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解開大拇指的束縛，朋友來了，感受他的真誠。
身邊聚攏著誌同道合的夥伴，在局麵明朗的有利形勢下，我們就應該可以甩開膀子大幹一場，讓所有人看到我們的決心、信心和誠心。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唐初多名將，宋初多名臣。這個現象基本映射了兩朝的不同氣質，唐朝豪俠任氣而宋朝儒雅好文。這種不同的特質同樣表現在書畫等文藝作品之中，我們稱之為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唐代書畫作品法度森嚴，氣魄雄偉，表現出國富力強的氣派和勇於開拓的精神。而宋代書畫作品更注重表達個人的意趣、情懷，更追求意境的營造和神韻的塑造。
但武將未必一定剛勇，而文臣未必一定柔弱。很多文人一身傲骨和正氣，即便刀劍加身而不改節，孟子將這種剛強正直、無所畏懼的精神叫作浩然之氣。但凡事過猶不及，當在朝為官的文人們認死理不願變通的時候，勢必互相指責掀起朋黨之爭。
北宋詩文革新運動領袖、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1007年8月－1072年9月），曾給宋仁宗上過這麽一篇奏章《朋黨論》。他指出朋黨之說自古有之，且朋黨有君子與小人之分，然後舉史實奉勸天子當斥退小人之偽朋，而用君子之真朋，則國家可興，天下可治。
那麽何為君子之朋，何為小人之朋呢？
歐陽修給出的標準是道利、真偽：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
小人爭利，如果沒有利益關係了，他們就會相互疏遠甚至相互戕害，所以小人之朋是虛偽的，是不可靠的。君子則重道義，守忠信，惜名節，所以君子之朋是真誠的，是同道相益的。
歐陽修為什麽會寫這篇奏章呢？
公元1022年，宋真宗崩了，宋仁宗趙禎（1010年5月—1063年4月）繼位。
趙禎是小說《三俠五義》中狸貓換太子的主角。在小說中，劉皇後是個工於心計的反派人物。她與李宸妃同時懷孕，為爭寵而將李宸妃生的孩子換成了一隻狸花貓。李妃被汙蔑生了一個妖怪，因此被打入冷宮。誰知劉後的兒子早夭，而李妃的兒子卻登基作了皇帝。在鐵麵無私包青天的幫助下，皇帝查明真相後與雙目失明的生母相認，而劉後則畏罪自殺。
曆史比小說簡單許多。
李氏原本是劉後的侍女，被宋真宗臨幸後生下趙禎，於是母憑子貴成為嬪妃。趙禎出生後，由不能生育的劉後撫養長大。趙禎即位後，劉後垂簾聽政，權傾朝野，沒有人敢告訴趙禎他的生母是李妃。直到劉後病逝後，宋仁宗這才知道實情。趙禎哀痛之餘，尊生母為莊懿皇太後，建奉慈廟分別供奉劉後、李妃的牌位，並拜舅舅李用和為彰信軍節度使、檢校侍中，又將長女福康公主嫁給了李用和的兒子李瑋。
宋仁宗是一個試圖有所作為的好皇帝，但他接過來的宋朝是一個爛攤子。
內藏府的錢被他爹花得所剩無幾，用度不足，還不如他麵臨的最大問題。
最麻煩的是，西夏突然建國，並與宋朝在邊境爆發第一次大規模戰爭。交戰三年，宋軍連連敗退，而且軍費像流水一樣花出去。僅公元1042年一年間，陝西一省軍費開支達到三千三百六十三萬。相比起來，支付給遼國歲幣開支如九牛一毛。
幸好，西夏也支撐不起巨大的財政損耗，作為作戰優勝方主動求和。雙方簽訂慶曆和議，主要內容是約定西夏首領李元昊取消帝號，由宋朝冊封為夏國主；宋朝每年賜予西夏合計絹十五萬匹、銀七萬兩和茶三萬斤；雙方重開邊境貿易。
宋朝得了麵子，西夏得了裏子，看起來皆大歡喜，但宋朝的財政負擔因此變得更重了。而且遼國見狀也眼紅了。他們趁機大兵壓境，逼迫宋朝增加歲幣，於是銀、絹各增十萬。
嚴重的邊患，以及冗官、冗兵、冗費現象導致賦稅加重，老百姓的日子越來越難過。而日漸冒頭的黨爭問題，使各種社會矛盾更加尖銳。在這樣的形勢下，宋仁宗不得不起用範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等人推行慶曆新政，試圖整頓吏治，富國強兵。
範仲淹（989年10月－1052年6月）是慶曆新政的核心。宋夏戰爭爆發後，他與韓琦共鎮陝西，采取屯田久守的策略鞏固西北邊防，事實上促進了宋夏議和進程。慶曆和議後，宋仁宗召範仲淹迴朝，官拜參知政事，又擢拔歐陽修、蔡襄等人為諫官，推行新政。
範仲淹與富弼上條陳十事，提出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這十項改革主張，宋仁宗予以采納並頒發全國。
這十項改革措施出發點無疑是極好的，但問題也很大。
