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為何如此看重禮樂呢？
中國的禮樂文化起源於遠古的原始崇拜。
“國之大事，在祀在戎。”那時候的國家大事，最重要的是祭祀和軍事。祭祀是上古時代極其重要的政治文化行為，禮最初是用於祭祀天地神靈的儀式。祭祀時，必須有舞樂頌天娛神，以表達對天地神靈的虔誠和敬畏。
因為祭祀是極其嚴肅莊重的活動，所以舉行祭祀儀式時要講禮製、遵秩序、分位次，漸漸的禮便有了別尊卑、定貴賤、禦民心的作用，而祭祀用的音樂則被認為可以和民聲、怡心性、養情操。
據說，主持祭祀儀式的人被稱作儒。
早在上古時代，中國禮樂文化便已經萌芽並初具規模。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堯命舜攝政，修五禮；舜命伯夷為秩宗，典三禮。據《史記·樂記》記載：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作樂，以賞諸侯。堯舜時期便已有了比較成熟的禮樂製度，經過夏、商、周三代的傳承與發展，最終以周禮為標誌形成了中華民族獨有的禮樂文化。
古人對音樂有多麽重視呢？禮樂製度下，音樂不僅是一種娛樂方式，更是社會等級和文化的象征。《禮記·曲禮》雲：士無故不撤琴瑟。士大夫如果沒有特殊原因，不能隨意停止演奏琴瑟。孔子非常喜愛音樂，有“子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的說法。他曾向蜀人萇弘請教韶樂和武樂的異同之處。
士，原指執幹戈配弓矢衝鋒陷陣的戰士，意即武士，後來卻演變成了持書卷坐朝堂縱論天下的讀書人，也就是文人士大夫。同一個士字，為何表達的意思卻能兼容文武呢？
這大概因為所謂士，主要是指接受過係統教育的人。而在文字出現之前的上古時代，所謂的教育主要是對戰士的教育和訓練。
儒家有六藝，分別是禮、樂、射、禦、書、數。禮是道德禮儀，樂是音樂素養，射是射箭技術，禦是駕駛技術，書是書寫藝術，數是理數運用。在文字出現並普及之前，戰士要練習的隻有四藝：禮樂射禦。
先秦時期，戰士屬於最低等貴族，身份要高於平民和奴隸。因此他們在苦練射、禦、幹戈的同時，還要學習禮儀和舞樂。戰士們哼唱的樂曲，包括曲律和歌詞，合起來就是詩歌。詩歌中的歌詞經口耳流傳下來，最後成為《詩經》的主要內容。待文字出現並普及之後，教育的內容變成以讀書識字為主，於是士的內涵便漸漸由武變成了文。
周公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法律等製度，甚至將日常飲食起居、婚喪嫁娶等都納入禮的範疇，創建了係統化的禮樂製度，並將其作為周朝的政治典章和社會規範，在全天下推行禮樂之治，形成孔子所推崇的“鬱鬱乎文哉”的禮樂文化。
周禮上承前代禮法，下啟皇權時代，為我國秦漢以來的國家機構建製提供了參照體係。經秦漢魏晉南北朝後，隋朝開始實行三省六部製，其“六部”就是參考《周禮·六官》而設置的。唐朝將六部作為中央官製的主體機構，定名為吏、戶、禮、兵、刑、工。這種製度一直沿用到了清代。
周公因此被認為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第一位奠基人和集大成者。漢代文學家賈誼對他的評價甚至要高於周文王和周武王，他說：“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於一身。孔子之前，黃帝之後，於中國有大關係者，周公一人而已。”周公是孔子最崇敬的古聖賢之一。孟子稱周公為古聖人，將周公與孔子相提並論。荀子也以周公為大儒，在《荀子·儒效》中稱頌他的德才。
後世儒家將周公尊為儒學的奠基人之一，多少有些碰瓷的嫌疑。
周公一生立德、立功、立言，完美符合了儒家所描述的聖人形象。他大力推行的周禮，亦是孔子編纂《禮經》的現實基礎。但周公不能簡單地被認為是儒家。
實際上，儒家頗擅拿來主義。
就好像掉落在地上的明珠寶玉，隻要找不到原主人，那麽被誰撿到了就算是誰的。儒家五經大多經孔子述而不作之後，被硬生生戴上了儒家的帽子。周公被孔子、孟子和荀子請過來尊為儒家聖人，這種情況類似於現在成立的一些協會，總要請幾位德高望重的前輩來擔任顧問。其主要目的倒不是為前輩增光添彩，更多的還是想著借助前輩的影響來提升協會地位。
