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弗克。
天子主持祭祀，平庸的人不能勝任。
漢昭帝登基之初，大漢帝國已盛極而衰。因為漢武帝好大喜功，長年窮兵黷武，晚年又重用酷吏和方士，導致國庫財幣消耗巨大，國內經濟蕭條，人口銳減，亟需治世能臣挽救乾坤。
這時的四位輔政大臣尚能精誠合作，針對發展經濟的當務之急，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漢昭帝更是親自在上林苑搞起了農耕生產，以此鼓勵老百姓從事農桑，發展經濟。為了減輕老百姓的負擔，漢昭帝又多次下詔減免田租賦稅。
公元前81年召開的鹽鐵會議，是扭轉漢朝經濟頹勢的一個關鍵節點。
召開鹽鐵會議的起因，在於公元前120年漢武帝實施的鹽鐵官營等經濟政策。該政策一方麵增加了政府財政收入，另一方麵卻激起了民怨。公元前81年2月，霍光以漢昭帝之名，命令丞相田千秋、禦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賢良、文學六十餘人，就漢武帝時期實施的多項政策，特別是鹽鐵專賣政策進行總結考評。
賢良、文學們以儒家為旗幟，堅持崇尚仁義才是治國之本，認為應該廢除鹽、鐵和酒等商品的國家專營，重農抑商，阻止商人與民爭利，以此教化天下。桑弘羊卻基於法家思想，主張重利輕義，他明確指出財富是仁義的基礎，是安定國家、穩定邊境的現實需要。
桑弘羊（公元前155年—公元前80年），河南洛陽人，出身商人家庭。他作為專事理財的大臣，在漢武帝的支持下實施了一係列經濟改革，使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這些措施在不增加百姓賦稅的前提下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為漢武帝的文治武功提供了強有力的財政支持。
在桑弘羊推行的各項經濟政策中，以鹽鐵官營政策最富有革命性。但是鹽鐵官營並非他的首創。
早在春秋時期，齊國名相管仲就提出官山海政策，對鹽鐵實行專賣。管仲為齊桓公算過一筆賬：一個萬乘之國擁有人口千萬，應繳稅人口按一百萬計算，每人每月應征收人頭稅按三十錢計算，一個月大約是三千萬錢。當時按戶籍實行計口售鹽，隻要每升鹽加價二錢，每月可多得六千萬錢，遠超人頭稅的收入。
鹽鐵壟斷經營還有另外一個好處。它寓稅於價，在征稅的同時讓老百姓察覺不到征稅，堪稱是悶聲發大財。正是這筆新增加的巨款，為齊桓公春秋爭霸提供了堅強的經濟後盾。
後來的秦國商鞅變法，也依照管仲故事實行鹽鐵專賣。
漢武帝的鹽鐵官營，實際上是他自掏腰包，把本該皇帝私用的錢拿出來貼補國用，為什麽卻激起了民憤呢？
中國古代素有“四海之內，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說法。全國的土地包括耕地和山川湖海，國土麵積內的人財物，都是屬於天子的。
但是，天子不能隨便使用國有錢銀。這就像現在的有限責任公司，公司是董事長的，但是董事長也隻能領工資、拿分紅，絕不能隨便到公司取錢用。如果公私不分，財務就亂了套，公司很快會關門大吉。
秦漢兩世，一直是農田租賦收歸大司農，用於開支更大的政府行政費用。而山川湖海所得則收歸少府，專門用作皇帝及其家眷私用。
我國是從農耕文明發展起來的國家，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農田賦稅一向是體量最大的國家財政收入。這也是我國封建社會長期重農輕商的原因。
