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蒜子第二次執掌朝政與第一次不同，如果說第一次執掌朝政是為了兒子司馬聃的話，那麽第二次就純粹是為了國泰民安，畢竟一個動亂的國家對任何都沒有好處，所以第二次執政的褚蒜子就不再糾結於是否需要維護司馬氏的統治地位，而更多的是從國家的角度開始考慮問題了。
所以，麵對紛繁複雜的政治局麵，以及對司馬氏的失望透頂，褚蒜子決定啟用自己的老情人桓溫，因為她堅信隻有桓溫才能富國強兵，才能讓國家擺脫動亂的局麵；也隻有桓溫能夠壓製這些阻礙社會發展的士族門閥們。
於是，褚蒜子派出了大長秋沈赤黔帶著懿旨前往赭圻城宣大司馬桓溫進京輔政，大長秋一職起源於漢代，因為皇後大多居住在長秋宮，所以皇後所屬官員的最高負責人便被稱之為大長秋。
大長秋在褚蒜子之前一般都是由宦官擔任，但是褚蒜子因為執政的需要，所以第一次任用非宦官擔任大長秋，來作為自己與朝廷之間的聯絡官。
而褚蒜子第二次執政之後，首先就提拔了寧新縣男沈赤黔任大長秋，而之所以選擇沈赤黔擔任大長秋，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推崇守洛陽而死的沈勁，沈勁是東晉建國以來少有的忠勇之士，選用侍奉沈勁香火的沈赤黔任大長秋就是為了表彰沈勁的忠勇，以作為天下人的表率。
而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沈赤黔出身寒族，與朝廷當中的頂級門閥士族們幾乎沒有任何來往，褚蒜子選擇重用沈赤黔，心思其實跟桓溫一個樣，就是重用培養寒族人士，逐步的擺脫對士族門閥的依賴。
桓溫在赭圻城見到前來宣旨的竟然是沈勁的侄子沈赤黔之後，一時之間竟然摸不著頭腦，在看到褚蒜子宣他入朝進京輔政之後，立即就明白了褚蒜子的用意，在沉思了片刻之後，出於對褚蒜子的信任和對她兒子之死的愧疚，桓溫決定聽從褚蒜子的宣召，進京輔政。
其實桓溫跟褚蒜子相識這麽多年，二人也一直都有著共同的理想和情懷，之前的褚蒜子因為兒子司馬聃的緣故所以才一直致力於維護司馬氏的統治，不斷的打擊和壓製桓溫勢力的崛起。
對於這一切，桓溫其實心裏是明白的，所以在對待朝廷的事情上，他也一直都在克製自己，盡管他通過手段奪取了天下州郡的控製權，但是對於中央朝政一直沒有動手，僅僅是安插了幾個人而已，為了就是怕跟朝廷徹底撕破臉而影響自己跟褚蒜子的感情。
而現在褚蒜子一改之前的打壓態勢，主動邀請自己進京輔政，其實就是向桓溫表示自己已經放下了以前的執念，現在就是單純的為了國家，而桓溫顯然也捕捉到了褚蒜子的想法的改變，所以才決定放下芥蒂進京輔政，幫助褚蒜子穩定局勢。
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以及對褚蒜子的信任，桓溫這次並沒有率領軍隊進京，而是隻帶了一些隨從進京，桓溫的低姿態進京也博得了京城官員們對他的信任，京城裏的頂級門閥和司馬昱等人也都認為桓溫此次進京不再是威脅，所以對於桓溫進京輔政之事也就沒有那麽激烈的反對了。
到了京城之後，桓溫才發現原來自己的《七項事宜疏》在朝堂之上引起了這麽大的爭議，更讓桓溫想不到的是，一向惟自己馬首是瞻的郗超與江彪二人居然也如此激烈的反對此奏疏，這也讓桓溫意識到士族門閥們對於家族的權益是多麽的看重，對他們來說所謂的國家與民族的利益都比不上他們的家族利益重要，可是正是這群以家族利益高於國家利益的統治階層的存在才阻礙了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也使東晉王朝始終積弱積貧，無法恢複故土、收複中原。
但是，士族門閥們的勢力又是如此的強大，若是強硬推行的話又勢必會逼反他們，造成社會的大動蕩，而東晉王朝再也經不起這樣的折騰了，因此褚蒜子建議，可以先從對士族們影響比較小的土斷開始，逐步的推進改革。
褚蒜子之所以建議土斷開始，雖然土斷政策也不可避免的會觸碰到士族們的利益，但是又不會動搖他們的根基，隻是讓他們損失一點利益而已，而這點損失又在他們的可承受範圍之內。
而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土斷政策已經推行了數輪，因為效果顯著，所以也得到了部分士族門閥當中開明人士的支持。
