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吃飯，一邊欣賞這群金主們的肉痛表情，不失為人間的一件極樂之事，所以崇禎也打算效仿一下。誰讓你們的錢都是靠著朕賺的呢？
王承恩何等聰明，一聽就知道這位皇爺要蹭飯了，不應該啊，這位皇爺可是將聲譽麵子看得極為重要的，怎麽能做出去太監家裏蹭飯吃這種不要臉的舉動呢？
中邪了？
不管怎麽樣，他是絕對不敢拒絕皇帝的意願的，畢竟他的一切都是皇帝給的，而且王承恩這個人比較忠心，命都可以搭進去，更何況是飯錢，當即叩頭道：“世宗皇帝的事情，奴婢也有耳聞。若是皇爺能賞臉去奴婢那裏吃飯，那是奴婢莫大的榮幸和恩寵。奴婢請求皇爺效仿世宗皇帝，讓奴婢來親自照顧皇爺的飲食起居，保證讓皇爺吃好喝好。”
崇禎皇帝哈哈一笑，內心不由地暗爽了一下，道：“放心，朕是不會讓你一個人出錢的。你跟高起潛、曹化淳、王德化、王之心、杜勳等幾個人輪流做東，一年也花不了幾個錢。”
聽到這句話，王承恩心裏懸著的石頭才落到地上，請皇帝吃飯一頓至少要幾十上百兩銀子，一天就是數百兩銀子，一年就是數萬兩甚至是十萬兩銀子，這麽多錢他一個人可承擔不起，見有人替他抗血，心裏自然樂意，於是忙叩頭謝恩道：“多謝皇爺體恤。皇爺，夜深了，您早點歇著吧。皇爺這幾天都住在乾清宮，未曾去過後宮，娘娘們都很擔心皇爺的身子骨，今天給奴婢下了死命令，無論如何也要把皇爺請去，皇爺您看您是去哪位娘娘那裏？”
這就是傳說中的翻牌子？崇禎皇帝心頭暗爽不已，雖然嚴格來說這幾個娘娘都不算是他的，但是既然占據了原主的身體，就應該承擔原主應該承擔的責任。
崇禎陛下，你放心去吧。汝妻子吾自養之。
不過，崇禎皇帝並不急於去後宮享受，如今皇太極已經吞並了蒙古部落，從此不再受關寧防線的限製，隨時都有可能從蒙古高原南下入侵大明，宣大薊鎮的防線壓力變得越來越大。
中原流寇愈演愈烈，本來在今年的時候，原主任命的五省總督陳奇瑜已經將流寇的主力圍困在了漢中。
但是，由於皇太極對蒙古的入侵引起了明朝的警覺，明朝不得不派精兵猛將去固守宣府大同一線，猛將曹文詔也被調走了，任大同總兵。
這就使得陳奇瑜手裏的兵力變的很單薄，因此，他雖然圍困住了流寇，但是一直猶猶豫豫，不敢進兵。
恰好，此時流寇使出了他們最為拿手的詐降計策，陳奇瑜跟這些人打了很長時間的交道，自然是不信的。
不過，流寇裏麵應該有高人，見賄賂陳奇瑜不行，便轉而賄賂他身邊的將領，並且許諾陳總督每招撫一人，他們就納銀五十兩。要知道，此時明軍內部的欠餉是普遍問題，就連一線部隊遼東軍都經常拖欠，更不用說這些二線部隊，見有錢可賺，這些部下就開始猛勸陳奇瑜。
有道是人生兩大恨：殺人父母，斷人財路，陳奇瑜發不了餉銀，如果再斷了這些官兵們撈外快的機會，那他就犯了眾怒，這個總督也就別想好好幹下去了。
無奈之下，陳奇瑜便抱了一絲僥幸心理接受招撫，結果大家都知道了，流寇剛出來就反了，而且為禍愈演愈烈，以前隻是被官軍追著跑，現在都敢追官軍了。
猛將賀人龍都被流寇圍困了起來，差點沒有挺過來。
明代的遺民對明朝喪失這次重創流寇的機會非常惋惜，大才子吳偉業甚至寫了一篇車廂峽，其中處處可見其扼腕歎息之意。
不過，根據顧誠先生和很多曆史學家的考證，車廂峽之戰應該是有藝術成分的，但是，不管怎麽說，陳奇瑜先是將流寇圍困在漢中一帶，隨後又因招撫導致他們突圍是事實。
