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卦六爻也講述了唐武宗、唐宣宗勵精圖治,締造唐朝中興局麵的曆史故事。


    初九:明夷於飛,垂其翼。君子於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飛行時前途不明,垂下翅膀。君子出行,三天不吃東西。有所行動,主人有怨言。


    明夷,可以理解為失意,艱難,我將其理解為前路不明。太陽落山了,黑夜降臨,一隻鳥看不到光亮,找不到方向,隻能垂下翅膀,緩緩飛行。


    這隻鳥指代什麽?


    指代一個遭遇不公待遇的謙謙君子。他忙到廢寢忘食,三天沒有吃東西,但是上司還責備他工作幹得不夠好,事情做得不夠漂亮。


    唐武宗初登基時,前景混沌不明。其時宦官專權而相權不顯,事無巨細皇帝說了不算,宰相說了也不算,宦官說了才算。


    其實宦官說了也未必算,因為詔令頒布下去後,地方藩鎮大多陽奉陰違。尤其當年安祿山賴以起家的河朔三鎮,可能連樣子都不屑裝一裝。


    很長一段時間裏,唐武宗隻能夾著翅膀做皇帝。但他也在悄悄地謀篇布局。


    中晚唐弊政的根源在哪裏,是藩鎮割據和宦官專權嗎?


    不是。


    藩鎮割據和宦官專權是果,不是因。


    因在哪裏?


    皇帝弱而仕途濫。


    為什麽不說製度有缺陷呢?因為任何製度都不是完美無缺的,任何製度都有缺陷。


    人類曆史上,沒有絕對的法治、人治或是德治。


    因為法由人定,由人廢立,由人執行,不可避免地要摻雜人的意誌。


    而人類治國,必須遵循一定的規章製度,必須有或約定或俗成的一套行為規範及獎懲措施,否則天下豈不亂套?


    而規章製度、行為規範、獎懲措施的製定,必須依據人們公認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和道德觀念。


    也就是說,從古至今,法治、人治和德治一直相輔相成,互為表裏,其區別隻在於權重各有不同而已。


    當然,差之毫厘謬以千裏,出發點的些微不同,往往會導致風俗、風貌、風氣和觀念的大相徑庭。


    說迴唐朝,皇帝弱而仕途濫,導致皇權與相權疲軟無力,以致宦官和藩鎮權力失控。


    皇帝能力強弱這個問題,在封建社會幾近無解,就像當時的農民種田一樣,收成主要看天。但真要爛到了根子上,爛到了骨子裏,也不是沒有辦法:改朝換代。


    唐武宗當然不會自己解決自己,他的治政能力也不弱,所以他要解決的是仕途過濫的問題。


    仕途過濫的直接結果,是百官無能且拉幫結派,安於現狀卻貪贓枉法。


    仕途過濫的原因是什麽呢?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作為唐代選拔官吏的重要途徑,科舉製早已不可避免出現徇私舞弊的腐敗現象。連官吏的源頭都已經不清不白,渾濁不堪了,官場又如何能夠清廉勤政呢?


    唐武宗決定嚴格控製官吏的科舉選拔工作,以此提升整個封建官僚集團的素質。


    他首先從製度上控製進士及第的人數,以此強化考核,遴選真才實學者。接著他又對新科進士的實授作了嚴格的規定,要求進士們至少要在基層工作兩年,經考核合格後才能實授官職。這樣選拔出來的官員,不僅有才能,而且多少懂得一些民間疾苦。


    實際上,相比科考製,門蔭製才是腐敗的重災區。


    許多官宦世家子弟因為能自幼授官,故往往“多不求學”。這些不學無術的膏粱子弟一旦進入仕途,必然大大拉低官僚隊伍的整體素質。


    因此在優化科考製度的同時,唐武宗又對朝官的門蔭特權進行了限製,同時要求官員不得隨意兼職。


    為盡快提升朝官集團素質,唐武宗進行了一係列強有力的改革。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從重從嚴,以嚴刑峻法懲治貪汙腐敗。


    公元841年正月,唐武宗下詔,稱官吏貪贓枉法不應有特殊待遇,文武官員貪汙絲絹三十匹及以上者,殺。同年二月,他再次下詔,稱官吏貪汙滿千錢者,殺。


    唐武宗一朝有三次大赦天下,但“官吏犯贓”與十惡、叛逆、故意殺人者一起,均不在大赦之列。


    唐武宗的廉政建設不僅反貪,而且還狠刹宴飲遊樂的風氣,嚴禁官員無節製的遊宴,並取締了進士曲江集宴。


    宴飲遊樂本是滋生腐敗的溫床,進士曲江集宴更是官僚結黨的絕佳場所。


    在唐朝,讀書人通過鄉試要參加一次鹿鳴宴,通過禮部考試進士及第後要參加一次曲江宴。通過吏部選拔之後還要來一次燒尾宴,寓意“神龍燒尾,直上青雲”是也。


    顧名思義,曲江宴通常在曲江上舉行。曲江位於京都長安城東南,在唐朝是皇家園林所在地。皇城根下,地位不是一般的高。


    不知何時開始,同期進士們總要相約在曲江畔的杏園中舉辦一次宴席,大家觥籌交錯,談笑風生,稱兄道弟後,再由吏部安排去處,各奔東西。這個宴席,就是進士曲江集宴,簡稱曲江宴。


    既然是未來的朝廷新貴聚會,場麵當然足夠隆重:江頭數頃杏花開,車馬爭先盡此來。


    不僅隆重,而且活動足夠豐富,現場足夠熱鬧。詩人劉滄在唐宣宗年間高中進士,作為與宴人員,他作了一首七律《及第後宴曲江》:


    及第新春選勝遊,杏園初宴曲江頭。


    紫毫粉壁題仙籍,柳色簫聲拂禦樓。


    霽景露光明遠岸,晚空山翠墜芳洲。


    歸時不省花間醉,綺陌香車似水流。


    這樣的熱鬧,不僅老百姓們爭相來看,就連皇帝也忍不住來看一看,於是宴會的規模一年勝過一年,最後發展成“四海之內,水陸之珍,靡不畢備。”


    如此遊宴無度、奢侈浪費之風,唐武宗當然要刹住,以促進良好政風和防止形成官僚小團體。


    但是,唐武宗並非一味地懲治貪汙,而是疏堵結合。


    唐朝官員的俸祿並不高,許多官吏的工資收入甚至不足以養家糊口,甚至許多地方還有欠薪現象。


    官員不是牛馬,就算是牛馬,也要吃草才能活下去啊!


    針對這個問題,唐武宗下詔調整提升百官工資,並要求朝野上下按時足額地發放官員薪水。他甚至還為新晉官吏解決了一個難以啟齒的心腹難題。


    十年寒窗無人問,一朝成名天下知。寒門學子在苦心求學的時候,為維持生計大都借債度日,進京趕考的時候更要借貸盤纏,所以大部分新科進士債務纏身,連本帶息都要還。


    唐武宗貼心地推出製度,允許他們向朝廷借錢還債,這簡直是雪中送炭啊!


    對於唐武宗這些整頓官吏的措施,宦官們裝聾作啞甚至喜聞樂見。反正皇帝打壓的都是朝官,看起來對他們有益無損。


    站在事後諸葛亮的角度來看,唐武宗的這些措施最終沒能扭轉唐朝衰落的趨勢,但因為他的勵精圖治,百官聲威漸盛,宦官權力漸弱。短短五年時間裏,唐朝對外取得了迴鶻戰爭的勝利,對內平定了澤潞之亂,一度締造了中興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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