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青成為五方大陸的共主之後，采用了“因俗而治”的手段。
於是，商人在中土和南土之外，還是有比較正常的地位的，而在中土和南土，則繼續始終保持了很低的地位。
當然，大部分中土和南土人，並不了解這種差異。
但是中土的晉西商人卻深知這二者之間的差異。
晉西商人不僅在中土貿易，也不僅僅把商號開到南土，而且他們經常往來於北土和中土之間。更準確的說晉西商人的主要財富來自北土。
在北土，他們有相當崇高的地位。
北土的塔拉貴族們，根本沒有用權勢去壓製商人的概念。當他們處於吃虧的劣勢的時候，總是很誠實的選擇了認虧。他們與商人們交易的時候，也總是保持公平有禮。甚至王府還會上商人的當而陷入高利貸，甚至達到破產的地步。
商人在北土是相當威風的。雖然名聲很不好，北土人稱他們為“胡渣”意思是坑蒙拐騙的壞人。
可是迴到了晉西老家，情況就不一樣了。商人們立即打迴原形，成為整個社會鏈最底層的存在。哪怕他們再有錢也不行。
曾經有個在北土各王府被奉為貴賓，享受各種禮遇的富商，在迴晉西老家的時候一時沒轉換過來，居然像在北土一樣，乘坐官橋。
於是，他惹了大禍。
按照中土的製度，隻有官員才可以乘坐官轎。商人再富有，如果沒有捐官，地位上也隻是一介平民。平民乘坐官轎屬於違製，罪名可大可小。
這個商人乘坐的居然還是三品以上官員才可以乘坐的高級大轎。
結果該縣的很多官員以為有什麽大官下來突襲檢查，匆匆忙忙的出來迎接，結果轎子落下來，裏麵走出來的不是什麽上頭的大官，而是一個“小小”的商人。
結果就是，那個商人被關入大牢，受了很多苦頭。
南土，尤其是沿海地區，相對情況要好一些。一個是南土商人做大後普遍會捐官，提升自己的身份。另外一點就是，相對於中土，南土並非孤立發展，而是與外界有很普遍的交流。
列強通過福壽膏戰爭打破了黛青的國門。但是在此之前，南土，尤其是擁有“一口通商”特權的羊州商人很早就已經與外界有很密切的接觸。
嚴格的說，羊州自古以來始終就沒有中斷過與外界的連接。
隻不過後來其與外界交往的渠道都關閉了，就造成黛青普遍不與外界交流的整體模式，但是羊州並沒有經曆這樣的情況。
所以羊州表現出的很多自身特色，並不是因為他真的太與眾不同，而是整個天下都變了，唯獨羊州沒變。
這也是李鴻章選擇與羊州商人合作的原因。
相對於其他地方的商人，他們相對不是絕對的懼怕官府。
其他地方的商人都有一個經驗：你跟官府合作，首先你是拿不到主導權的，官府肯定全說了算；然後如果官府讓你也有一定的權力，那你更完了，你的權力不會讓你真正主導局麵隻會成為你將來承擔責任的理由；最後，你真金白銀的投資永遠不要指望有一天能拿迴來。
他們在這方麵吃的虧太多了，教訓太深刻，所以沒有人敢再上當了。
可是羊州的商人，這種虧吃的相對少一點，加上他們接觸外界比較多，所以更多的感受到外界各種政治風向都是不斷的變動的。所以他們總覺得，黛青也不是不可以變一下。
尤其是李鴻章這種權高位重的洋務派領袖的身份，還是比較有迷惑性的。
最關鍵的是，輪船招商局的巨大利潤前景。
所以唐景星和徐雨之終於上套了。
不過他們也有一個要求，那就是需要絕對確保“官督商辦”的原則，就必須讓真正懂這個原則的人來合作。就算是最後失敗，也得賠得明明白白的，不能派個本身就不支持甚至不明白這個原則的人合作。
他們當然是看過盛宣懷起草的籌辦方案的。也正是盛版方案中“官督商辦”的大放權模式，讓他們看到這其中是有成功的希望。
於是，李鴻章幹脆把盛宣懷本人派了過來。
這也是對盛宣懷實力的一個檢驗。
如果成功，那說明盛宣懷真的有大才，以後大可作為洋務派的接班人培養。
如果不成，那也就止步於此吧。
盛宣懷當然也知道這其中的厲害，所以他堅持扮豬，不做任何妄動。
而且，某種程度上講，招商局現在麵臨的處境，如果讓現在的盛宣懷去主導，還真玩不明白。
因為對手是實力非常強大的三大輪船公司組成的商業聯盟。
三大公司已經把整個黛青的海運市場當成自己的已經擺好桌的大餐。他們甚至把餐具都拿好了，叉子已經舉起，嘴也微微張開了，正在這個時候，對麵突然出現了一個大胖子食客。
這算是什麽情況！
三大公司非常惱火，第一反應就是，先把這個胖子幹掉再說。