但麻煩的是，戰國以後，所謂的山川湖海所得，已經不僅僅隻是釣魚、砍柴、打獵所得，還包括了食鹽和鐵。食鹽從湖海中來，金屬從礦山中來，無法歸入農田所得。
隨著鹽鐵的生產和貿易一天天增加，相應的商稅很快超過了全國的農稅田租。尤其漢初實施無為而治，對鹽鐵貿易開放民營，於是那些經營鹽鐵的商人一個個富得流油。
漢武帝東征西討，軍費支出龐大，大司農存於國庫中的錢很快就花光了，而由少府負責的皇室私庫裏的錢卻越來越多。
這往哪裏說理去？
漢武帝還算明事理，把皇室私庫多出來的錢撥付使用，同時還命令有錢人尤其是鹽鐵商人們積極捐款。結果沒有人聽他的。
漢武帝於是怒了：這天下都是朕的，山川湖海也都是朕的，朕不讓，你們不能搶，朕要拿迴來，你們不能不給。
既然你們舍不得兜裏的這些銀子，我就把它們收迴來交給國家經營，於是就有了所謂的鹽鐵官營。
鹽鐵官營動了很多大商人、大地主的奶酪，自然也就引起了民怨之聲。
由漢昭帝授意，霍光主持的鹽鐵會議曆時近半年之久，直到同年七月才結束。會議采取了折中的措施，僅僅取消了酒類專賣和關內地區的鐵器專賣，其他仍維持不變。
西漢著名文學家桓寬根據會議紀要，整理出了共計十卷六十篇的《鹽鐵論》。其中，前四十一篇是寫鹽鐵會議上的正式辯論，後十八篇寫會後餘談，最後一篇雜論是作者寫的後序，是研究西漢政治經濟史的重要史料。
經過這次會議，霍光進一步穩固了自己的地位。
賢良、文學們則因提出以德治國的意見，崛起成為一支新生的政治勢力，自漢武帝之後真正確立了漢朝儒術獨尊的地位。
漢昭帝則很快扭轉了經濟頹勢，社會趨於穩定，流民陸續迴鄉，很多荒棄的田地重新得到耕種。舉國上下商貿往來繁榮，形勢一片大好。
舉國上下皆得利，除了桑弘羊。他後來參與燕王劉旦的謀反，與這次會議失利不無關係。
天子主持祭祀，平庸的人不能勝任。
漢昭帝登基之初，大漢帝國已盛極而衰。因為漢武帝好大喜功，長年窮兵黷武，晚年又重用酷吏和方士，導致國庫財幣消耗巨大，國內經濟蕭條，人口銳減，亟需治世能臣挽救乾坤。
這時的四位輔政大臣尚能精誠合作，針對發展經濟的當務之急，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漢昭帝更是親自在上林苑搞起了農耕生產，以此鼓勵老百姓從事農桑，發展經濟。為了減輕老百姓的負擔，漢昭帝又多次下詔減免田租賦稅。
公元前81年召開的鹽鐵會議，是扭轉漢朝經濟頹勢的一個關鍵節點。
召開鹽鐵會議的起因，在於公元前120年漢武帝實施的鹽鐵官營等經濟政策。該政策一方麵增加了政府財政收入，另一方麵卻激起了民怨。公元前81年2月，霍光以漢昭帝之名，命令丞相田千秋、禦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賢良、文學六十餘人，就漢武帝時期實施的多項政策，特別是鹽鐵專賣政策進行總結考評。
賢良、文學們以儒家為旗幟，堅持崇尚仁義才是治國之本，認為應該廢除鹽、鐵和酒等商品的國家專營，重農抑商，阻止商人與民爭利，以此教化天下。桑弘羊卻基於法家思想，主張重利輕義，他明確指出財富是仁義的基礎，是安定國家、穩定邊境的現實需要。
桑弘羊（公元前155年—公元前80年），河南洛陽人，出身商人家庭。他作為專事理財的大臣，在漢武帝的支持下實施了一係列經濟改革，使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這些措施在不增加百姓賦稅的前提下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為漢武帝的文治武功提供了強有力的財政支持。