土斷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晉初年，早在晉武帝司馬炎當政時期，汝南王司馬亮、司空衛瓘就曾上書晉武帝，建立推行土斷，恢複漢代鄉舉裏選法，即戶籍都按住地編定，取消客籍戶，舉薦人才由鄉裏來評定。
當然，西晉年間的土斷主要是為了解決人才舉薦，為的是糾正九品中正製的弊端，而東晉推行土斷更多的是為了針對當時僑人和僑州郡而實行的政策。
在桓溫在荊州推行土斷之前，晉成帝司馬衍就曾推行過土斷，因為當時的年號是鹹康，所以也稱之為鹹康土斷。
鹹康土斷推行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江淮地區發生了流民叛亂，為了解決流民問題，晉成帝下令推行土斷政策，這也是東晉第一次推行土斷。
其實東晉建立之初，就麵臨著流民問題，當時因為永嘉之亂，五胡肆掠中原，北方大量流民湧向南方，東晉王朝為了安置這些流民，就設立了許多僑州、僑郡、僑縣來進行安置，流民隻在這種僑立的地方機構登記，所以也被稱為僑人，僑人的戶籍稱為白籍，不算正式戶籍，入白籍者不負擔國家調役。
僑人有的相對集中，有的居住分散，“十家五落，各自星處，一縣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東屆海隅”。他們雖在僑縣登記戶籍，卻不住在僑縣寄治的地方。僑州和它所屬的郡縣也不是都在一處，有的相距很遠，管理極為不便。
僑州、郡、縣開始也隻是辦事機構，並無實土，所以僅在晉陵一個郡當時就僑立了徐、兗、幽、冀、青、並等六州的十多個郡級和六十多個縣級機構。
各州僑人既和原來的江南土著百姓雜處，又彼此相互混居，卻分屬於不同的州、郡、縣管理。
流民南下之初，多數還想重返故裏，所以莫不各樹邦邑，思複舊井。而且流人初到，並無產業，為了安撫他們，憑借他們的武力為北伐資本，也不能不給以優撫特權。
但是因為東晉的統治階層不思進取，枕於享樂，所組織的幾次北伐接連失敗，流民重返絕望，居處的久了，人民就要安其業。
僑人中的上層已多占有田園別墅;下層的除了淪為部曲、佃客、奴婢者外，也通過開荒或其他手段取得少量土地，成為自耕農民。
他們與土著百姓生活無異而負擔不同，所以讓江南等地的土著居民很是不滿，再加上士族們又從中漁利，所以最終爆發了江淮流民大起義，東晉王朝費了好大勁才鎮壓下去，所以基於此，晉成帝決定推行土斷。
所以，麵對紛繁複雜的政治局麵，以及對司馬氏的失望透頂，褚蒜子決定啟用自己的老情人桓溫，因為她堅信隻有桓溫才能富國強兵，才能讓國家擺脫動亂的局麵；也隻有桓溫能夠壓製這些阻礙社會發展的士族門閥們。
於是，褚蒜子派出了大長秋沈赤黔帶著懿旨前往赭圻城宣大司馬桓溫進京輔政，大長秋一職起源於漢代，因為皇後大多居住在長秋宮，所以皇後所屬官員的最高負責人便被稱之為大長秋。
大長秋在褚蒜子之前一般都是由宦官擔任，但是褚蒜子因為執政的需要，所以第一次任用非宦官擔任大長秋，來作為自己與朝廷之間的聯絡官。
而褚蒜子第二次執政之後，首先就提拔了寧新縣男沈赤黔任大長秋，而之所以選擇沈赤黔擔任大長秋，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推崇守洛陽而死的沈勁，沈勁是東晉建國以來少有的忠勇之士，選用侍奉沈勁香火的沈赤黔任大長秋就是為了表彰沈勁的忠勇，以作為天下人的表率。
而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沈赤黔出身寒族，與朝廷當中的頂級門閥士族們幾乎沒有任何來往，褚蒜子選擇重用沈赤黔，心思其實跟桓溫一個樣，就是重用培養寒族人士，逐步的擺脫對士族門閥的依賴。
桓溫在赭圻城見到前來宣旨的竟然是沈勁的侄子沈赤黔之後，一時之間竟然摸不著頭腦，在看到褚蒜子宣他入朝進京輔政之後，立即就明白了褚蒜子的用意，在沉思了片刻之後，出於對褚蒜子的信任和對她兒子之死的愧疚，桓溫決定聽從褚蒜子的宣召，進京輔政。
其實桓溫跟褚蒜子相識這麽多年，二人也一直都有著共同的理想和情懷，之前的褚蒜子因為兒子司馬聃的緣故所以才一直致力於維護司馬氏的統治，不斷的打擊和壓製桓溫勢力的崛起。
對於這一切，桓溫其實心裏是明白的，所以在對待朝廷的事情上，他也一直都在克製自己，盡管他通過手段奪取了天下州郡的控製權，但是對於中央朝政一直沒有動手，僅僅是安插了幾個人而已，為了就是怕跟朝廷徹底撕破臉而影響自己跟褚蒜子的感情。
