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講到魏國和西河學派，我們不妨停下來，看一看《竹書紀年》這本書。
公元280年前後，西晉武帝司馬炎在位期間，汲郡（今河南新鄉衛輝市）的一個盜墓者挖開了戰國時期魏襄王（有說魏安厘王）墓，得竹書數十車，經西晉學者整理而成書。因該書原本寫在竹簡上，且是一本編年體史書，故稱《竹書紀年》。由於該書從汲郡墓塚中出土，故又被稱為《汲塚紀年》。該書已被確證為戰國時期晉、魏史官編著，記載了夏、商、西周、春秋晉國以及戰國魏國的曆史，凡13篇，以君主紀年為綱目編次，曆89位帝王共1847年。書中自平王東遷後改以晉國國君紀年，三家分晉後則以魏國國君紀年，止於魏襄王二十年。該書的起始時間存在不同說法，有說始於黃帝者。然其中涉及五帝記事的內容，疑為後人續編。
《竹書紀年》經晉人重新編纂，在宋朝又曾亡佚，後來雖被重新搜集整理成冊，其可信度已被質疑。且這是一本記載曆代帝王爭權奪利的鬥爭史，其中錄有不少古代聖賢放殺奪權的曆史，其寫作思想與儒家孔孟思想迥然有異，故被後世儒家斥為荒誕之書。
不過我們也應注意到，該書因深埋古墓，未經秦朝焚書坑儒之禍，且其成書時間比《史記》還要早200多年，對於先秦曆史尤其是晉魏曆史仍是相當可靠的參考文獻，所以我國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便將它作為重要輔證。比如經甲骨文研究考證，我們現在普遍采信古本《竹書紀年》的說法，認為商王盤庚殷後273年，殷商為周朝所滅，而非《史記》記載的700多年。
《竹書紀年》所記載的曆史與《史記》多有不同。《史記》有關堯舜禪讓和伊尹放太甲的故事，在《竹書紀年》中是另外一副麵貌。
關於堯舜禪讓，《竹書紀年》記載：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囚堯，複堰塞丹朱，使不與父想見也。堯帝老去，舜於是發動政變，囚禁堯於平陽，奪取了他的帝位，舜還囚禁了堯的兒子丹朱，使其父子不相見。《韓非子·說疑》采信了這種說法：“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關於伊尹放太甲，《竹書紀年》如此記載：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伊尹發動政變，把商王太甲流放到桐，自立為王。7年後，太甲從桐城逃出來，殺掉伊尹，重奪王位。
這顛覆了我們對上古曆史的認知，卻又符合我們對曆朝曆代朝堂之間皇權鬥爭的認知。自古以來，皇權之爭陰暗、血腥、殘酷到極致。翻開一本古代史，父子反目、兄弟相殺者比比皆是。從這個角度來看，《竹書紀年》關於暴力奪權的曆史記載有可信之處，但是也有可疑之處。
魏國可以說是法家學派的發源地。法家的源頭可以上溯至夏商時期的理官，春秋早期齊國的管仲和鄭國的子產則被視為法家先驅。但是魏國西河學派的李悝、吳起、商鞅才是大力發展法家思想並將其付諸實踐的關鍵人物。一代大儒荀子也被認為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較早質疑禪讓製為虛：“夫曰堯舜禪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
在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子看來，儒家的禮樂詩書和仁義孝悌都是愚誣之學，應該全部被廢除。他認為曆史在不斷發展進步，如果還在讚美堯、舜、湯、武之道，則“必為新聖笑矣。”
法家思想不法古不循今，反對德治，提倡法治。他們既然認為禪讓製是儒家粉飾之辭，是為了宣傳儒家思想而精心構建的謊言，那麽為了闡述法家思想，他們是不是同樣可以虛構放殺奪權的謊言呢？
魏國確實有虛構放殺奪權的現實需要。
韓、趙、魏三國乃是篡權得位，其名不正，需要給天下一個說法。耐人尋味的是，田氏代齊之後第一個會盟的國家就是魏國。兩者英雄相惜，心有戚戚，魏文侯更是應齊王之請，向周天子進書，成全了田齊的合法地位。此後，齊威王學習魏文侯的做法建設了稷下學宮，學風蔚然，盛況空前。
還有更耐人尋味的。韓趙魏三家分晉之後，魏國史官編寫了《竹書紀年》；司馬氏篡位建立西晉之後，失傳多年的《竹書紀年》適時從古墓中出土；明成祖造反奪位後，宋時便已亡佚的《竹書紀年》恰好又再次現世。
曆史哪有那麽多巧合？
我們對自身經曆尚且不能記憶無誤，對當下局勢也不能做到明辨真偽，更何況那些遠隔幾千年的古人呢？有關堯舜禹的曆史，就是一位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時至今日，究竟是禪讓還是放殺早已成了一筆糊塗賬。對於不同觀點，我們不妨存論並擇其一而用之。