在桑弘羊推行的各項經濟政策中，以鹽鐵官營政策最富有革命性。但是鹽鐵官營並非他的首創。
早在春秋時期，齊國名相管仲就提出官山海政策，對鹽鐵實行專賣。管仲為齊桓公算過一筆賬：一個萬乘之國擁有人口千萬，應繳稅人口按一百萬計算，每人每月應征收人頭稅按三十錢計算，一個月大約是三千萬錢。當時按戶籍實行計口售鹽，隻要每升鹽加價二錢，每月可多得六千萬錢，遠超人頭稅的收入。
鹽鐵壟斷經營還有另外一個好處。它寓稅於價，在征稅的同時讓老百姓察覺不到征稅，堪稱是悶聲發大財。正是這筆新增加的巨款，為齊桓公春秋爭霸提供了堅強的經濟後盾。
後來的秦國商鞅變法，也依照管仲故事實行鹽鐵專賣。
漢武帝的鹽鐵官營，實際上是他自掏腰包，把本該皇帝私用的錢拿出來貼補國用，為什麽卻激起了民憤呢？
中國古代素有“四海之內，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說法。全國的土地包括耕地和山川湖海，國土麵積內的人財物，都是屬於天子的。
但是，天子不能隨便使用國有錢銀。這就像現在的有限責任公司，公司是董事長的，但是董事長也隻能領工資、拿分紅，絕不能隨便到公司取錢用。如果公私不分，財務就亂了套，公司很快會關門大吉。
秦漢兩世，一直是農田租賦收歸大司農，用於開支更大的政府行政費用。而山川湖海所得則收歸少府，專門用作皇帝及其家眷私用。
我國是從農耕文明發展起來的國家，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農田賦稅一向是體量最大的國家財政收入。這也是我國封建社會長期重農輕商的原因。
但麻煩的是，戰國以後，所謂的山川湖海所得，已經不僅僅隻是釣魚、砍柴、打獵所得，還包括了食鹽和鐵。食鹽從湖海中來，金屬從礦山中來，無法歸入農田所得。
隨著鹽鐵的生產和貿易一天天增加，相應的商稅很快超過了全國的農稅田租。尤其漢初實施無為而治，對鹽鐵貿易開放民營，於是那些經營鹽鐵的商人一個個富得流油。
漢武帝東征西討，軍費支出龐大，大司農存於國庫中的錢很快就花光了，而由少府負責的皇室私庫裏的錢卻越來越多。
這往哪裏說理去？
漢武帝還算明事理，把皇室私庫多出來的錢撥付使用，同時還命令有錢人尤其是鹽鐵商人們積極捐款。結果沒有人聽他的。
漢武帝於是怒了：這天下都是朕的，山川湖海也都是朕的，朕不讓，你們不能搶，朕要拿迴來，你們不能不給。
既然你們舍不得兜裏的這些銀子，我就把它們收迴來交給國家經營，於是就有了所謂的鹽鐵官營。
鹽鐵官營動了很多大商人、大地主的奶酪，自然也就引起了民怨之聲。
由漢昭帝授意，霍光主持的鹽鐵會議曆時近半年之久，直到同年七月才結束。會議采取了折中的措施，僅僅取消了酒類專賣和關內地區的鐵器專賣，其他仍維持不變。
西漢著名文學家桓寬根據會議紀要，整理出了共計十卷六十篇的《鹽鐵論》。其中，前四十一篇是寫鹽鐵會議上的正式辯論，後十八篇寫會後餘談，最後一篇雜論是作者寫的後序，是研究西漢政治經濟史的重要史料。
經過這次會議，霍光進一步穩固了自己的地位。
賢良、文學們則因提出以德治國的意見，崛起成為一支新生的政治勢力，自漢武帝之後真正確立了漢朝儒術獨尊的地位。
漢昭帝則很快扭轉了經濟頹勢，社會趨於穩定，流民陸續迴鄉，很多荒棄的田地重新得到耕種。舉國上下商貿往來繁榮，形勢一片大好。
舉國上下皆得利，除了桑弘羊。他後來參與燕王劉旦的謀反，與這次會議失利不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