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六：困於葛藟，於臲兀危。曰動悔有悔，征吉。
困於藤蔓之中，搖搖欲墜，特別危險。一旦行動悔上加悔，出征吉利。
被藤蔓纏著，掛在懸崖半空搖搖欲墜，稍不注意就會藤蔓斷裂摔下去，是不是特別危險？
藤蔓沒刺，掛著我們不痛不癢，還讓我們有一個不太牢固的依靠，可以維係著讓我們不至於跌落深淵。
大部分人死死抓住這根救命的稻草一動也不敢動，害怕稍微一動就弄斷了它，跌落萬丈深淵。
如果這麽做，永遠沒法改變現狀，隻會慢慢沉淪，所以就連豬八戒都不會這麽做。
我們看他被珍珠衫變化的大網掛在樹上，上不著天，下不著地，他還會掙紮幾下哼哼幾聲，唿喚猴哥和沙師弟來救他。
明明知道一旦行動可能會後悔，但如果想要從藤蔓中脫困，我們就得想辦法，有策略地行動起來。
纏繞我們的這根藤蔓是什麽？
可能是聲色犬馬的享樂，可能是毫無保留的溺愛，可能是不講道理的庇護，可能是令人沉迷的遊戲……它們可能會帶給我們一點愉悅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卻在不知不覺中消磨我們的雄心，抑製我們的鬥誌，冷卻我們的熱血，就像溫水中的那隻青蛙。
那麽，纏繞大元朝的那根藤蔓是什麽呢？
長期生活在塞北苦寒地帶的蒙古遊牧民族，陡然走進富庶繁榮、文化昌盛的中原地區，頓時被這裏的豐饒富有搞得眼花繚亂。這裏河道縱橫、植被茂盛、氣候溫暖、宜居宜業，很快讓他們沉入紙醉金迷的溫柔鄉。
蒙古貴族們還沒來得及徹底消化吸收中原文明的精華，就已經把沉澱了幾千年的糟粕學了個十足十。他們以驚人的速度腐朽，貪汙成風，貪圖享樂，蒙古人的勇敢和血性在整日不休的載歌載舞、推杯換盞中漸漸消失。
這是一種暴發戶的心態。
德不配位，必有災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簡而言之，一個人的德行、智慧、能力與自己所處的地位不相匹配時，必然會招來災禍。
公元1307年，元成宗承續忽必烈遺誌，好不容易將元朝拉上正確的發展軌道，不幸病重不治去世。因為唯一的兒子已經早逝，他的侄子、元武宗孛兒隻斤·海山（1281年—1311年）登基繼位。
他接手的元朝，是一個貌似強大富有實則弊端叢生的老大帝國。
短短幾十年時間，元朝冗員冗費現象已非常嚴重，執政效率卻越來越下降。朝野上下貪汙腐敗成風，濫發紙幣導致物價飛漲，進而影響到國家財政收入。
為鞏固元朝統治，元武宗不能在坐以守成，而必須銳意改革。但他的改革顯然與初衷背道而馳。
元武宗長年統兵漠北，深知賞賜的激勵作用，他在任期間，使元朝的封賞力度前所未有。
他登基之初，對擁立功臣大加賞賜，結果耗盡兩京國庫，仍有半數勳貴沒有得到賞賜。幸好元武宗有辦法：沒有錢打賞了，就封官拜爵。
按照忽必烈定下的規矩，非黃金家族嫡係子孫不得加封一字王。元武宗卻一口氣封了近二十個一字王，其中大半並非黃金家族嫡係成員。
在他的大肆封賞下，中書省、樞密院和禦史台等重要機構的編製數量激增。據說元武宗一朝，光是佩相印者就數以百計。
上百個宰相在朝，不僅大事難決，而且容易泄密。許多事情還在討論階段，就已傳到滿城風雨，人盡皆知。
這些奇葩的改革措施招來漢人儒臣的批評。監察禦史張養浩上書列舉十大弊政：一曰賞賜太侈、二曰刑禁太疏、三曰名爵太輕、四曰台綱太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號令太浮、七曰幸門太多、八曰風俗太靡、九曰異端太橫、十曰取相之術太寬。字字切中肯綮。
元武宗最大的改革舉措是重設尚書省。
他在中書省之外另立尚書省，作為實際上的中樞機構以推行改革。但因為中書省和尚書省職責劃分不明確，致使中書省成為閑置機構，中書官員被迫屍位素餐。
就在尚書省啟動一係列改革措施，準備大有作為時，元武宗崩了。皇太弟孛兒隻斤·愛育黎拔力八達（1285年4月-1320年3月）即位，是為元仁宗。
