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 （12）
十二
進來的兩個人當中有一個是個頭兒不高的瘦瘦的年輕人，穿一件吊麵小皮襖，腳登高統皮靴。他提著兩壺熱氣騰騰的開水，腋下夾著一塊用頭巾包著的麵包，很輕快地走了進來。
“哎呀，我們的公爵駕到啦。”他說過，把茶壺放到茶碗中間，把麵包交給瑪絲洛娃[45]，“我們買了一些極好的東西，”他說著，脫掉小皮襖，從大家的頭頂上扔到板床的角落裏。“瑪爾凱買了牛奶和雞蛋。今天簡直可以開舞會了。反正艾米麗雅總是把屋裏收拾得幹幹淨淨、漂漂亮亮的，”他笑嘻嘻地看著蘭采娃說，“好，現在你就泡茶吧。”他對她說。
這人的整個外表、他的一行一動、他的聲調和眼神都透露著蓬勃的朝氣和愉快的氣氛。進來的另一個人個頭兒也不高，瘦骨嶙峋，那蒼白的痩臉上的顴骨顯得很高，一雙清秀的淡綠色眼睛離得很遠，薄薄的嘴唇——此人恰恰相反，一副鬱鬱不樂、灰心喪氣的樣子。他穿著舊棉大衣，皮靴上套著套鞋，手裏提著兩個瓦罐和兩隻樹皮籃。他把東西放到蘭采娃跟前，就朝聶赫留朵夫彎了彎脖子，這樣他就既點了頭，眼睛仍然還在看著聶赫留朵夫。然後，又很勉強地伸過一隻汗津津的手來，隨後才慢騰騰地把吃的東西從籃子裏拿出來，一一擺好。
這兩個政治犯都出身平民：第一個是農民納巴托夫，第二個是工人瑪爾凱·康德拉季耶夫。瑪爾凱參加革命活動時已經是三十五歲的中年人，納巴托夫從十八歲就參加了。納巴托夫因為天分過人從鄉村學校進了中學，同時一直靠當家庭教師維持生活，中學畢業時得了金質獎章，但他不進大學，因為在七年級的時候就下定了決心，要到他出身的平民中間去，去教育那些被遺忘的弟兄。他就這樣做了，先到一個大村子裏去當文書，可是不久他就被捕了，因為他給農民朗讀小冊子，還在農民中間創辦了一個生產消費合作社。第一次被捕他在牢裏坐了八個月，出獄後仍受到暗中監視。他出獄之後立刻就跑到另一個省的一個村子裏，在那裏當了教師，又進行那樣的活動。他又被抓起來，這一次把他關了一年零兩個月，然而他在獄裏更堅定了自己的信念。
他第二次出獄後，被流放到彼爾姆省。他從那裏逃跑了。他又被抓進去，關了七個月，然後流放到阿爾漢格爾斯克省。又因為拒絕向新沙皇宣誓效忠，從那裏流放到雅庫茨克地區。所以，他成年以後的日子有一半是在監獄和流放中度過的。所有這些經曆絲毫沒有使他的性情變壞，而且也沒有損傷他的毅力，倒是更激發了他的鬥誌。他是一個活潑好動的人，胃口特別好，不論什麽時候總是精神飽滿、快快活活、朝氣勃勃。他不論做什麽，從不後悔，也不去猜想遙遠的未來，而是盡自己的智慧、才幹和辦事能力辦好當前的事情。他出了監獄，就為自己既定的目標而工作，也就是教育和團結以農民為主的幹活兒的人；他進了監獄，同樣朝氣勃勃、腳踏實地地工作，跟外界進行聯係，在現有條件下盡可能把生活安排好，不僅為自己，而且為自己的團體。他首先是團體的人。他覺得自己什麽也不需要，他一無所有也可以心滿意足，可是為了同誌們的團體他卻有很多要求，而且可以幹各種各樣的活兒，不論體力活兒腦力活兒，一幹起來就不停手，不吃飯，不睡覺。他是農民，愛勞動，幹活兒又麻利又靈巧，自然而然能克製自己，彬彬有禮也不是有意而為，不僅能體貼別人的心情，而且能尊重別人的意見。