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禮那天，不料自行趕來的陌生讀者竟逾百位，簽了到，不知誰是誰，也不知從哪裏來，如何地來。由各省市抵達浙江桐鄉，頗費周折，便是就近從滬杭開車尋來，高速路也常會錯過出口。木心初到那兩年，我曾幾度迷失道中，累先生久等。
有位湖北來的大學生在追思會上說，聞知噩耗，他放下功課，從武漢坐十五個鍾頭火車來這裏，懷揣木心七本書，一路讀。我又問人叢中另一位小夥子哪裏來，迴說是煙臺，也從微博看到訃告，放下事情，上了火車，看他的孩子臉，頂多大學一年級。那天，總有七八位年輕人不約而同說，他們讀木心時正當高中。高中少年，讀得懂麽？再想想，木心在茅盾書屋讀古書、讀洋書，也就十幾歲。
下午的追思會上，烏鎮外事導遊沈曉玉說出一件中午發生的故事：林慧宜，中國台灣女士，上午隨旅遊團來到烏鎮打聽木心，要見先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她在對岸讀木心，時年十六歲，此後與先生通過書信；二十多年來，自認水準遠不及，不敢趨前見木心，其間留學德國，遠嫁義大利，近時聽說先生還鄉了，決定尋來烏鎮。
於是陪同告訴林女士：「老先生逝世了，上午是桐鄉的葬禮，下午三點你來參加追思會。」旅遊團定兩點離烏鎮，中午，林女士走來昭明書院，獨自默坐一小時——那一小時，先生正在熔化——離開前，她給導遊留了自己的名姓與郵箱。
多像是四流劇本的廉價情節，然而確有其人，是真事：本月我來紐約侍奉老母，兩位美國電影人在皇後美術館又辦了一場木心座談會。我早到了，出門抽菸，迎麵撞見前來赴會的林女士，身邊是異國的夫君，還有他們的小孩子。她認出我，登時大哭，從包裏取出木心給她的一遝信。我原以為她是年少浪漫的女書生，談下來，結果她去歐洲修的是康德與尼采，日後教的是美學，隻為眼界學問長進了，能來見木心。
「他玩笑開得太大了！」林女士哭笑莫辨地說，「自己走了，偏要招我那天來！」
木心的讀者在哪裏？木心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聽說有人讀他的書，他便誇口寫篇《論讀者》。多年來，若是傳過一兩句讀者的讚美——雖然很少，雖然很遲——他會長久記得，倘若話說得好看，他能複述如背誦，每次不會說錯。他說，他與世界的關係隻在讀者，但他不見人。
讀者想要見他，也作難。那天，幾乎每一位不曾見過先生的發言者都說，他們想去看他，橫豎不敢去。守護病榻的青島青年劉正偉，當初隻為見木心，辭了工作，遠來烏鎮找份工，十八個月間每周騎了車繞著他的宅子轉，不敢去敲門。
非要到他死了，讀者這才來麽？現在，上百位各地讀者與木心在葬禮上會麵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嚴寒，大晴，大告別廳門首懸起黑色的布幅。一進門，隔夜新紮的十個鮮花圈分置左右，靈台周圍全換了黃白色的新菊。尚未進人的廳堂，寒冷空闊。八點後，烏鎮旅遊公司的工作團隊，桐鄉電視台主持人與若幹文聯成員，列名治喪委員會的京滬兩地近十位作家，陌生的青年讀者，還有晚晴小築司廚的沈師傅，洗衣打掃的阿姨，陸續到了。十餘位侍護先生的青年混在人叢中，期期艾艾，苦著臉，我想起醫院的日子，現在木心不需要他們了。
先生躲著。他從來隱在不易找尋的地方，因為深深的羞怯、固執，還因為難以被解讀被尊敬的理由。過一會兒他將被移出來，給大家看——隻能用「移出」這個詞了——我知道木心每將見人，多麽鄭重。如今總算明白，人死了，頭一件事，便是任人擺布。兩天來我已熟悉這殯儀館，此刻舉哀在即，我卻對忙碌籌辦的喪儀，蕪然陌生。先生願意麽？有人送，沒人送，清寂，抑或隆重，如何是對？多年來我習慣凡事遵從他，成全他不肯屈就的性情。病床囈語中，他忽然說出他的倔強，沒有上下文，說時，提高了嗓音，一字一頓：