元仁宗全盤推翻了元武宗的改革，廢除尚書省並處死尚書省一任重要官員。從此以後，中國曆史上再也沒有設立過尚書省。
元武宗並非沒有兒子，為何要傳位於弟弟呢？
當年他擁立元武宗登基為帝時，兩兄弟已約好兄終弟及，叔侄相傳。元武宗履行了承諾，元仁宗卻違背了盟約，最終將自己的兒子立為皇太子。
元仁宗的皇帝工作比元武宗幹得更加出色。他推行以儒治國的政策，起用漢臣，裁撤冗員，整頓吏治，一改武宗朝的衰敗之勢。
尤其他尊崇朱熹理學，推行延佑複科，在開辟漢族士人入仕途徑的同時，也提高了蒙古人和色目人學習漢學的積極性。這極大緩解了當時的民族矛盾，有力推動了元朝的多民族融合進程。
元仁宗滿心希望蒙古人學習儒家學說和漢人治政經驗，共同治理好國家。但以蒙古人當時的實際權力結構而言，奉行唐宋以後的封建體製並不是最好選擇。
用馬先生的話來說，就是生產關係並不能適應當時的生產力發展。
蒙古人剛剛從部落社會走過來，他們的權力結構類似於封邦建國的周朝。
大元皇帝為天子，是名義上的天下共主。蒙古諸王則為諸侯，在各自的領地享有行政、軍事、財政和司法權。
秦漢兩朝用了四百多年時間，才將封建製改為郡縣製。唐宋兩朝又用了近六百年時間，才勉強完善了中央集權的郡縣製。
元仁宗想利用儒家學說，用短短幾十年時間走過此前用兩千年時間走過的路，顯然難度極大。所以，忽必烈才將行漢法和遵蒙製並行，嚐試著一點點加強中央集權。
那麽，元仁宗能不能學習漢武帝施行推恩令呢？
難度同樣極大。
因為，中原文明的繼承製度是嫡長子繼承製。次子和庶子們從法理上不具備繼承權，所以他們舉雙手擁護雨露均沾的推恩令。
蒙古貴族奉行的是世襲推舉製。這意味著每一個兒子都有希望獲得繼承權，舉手表決，能者居之。在能獲得一整塊蛋糕的時候，什麽人還會希望把它分成幾塊呢？
當然是，無能且無望爭取到蛋糕的人。而這些人的意見，通常會理所當然地被省略掉。
元仁宗限製貴族以加強中央集權的改革很快無疾而終，接下來擺在他麵前的大難題，是皇位繼承權問題。
他並不想把皇位傳給侄子。
困於藤蔓之中，搖搖欲墜，特別危險。一旦行動悔上加悔，出征吉利。
被藤蔓纏著，掛在懸崖半空搖搖欲墜，稍不注意就會藤蔓斷裂摔下去，是不是特別危險？
藤蔓沒刺，掛著我們不痛不癢，還讓我們有一個不太牢固的依靠，可以維係著讓我們不至於跌落深淵。
大部分人死死抓住這根救命的稻草一動也不敢動，害怕稍微一動就弄斷了它，跌落萬丈深淵。
如果這麽做，永遠沒法改變現狀，隻會慢慢沉淪，所以就連豬八戒都不會這麽做。
我們看他被珍珠衫變化的大網掛在樹上，上不著天，下不著地，他還會掙紮幾下哼哼幾聲，唿喚猴哥和沙師弟來救他。
明明知道一旦行動可能會後悔，但如果想要從藤蔓中脫困，我們就得想辦法，有策略地行動起來。
纏繞我們的這根藤蔓是什麽？
可能是聲色犬馬的享樂，可能是毫無保留的溺愛，可能是不講道理的庇護，可能是令人沉迷的遊戲……它們可能會帶給我們一點愉悅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卻在不知不覺中消磨我們的雄心，抑製我們的鬥誌，冷卻我們的熱血，就像溫水中的那隻青蛙。
那麽，纏繞大元朝的那根藤蔓是什麽呢？
長期生活在塞北苦寒地帶的蒙古遊牧民族，陡然走進富庶繁榮、文化昌盛的中原地區，頓時被這裏的豐饒富有搞得眼花繚亂。這裏河道縱橫、植被茂盛、氣候溫暖、宜居宜業，很快讓他們沉入紙醉金迷的溫柔鄉。
蒙古貴族們還沒來得及徹底消化吸收中原文明的精華，就已經把沉澱了幾千年的糟粕學了個十足十。他們以驚人的速度腐朽，貪汙成風，貪圖享樂，蒙古人的勇敢和血性在整日不休的載歌載舞、推杯換盞中漸漸消失。
這是一種暴發戶的心態。
德不配位，必有災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簡而言之，一個人的德行、智慧、能力與自己所處的地位不相匹配時，必然會招來災禍。