這次突圍導致了十分嚴重的形勢，流寇鑒於之前的教訓，突圍之後便不在一起行動，以免再被官軍包了餃子，高迎祥、李自成入西北，進入甘肅一帶，張獻忠入四川，劉國能入河南，羅汝才入湖廣，其餘大大小小的頭目猶如過天星、蠍子塊等等也是分頭跑路，讓明軍顧此失彼。
中原西北之地，已經可以說是糜爛不可收拾了。
重生到了這個緊要關頭，崇禎皇帝不可能不做些什麽，經過這十幾天的思考，他已經有了一套成熟的對策。
根據網上大神們的建議，此時除了建立廠衛大規模抄家搶銀子外，還應該重新開征商業稅，以減少農民的負擔。
前一條已經行不通了，畢竟崇禎還不想意外落水唱涼涼，然而，令他蛋疼的是，經過這十幾天的調研，他發現後麵一條作用也不是太大。
通過翻閱之前的奏折，崇禎皇帝發現，原來大明的商業稅從天啟元年就開始征收了，主持的人是當時的戶部尚書汪應蛟，天啟元年的戶部尚書，是東林黨。
看來東林黨裏麵也是有一些好人的，不說別的，王夫之、顧炎武都曾經入過複社，對於他們這些人，還是不能一杆子打翻的。
當時汪應蛟定的數額是一年二百九十六萬兩，可以頂半個遼餉，不過由於執行力問題，最後隻收上來一百八十一萬兩。這些稅當時被稱為雜項，包括房產稅、當鋪稅等暴利行業的稅，還有“優免丁糧”——也就是向除了秀才之外的有功名的人征收的稅收，可以說是向自己人開刀了。
再加上當時任戶部主管遼餉的官員——戶部新餉司郎中的楊嗣昌大人主持的增加的鹽課，又可以為朝廷增加三十二萬兩的收入，這筆錢到崇禎三年被增加到九十四萬兩，而且都歸入了遼餉。
楊嗣昌和楊鶴一直跟魏公公不太對付，為此還辭了官。
此外，明朝一直都有鈔關，是針對過往商人們的征稅，之前每年征收三十四萬五千兩，天啟元年增加了六萬五千兩，征到了四十一萬兩，天啟五年，又增加了十三萬五千兩，總共才五十多萬兩，相對於國每年繳納的一千多萬兩的農業稅來說，可以說是杯水車薪。
王承恩何等聰明，一聽就知道這位皇爺要蹭飯了，不應該啊，這位皇爺可是將聲譽麵子看得極為重要的，怎麽能做出去太監家裏蹭飯吃這種不要臉的舉動呢？
中邪了？
不管怎麽樣，他是絕對不敢拒絕皇帝的意願的，畢竟他的一切都是皇帝給的，而且王承恩這個人比較忠心，命都可以搭進去，更何況是飯錢，當即叩頭道：“世宗皇帝的事情，奴婢也有耳聞。若是皇爺能賞臉去奴婢那裏吃飯，那是奴婢莫大的榮幸和恩寵。奴婢請求皇爺效仿世宗皇帝，讓奴婢來親自照顧皇爺的飲食起居，保證讓皇爺吃好喝好。”
崇禎皇帝哈哈一笑，內心不由地暗爽了一下，道：“放心，朕是不會讓你一個人出錢的。你跟高起潛、曹化淳、王德化、王之心、杜勳等幾個人輪流做東，一年也花不了幾個錢。”
聽到這句話，王承恩心裏懸著的石頭才落到地上，請皇帝吃飯一頓至少要幾十上百兩銀子，一天就是數百兩銀子，一年就是數萬兩甚至是十萬兩銀子，這麽多錢他一個人可承擔不起，見有人替他抗血，心裏自然樂意，於是忙叩頭謝恩道：“多謝皇爺體恤。皇爺，夜深了，您早點歇著吧。皇爺這幾天都住在乾清宮，未曾去過後宮，娘娘們都很擔心皇爺的身子骨，今天給奴婢下了死命令，無論如何也要把皇爺請去，皇爺您看您是去哪位娘娘那裏？”
這就是傳說中的翻牌子？崇禎皇帝心頭暗爽不已，雖然嚴格來說這幾個娘娘都不算是他的，但是既然占據了原主的身體，就應該承擔原主應該承擔的責任。
崇禎陛下，你放心去吧。汝妻子吾自養之。
不過，崇禎皇帝並不急於去後宮享受，如今皇太極已經吞並了蒙古部落，從此不再受關寧防線的限製，隨時都有可能從蒙古高原南下入侵大明，宣大薊鎮的防線壓力變得越來越大。
