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安節，亨。
對於個人來說。我們如果做到安穩、舒適的自我節製，形成很好的生活、學習和工作習慣，我們的未來會很亨通。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如果能通過實施德政，使老百姓自覺遵守法律法規，在規章製度的約束下安居樂業，這個國家的未來也會很亨通。
乾隆時期，清朝的經濟、民生和文化事業都有相當可喜的發展進步。
乾隆帝重視社會穩定，關心百姓福祉。他在位期間，曾五次普免天下錢糧，三免八省漕糧，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據統計，乾隆時期共計減免民間三億兩以上白銀，其中包括正額賦銀約兩億兩，以及因災情減免的一億多兩錢糧。
乾隆帝製定了比較完善的荒政賑災製度。比如粥賑饑民製度，清政府根據各地災荒的具體情況，調整和完善了粥賑期限，並進一步增加了粥廠。針對賑廠數量及廠址、粥賑人員的挑選與獎懲，以及領粥、食粥的順序及方法等都作出了詳盡規定，以實現最大程度賑濟災民。另外，清廷對賑濟糧米的數量也做出了規定，並推出以工代賑的賑災製度。
乾隆時期的第三產業也有了長足發展。
乾隆帝重視商業並實施恤商政策。他甚至允許老百姓適量地販運食鹽，這是了不起的創舉。自西漢實現鹽鐵國家專營以來，近兩千年時間了，食鹽的銷售渠道由國家壟斷，成為封建王朝極其重要的國家收入來源。
乾隆一朝開始出現專營匯兌和存款、信貸業務的票號，這是中國最早期的金融機構。
隨著農業、工業生產和商業的發展，老百姓的生活越來越好，國庫收入也連年遞增並在乾隆四十二年達到峰值，這一年全國財政收入接近八千二百萬兩白銀，此後一直維持在六千萬兩以上的水平。
在保證人民豐衣足食的前提下，文化和教育成為實現天下大治、百姓安樂的最關鍵環節。
文化興則天下大治。滿清十二任皇帝，以乾隆帝最為重視文化事業，並表現出明顯的兩麵性。他一邊大興文字獄，抑製異己文化的出現；一邊開博學鴻詞科、編修《四庫全書》，推動滿清文化的大發展。
《四庫全書》不是一本書，而是一個庫，一個巨大的書庫。
它是中國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對中國古典文化進行了一次最係統、最全麵的總結，被譽為中華傳統文化最豐富最完備的集成之作。 中國文、史、哲、理、工、農、醫幾乎所有學科，都能從這裏找到源頭和血脈。
公元1772年，安徽學政朱筠奏請校辦《永樂大典》，輯佚書籍。乾隆帝允其所奏，下詔將所輯佚書與“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匯編在一起，名曰《四庫全書》。
如果說輯佚《永樂大典》是編纂《四庫全書》的直接原因，那麽對標甚至超越祖父康熙帝，則是乾隆帝的內在心理動力。
乾隆帝對康熙帝有著近乎癡迷的仰慕和幼童一般的不服氣。他什麽都想模仿其祖父，同時什麽都想超越其祖父。
康熙帝喜歡寫一些質樸不通的詩詞，乾隆帝也喜歡寫，而且一寫就是四萬首，成為古今中外最高產的詩人。
康熙帝曾經六下江南，巡視天下，乾隆帝也搞了一個六下江南，而且排場比康熙帝大得多。
康熙帝當了六十一年皇帝，乾隆也當了六十一年皇帝，而且又以太上皇的身份訓政三年。聖旨的玉璽雖然由嘉慶帝蓋，但蓋不蓋這事，乾隆帝說了才算。
康熙一朝，編修了一本《古今圖書集成》，又名《古今圖書匯編》。全書凡一萬卷，光目錄就有四十卷，內容十分豐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有人魚蟲獸、文學樂律等等，包羅萬象，至今仍是現存規模最大、資料最豐富的類書。
於是，乾隆帝也想編纂一本規模更宏大、內容更豐富、體例更科學的叢書。
《四庫全書》的圖書征集和底本抄寫的工作就聲勢浩大。
圖書征集工作曆時七年之久，為此還製定了具體的獎勵辦法如獎書、題詠和記名。
凡進書五百種以上者，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進書一百種以上者，賜《佩文韻府》一部，這是獎書。