公元1307年，元成宗承續忽必烈遺誌，好不容易將元朝拉上正確的發展軌道，不幸病重不治去世。因為唯一的兒子已經早逝，他的侄子、元武宗孛兒隻斤·海山（1281年—1311年）登基繼位。
他接手的元朝，是一個貌似強大富有實則弊端叢生的老大帝國。
短短幾十年時間，元朝冗員冗費現象已非常嚴重，執政效率卻越來越下降。朝野上下貪汙腐敗成風，濫發紙幣導致物價飛漲，進而影響到國家財政收入。
為鞏固元朝統治，元武宗不能在坐以守成，而必須銳意改革。但他的改革顯然與初衷背道而馳。
元武宗長年統兵漠北，深知賞賜的激勵作用，他在任期間，使元朝的封賞力度前所未有。
他登基之初，對擁立功臣大加賞賜，結果耗盡兩京國庫，仍有半數勳貴沒有得到賞賜。幸好元武宗有辦法：沒有錢打賞了，就封官拜爵。
按照忽必烈定下的規矩，非黃金家族嫡係子孫不得加封一字王。元武宗卻一口氣封了近二十個一字王，其中大半並非黃金家族嫡係成員。
在他的大肆封賞下，中書省、樞密院和禦史台等重要機構的編製數量激增。據說元武宗一朝，光是佩相印者就數以百計。
上百個宰相在朝，不僅大事難決，而且容易泄密。許多事情還在討論階段，就已傳到滿城風雨，人盡皆知。
這些奇葩的改革措施招來漢人儒臣的批評。監察禦史張養浩上書列舉十大弊政：一曰賞賜太侈、二曰刑禁太疏、三曰名爵太輕、四曰台綱太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號令太浮、七曰幸門太多、八曰風俗太靡、九曰異端太橫、十曰取相之術太寬。字字切中肯綮。
元武宗最大的改革舉措是重設尚書省。
他在中書省之外另立尚書省，作為實際上的中樞機構以推行改革。但因為中書省和尚書省職責劃分不明確，致使中書省成為閑置機構，中書官員被迫屍位素餐。
就在尚書省啟動一係列改革措施，準備大有作為時，元武宗崩了。皇太弟孛兒隻斤·愛育黎拔力八達（1285年4月-1320年3月）即位，是為元仁宗。
元仁宗全盤推翻了元武宗的改革，廢除尚書省並處死尚書省一任重要官員。從此以後，中國曆史上再也沒有設立過尚書省。
元武宗並非沒有兒子，為何要傳位於弟弟呢？
當年他擁立元武宗登基為帝時，兩兄弟已約好兄終弟及，叔侄相傳。元武宗履行了承諾，元仁宗卻違背了盟約，最終將自己的兒子立為皇太子。
元仁宗的皇帝工作比元武宗幹得更加出色。他推行以儒治國的政策，起用漢臣，裁撤冗員，整頓吏治，一改武宗朝的衰敗之勢。
尤其他尊崇朱熹理學，推行延佑複科，在開辟漢族士人入仕途徑的同時，也提高了蒙古人和色目人學習漢學的積極性。這極大緩解了當時的民族矛盾，有力推動了元朝的多民族融合進程。
元仁宗滿心希望蒙古人學習儒家學說和漢人治政經驗，共同治理好國家。但以蒙古人當時的實際權力結構而言，奉行唐宋以後的封建體製並不是最好選擇。
用馬先生的話來說，就是生產關係並不能適應當時的生產力發展。
蒙古人剛剛從部落社會走過來，他們的權力結構類似於封邦建國的周朝。
大元皇帝為天子，是名義上的天下共主。蒙古諸王則為諸侯，在各自的領地享有行政、軍事、財政和司法權。
秦漢兩朝用了四百多年時間，才將封建製改為郡縣製。唐宋兩朝又用了近六百年時間，才勉強完善了中央集權的郡縣製。
元仁宗想利用儒家學說，用短短幾十年時間走過此前用兩千年時間走過的路，顯然難度極大。所以，忽必烈才將行漢法和遵蒙製並行，嚐試著一點點加強中央集權。
那麽，元仁宗能不能學習漢武帝施行推恩令呢？
難度同樣極大。
因為，中原文明的繼承製度是嫡長子繼承製。次子和庶子們從法理上不具備繼承權，所以他們舉雙手擁護雨露均沾的推恩令。
蒙古貴族奉行的是世襲推舉製。這意味著每一個兒子都有希望獲得繼承權，舉手表決，能者居之。在能獲得一整塊蛋糕的時候，什麽人還會希望把它分成幾塊呢？
當然是，無能且無望爭取到蛋糕的人。而這些人的意見，通常會理所當然地被省略掉。
元仁宗限製貴族以加強中央集權的改革很快無疾而終，接下來擺在他麵前的大難題，是皇位繼承權問題。
他並不想把皇位傳給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