新政前四項措施直指滿朝文武，顯然措施太猛，幾乎將所有人推到了對立麵。更糟糕的是，看似規模宏大的十條措施牽連甚廣，深度卻不夠徹底，而且因為倉促變法致使沒有完善的後續配套措施。比如被罷黜官員如何安置，比如農民能得到什麽具體好處？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
於是，該得罪的得罪光了，該團結的卻一個也沒團結到，如此新政實在難以為繼。在關鍵時刻，改革派內部又出現了豬隊友。
公元1043年4月，新任樞密使夏竦剛剛迴到汴京，就因彈劾而免職。所謂“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國子監直講石介見狀，深感新政有望，忍不住寫了一首《慶曆聖德詩》，稱頌聖主宋仁宗躬覽英賢，召用範仲淹等賢臣手鋤奸桃。
這個馬屁拍在了馬蹄子上。朝野上下一片嘩然，於是毀謗新政、指責改革派是朋黨的言論越來越多。夏竦更是直接利用石介曾向富弼上書之事，構陷範仲淹、富弼、石介等人有謀逆不臣之心。難怪改革派主將範仲淹怒斥道“為此鬼怪輩壞事也”，就是這些裝神弄鬼的家夥壞了大事。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歐陽修撰寫《朋黨論》上奏宋仁宗。
但此時已於事無補，由於新政觸犯了大多數貴族官僚的利益，反對派的勢力太過強大，而宋仁宗也對改革派也起了猜忌之心。當失去皇帝的信任和推動力，新政注定隻能以失敗告終。
公元1044年，西北邊事再起，範仲淹請求外任，出為陝西、河東宣撫使。在漫長的戍邊歲月中，範仲淹眼見寥廓悲涼的邊塞風景，有感於邊關將士壯誌難酬，憂國思鄉情懷湧動，創作了堪稱絕唱的邊塞詞《漁家傲· 秋思》：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麵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裏，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
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也先後被外放離京，曆時僅一年多的新政宣告終止。改革雖然以失敗而告終，但卻開北宋改革風氣之先。他們赤誠為國，也成為流芳千古的文臣典範。
解開大拇指的束縛，朋友來了，感受他的真誠。
身邊聚攏著誌同道合的夥伴，在局麵明朗的有利形勢下，我們就應該可以甩開膀子大幹一場，讓所有人看到我們的決心、信心和誠心。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唐初多名將，宋初多名臣。這個現象基本映射了兩朝的不同氣質，唐朝豪俠任氣而宋朝儒雅好文。這種不同的特質同樣表現在書畫等文藝作品之中，我們稱之為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唐代書畫作品法度森嚴，氣魄雄偉，表現出國富力強的氣派和勇於開拓的精神。而宋代書畫作品更注重表達個人的意趣、情懷，更追求意境的營造和神韻的塑造。
但武將未必一定剛勇，而文臣未必一定柔弱。很多文人一身傲骨和正氣，即便刀劍加身而不改節，孟子將這種剛強正直、無所畏懼的精神叫作浩然之氣。但凡事過猶不及，當在朝為官的文人們認死理不願變通的時候，勢必互相指責掀起朋黨之爭。
北宋詩文革新運動領袖、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1007年8月－1072年9月），曾給宋仁宗上過這麽一篇奏章《朋黨論》。他指出朋黨之說自古有之，且朋黨有君子與小人之分，然後舉史實奉勸天子當斥退小人之偽朋，而用君子之真朋，則國家可興，天下可治。
那麽何為君子之朋，何為小人之朋呢？
歐陽修給出的標準是道利、真偽：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
小人爭利，如果沒有利益關係了，他們就會相互疏遠甚至相互戕害，所以小人之朋是虛偽的，是不可靠的。君子則重道義，守忠信，惜名節，所以君子之朋是真誠的，是同道相益的。
歐陽修為什麽會寫這篇奏章呢？
公元1022年，宋真宗崩了，宋仁宗趙禎（1010年5月—1063年4月）繼位。
趙禎是小說《三俠五義》中狸貓換太子的主角。在小說中，劉皇後是個工於心計的反派人物。她與李宸妃同時懷孕，為爭寵而將李宸妃生的孩子換成了一隻狸花貓。李妃被汙蔑生了一個妖怪，因此被打入冷宮。誰知劉後的兒子早夭，而李妃的兒子卻登基作了皇帝。在鐵麵無私包青天的幫助下，皇帝查明真相後與雙目失明的生母相認，而劉後則畏罪自殺。
曆史比小說簡單許多。