進書百種以上的人，還可以選一本書，由乾隆帝親筆題詠。
記名，則是在提要中注明采進書者的姓名。
最終，編委會共征集圖書一萬兩千餘種，其中江蘇以四千八百零八種排名首位，浙江以四千六百種排名第二。
各地政府和藏書家進獻的書還隻是小頭，內府本即政府藏書的數量更加驚人，其中包括武英殿等內廷各處藏書、讚撰本等等。
這些圖書，加上《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佚書，以及當時社會上的流行書本，四庫館臣分門別類，提出應抄、應刻、應存等意見。
應抄之書，是指可以抄入《四庫全書》的合格圖書。
應刻之書是優秀的圖書，不僅要抄入《四庫全書》，還應另行刻印發行。
應存之書則是不合格的圖書，可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存其名，卻不夠資格抄入《四庫全書》。
這些意見經乾隆帝禦準之後，進入抄寫環節。
據統計，前後共有三千八百餘人參與抄寫。為了保證進度，這些人每天至少抄寫一千字。五年內抄寫兩百萬字以上者，列為一等，抄寫一百六十五萬字以上者，列為二等，可按等級授予州同、州判、縣丞、主簿等官職。
這是獎勵，還有懲罰：如果抄寫的字體不工整，記過一次，罰多抄一萬字。
征書和抄寫雖然工作繁重，但各類的校訂工作才最為關鍵。各冊圖書需經分校，複校、總裁三審三校，以保證質量。大名鼎鼎的紀昀紀曉嵐（1724年—1805年）是《四庫全書》的總纂官之一。
紀昀的生活習慣十分特別。他不好飲酒，不食穀物，一天吃肉十斤左右，而且煙癮特別大。他自行設計的大煙袋，煙管長三尺，煙鍋一次能裝三四兩煙。這一袋煙，從紀府抽到圓明園，幾十裏路都抽不完，人送雅號紀大煙袋。
他的三個副手同樣大有名氣，一個是抨擊“去人欲，存天理”之說的哲學家戴震（1724年－1777年），一個是桐城三祖之一的文學家姚鼐（1732年—1815年），還有一個是著名經學家邵晉涵（1743年－1796年）。
當然，編修《四庫全書》耗時十三年，肯定不止有一位總篡官。該書前後任命了十六位總裁官，十五位總閱官，這些類似於顧問，基本不負責具體編修事務。具體負責的總篡官，前後有三任，分別是紀昀、陸錫熊和孫士毅。
公元1781年12月，第一部《四庫全書》終於抄寫完畢，此後又陸續抄完三部，分別珍藏於文淵閣、文溯閣、文源閣、文津閣這“北四閣”。後又抄了三部，分別珍藏於江南文宗閣，文匯閣、文瀾閣這“南三閣”。
每部《四庫全書》裝訂為三萬六千三百冊，均鈐有璽印。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紀曉嵐們還順便編纂了《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四庫全書考證》《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等等。
其中，《四庫全書總目》是《四庫全書》收錄書和存目書的總目錄，而《四庫全書薈要》被視為《四庫全書》的精華版，收書四百七十三種、一萬九千九百餘卷，開本和裝幀與《四庫全書》完全相同。該書共謄抄兩部，一部存放於宮內禦花園中，一部存放於圓明園東牆外長春園內的味腴書屋。
如今，文源閣本、文宗閣本和文匯閣本已不存。文淵閣本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文津閣本現藏於北京圖書館，文溯閣本藏於甘肅省圖書館，文瀾閣本則在戰火中損毀大半，經基本補齊後藏於浙江省圖書館。
《四庫全書》共收書三千四百六十多種，共計七萬九千多卷三萬六千多冊，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
