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六：振恆，兇。
搖擺不定，兇險。
為人處世，若是首鼠兩端、猶豫不決，態度搖擺不定，左右為難，肯定是很危險的。
另一位中興名將契丹人李光弼（708年－764年8月）就是現成的例子。
與郭子儀曆四朝不倒全功保身不同，李光弼差點晚節不保。
究其原因，主要還是性格決定命運。
郭子儀為人寬和大度，而李光弼則更加嚴厲苛刻。因為性格不合，兩位中興名將最初的關係並不怎麽好。
兩人曾同在朔方軍中擔任牙門都將，因相互看不慣，兩人平時連話都不肯多談。後來，郭子儀受命接掌朔方節度使，率兵東征平叛。李光弼以為郭子儀會公報私仇，借機打擊報複，猶豫再三後找到郭子儀說：“我情願一死，隻求你赦免我的妻子兒女。”
郭子儀則摟著李光弼的肩膀道：“當今國亂主遷，哪裏是心懷私怨的時候呀？”隨後舉薦其擔任河東節度副使，參與平叛。
兩人冰釋前嫌，攜手平定安史之亂，並各自立下不世奇功，時人並稱“李郭”。
平定安史之亂，戰功推為中興第一的是李光弼。他治軍嚴整，足智多謀，被譽為“自艱難已來，唯光弼行軍治戎，沉毅有籌略，將帥中第一。”
這個評價，比郭子儀還要高。
但正因其功高蓋世，遭到了宦官魚朝恩、程元振等人的嫉妒和陷害。
與郭子儀唾麵自幹不同，李光弼和仆固懷恩一樣，也是心中暗生怨懟，久而久之漸生異誌。
公元763年，在吐蕃攻占長安唐代宗出逃陝州一役中，除郭子儀以外，李光弼也被急召勤王。
郭子儀應召而來，最終以幾百人嚇退吐蕃，立下奇功。而李光弼則以各種理由遷延未至。
吐蕃被擊退後，唐代宗為籠絡李光弼，擬任命他為東都留守。李光弼卻稱詔書未至，公然率軍返迴徐州，試圖擁兵自重。
他以治軍嚴整著稱，一向令行禁止，諸將畏服。但因這兩次謎之操作，諸部將漸生怠慢之心。李光弼悲哀地發現，人心散了，隊伍不那麽好帶了。
而且，唐代宗迅速做出反應，一邊遣使撫慰李光弼，一邊命人將李母接到長安居住，並厚待其弟李光進。
誰都知道，所謂厚待隻是幌子，說得好聽而已。實際上，唐代宗已有兩個關鍵人質在手，就看李光弼怎麽辦。
究竟是反還是不反呢？
部將不再同心，而命門又被拿捏，李光弼彷徨無計，很快憂鬱成疾，於是向朝廷上表自述遺誌。
不久，李光弼在徐州病逝。
唐代宗給足了他排麵，為其罷朝三日，並追贈太保，諡號武穆。其靈柩送歸長安後，唐代宗又派人前往吊恤，並命百官送葬。
據說李光弼臨終前，屬下問他死後該如何安排。李光弼歎息道：“我長在軍旅，不能迴家奉養母親，是不孝子，還有什麽好說的呢？”
平心而論，在對待李光弼的問題上，唐代宗做得足夠理智且仁義。在治政方麵，他比其父唐肅宗也更有作為。
他接手的唐朝，內憂外患不斷，國內經濟凋敝，農桑失業，財賦銳減，邊境則屢屢有吐蕃等異族犯邊，軍費開支巨大，財政捉襟見肘。在這種局麵下，他重用理財專家劉晏，興利除弊，使民不加賦而國富饒，同時也做到了安功臣而誅奸邪。
他不僅厚待郭子儀，撫慰李光弼，就是對兩度引外敵入侵、釀造邊境大患的仆固懷恩，他也表現出了足夠的帝王氣度。仆固懷恩死後，他厚待其母，使她得以頤養天年，又冊封其幼女為崇徽公主，嫁於迴紇牟羽可汗。
唐代宗並非沒有意識到宦官專權的弊病，先後定計以雷霆手段誅殺了李輔國、程元振和魚朝恩，去三大奸如殺犬羊。
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認為唐代宗擅用帝王權術，每每“將欲取之，必先與之。”
何謂帝王術？
所謂帝王術，簡而言之是古代帝王的治國之道與術，主要包含三個層麵：一曰民治，使民富而民服；二曰吏治，使官吏忠誠而勤政；三是己治，通過修養德行，平衡各方勢力，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
如何解決這三個層麵的問題？
一般認為，集法家之大成的《韓非子》以法、術、勢解決了這三個問題：以法治民，以術馭吏，以勢固權。
其核心關鍵詞，是勢。
這一點，大家心照不宣。因為對於帝王來說，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才是最重要的最值得關心的事。於是，平衡一詞，經常被認為是帝王術的終極奧義。