李氏原本是劉後的侍女，被宋真宗臨幸後生下趙禎，於是母憑子貴成為嬪妃。趙禎出生後，由不能生育的劉後撫養長大。趙禎即位後，劉後垂簾聽政，權傾朝野，沒有人敢告訴趙禎他的生母是李妃。直到劉後病逝後，宋仁宗這才知道實情。趙禎哀痛之餘，尊生母為莊懿皇太後，建奉慈廟分別供奉劉後、李妃的牌位，並拜舅舅李用和為彰信軍節度使、檢校侍中，又將長女福康公主嫁給了李用和的兒子李瑋。
宋仁宗是一個試圖有所作為的好皇帝，但他接過來的宋朝是一個爛攤子。
內藏府的錢被他爹花得所剩無幾，用度不足，還不如他麵臨的最大問題。
最麻煩的是，西夏突然建國，並與宋朝在邊境爆發第一次大規模戰爭。交戰三年，宋軍連連敗退，而且軍費像流水一樣花出去。僅公元1042年一年間，陝西一省軍費開支達到三千三百六十三萬。相比起來，支付給遼國歲幣開支如九牛一毛。
幸好，西夏也支撐不起巨大的財政損耗，作為作戰優勝方主動求和。雙方簽訂慶曆和議，主要內容是約定西夏首領李元昊取消帝號，由宋朝冊封為夏國主；宋朝每年賜予西夏合計絹十五萬匹、銀七萬兩和茶三萬斤；雙方重開邊境貿易。
宋朝得了麵子，西夏得了裏子，看起來皆大歡喜，但宋朝的財政負擔因此變得更重了。而且遼國見狀也眼紅了。他們趁機大兵壓境，逼迫宋朝增加歲幣，於是銀、絹各增十萬。
嚴重的邊患，以及冗官、冗兵、冗費現象導致賦稅加重，老百姓的日子越來越難過。而日漸冒頭的黨爭問題，使各種社會矛盾更加尖銳。在這樣的形勢下，宋仁宗不得不起用範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等人推行慶曆新政，試圖整頓吏治，富國強兵。
範仲淹（989年10月－1052年6月）是慶曆新政的核心。宋夏戰爭爆發後，他與韓琦共鎮陝西，采取屯田久守的策略鞏固西北邊防，事實上促進了宋夏議和進程。慶曆和議後，宋仁宗召範仲淹迴朝，官拜參知政事，又擢拔歐陽修、蔡襄等人為諫官，推行新政。
範仲淹與富弼上條陳十事，提出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這十項改革主張，宋仁宗予以采納並頒發全國。
這十項改革措施出發點無疑是極好的，但問題也很大。
新政前四項措施直指滿朝文武，顯然措施太猛，幾乎將所有人推到了對立麵。更糟糕的是，看似規模宏大的十條措施牽連甚廣，深度卻不夠徹底，而且因為倉促變法致使沒有完善的後續配套措施。比如被罷黜官員如何安置，比如農民能得到什麽具體好處？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
於是，該得罪的得罪光了，該團結的卻一個也沒團結到，如此新政實在難以為繼。在關鍵時刻，改革派內部又出現了豬隊友。
公元1043年4月，新任樞密使夏竦剛剛迴到汴京，就因彈劾而免職。所謂“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國子監直講石介見狀，深感新政有望，忍不住寫了一首《慶曆聖德詩》，稱頌聖主宋仁宗躬覽英賢，召用範仲淹等賢臣手鋤奸桃。
這個馬屁拍在了馬蹄子上。朝野上下一片嘩然，於是毀謗新政、指責改革派是朋黨的言論越來越多。夏竦更是直接利用石介曾向富弼上書之事，構陷範仲淹、富弼、石介等人有謀逆不臣之心。難怪改革派主將範仲淹怒斥道“為此鬼怪輩壞事也”，就是這些裝神弄鬼的家夥壞了大事。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歐陽修撰寫《朋黨論》上奏宋仁宗。
但此時已於事無補，由於新政觸犯了大多數貴族官僚的利益，反對派的勢力太過強大，而宋仁宗也對改革派也起了猜忌之心。當失去皇帝的信任和推動力，新政注定隻能以失敗告終。
公元1044年，西北邊事再起，範仲淹請求外任，出為陝西、河東宣撫使。在漫長的戍邊歲月中，範仲淹眼見寥廓悲涼的邊塞風景，有感於邊關將士壯誌難酬，憂國思鄉情懷湧動，創作了堪稱絕唱的邊塞詞《漁家傲· 秋思》：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麵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裏，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
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也先後被外放離京，曆時僅一年多的新政宣告終止。改革雖然以失敗而告終，但卻開北宋改革風氣之先。他們赤誠為國，也成為流芳千古的文臣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