春秋時期鄭國名相子產的作風也很符合儒家的道德標準。子產，姬姓，公孫氏，名僑，字子產，是鄭穆公的親孫子。公元前543年，孔子大約隻有十歲時，子產已在鄭國執政為相，先後輔佐鄭簡公和鄭定公治理國事。他厲行改革，鑄刑書，增賦稅，因為治政措施比較嚴厲，社會輿論一度對他極為不利。但是子產說：“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隻要對國家有利的，生死不改。他沒有幹涉輿論，反而給予鄭國百姓充分的言論自由。隻用了僅僅一年時間，鄭國社會麵貌煥然一新，民間風向則為之一變，對子產讚譽有加。史傳子產品性堅毅果敢，政令言出必行，為人仁厚寬和。有一次，鄭國大夫豐卷不顧子產反對強行征兵田獵，子產見勸阻無果，立刻辭職離開鄭國。鄭國權臣子皮於是將豐卷趕出鄭國，擁護子產迴國複職。子產複職後，不僅沒有追責豐卷，反而還保全了他的家產，並在三年後召其迴國，歸還所有財產，堪稱春秋版的伊尹放太甲。
子產不信鬼神之說。他提出“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的觀點，認為天道規律距人甚遠，與人事法度互不相幹。這種樸素的唯物史觀顯然對孔子產生了影響，故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子對子產的評價極高，他說：“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孔子認為子產具備君子的四種美德：行為莊重，事君恭敬，養護百姓有恩惠，役使百姓有法度。公元前522年，子產逝世，孔子聽到這個消息後流著眼淚說：“古之遺愛也。”
子產與孔子幾乎同時代，他德才兼備，文質彬彬，但一直被視為法家先驅，而非儒家聖賢。另一方麵，孔子出生時周公已經死去了幾百年，儒家請他來擔任儒聖，大可不必擔心肖像權和名譽權問題。
中國的禮樂文化起源於遠古的原始崇拜。
“國之大事，在祀在戎。”那時候的國家大事，最重要的是祭祀和軍事。祭祀是上古時代極其重要的政治文化行為，禮最初是用於祭祀天地神靈的儀式。祭祀時，必須有舞樂頌天娛神，以表達對天地神靈的虔誠和敬畏。
因為祭祀是極其嚴肅莊重的活動，所以舉行祭祀儀式時要講禮製、遵秩序、分位次，漸漸的禮便有了別尊卑、定貴賤、禦民心的作用，而祭祀用的音樂則被認為可以和民聲、怡心性、養情操。
據說，主持祭祀儀式的人被稱作儒。
早在上古時代，中國禮樂文化便已經萌芽並初具規模。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堯命舜攝政，修五禮；舜命伯夷為秩宗，典三禮。據《史記·樂記》記載：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作樂，以賞諸侯。堯舜時期便已有了比較成熟的禮樂製度，經過夏、商、周三代的傳承與發展，最終以周禮為標誌形成了中華民族獨有的禮樂文化。
古人對音樂有多麽重視呢？禮樂製度下，音樂不僅是一種娛樂方式，更是社會等級和文化的象征。《禮記·曲禮》雲：士無故不撤琴瑟。士大夫如果沒有特殊原因，不能隨意停止演奏琴瑟。孔子非常喜愛音樂，有“子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的說法。他曾向蜀人萇弘請教韶樂和武樂的異同之處。
士，原指執幹戈配弓矢衝鋒陷陣的戰士，意即武士，後來卻演變成了持書卷坐朝堂縱論天下的讀書人，也就是文人士大夫。同一個士字，為何表達的意思卻能兼容文武呢？
這大概因為所謂士，主要是指接受過係統教育的人。而在文字出現之前的上古時代，所謂的教育主要是對戰士的教育和訓練。
儒家有六藝，分別是禮、樂、射、禦、書、數。禮是道德禮儀，樂是音樂素養，射是射箭技術，禦是駕駛技術，書是書寫藝術，數是理數運用。在文字出現並普及之前，戰士要練習的隻有四藝：禮樂射禦。