其中經部以儒家典籍為主，包括四書五經等等十類；史部以史書為主，包括正史、別史、雜史、時令、地理等十五類；子部以諸子百家為主，包括儒家、兵家、法家、道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小說家等十四類；集部則以詩詞歌賦為主，包括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這五類。
國學大師季羨林評價《四庫全書》是我國乃至世界最大的文化工程，功在千秋。全書約十億字，是同時期法國狄德羅主編《百科全書》的四十四倍，在客觀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開創了中國書目學，也確立了漢學在社會文化中的主導地位，具有無與倫比的文獻價值、史料價值、文物價值與版本價值。
這座東方文化的金字塔幾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傳世的經典文獻，在古籍整理方、輯佚、校勘、目錄學等方麵，給後世學術界帶來巨大影響。從此以後，凡編纂書目者無不遵循它的分類標準和部別原則。
乾隆帝專門為該書建造南北七閣，極大體現了文化的尊嚴和價值。
《四庫全書》是舉世罕見的文化瑰寶，但我們也應認識到，因為乾隆帝“寓禁於征”的指導思想，它的編纂和整理過程帶有鮮明的政治烙印。以政治標準人為割裂曆史、割裂中國文化，將傳統典籍分為著錄、存目、禁毀三個層次，使這次舉全國之力、耗時耗資巨大的文化總結，也變成了一場傳統文化的浩劫。凡被認為違悖倫理綱常、不合義理名教、譏貶滿族先世、不利於清朝統治的書籍，全部被銷毀或篡改。
《四庫全書》在編纂過程中，一邊保存了三千多種書籍，另一邊銷毀了三千餘種書籍共計十萬部左右。其中全毀的約兩千種，抽毀的約四百種，多數都是舉世難求的孤本和善本。
這隻是乾隆帝銷毀書籍的一部分。據不完全統計，他在位六十餘年，共計焚毀禁書達到驚人的七十餘萬部。僅1782年一年，就在浙江銷毀五百八十餘種書籍共計約一萬四千部。
除了焚毀書籍，清政府還對大量明朝的文獻和檔案進行了銷毀。乾隆一朝共計銷毀了近一千萬份明朝檔案。
明末文化巨子黃道周、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的文獻著作均被列入禁書，因這些書流傳甚廣禁止不絕，後來便稍稍放寬政策隻做篡改和刪減而不予銷毀。至於錢謙益、呂留良、戴名世等人的作品，則是堅決查禁不予留存。
與此同時，該書的編修過程中，強調突出了儒家文獻和反映清朝政權文治武功的文獻，把儒家經典放在四部之首，又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卻將富有民主色彩和批評儒家思想的文獻，以及宋元雜劇、話本小說、明代傳奇等戲曲小說統統排除在外。更重要的是，編修官們認為西方現代科技是異端之術，有意識的不予收錄，這些舉措顯然遏製了中國科技文化的發展進步。
不僅漢族圖書被銷改，涉及少數民族的圖書也難以幸免。各地進獻的圖書中，涉及契丹、女真、蒙古的書籍也統統被銷毀或刪改，尤其胡服、胡人等字樣，那是一定是要改掉的。
不少人認為，清廷編修《四庫全書》實際是進行了一次文字大清查，借此取締了一切非議滿清統治的文字、書籍，這是一種最大規模的思想統治。
魯迅先生曾批評乾隆朝纂修《四庫全書》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他甚至認為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使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
乾隆帝命四庫館臣按應刊、應抄及應存三個類別刪銷書籍的詔令，出於公元1776年。
這一年，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出版經濟學巨著《國富論》，由此創立了古典經濟體係。而在更遙遠的美洲大陸，《獨立宣言》正式發布，美利堅合眾國宣告成立。7月4日，成為美國的獨立紀念日。
就在這一年，乾隆帝平定四川大小金川叛亂，標誌著川西徹底納入清政府版圖。這次戰爭的勝利，被乾隆帝列為“十全武功”之一。