巧妙的利用皇權培育多方政治勢力，令其相互製衡，相互掣肘，從而達成自己超然的權力和地位。
這意味著，皇帝要在各方勢力之間搖擺，以維持權力天平的微妙平衡。這是一種高級而精巧的“振恆”，比在黃河壺口瀑布之上走鋼絲還要危險。
唐代宗利用宦官的嫉妒來抑製實權將軍的勢力增長，又利用宦官間的相互猜忌將權宦各個擊破，最後利用文官集團的力量誅殺了最後一位權宦魚朝恩，隨後又逮捕並賜死獨攬朝政、貪財納賄的文臣集團領袖、宰相元載，任命素有清名的楊綰（718年－777年8月）為相。
這番舉措，堪稱長袖善舞，人心所歸，確實起到移風易俗的良好作用。隻可惜楊綰上任不久，便重病去世。
唐代宗的改革遭遇重大打擊。在其任上，唐朝經過安史之亂後局勢趨於平穩，但從其爺爺唐玄宗時代留下來的兩大頑疾未得到有效根除，因此導致國力衰弱，致使吐蕃成為隔斷中原與西域的天塹。這是唐代宗最大的失敗。
因為唐朝抽調大量西北軍隊平定安史之亂，使得吐蕃趁西部防務空虛，一舉占領隴右、河西的大部分地區，又吞並姚州（今雲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縣）所轄三十二夷州，使唐朝失去了對西川西部高地的控製權。
從此開始，西域新疆脫離了中國的控製，直到清朝末年才重迴祖國懷抱。而盛極一時的絲綢之路，從此失去了駝鈴聲聲、商隊不斷的盛況。
吐蕃，從此成為唐朝的最重要邊患，唐代宗不得不設重鎮節度使在此駐守。同時，為安撫重新歸唐的安史舊將田承嗣、李寶臣、李懷仙、薛嵩等人，唐代宗委任四人為節度使，駐軍河北，不奉朝命，不輸賦稅。
這一決策，開了唐代藩鎮割據，各自為政的先河。
而唐代宗雖然親手誅殺了幾個權宦，卻未能從製度上杜絕宦官掌握禁軍指揮權的可能。
從此唐朝內有宦官專權，外有藩鎮割據，一個強大的帝國再也不複往日盛況，實際已淪落到與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無異。
搖擺不定，兇險。
為人處世，若是首鼠兩端、猶豫不決，態度搖擺不定，左右為難，肯定是很危險的。
另一位中興名將契丹人李光弼（708年－764年8月）就是現成的例子。
與郭子儀曆四朝不倒全功保身不同，李光弼差點晚節不保。
究其原因，主要還是性格決定命運。
郭子儀為人寬和大度，而李光弼則更加嚴厲苛刻。因為性格不合，兩位中興名將最初的關係並不怎麽好。
兩人曾同在朔方軍中擔任牙門都將，因相互看不慣，兩人平時連話都不肯多談。後來，郭子儀受命接掌朔方節度使，率兵東征平叛。李光弼以為郭子儀會公報私仇，借機打擊報複，猶豫再三後找到郭子儀說：“我情願一死，隻求你赦免我的妻子兒女。”
郭子儀則摟著李光弼的肩膀道：“當今國亂主遷，哪裏是心懷私怨的時候呀？”隨後舉薦其擔任河東節度副使，參與平叛。
兩人冰釋前嫌，攜手平定安史之亂，並各自立下不世奇功，時人並稱“李郭”。
平定安史之亂，戰功推為中興第一的是李光弼。他治軍嚴整，足智多謀，被譽為“自艱難已來，唯光弼行軍治戎，沉毅有籌略，將帥中第一。”
這個評價，比郭子儀還要高。
但正因其功高蓋世，遭到了宦官魚朝恩、程元振等人的嫉妒和陷害。
與郭子儀唾麵自幹不同，李光弼和仆固懷恩一樣，也是心中暗生怨懟，久而久之漸生異誌。
公元763年，在吐蕃攻占長安唐代宗出逃陝州一役中，除郭子儀以外，李光弼也被急召勤王。
郭子儀應召而來，最終以幾百人嚇退吐蕃，立下奇功。而李光弼則以各種理由遷延未至。
吐蕃被擊退後，唐代宗為籠絡李光弼，擬任命他為東都留守。李光弼卻稱詔書未至，公然率軍返迴徐州，試圖擁兵自重。
他以治軍嚴整著稱，一向令行禁止，諸將畏服。但因這兩次謎之操作，諸部將漸生怠慢之心。李光弼悲哀地發現，人心散了，隊伍不那麽好帶了。
而且，唐代宗迅速做出反應，一邊遣使撫慰李光弼，一邊命人將李母接到長安居住，並厚待其弟李光進。
誰都知道，所謂厚待隻是幌子，說得好聽而已。實際上，唐代宗已有兩個關鍵人質在手，就看李光弼怎麽辦。
究竟是反還是不反呢？
部將不再同心，而命門又被拿捏，李光弼彷徨無計，很快憂鬱成疾，於是向朝廷上表自述遺誌。