公元280年前後，西晉武帝司馬炎在位期間，汲郡（今河南新鄉衛輝市）的一個盜墓者挖開了戰國時期魏襄王（有說魏安厘王）墓，得竹書數十車，經西晉學者整理而成書。因該書原本寫在竹簡上，且是一本編年體史書，故稱《竹書紀年》。由於該書從汲郡墓塚中出土，故又被稱為《汲塚紀年》。該書已被確證為戰國時期晉、魏史官編著，記載了夏、商、西周、春秋晉國以及戰國魏國的曆史，凡13篇，以君主紀年為綱目編次，曆89位帝王共1847年。書中自平王東遷後改以晉國國君紀年，三家分晉後則以魏國國君紀年，止於魏襄王二十年。該書的起始時間存在不同說法，有說始於黃帝者。然其中涉及五帝記事的內容，疑為後人續編。
《竹書紀年》經晉人重新編纂，在宋朝又曾亡佚，後來雖被重新搜集整理成冊，其可信度已被質疑。且這是一本記載曆代帝王爭權奪利的鬥爭史，其中錄有不少古代聖賢放殺奪權的曆史，其寫作思想與儒家孔孟思想迥然有異，故被後世儒家斥為荒誕之書。
不過我們也應注意到，該書因深埋古墓，未經秦朝焚書坑儒之禍，且其成書時間比《史記》還要早200多年，對於先秦曆史尤其是晉魏曆史仍是相當可靠的參考文獻，所以我國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便將它作為重要輔證。比如經甲骨文研究考證，我們現在普遍采信古本《竹書紀年》的說法，認為商王盤庚殷後273年，殷商為周朝所滅，而非《史記》記載的700多年。
《竹書紀年》所記載的曆史與《史記》多有不同。《史記》有關堯舜禪讓和伊尹放太甲的故事，在《竹書紀年》中是另外一副麵貌。
關於堯舜禪讓，《竹書紀年》記載：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囚堯，複堰塞丹朱，使不與父想見也。堯帝老去，舜於是發動政變，囚禁堯於平陽，奪取了他的帝位，舜還囚禁了堯的兒子丹朱，使其父子不相見。《韓非子·說疑》采信了這種說法：“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關於伊尹放太甲，《竹書紀年》如此記載：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伊尹發動政變，把商王太甲流放到桐，自立為王。7年後，太甲從桐城逃出來，殺掉伊尹，重奪王位。
這顛覆了我們對上古曆史的認知，卻又符合我們對曆朝曆代朝堂之間皇權鬥爭的認知。自古以來，皇權之爭陰暗、血腥、殘酷到極致。翻開一本古代史，父子反目、兄弟相殺者比比皆是。從這個角度來看，《竹書紀年》關於暴力奪權的曆史記載有可信之處，但是也有可疑之處。
魏國可以說是法家學派的發源地。法家的源頭可以上溯至夏商時期的理官，春秋早期齊國的管仲和鄭國的子產則被視為法家先驅。但是魏國西河學派的李悝、吳起、商鞅才是大力發展法家思想並將其付諸實踐的關鍵人物。一代大儒荀子也被認為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較早質疑禪讓製為虛：“夫曰堯舜禪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
在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子看來，儒家的禮樂詩書和仁義孝悌都是愚誣之學，應該全部被廢除。他認為曆史在不斷發展進步，如果還在讚美堯、舜、湯、武之道，則“必為新聖笑矣。”
法家思想不法古不循今，反對德治，提倡法治。他們既然認為禪讓製是儒家粉飾之辭，是為了宣傳儒家思想而精心構建的謊言，那麽為了闡述法家思想，他們是不是同樣可以虛構放殺奪權的謊言呢？
魏國確實有虛構放殺奪權的現實需要。
韓、趙、魏三國乃是篡權得位，其名不正，需要給天下一個說法。耐人尋味的是，田氏代齊之後第一個會盟的國家就是魏國。兩者英雄相惜，心有戚戚，魏文侯更是應齊王之請，向周天子進書，成全了田齊的合法地位。此後，齊威王學習魏文侯的做法建設了稷下學宮，學風蔚然，盛況空前。
還有更耐人尋味的。韓趙魏三家分晉之後，魏國史官編寫了《竹書紀年》；司馬氏篡位建立西晉之後，失傳多年的《竹書紀年》適時從古墓中出土；明成祖造反奪位後，宋時便已亡佚的《竹書紀年》恰好又再次現世。
曆史哪有那麽多巧合？
我們對自身經曆尚且不能記憶無誤，對當下局勢也不能做到明辨真偽，更何況那些遠隔幾千年的古人呢？有關堯舜禹的曆史，就是一位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時至今日，究竟是禪讓還是放殺早已成了一筆糊塗賬。對於不同觀點，我們不妨存論並擇其一而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