的權利對其進行處罰。
如果利用政治強權幹涉科學界，必然又會帶來新的問題，這自然不是瓦西裏願意看到的情況。
沉思了良久之後他又從抽屜裏拿出來了一個信封，打開信封又瀏覽了一遍信紙上邊的內容。
這封信是1954年底由300多名蘇聯著名科學家，聯名寫信給蘇聯蘇共中央總書記貝利亞的建議信。
信中的內容當然是對李森科反科學的一些駁斥，建議蘇共中央對李森科發起全麵的科技調查。
在調查結果出來前，要求蘇共中央領導層撤銷李森科的，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職務。
這些深受打擊、壓迫的蘇聯科學家，依然沒有臣服於李森科的“偽科學”論。
而是繼續堅持科學真理，堅持挽救蘇聯處於被全麵封殺、打壓的的“生物、基因”研究學說。
或許這些真正愛國的蘇聯科學家們，他們根本沒有在意過他們自身所處的環境。
而是為了蘇維埃的科學發展堅持與李森科進行著殊死鬥爭。
這是一場不死不休的鬥爭，按照曆史中的記憶，這些科學家這一次的反抗還是以失敗告終。
明年2月蘇共召開第20次代表大會後，由於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受到批判，李森科迫於形勢提出辭職，並得到蘇聯部長會議的批準。
但是，由於玉米曉夫重蹈斯大林的覆轍，再度以政治力量幹預學術論爭，使得李森科依然得以繼續他的反科學事業。
兩年後《真理報》發表了題為《論農業生物學兼評〈植物學雜誌〉的錯誤立場》的社論，指責《植物學雜誌》發起的那場論戰，錯誤地否定了李森科。
蘇卡切夫院士被解除了《植物學雜誌》的主編職務。
一大批反對李森科物種和物種形成“新見解”的科學家被撤職，一批實驗室被關閉。
1961年李森科被重新任命為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繼續推行他那套錯誤的理論，對曾經反對他的科學家大肆打壓迫害。
直到64年玉米曉夫下台，李森科主義在蘇維埃科學院被投票否決。
至此，李森科才算喪失了在蘇聯生物學界的壟斷地位。
李森科主義沒有實現蘇聯人“麵包會有的”的理想，反而使他們的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工程學遭到了不可救藥的落伍，讓蘇聯失去了兩代現代生物學家。
如何在學術上把李森科的“偽科學”理論給徹底的打倒，這才是瓦西裏考慮的當務之急。
而不是隻是簡單的讓李森科物理消失，雖然讓他物理消失是可以給瓦西裏解解氣。
但李森科“偽科學”理論的餘毒依然會繼續毒害整個蘇聯科技界，更會被美國人借機大肆宣傳，抹黑蘇聯政府迫害科學界人士。
瓦西裏最終下定了決心，要舉行一場公開對李森科學術造假的辯論，讓那些追隨李森科為其搖旗呐喊、狼狽為奸的學術敗類們身敗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