中原流寇愈演愈烈，本來在今年的時候，原主任命的五省總督陳奇瑜已經將流寇的主力圍困在了漢中。
但是，由於皇太極對蒙古的入侵引起了明朝的警覺，明朝不得不派精兵猛將去固守宣府大同一線，猛將曹文詔也被調走了，任大同總兵。
這就使得陳奇瑜手裏的兵力變的很單薄，因此，他雖然圍困住了流寇，但是一直猶猶豫豫，不敢進兵。
恰好，此時流寇使出了他們最為拿手的詐降計策，陳奇瑜跟這些人打了很長時間的交道，自然是不信的。
不過，流寇裏麵應該有高人，見賄賂陳奇瑜不行，便轉而賄賂他身邊的將領，並且許諾陳總督每招撫一人，他們就納銀五十兩。要知道，此時明軍內部的欠餉是普遍問題，就連一線部隊遼東軍都經常拖欠，更不用說這些二線部隊，見有錢可賺，這些部下就開始猛勸陳奇瑜。
有道是人生兩大恨：殺人父母，斷人財路，陳奇瑜發不了餉銀，如果再斷了這些官兵們撈外快的機會，那他就犯了眾怒，這個總督也就別想好好幹下去了。
無奈之下，陳奇瑜便抱了一絲僥幸心理接受招撫，結果大家都知道了，流寇剛出來就反了，而且為禍愈演愈烈，以前隻是被官軍追著跑，現在都敢追官軍了。
猛將賀人龍都被流寇圍困了起來，差點沒有挺過來。
明代的遺民對明朝喪失這次重創流寇的機會非常惋惜，大才子吳偉業甚至寫了一篇車廂峽，其中處處可見其扼腕歎息之意。
不過，根據顧誠先生和很多曆史學家的考證，車廂峽之戰應該是有藝術成分的，但是，不管怎麽說，陳奇瑜先是將流寇圍困在漢中一帶，隨後又因招撫導致他們突圍是事實。
這次突圍導致了十分嚴重的形勢，流寇鑒於之前的教訓，突圍之後便不在一起行動，以免再被官軍包了餃子，高迎祥、李自成入西北，進入甘肅一帶，張獻忠入四川，劉國能入河南，羅汝才入湖廣，其餘大大小小的頭目猶如過天星、蠍子塊等等也是分頭跑路，讓明軍顧此失彼。
中原西北之地，已經可以說是糜爛不可收拾了。
重生到了這個緊要關頭，崇禎皇帝不可能不做些什麽，經過這十幾天的思考，他已經有了一套成熟的對策。
根據網上大神們的建議，此時除了建立廠衛大規模抄家搶銀子外，還應該重新開征商業稅，以減少農民的負擔。
前一條已經行不通了，畢竟崇禎還不想意外落水唱涼涼，然而，令他蛋疼的是，經過這十幾天的調研，他發現後麵一條作用也不是太大。
通過翻閱之前的奏折，崇禎皇帝發現，原來大明的商業稅從天啟元年就開始征收了，主持的人是當時的戶部尚書汪應蛟，天啟元年的戶部尚書，是東林黨。
看來東林黨裏麵也是有一些好人的，不說別的，王夫之、顧炎武都曾經入過複社，對於他們這些人，還是不能一杆子打翻的。
當時汪應蛟定的數額是一年二百九十六萬兩，可以頂半個遼餉，不過由於執行力問題，最後隻收上來一百八十一萬兩。這些稅當時被稱為雜項，包括房產稅、當鋪稅等暴利行業的稅，還有“優免丁糧”——也就是向除了秀才之外的有功名的人征收的稅收，可以說是向自己人開刀了。
再加上當時任戶部主管遼餉的官員——戶部新餉司郎中的楊嗣昌大人主持的增加的鹽課，又可以為朝廷增加三十二萬兩的收入，這筆錢到崇禎三年被增加到九十四萬兩，而且都歸入了遼餉。
楊嗣昌和楊鶴一直跟魏公公不太對付，為此還辭了官。
此外，明朝一直都有鈔關，是針對過往商人們的征稅，之前每年征收三十四萬五千兩，天啟元年增加了六萬五千兩，征到了四十一萬兩，天啟五年，又增加了十三萬五千兩，總共才五十多萬兩，相對於國每年繳納的一千多萬兩的農業稅來說，可以說是杯水車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