對於個人來說。我們如果做到安穩、舒適的自我節製，形成很好的生活、學習和工作習慣，我們的未來會很亨通。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如果能通過實施德政，使老百姓自覺遵守法律法規，在規章製度的約束下安居樂業，這個國家的未來也會很亨通。
乾隆時期，清朝的經濟、民生和文化事業都有相當可喜的發展進步。
乾隆帝重視社會穩定，關心百姓福祉。他在位期間，曾五次普免天下錢糧，三免八省漕糧，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據統計，乾隆時期共計減免民間三億兩以上白銀，其中包括正額賦銀約兩億兩，以及因災情減免的一億多兩錢糧。
乾隆帝製定了比較完善的荒政賑災製度。比如粥賑饑民製度，清政府根據各地災荒的具體情況，調整和完善了粥賑期限，並進一步增加了粥廠。針對賑廠數量及廠址、粥賑人員的挑選與獎懲，以及領粥、食粥的順序及方法等都作出了詳盡規定，以實現最大程度賑濟災民。另外，清廷對賑濟糧米的數量也做出了規定，並推出以工代賑的賑災製度。
乾隆時期的第三產業也有了長足發展。
乾隆帝重視商業並實施恤商政策。他甚至允許老百姓適量地販運食鹽，這是了不起的創舉。自西漢實現鹽鐵國家專營以來，近兩千年時間了，食鹽的銷售渠道由國家壟斷，成為封建王朝極其重要的國家收入來源。
乾隆一朝開始出現專營匯兌和存款、信貸業務的票號，這是中國最早期的金融機構。
隨著農業、工業生產和商業的發展，老百姓的生活越來越好，國庫收入也連年遞增並在乾隆四十二年達到峰值，這一年全國財政收入接近八千二百萬兩白銀，此後一直維持在六千萬兩以上的水平。
在保證人民豐衣足食的前提下，文化和教育成為實現天下大治、百姓安樂的最關鍵環節。
文化興則天下大治。滿清十二任皇帝，以乾隆帝最為重視文化事業，並表現出明顯的兩麵性。他一邊大興文字獄，抑製異己文化的出現；一邊開博學鴻詞科、編修《四庫全書》，推動滿清文化的大發展。
《四庫全書》不是一本書，而是一個庫，一個巨大的書庫。
它是中國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對中國古典文化進行了一次最係統、最全麵的總結，被譽為中華傳統文化最豐富最完備的集成之作。 中國文、史、哲、理、工、農、醫幾乎所有學科，都能從這裏找到源頭和血脈。
公元1772年，安徽學政朱筠奏請校辦《永樂大典》，輯佚書籍。乾隆帝允其所奏，下詔將所輯佚書與“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匯編在一起，名曰《四庫全書》。
如果說輯佚《永樂大典》是編纂《四庫全書》的直接原因，那麽對標甚至超越祖父康熙帝，則是乾隆帝的內在心理動力。
乾隆帝對康熙帝有著近乎癡迷的仰慕和幼童一般的不服氣。他什麽都想模仿其祖父，同時什麽都想超越其祖父。
康熙帝喜歡寫一些質樸不通的詩詞，乾隆帝也喜歡寫，而且一寫就是四萬首，成為古今中外最高產的詩人。
康熙帝曾經六下江南，巡視天下，乾隆帝也搞了一個六下江南，而且排場比康熙帝大得多。
康熙帝當了六十一年皇帝，乾隆也當了六十一年皇帝，而且又以太上皇的身份訓政三年。聖旨的玉璽雖然由嘉慶帝蓋，但蓋不蓋這事，乾隆帝說了才算。
康熙一朝，編修了一本《古今圖書集成》，又名《古今圖書匯編》。全書凡一萬卷，光目錄就有四十卷，內容十分豐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有人魚蟲獸、文學樂律等等，包羅萬象，至今仍是現存規模最大、資料最豐富的類書。
於是，乾隆帝也想編纂一本規模更宏大、內容更豐富、體例更科學的叢書。
《四庫全書》的圖書征集和底本抄寫的工作就聲勢浩大。
圖書征集工作曆時七年之久，為此還製定了具體的獎勵辦法如獎書、題詠和記名。
凡進書五百種以上者，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進書一百種以上者，賜《佩文韻府》一部，這是獎書。