他的老母親還活著，是一個寡婦，不識字，滿腦子迷信思想，納巴托夫還要照顧她，在沒有坐牢的時候，還常常去看她。他每次迴家，總是細心地問寒問暖，幫她幹活兒，並且跟他以前的夥伴，跟那些農民小夥子來往不斷，跟他們一塊兒吸劣等煙草卷成的狗腿煙[46]跟他們較量拳腳，並且向他們講解，他們大家怎樣受了騙，怎樣才能擺脫他們正置身其中的騙局。每當他想到或者說到革命將給老百姓帶來什麽好處時，總認為像他那樣出身的老百姓將處在跟現在差不多的條件下，隻是有了土地，沒有老爺和官僚。他認為，革命不應當改變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在這一點上，他和諾沃德沃羅夫及其追隨者瑪爾凱·康德拉季耶夫的意見不同。照他的意見，革命不應該摧毀整個大廈，隻是應該把他熱愛的這座壯觀、堅固、宏偉的古老大廈裏麵的房間重新分配一下。
他在宗教方麵也表現出典型的農民態度：他從來不考慮玄虛的問題，不考慮萬物的起源，不考慮死後的歲月。上帝在他的心目中，如同在阿拉哥[47]的心目中一樣，是他一直認為不必要的一種假設。世界是怎樣創造的，是摩西說的對，還是達爾文說得對，他根本不過問。他的同誌們都認為達爾文主義極端重要，可是他認為這同樣是一種思想遊戲，跟六天裏創造世界的說法一樣。
他不關心世界怎樣起源的問題，正是因為在他麵前總是擺著在這個世界上怎樣才能生活好些的問題。他也從不考慮來世，因為在他心靈深處有一種堅定而穩固的信念，這種信念是祖祖輩輩傳下來的，是莊稼人都有的，那就是，正如在動物世界和植物世界，任何東西都不會完結，而是不停地在變化，從一種形式變為另一種形式，大糞變成穀子，穀子變成雞，蝌蚪變成青蛙，青蟲變成蝴蝶，橡子變成橡樹，人同樣也不會消滅，隻是在變化罷了。他相信這一點，所以他常常鬥誌昂揚甚至高高興興地麵對死亡，堅定不移地忍受那些可能導致死亡的折磨。可是他不喜歡談也不善於談這種事，他喜歡工作，總是忙著幹實際事情，並且常常推動同誌們去幹這樣的實際事情。
這批犯人中的另一個平民出身的政治犯瑪爾凱·康德拉季耶夫卻是另一種氣質的人。他從十五歲就做工，並且開始吸煙和喝酒，為的是排遣模模糊糊的屈辱感。他第一次感受到這種屈辱，是在聖誕節的時候，那時他們這些童工被帶到工廠老板娘裝飾的聖誕樹前，他和小夥伴們得到的禮物是隻值一個戈比的小笛、一個蘋果、一個金紙包的核桃和一個幹無花果，可是老板的孩子們卻得到一些玩具，他覺得那都是仙女送的玩意兒，後來他聽說，價值在五十盧布以上。他二十歲那年，有一位著名的女革命家進他們的工廠當工人，發現瑪爾凱有出眾的才能，就送書和小冊子給他看，和他談話，給他講解他所處的地位、處於這種地位的原因和改善這種處境的辦法。等他清楚地認識到有可能把自己和別人從所處的被壓迫狀況下解放出來，他就覺得這種不合理的狀況比以前更嚴酷、更可怕了，於是他不僅強烈地要求獲得解放，而且要嚴懲那些建立和維護這種殘酷的不合理製度的人。他聽說，有知識才有這種可能，他就如饑似渴地追求知識。他不清楚究竟怎樣通過知識來實現社會主義理想，但他相信，知識既然使他懂得了他所處狀況的不合理，那麽知識就一定能夠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狀況。此外，有了知識，他也就自認為比別人高明了。因此他戒絕煙酒之後，就把全部空閑時間用在讀書上，等他做了倉庫管理員，他的空閑時間就更多了。
