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原來可以卸得如此優美。山水畫、田園詩之類,我是非常喜歡的,中國古典藝術最精緻的作品,往往在這兩個門類裏。但是否優美到足以治療人生的所有痛苦,足以令頭腦愉快地不思不想呢?不同的性格,可能有不同的感受吧。


    不讀情書


    古代婚姻不自由,且多妻製,但不能由此推論古代夫婦間一定沒有愛情,單是從統計學上看,那麽多對男女,即使是隨機地配到一起,總有一定的比例,會戀愛起來的,隻是那順序,是有點古怪的了。


    手邊有一本《清代名人情書》,是民國時一個叫丁南邨的人編的,收了幾十通書信,起於吳三桂(信裏有「還我河山,歸我佳麗」這樣好玩的句子),迄於郎葆辰。丁南邨不知是什麽人,這本書大致是為書商編的,屬獵奇的性質,裏邊還收了些偽作,殊不足重。


    古代情書不多,一是流傳不易,二是當時的太太,未必都通文墨。愛人間互致情意,我們讀到的,大多是詩詞,蓋詩詞用語委婉,當事人自可大大方方地公布出來,算是文學作品,而不會很害羞。散體的通信,見到的就很少了,也因此珍貴。


    早期的一個例子是東漢的模範夫妻秦嘉和徐淑。秦嘉得到一枚好鏡,連若幹什物,捎給妻子徐淑,在信裏說:


    「明鏡可以覽形,寶釵可以曜首,芳香可以去穢,素琴可以娛耳。慚所報之薄,不足答來贈之厚;詩人感物以興思,豈能睹此而無用心乎?」


    徐淑迴信說:


    「覽鏡將欲何施?去穢將欲誰為?素琴之作,將欲君歸;明鏡之覽,將待君至。未奉光儀,則寶釵不設;未侍帷帳,則芳香不陳。曩來問訊,雲已能路。分別之恨,情兼□□。□念吾君,閑在空舍。止則獨處,無與言對。去則獨發,無有侍□。進登山陵,退背丘墓。悵恨之情,情亦多矣。」


    這是夫妻間的尋常通信,所以並不濃烈,但看來女性更善於表達情感,不似丈夫那樣含蓄。


    過去的馬路邊,常有戴圓眼鏡的老夫子擺攤代寫書信,其中一樣就是代寫家書。古代男性一直會虛擬女子的口吻,代寫情書。《會真記》中崔鶯鶯的情書,贏到過許多眼淚,但在我看來,這信總是出自男子之手,無他,就是覺得口吻不似女子。王實甫《西廂記》裏,作者代鶯鶯寫給張君瑞的迴信,就老實得多:


    「聊布瑤琴一張,玉簪一枝,斑管一枚,裹肚一條,汗衫一領,襪兒一雙,權表妾之真誠,匆匆草字,伏乞情恕不備。」


    若是憑空拿出,倒也不辨雌雄。另一個有名的愛情故事,是《二刻拍案驚奇》裏的劉翠翠和金定,也曾被改編為多種戲文的。後來又流傳一種劉翠翠寫的情書,卻需仔細看去,才能識出是偽托的,因為這信寫得實在不錯,大概男人自己寫信就拘謹,代女人寫情書,倒放得開。


    至於實際的情感呢?元代的鄭禧,寫過一本《春夢錄》,記他同某吳姓女子的情事。鄭禧的情詩和奠文,在我看來,雖然不能說不誠懇,比起那女子的癡情,差得也很遠了。後來這女子因情憔悴而死,臨終前給鄭禧寫信,自料不起,寬慰鄭禧說:


    「若此生不救,抱恨於地下,料郎之情,豈能忘乎?然妾之死,無身後之累,郎若成疾,則故裏梅花,青青梅子,將靠之誰乎?」


    用情之深,令人嘆息。這封信可與史可法給妻子的絕筆信對讀:


    「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可隨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無益,不如早早決斷也。」


    但若說男性對感情就缺少細膩的體會,那是不公平的。俞樾給亡妻的信,便是例子。這封信有點長,但值得全抄下來:


    「一別之後,五月有餘。惓惓之情,不以生死有殊,想夫人亦同之也。自夫人之亡,吾為作七言絕句一百首,備述夫人艱難辛苦,助吾成家,而我兩人情好,亦略見於斯,已刻入《俞樓維篡》,流布人間矣。茲焚寄一本,可收覽之。葬地已定於杭州之右台山,葬期已定於十月二十五日,今擇於十月九日發引,先一二日在蘇寓受吊,即奉夫人靈輭,同至湖上,仍住俞樓。屆期躬送山丘,永安窀穸,吾即生壙營於夫人之左,同穴之期,當不遠矣。日前,曾夢與夫人同在一處,外麵風聲獵獵,而居處甚暖,有吾篆書小額,曰溫愛世界,斯何地也?豈即預示我墓隧中風景乎?蘇寓大小平安,勿念。西南隅隙地,已造屋三間,屋外竹簾茅舍,亦楚楚有致,俟落成後,夫人可來,與吾夢中同往觀之。」


    不讀《笑林》


    幽默感是上帝的禮物,但不同的文化,對這禮物的珍惜也不同。謝天謝地,古代中國人的幽默感發育得還好,有《莊子》說盜蹠、優旃諫漆城那樣的文字為證。不過,讀古典著作,我們微笑或大笑,幾乎全都是因為事情的有趣,而敘述的文字本身,可稱幽默的,少之又少。


    三國時魏人邯鄲淳的《笑林》,是我國第一本笑話書。這本書後來亡軼了,我們見到的是後人的輯本。從中選一則為例:


    「魯有執長竿入城門者,初豎執之,不可入,橫執之,亦不可入,計無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聖人,但見事多矣。何不以鋸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


    事情是可笑的,但這文字本身,並無什麽趣味。一個好笑話,你講也可笑,我講也可笑,可笑的是故事本身,而非你我的講述。《三國誌》裏有個情節,是孫權用驢的長臉來開諸葛恪的玩笑,也是這種情況。孫、諸葛都是擅長調笑的聰明人,而傳者隻是直記其事,談不上什麽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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