先秦時期，戰士屬於最低等貴族，身份要高於平民和奴隸。因此他們在苦練射、禦、幹戈的同時，還要學習禮儀和舞樂。戰士們哼唱的樂曲，包括曲律和歌詞，合起來就是詩歌。詩歌中的歌詞經口耳流傳下來，最後成為《詩經》的主要內容。待文字出現並普及之後，教育的內容變成以讀書識字為主，於是士的內涵便漸漸由武變成了文。
周公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法律等製度，甚至將日常飲食起居、婚喪嫁娶等都納入禮的範疇，創建了係統化的禮樂製度，並將其作為周朝的政治典章和社會規範，在全天下推行禮樂之治，形成孔子所推崇的“鬱鬱乎文哉”的禮樂文化。
周禮上承前代禮法，下啟皇權時代，為我國秦漢以來的國家機構建製提供了參照體係。經秦漢魏晉南北朝後，隋朝開始實行三省六部製，其“六部”就是參考《周禮·六官》而設置的。唐朝將六部作為中央官製的主體機構，定名為吏、戶、禮、兵、刑、工。這種製度一直沿用到了清代。
周公因此被認為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第一位奠基人和集大成者。漢代文學家賈誼對他的評價甚至要高於周文王和周武王，他說：“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於一身。孔子之前，黃帝之後，於中國有大關係者，周公一人而已。”周公是孔子最崇敬的古聖賢之一。孟子稱周公為古聖人，將周公與孔子相提並論。荀子也以周公為大儒，在《荀子·儒效》中稱頌他的德才。
後世儒家將周公尊為儒學的奠基人之一，多少有些碰瓷的嫌疑。
周公一生立德、立功、立言，完美符合了儒家所描述的聖人形象。他大力推行的周禮，亦是孔子編纂《禮經》的現實基礎。但周公不能簡單地被認為是儒家。
實際上，儒家頗擅拿來主義。
就好像掉落在地上的明珠寶玉，隻要找不到原主人，那麽被誰撿到了就算是誰的。儒家五經大多經孔子述而不作之後，被硬生生戴上了儒家的帽子。周公被孔子、孟子和荀子請過來尊為儒家聖人，這種情況類似於現在成立的一些協會，總要請幾位德高望重的前輩來擔任顧問。其主要目的倒不是為前輩增光添彩，更多的還是想著借助前輩的影響來提升協會地位。
春秋時期鄭國名相子產的作風也很符合儒家的道德標準。子產，姬姓，公孫氏，名僑，字子產，是鄭穆公的親孫子。公元前543年，孔子大約隻有十歲時，子產已在鄭國執政為相，先後輔佐鄭簡公和鄭定公治理國事。他厲行改革，鑄刑書，增賦稅，因為治政措施比較嚴厲，社會輿論一度對他極為不利。但是子產說：“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隻要對國家有利的，生死不改。他沒有幹涉輿論，反而給予鄭國百姓充分的言論自由。隻用了僅僅一年時間，鄭國社會麵貌煥然一新，民間風向則為之一變，對子產讚譽有加。史傳子產品性堅毅果敢，政令言出必行，為人仁厚寬和。有一次，鄭國大夫豐卷不顧子產反對強行征兵田獵，子產見勸阻無果，立刻辭職離開鄭國。鄭國權臣子皮於是將豐卷趕出鄭國，擁護子產迴國複職。子產複職後，不僅沒有追責豐卷，反而還保全了他的家產，並在三年後召其迴國，歸還所有財產，堪稱春秋版的伊尹放太甲。
子產不信鬼神之說。他提出“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的觀點，認為天道規律距人甚遠，與人事法度互不相幹。這種樸素的唯物史觀顯然對孔子產生了影響，故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子對子產的評價極高，他說：“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孔子認為子產具備君子的四種美德：行為莊重，事君恭敬，養護百姓有恩惠，役使百姓有法度。公元前522年，子產逝世，孔子聽到這個消息後流著眼淚說：“古之遺愛也。”
子產與孔子幾乎同時代，他德才兼備，文質彬彬，但一直被視為法家先驅，而非儒家聖賢。另一方麵，孔子出生時周公已經死去了幾百年，儒家請他來擔任儒聖，大可不必擔心肖像權和名譽權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