進書百種以上的人，還可以選一本書，由乾隆帝親筆題詠。
記名，則是在提要中注明采進書者的姓名。
最終，編委會共征集圖書一萬兩千餘種，其中江蘇以四千八百零八種排名首位，浙江以四千六百種排名第二。
各地政府和藏書家進獻的書還隻是小頭，內府本即政府藏書的數量更加驚人，其中包括武英殿等內廷各處藏書、讚撰本等等。
這些圖書，加上《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佚書，以及當時社會上的流行書本，四庫館臣分門別類，提出應抄、應刻、應存等意見。
應抄之書，是指可以抄入《四庫全書》的合格圖書。
應刻之書是優秀的圖書，不僅要抄入《四庫全書》，還應另行刻印發行。
應存之書則是不合格的圖書，可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存其名，卻不夠資格抄入《四庫全書》。
這些意見經乾隆帝禦準之後，進入抄寫環節。
據統計，前後共有三千八百餘人參與抄寫。為了保證進度，這些人每天至少抄寫一千字。五年內抄寫兩百萬字以上者，列為一等，抄寫一百六十五萬字以上者，列為二等，可按等級授予州同、州判、縣丞、主簿等官職。
這是獎勵，還有懲罰：如果抄寫的字體不工整，記過一次，罰多抄一萬字。
征書和抄寫雖然工作繁重，但各類的校訂工作才最為關鍵。各冊圖書需經分校，複校、總裁三審三校，以保證質量。大名鼎鼎的紀昀紀曉嵐（1724年—1805年）是《四庫全書》的總纂官之一。
紀昀的生活習慣十分特別。他不好飲酒，不食穀物，一天吃肉十斤左右，而且煙癮特別大。他自行設計的大煙袋，煙管長三尺，煙鍋一次能裝三四兩煙。這一袋煙，從紀府抽到圓明園，幾十裏路都抽不完，人送雅號紀大煙袋。
他的三個副手同樣大有名氣，一個是抨擊“去人欲，存天理”之說的哲學家戴震（1724年－1777年），一個是桐城三祖之一的文學家姚鼐（1732年—1815年），還有一個是著名經學家邵晉涵（1743年－1796年）。
當然，編修《四庫全書》耗時十三年，肯定不止有一位總篡官。該書前後任命了十六位總裁官，十五位總閱官，這些類似於顧問，基本不負責具體編修事務。具體負責的總篡官，前後有三任，分別是紀昀、陸錫熊和孫士毅。
公元1781年12月，第一部《四庫全書》終於抄寫完畢，此後又陸續抄完三部，分別珍藏於文淵閣、文溯閣、文源閣、文津閣這“北四閣”。後又抄了三部，分別珍藏於江南文宗閣，文匯閣、文瀾閣這“南三閣”。
每部《四庫全書》裝訂為三萬六千三百冊，均鈐有璽印。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紀曉嵐們還順便編纂了《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四庫全書考證》《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等等。
其中，《四庫全書總目》是《四庫全書》收錄書和存目書的總目錄，而《四庫全書薈要》被視為《四庫全書》的精華版，收書四百七十三種、一萬九千九百餘卷，開本和裝幀與《四庫全書》完全相同。該書共謄抄兩部，一部存放於宮內禦花園中，一部存放於圓明園東牆外長春園內的味腴書屋。
如今，文源閣本、文宗閣本和文匯閣本已不存。文淵閣本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文津閣本現藏於北京圖書館，文溯閣本藏於甘肅省圖書館，文瀾閣本則在戰火中損毀大半，經基本補齊後藏於浙江省圖書館。
《四庫全書》共收書三千四百六十多種，共計七萬九千多卷三萬六千多冊，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
其中經部以儒家典籍為主，包括四書五經等等十類；史部以史書為主，包括正史、別史、雜史、時令、地理等十五類；子部以諸子百家為主，包括儒家、兵家、法家、道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小說家等十四類；集部則以詩詞歌賦為主，包括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這五類。