不是不要，在乎要法，與其要法，不如不要。
他當然並非是在說葬禮，而葬禮也是一種「要」。不能問他了。當他被扶起坐好，簽署文件，他惦念的是紛紛遺稿，沒一句提及葬禮。
在花叢、靈台與大門口的近十米間距，圍欄豎了起來，弔客陸續增多，漫進大廳。不少學生模樣的男女，好年輕，一聲不響，靠牆站開。九點前，我記得自己與熟悉或初識的來人握手說話，或在門口，或在休息室，同時，工作人員不斷走來確認種種瑣事。曹立偉，我在美院與紐約的老友，居然趕到了，才剛伸手一握，他扭頭望見先生的遺像，猛地，撫臉哽咽（一九九〇年前後，先生一度借宿他家）。沈師傅，趁我稍空的當口探頭說道：「問問領導，接下去我和阿姨還在老先生這裏做事麽？」（是啊，人的離去是被這樣的家事提醒。）春陽來了，瞧見大廳的布置，破涕而有笑意：「很好看，很好看！」這麽說著，卻又眼淚淌下來（初起是她夫婦親送先生來桐鄉治病，此番再來，已是先生的喪儀）。在紛亂的人叢中，小代、小楊顯得次要而孤單，無所事事，來客不知道他們是誰，我卻多年見慣了同一的情景：木心身邊，就是他倆，如先生的家眷，也如我的孩子。
八點半，還是九點？忽然，昨日輯錄的音樂響起來，漫溢全廳。先是巴赫《十二平均律》的連串琴擊，明亮愉悅，漸次增高、遞進、飛散，接著是莫紮特《安魂曲》的集體女聲，絕望透頂，升舉盤旋：這裏不是教堂，而這異質的文化即便在一座中國的殯儀館，亦如霸權，挾持西來事物的律令與強勢，堂而皇之，籠罩人群，不顧人群，以音樂自己的主張，宣說行進——奇怪，在北京選取樂章及在烏鎮輯錄時的得意、興奮，全然消褪了。我幾乎沒在聽，或者，竟未聽見，此刻寫著，這才「想起」那天的靈堂樂音——人愈來愈多了，紛然嘈雜，漸漸聚到圍欄跟前，正對花叢環繞的靈台，對著遺像中的木心。
有位湖北來的大學生在追思會上說，聞知噩耗，他放下功課，從武漢坐十五個鍾頭火車來這裏，懷揣木心七本書，一路讀。我又問人叢中另一位小夥子哪裏來，迴說是煙臺，也從微博看到訃告，放下事情，上了火車，看他的孩子臉，頂多大學一年級。那天，總有七八位年輕人不約而同說，他們讀木心時正當高中。高中少年，讀得懂麽？再想想，木心在茅盾書屋讀古書、讀洋書，也就十幾歲。
下午的追思會上，烏鎮外事導遊沈曉玉說出一件中午發生的故事：林慧宜，中國台灣女士，上午隨旅遊團來到烏鎮打聽木心，要見先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她在對岸讀木心，時年十六歲，此後與先生通過書信；二十多年來，自認水準遠不及，不敢趨前見木心，其間留學德國，遠嫁義大利，近時聽說先生還鄉了，決定尋來烏鎮。
於是陪同告訴林女士：「老先生逝世了，上午是桐鄉的葬禮，下午三點你來參加追思會。」旅遊團定兩點離烏鎮，中午，林女士走來昭明書院，獨自默坐一小時——那一小時，先生正在熔化——離開前，她給導遊留了自己的名姓與郵箱。
多像是四流劇本的廉價情節，然而確有其人，是真事：本月我來紐約侍奉老母，兩位美國電影人在皇後美術館又辦了一場木心座談會。我早到了，出門抽菸，迎麵撞見前來赴會的林女士，身邊是異國的夫君，還有他們的小孩子。她認出我，登時大哭，從包裏取出木心給她的一遝信。我原以為她是年少浪漫的女書生，談下來，結果她去歐洲修的是康德與尼采，日後教的是美學，隻為眼界學問長進了，能來見木心。
「他玩笑開得太大了！」林女士哭笑莫辨地說，「自己走了，偏要招我那天來！」