女革命家教他，並且對他那種久旱逢雨般地吸收各種各樣知識的出色才華感到驚異。兩年時間裏他學了代數、幾何和他特別喜歡的曆史，涉獵了所有的文學作品和評論著作，尤其是社會主義著作。
女革命家被捕，瑪爾凱也一起被捕，因為在他那裏搜到了禁書。把他關進監獄，後來又把他流放到沃洛戈德省。他在那裏認識了諾沃德沃羅夫，又閱讀了許多革命書籍，全都記得牢牢的，更加堅定了他的社會主義觀點。流放期滿之後，他領導了一次大罷工，罷工的結果是搗毀了工廠，打死了廠長。他又被捕，褫奪公權，再次流放。
他像反對現行的經濟製度一樣，反對宗教。他明白了他從小就信奉的宗教是荒謬的，就努力擺脫了宗教的束縛，起初還覺得害怕，後來就覺得非常高興了。從此以後，他好像要為自己和祖祖輩輩受欺騙出出氣，經常十分尖刻、十分辛辣地嘲笑教士和宗教教條。
他過慣了清心寡欲的日子，有一點點兒東西就心滿意足。他和所有從小幹慣了活兒、身強力壯的人一樣，不論幹什麽體力活兒，又輕鬆，又靈巧，又可以幹很多，可是他最珍惜空閑時間，為的是在監獄裏和在旅站上繼續學習。他目前在讀馬克思著作第一卷[48]，非常細心地把這部書保藏在背包裏，就像是無價之寶。他對所有的同誌都很疏遠和冷淡，隻有諾沃德沃羅夫是例外，他對他特別信賴，他認為諾沃德沃羅夫對各種問題的見解都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他對女人抱著無法克製的輕蔑態度，把女人看作一切正當工作的障礙。不過他很同情瑪絲洛娃，對她很親熱，因為他把她看作下層階級受上層階級剝削的典型。也正是由於這一原因，他不喜歡聶赫留朵夫，不和他說話，不和他握手，除非聶赫留朵夫先和他打招唿，他才伸過手去，讓他握一握。
十二
進來的兩個人當中有一個是個頭兒不高的瘦瘦的年輕人，穿一件吊麵小皮襖，腳登高統皮靴。他提著兩壺熱氣騰騰的開水，腋下夾著一塊用頭巾包著的麵包，很輕快地走了進來。
“哎呀，我們的公爵駕到啦。”他說過，把茶壺放到茶碗中間，把麵包交給瑪絲洛娃[45]，“我們買了一些極好的東西，”他說著，脫掉小皮襖，從大家的頭頂上扔到板床的角落裏。“瑪爾凱買了牛奶和雞蛋。今天簡直可以開舞會了。反正艾米麗雅總是把屋裏收拾得幹幹淨淨、漂漂亮亮的，”他笑嘻嘻地看著蘭采娃說，“好，現在你就泡茶吧。”他對她說。
這人的整個外表、他的一行一動、他的聲調和眼神都透露著蓬勃的朝氣和愉快的氣氛。進來的另一個人個頭兒也不高，瘦骨嶙峋，那蒼白的痩臉上的顴骨顯得很高，一雙清秀的淡綠色眼睛離得很遠，薄薄的嘴唇——此人恰恰相反，一副鬱鬱不樂、灰心喪氣的樣子。他穿著舊棉大衣，皮靴上套著套鞋，手裏提著兩個瓦罐和兩隻樹皮籃。他把東西放到蘭采娃跟前，就朝聶赫留朵夫彎了彎脖子，這樣他就既點了頭，眼睛仍然還在看著聶赫留朵夫。然後，又很勉強地伸過一隻汗津津的手來，隨後才慢騰騰地把吃的東西從籃子裏拿出來，一一擺好。