而現在褚蒜子一改之前的打壓態勢，主動邀請自己進京輔政，其實就是向桓溫表示自己已經放下了以前的執念，現在就是單純的為了國家，而桓溫顯然也捕捉到了褚蒜子的想法的改變，所以才決定放下芥蒂進京輔政，幫助褚蒜子穩定局勢。
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以及對褚蒜子的信任，桓溫這次並沒有率領軍隊進京，而是隻帶了一些隨從進京，桓溫的低姿態進京也博得了京城官員們對他的信任，京城裏的頂級門閥和司馬昱等人也都認為桓溫此次進京不再是威脅，所以對於桓溫進京輔政之事也就沒有那麽激烈的反對了。
到了京城之後，桓溫才發現原來自己的《七項事宜疏》在朝堂之上引起了這麽大的爭議，更讓桓溫想不到的是，一向惟自己馬首是瞻的郗超與江彪二人居然也如此激烈的反對此奏疏，這也讓桓溫意識到士族門閥們對於家族的權益是多麽的看重，對他們來說所謂的國家與民族的利益都比不上他們的家族利益重要，可是正是這群以家族利益高於國家利益的統治階層的存在才阻礙了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也使東晉王朝始終積弱積貧，無法恢複故土、收複中原。
但是，士族門閥們的勢力又是如此的強大，若是強硬推行的話又勢必會逼反他們，造成社會的大動蕩，而東晉王朝再也經不起這樣的折騰了，因此褚蒜子建議，可以先從對士族們影響比較小的土斷開始，逐步的推進改革。
褚蒜子之所以建議土斷開始，雖然土斷政策也不可避免的會觸碰到士族們的利益，但是又不會動搖他們的根基，隻是讓他們損失一點利益而已，而這點損失又在他們的可承受範圍之內。
而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土斷政策已經推行了數輪，因為效果顯著，所以也得到了部分士族門閥當中開明人士的支持。
土斷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晉初年，早在晉武帝司馬炎當政時期，汝南王司馬亮、司空衛瓘就曾上書晉武帝，建立推行土斷，恢複漢代鄉舉裏選法，即戶籍都按住地編定，取消客籍戶，舉薦人才由鄉裏來評定。
當然，西晉年間的土斷主要是為了解決人才舉薦，為的是糾正九品中正製的弊端，而東晉推行土斷更多的是為了針對當時僑人和僑州郡而實行的政策。
在桓溫在荊州推行土斷之前，晉成帝司馬衍就曾推行過土斷，因為當時的年號是鹹康，所以也稱之為鹹康土斷。
鹹康土斷推行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江淮地區發生了流民叛亂，為了解決流民問題，晉成帝下令推行土斷政策，這也是東晉第一次推行土斷。
其實東晉建立之初，就麵臨著流民問題，當時因為永嘉之亂，五胡肆掠中原，北方大量流民湧向南方，東晉王朝為了安置這些流民，就設立了許多僑州、僑郡、僑縣來進行安置，流民隻在這種僑立的地方機構登記，所以也被稱為僑人，僑人的戶籍稱為白籍，不算正式戶籍，入白籍者不負擔國家調役。
僑人有的相對集中，有的居住分散，“十家五落，各自星處，一縣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東屆海隅”。他們雖在僑縣登記戶籍，卻不住在僑縣寄治的地方。僑州和它所屬的郡縣也不是都在一處，有的相距很遠，管理極為不便。
僑州、郡、縣開始也隻是辦事機構，並無實土，所以僅在晉陵一個郡當時就僑立了徐、兗、幽、冀、青、並等六州的十多個郡級和六十多個縣級機構。
各州僑人既和原來的江南土著百姓雜處，又彼此相互混居，卻分屬於不同的州、郡、縣管理。
流民南下之初，多數還想重返故裏，所以莫不各樹邦邑，思複舊井。而且流人初到，並無產業，為了安撫他們，憑借他們的武力為北伐資本，也不能不給以優撫特權。
但是因為東晉的統治階層不思進取，枕於享樂，所組織的幾次北伐接連失敗，流民重返絕望，居處的久了，人民就要安其業。
僑人中的上層已多占有田園別墅;下層的除了淪為部曲、佃客、奴婢者外，也通過開荒或其他手段取得少量土地，成為自耕農民。
他們與土著百姓生活無異而負擔不同，所以讓江南等地的土著居民很是不滿，再加上士族們又從中漁利，所以最終爆發了江淮流民大起義，東晉王朝費了好大勁才鎮壓下去，所以基於此，晉成帝決定推行土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