不久，李光弼在徐州病逝。
唐代宗給足了他排麵，為其罷朝三日，並追贈太保，諡號武穆。其靈柩送歸長安後，唐代宗又派人前往吊恤，並命百官送葬。
據說李光弼臨終前，屬下問他死後該如何安排。李光弼歎息道：“我長在軍旅，不能迴家奉養母親，是不孝子，還有什麽好說的呢？”
平心而論，在對待李光弼的問題上，唐代宗做得足夠理智且仁義。在治政方麵，他比其父唐肅宗也更有作為。
他接手的唐朝，內憂外患不斷，國內經濟凋敝，農桑失業，財賦銳減，邊境則屢屢有吐蕃等異族犯邊，軍費開支巨大，財政捉襟見肘。在這種局麵下，他重用理財專家劉晏，興利除弊，使民不加賦而國富饒，同時也做到了安功臣而誅奸邪。
他不僅厚待郭子儀，撫慰李光弼，就是對兩度引外敵入侵、釀造邊境大患的仆固懷恩，他也表現出了足夠的帝王氣度。仆固懷恩死後，他厚待其母，使她得以頤養天年，又冊封其幼女為崇徽公主，嫁於迴紇牟羽可汗。
唐代宗並非沒有意識到宦官專權的弊病，先後定計以雷霆手段誅殺了李輔國、程元振和魚朝恩，去三大奸如殺犬羊。
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認為唐代宗擅用帝王權術，每每“將欲取之，必先與之。”
何謂帝王術？
所謂帝王術，簡而言之是古代帝王的治國之道與術，主要包含三個層麵：一曰民治，使民富而民服；二曰吏治，使官吏忠誠而勤政；三是己治，通過修養德行，平衡各方勢力，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
如何解決這三個層麵的問題？
一般認為，集法家之大成的《韓非子》以法、術、勢解決了這三個問題：以法治民，以術馭吏，以勢固權。
其核心關鍵詞，是勢。
這一點，大家心照不宣。因為對於帝王來說，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才是最重要的最值得關心的事。於是，平衡一詞，經常被認為是帝王術的終極奧義。
巧妙的利用皇權培育多方政治勢力，令其相互製衡，相互掣肘，從而達成自己超然的權力和地位。
這意味著，皇帝要在各方勢力之間搖擺，以維持權力天平的微妙平衡。這是一種高級而精巧的“振恆”，比在黃河壺口瀑布之上走鋼絲還要危險。
唐代宗利用宦官的嫉妒來抑製實權將軍的勢力增長，又利用宦官間的相互猜忌將權宦各個擊破，最後利用文官集團的力量誅殺了最後一位權宦魚朝恩，隨後又逮捕並賜死獨攬朝政、貪財納賄的文臣集團領袖、宰相元載，任命素有清名的楊綰（718年－777年8月）為相。
這番舉措，堪稱長袖善舞，人心所歸，確實起到移風易俗的良好作用。隻可惜楊綰上任不久，便重病去世。
唐代宗的改革遭遇重大打擊。在其任上，唐朝經過安史之亂後局勢趨於平穩，但從其爺爺唐玄宗時代留下來的兩大頑疾未得到有效根除，因此導致國力衰弱，致使吐蕃成為隔斷中原與西域的天塹。這是唐代宗最大的失敗。
因為唐朝抽調大量西北軍隊平定安史之亂，使得吐蕃趁西部防務空虛，一舉占領隴右、河西的大部分地區，又吞並姚州（今雲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縣）所轄三十二夷州，使唐朝失去了對西川西部高地的控製權。
從此開始，西域新疆脫離了中國的控製，直到清朝末年才重迴祖國懷抱。而盛極一時的絲綢之路，從此失去了駝鈴聲聲、商隊不斷的盛況。
吐蕃，從此成為唐朝的最重要邊患，唐代宗不得不設重鎮節度使在此駐守。同時，為安撫重新歸唐的安史舊將田承嗣、李寶臣、李懷仙、薛嵩等人，唐代宗委任四人為節度使，駐軍河北，不奉朝命，不輸賦稅。
這一決策，開了唐代藩鎮割據，各自為政的先河。
而唐代宗雖然親手誅殺了幾個權宦，卻未能從製度上杜絕宦官掌握禁軍指揮權的可能。
從此唐朝內有宦官專權，外有藩鎮割據，一個強大的帝國再也不複往日盛況，實際已淪落到與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無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