滅此朝食！
於是，放下刀叉，重新拿起刀槍，準備戰鬥。
當然，三大公司隻是純粹的商業公司，並不是殖民業公司，所謂的戰鬥不是真槍實彈的武力征服，而是要打商戰。
尤其是價格戰。
當然還有技術戰和規模戰。
首先，因為三家大公司聯合出擊，價格上的操作空間確實非常大。尤其三家公司本身也都有洋行背景，擁有雄厚的金融資本運作實力，真的不差錢。哪怕單純以價格優勢，搶占黛青海運市場也是完全有把握的。
而且，三大公司擁有的海運輪船的技術水平都是當時世界一流的，速度、運載量，安全性，都是最棒的。他們也確實有實力把黛青的海運服務大幅度提高一個檔次。
而且，除了價格和技術上的優勢之外，三大公司在規模上也遠超當時黛青所有水路運輸能力的總和。就算是拚規模，也還是有相當優勢的。
何況，這三大優勢是同時存在的。
所以三大公司充滿信心，認為自己完全有能力達到目標。
如果招商局是一個普通的企業，那麽他們的估算是不錯的。但是他們忽略了一個最重大的因素——官督。
輪船招商局本質上是黛青帝國的國有企業，其創立的第一目的，從來就不是單純的直接的商業利潤，至少在名義上是為了帝國的安全和利益。
海運是關係到帝國國家安全和整體長遠利益的特殊行業，如果完全被洋人把持，怎麽得了？
在曆史上，中土王朝普遍重視陸路邊塞的安全而相對比較忽略對於海防建設，在他們看來，大海是荒涼的，也是安全的。總之，根本不需要花費很大氣力去經營。
甚至簡單粗暴的搞出“禁海”這種毀滅自身海上貿易的政策，用以確保“海上無事”。
直到在兩次福壽膏戰爭中被打得顏麵掃地。
這也是李鴻章一直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發展一支“北洋水師”的原因。
海防固然需要黛青自己來搞，但是看似純屬商業範疇的海運，難道就可以假以他人之手嗎？
當然不行。
如果海運落在洋人手裏，一旦海上有事，黛青與洋人有矛盾，那麽豈不是把自己的命脈交在了敵人手裏？
所以，對於輪船招商局，雖然掛上了商的名義，而且也推行了官督商辦的模式，但是其背後的支持力量，始終是整個黛青帝國。
三大公司一開始就搞錯了自己的對手。
於是，商人在中土和南土之外，還是有比較正常的地位的，而在中土和南土，則繼續始終保持了很低的地位。
當然，大部分中土和南土人，並不了解這種差異。
但是中土的晉西商人卻深知這二者之間的差異。
晉西商人不僅在中土貿易，也不僅僅把商號開到南土，而且他們經常往來於北土和中土之間。更準確的說晉西商人的主要財富來自北土。
在北土，他們有相當崇高的地位。
北土的塔拉貴族們，根本沒有用權勢去壓製商人的概念。當他們處於吃虧的劣勢的時候，總是很誠實的選擇了認虧。他們與商人們交易的時候，也總是保持公平有禮。甚至王府還會上商人的當而陷入高利貸，甚至達到破產的地步。
商人在北土是相當威風的。雖然名聲很不好，北土人稱他們為“胡渣”意思是坑蒙拐騙的壞人。
可是迴到了晉西老家，情況就不一樣了。商人們立即打迴原形，成為整個社會鏈最底層的存在。哪怕他們再有錢也不行。
曾經有個在北土各王府被奉為貴賓，享受各種禮遇的富商，在迴晉西老家的時候一時沒轉換過來，居然像在北土一樣，乘坐官橋。
於是，他惹了大禍。
按照中土的製度，隻有官員才可以乘坐官轎。商人再富有，如果沒有捐官，地位上也隻是一介平民。平民乘坐官轎屬於違製，罪名可大可小。
這個商人乘坐的居然還是三品以上官員才可以乘坐的高級大轎。
結果該縣的很多官員以為有什麽大官下來突襲檢查，匆匆忙忙的出來迎接，結果轎子落下來，裏麵走出來的不是什麽上頭的大官，而是一個“小小”的商人。
結果就是，那個商人被關入大牢，受了很多苦頭。
南土，尤其是沿海地區，相對情況要好一些。一個是南土商人做大後普遍會捐官，提升自己的身份。另外一點就是，相對於中土，南土並非孤立發展，而是與外界有很普遍的交流。
列強通過福壽膏戰爭打破了黛青的國門。但是在此之前，南土，尤其是擁有“一口通商”特權的羊州商人很早就已經與外界有很密切的接觸。
嚴格的說，羊州自古以來始終就沒有中斷過與外界的連接。
隻不過後來其與外界交往的渠道都關閉了，就造成黛青普遍不與外界交流的整體模式，但是羊州並沒有經曆這樣的情況。