木心的讀者在哪裏？木心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聽說有人讀他的書，他便誇口寫篇《論讀者》。多年來，若是傳過一兩句讀者的讚美——雖然很少，雖然很遲——他會長久記得，倘若話說得好看，他能複述如背誦，每次不會說錯。他說，他與世界的關係隻在讀者，但他不見人。
讀者想要見他，也作難。那天，幾乎每一位不曾見過先生的發言者都說，他們想去看他，橫豎不敢去。守護病榻的青島青年劉正偉，當初隻為見木心，辭了工作，遠來烏鎮找份工，十八個月間每周騎了車繞著他的宅子轉，不敢去敲門。
非要到他死了，讀者這才來麽？現在，上百位各地讀者與木心在葬禮上會麵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嚴寒，大晴，大告別廳門首懸起黑色的布幅。一進門，隔夜新紮的十個鮮花圈分置左右，靈台周圍全換了黃白色的新菊。尚未進人的廳堂，寒冷空闊。八點後，烏鎮旅遊公司的工作團隊，桐鄉電視台主持人與若幹文聯成員，列名治喪委員會的京滬兩地近十位作家，陌生的青年讀者，還有晚晴小築司廚的沈師傅，洗衣打掃的阿姨，陸續到了。十餘位侍護先生的青年混在人叢中，期期艾艾，苦著臉，我想起醫院的日子，現在木心不需要他們了。
先生躲著。他從來隱在不易找尋的地方，因為深深的羞怯、固執，還因為難以被解讀被尊敬的理由。過一會兒他將被移出來，給大家看——隻能用「移出」這個詞了——我知道木心每將見人，多麽鄭重。如今總算明白，人死了，頭一件事，便是任人擺布。兩天來我已熟悉這殯儀館，此刻舉哀在即，我卻對忙碌籌辦的喪儀，蕪然陌生。先生願意麽？有人送，沒人送，清寂，抑或隆重，如何是對？多年來我習慣凡事遵從他，成全他不肯屈就的性情。病床囈語中，他忽然說出他的倔強，沒有上下文，說時，提高了嗓音，一字一頓：
不是不要，在乎要法，與其要法，不如不要。
他當然並非是在說葬禮，而葬禮也是一種「要」。不能問他了。當他被扶起坐好，簽署文件，他惦念的是紛紛遺稿，沒一句提及葬禮。
在花叢、靈台與大門口的近十米間距，圍欄豎了起來，弔客陸續增多，漫進大廳。不少學生模樣的男女，好年輕，一聲不響，靠牆站開。九點前，我記得自己與熟悉或初識的來人握手說話，或在門口，或在休息室，同時，工作人員不斷走來確認種種瑣事。曹立偉，我在美院與紐約的老友，居然趕到了，才剛伸手一握，他扭頭望見先生的遺像，猛地，撫臉哽咽（一九九〇年前後，先生一度借宿他家）。沈師傅，趁我稍空的當口探頭說道：「問問領導，接下去我和阿姨還在老先生這裏做事麽？」（是啊，人的離去是被這樣的家事提醒。）春陽來了，瞧見大廳的布置，破涕而有笑意：「很好看，很好看！」這麽說著，卻又眼淚淌下來（初起是她夫婦親送先生來桐鄉治病，此番再來，已是先生的喪儀）。在紛亂的人叢中，小代、小楊顯得次要而孤單，無所事事，來客不知道他們是誰，我卻多年見慣了同一的情景：木心身邊，就是他倆，如先生的家眷，也如我的孩子。
八點半，還是九點？忽然，昨日輯錄的音樂響起來，漫溢全廳。先是巴赫《十二平均律》的連串琴擊，明亮愉悅，漸次增高、遞進、飛散，接著是莫紮特《安魂曲》的集體女聲，絕望透頂，升舉盤旋：這裏不是教堂，而這異質的文化即便在一座中國的殯儀館，亦如霸權，挾持西來事物的律令與強勢，堂而皇之，籠罩人群，不顧人群，以音樂自己的主張，宣說行進——奇怪，在北京選取樂章及在烏鎮輯錄時的得意、興奮，全然消褪了。我幾乎沒在聽，或者，竟未聽見，此刻寫著，這才「想起」那天的靈堂樂音——人愈來愈多了，紛然嘈雜，漸漸聚到圍欄跟前，正對花叢環繞的靈台，對著遺像中的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