國學大師季羨林評價《四庫全書》是我國乃至世界最大的文化工程，功在千秋。全書約十億字，是同時期法國狄德羅主編《百科全書》的四十四倍，在客觀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開創了中國書目學，也確立了漢學在社會文化中的主導地位，具有無與倫比的文獻價值、史料價值、文物價值與版本價值。
這座東方文化的金字塔幾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傳世的經典文獻，在古籍整理方、輯佚、校勘、目錄學等方麵，給後世學術界帶來巨大影響。從此以後，凡編纂書目者無不遵循它的分類標準和部別原則。
乾隆帝專門為該書建造南北七閣，極大體現了文化的尊嚴和價值。
《四庫全書》是舉世罕見的文化瑰寶，但我們也應認識到，因為乾隆帝“寓禁於征”的指導思想，它的編纂和整理過程帶有鮮明的政治烙印。以政治標準人為割裂曆史、割裂中國文化，將傳統典籍分為著錄、存目、禁毀三個層次，使這次舉全國之力、耗時耗資巨大的文化總結，也變成了一場傳統文化的浩劫。凡被認為違悖倫理綱常、不合義理名教、譏貶滿族先世、不利於清朝統治的書籍，全部被銷毀或篡改。
《四庫全書》在編纂過程中，一邊保存了三千多種書籍，另一邊銷毀了三千餘種書籍共計十萬部左右。其中全毀的約兩千種，抽毀的約四百種，多數都是舉世難求的孤本和善本。
這隻是乾隆帝銷毀書籍的一部分。據不完全統計，他在位六十餘年，共計焚毀禁書達到驚人的七十餘萬部。僅1782年一年，就在浙江銷毀五百八十餘種書籍共計約一萬四千部。
除了焚毀書籍，清政府還對大量明朝的文獻和檔案進行了銷毀。乾隆一朝共計銷毀了近一千萬份明朝檔案。
明末文化巨子黃道周、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的文獻著作均被列入禁書，因這些書流傳甚廣禁止不絕，後來便稍稍放寬政策隻做篡改和刪減而不予銷毀。至於錢謙益、呂留良、戴名世等人的作品，則是堅決查禁不予留存。
與此同時，該書的編修過程中，強調突出了儒家文獻和反映清朝政權文治武功的文獻，把儒家經典放在四部之首，又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卻將富有民主色彩和批評儒家思想的文獻，以及宋元雜劇、話本小說、明代傳奇等戲曲小說統統排除在外。更重要的是，編修官們認為西方現代科技是異端之術，有意識的不予收錄，這些舉措顯然遏製了中國科技文化的發展進步。
不僅漢族圖書被銷改，涉及少數民族的圖書也難以幸免。各地進獻的圖書中，涉及契丹、女真、蒙古的書籍也統統被銷毀或刪改，尤其胡服、胡人等字樣，那是一定是要改掉的。
不少人認為，清廷編修《四庫全書》實際是進行了一次文字大清查，借此取締了一切非議滿清統治的文字、書籍，這是一種最大規模的思想統治。
魯迅先生曾批評乾隆朝纂修《四庫全書》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他甚至認為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使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
乾隆帝命四庫館臣按應刊、應抄及應存三個類別刪銷書籍的詔令，出於公元1776年。
這一年，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出版經濟學巨著《國富論》，由此創立了古典經濟體係。而在更遙遠的美洲大陸，《獨立宣言》正式發布，美利堅合眾國宣告成立。7月4日，成為美國的獨立紀念日。
就在這一年，乾隆帝平定四川大小金川叛亂，標誌著川西徹底納入清政府版圖。這次戰爭的勝利，被乾隆帝列為“十全武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