所以羊州表現出的很多自身特色，並不是因為他真的太與眾不同，而是整個天下都變了，唯獨羊州沒變。
這也是李鴻章選擇與羊州商人合作的原因。
相對於其他地方的商人，他們相對不是絕對的懼怕官府。
其他地方的商人都有一個經驗：你跟官府合作，首先你是拿不到主導權的，官府肯定全說了算；然後如果官府讓你也有一定的權力，那你更完了，你的權力不會讓你真正主導局麵隻會成為你將來承擔責任的理由；最後，你真金白銀的投資永遠不要指望有一天能拿迴來。
他們在這方麵吃的虧太多了，教訓太深刻，所以沒有人敢再上當了。
可是羊州的商人，這種虧吃的相對少一點，加上他們接觸外界比較多，所以更多的感受到外界各種政治風向都是不斷的變動的。所以他們總覺得，黛青也不是不可以變一下。
尤其是李鴻章這種權高位重的洋務派領袖的身份，還是比較有迷惑性的。
最關鍵的是，輪船招商局的巨大利潤前景。
所以唐景星和徐雨之終於上套了。
不過他們也有一個要求，那就是需要絕對確保“官督商辦”的原則，就必須讓真正懂這個原則的人來合作。就算是最後失敗，也得賠得明明白白的，不能派個本身就不支持甚至不明白這個原則的人合作。
他們當然是看過盛宣懷起草的籌辦方案的。也正是盛版方案中“官督商辦”的大放權模式，讓他們看到這其中是有成功的希望。
於是，李鴻章幹脆把盛宣懷本人派了過來。
這也是對盛宣懷實力的一個檢驗。
如果成功，那說明盛宣懷真的有大才，以後大可作為洋務派的接班人培養。
如果不成，那也就止步於此吧。
盛宣懷當然也知道這其中的厲害，所以他堅持扮豬，不做任何妄動。
而且，某種程度上講，招商局現在麵臨的處境，如果讓現在的盛宣懷去主導，還真玩不明白。
因為對手是實力非常強大的三大輪船公司組成的商業聯盟。
三大公司已經把整個黛青的海運市場當成自己的已經擺好桌的大餐。他們甚至把餐具都拿好了，叉子已經舉起，嘴也微微張開了，正在這個時候，對麵突然出現了一個大胖子食客。
這算是什麽情況！
三大公司非常惱火，第一反應就是，先把這個胖子幹掉再說。
滅此朝食！
於是，放下刀叉，重新拿起刀槍，準備戰鬥。
當然，三大公司隻是純粹的商業公司，並不是殖民業公司，所謂的戰鬥不是真槍實彈的武力征服，而是要打商戰。
尤其是價格戰。
當然還有技術戰和規模戰。
首先，因為三家大公司聯合出擊，價格上的操作空間確實非常大。尤其三家公司本身也都有洋行背景，擁有雄厚的金融資本運作實力，真的不差錢。哪怕單純以價格優勢，搶占黛青海運市場也是完全有把握的。
而且，三大公司擁有的海運輪船的技術水平都是當時世界一流的，速度、運載量，安全性，都是最棒的。他們也確實有實力把黛青的海運服務大幅度提高一個檔次。
而且，除了價格和技術上的優勢之外，三大公司在規模上也遠超當時黛青所有水路運輸能力的總和。就算是拚規模，也還是有相當優勢的。
何況，這三大優勢是同時存在的。
所以三大公司充滿信心，認為自己完全有能力達到目標。
如果招商局是一個普通的企業，那麽他們的估算是不錯的。但是他們忽略了一個最重大的因素——官督。
輪船招商局本質上是黛青帝國的國有企業，其創立的第一目的，從來就不是單純的直接的商業利潤，至少在名義上是為了帝國的安全和利益。
海運是關係到帝國國家安全和整體長遠利益的特殊行業，如果完全被洋人把持，怎麽得了？
在曆史上，中土王朝普遍重視陸路邊塞的安全而相對比較忽略對於海防建設，在他們看來，大海是荒涼的，也是安全的。總之，根本不需要花費很大氣力去經營。
甚至簡單粗暴的搞出“禁海”這種毀滅自身海上貿易的政策，用以確保“海上無事”。
直到在兩次福壽膏戰爭中被打得顏麵掃地。
這也是李鴻章一直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發展一支“北洋水師”的原因。
海防固然需要黛青自己來搞，但是看似純屬商業範疇的海運，難道就可以假以他人之手嗎？
當然不行。
如果海運落在洋人手裏，一旦海上有事，黛青與洋人有矛盾，那麽豈不是把自己的命脈交在了敵人手裏？
所以，對於輪船招商局，雖然掛上了商的名義，而且也推行了官督商辦的模式，但是其背後的支持力量，始終是整個黛青帝國。
三大公司一開始就搞錯了自己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