這兩個政治犯都出身平民：第一個是農民納巴托夫，第二個是工人瑪爾凱·康德拉季耶夫。瑪爾凱參加革命活動時已經是三十五歲的中年人，納巴托夫從十八歲就參加了。納巴托夫因為天分過人從鄉村學校進了中學，同時一直靠當家庭教師維持生活，中學畢業時得了金質獎章，但他不進大學，因為在七年級的時候就下定了決心，要到他出身的平民中間去，去教育那些被遺忘的弟兄。他就這樣做了，先到一個大村子裏去當文書，可是不久他就被捕了，因為他給農民朗讀小冊子，還在農民中間創辦了一個生產消費合作社。第一次被捕他在牢裏坐了八個月，出獄後仍受到暗中監視。他出獄之後立刻就跑到另一個省的一個村子裏，在那裏當了教師，又進行那樣的活動。他又被抓起來，這一次把他關了一年零兩個月，然而他在獄裏更堅定了自己的信念。
他第二次出獄後，被流放到彼爾姆省。他從那裏逃跑了。他又被抓進去，關了七個月，然後流放到阿爾漢格爾斯克省。又因為拒絕向新沙皇宣誓效忠，從那裏流放到雅庫茨克地區。所以，他成年以後的日子有一半是在監獄和流放中度過的。所有這些經曆絲毫沒有使他的性情變壞，而且也沒有損傷他的毅力，倒是更激發了他的鬥誌。他是一個活潑好動的人，胃口特別好，不論什麽時候總是精神飽滿、快快活活、朝氣勃勃。他不論做什麽，從不後悔，也不去猜想遙遠的未來，而是盡自己的智慧、才幹和辦事能力辦好當前的事情。他出了監獄，就為自己既定的目標而工作，也就是教育和團結以農民為主的幹活兒的人；他進了監獄，同樣朝氣勃勃、腳踏實地地工作，跟外界進行聯係，在現有條件下盡可能把生活安排好，不僅為自己，而且為自己的團體。他首先是團體的人。他覺得自己什麽也不需要，他一無所有也可以心滿意足，可是為了同誌們的團體他卻有很多要求，而且可以幹各種各樣的活兒，不論體力活兒腦力活兒，一幹起來就不停手，不吃飯，不睡覺。他是農民，愛勞動，幹活兒又麻利又靈巧，自然而然能克製自己，彬彬有禮也不是有意而為，不僅能體貼別人的心情，而且能尊重別人的意見。他的老母親還活著，是一個寡婦，不識字，滿腦子迷信思想，納巴托夫還要照顧她，在沒有坐牢的時候，還常常去看她。他每次迴家，總是細心地問寒問暖，幫她幹活兒，並且跟他以前的夥伴，跟那些農民小夥子來往不斷，跟他們一塊兒吸劣等煙草卷成的狗腿煙[46]跟他們較量拳腳，並且向他們講解，他們大家怎樣受了騙，怎樣才能擺脫他們正置身其中的騙局。每當他想到或者說到革命將給老百姓帶來什麽好處時，總認為像他那樣出身的老百姓將處在跟現在差不多的條件下，隻是有了土地，沒有老爺和官僚。他認為，革命不應當改變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在這一點上，他和諾沃德沃羅夫及其追隨者瑪爾凱·康德拉季耶夫的意見不同。照他的意見，革命不應該摧毀整個大廈，隻是應該把他熱愛的這座壯觀、堅固、宏偉的古老大廈裏麵的房間重新分配一下。
他在宗教方麵也表現出典型的農民態度：他從來不考慮玄虛的問題，不考慮萬物的起源，不考慮死後的歲月。上帝在他的心目中，如同在阿拉哥[47]的心目中一樣，是他一直認為不必要的一種假設。世界是怎樣創造的，是摩西說的對，還是達爾文說得對，他根本不過問。他的同誌們都認為達爾文主義極端重要，可是他認為這同樣是一種思想遊戲，跟六天裏創造世界的說法一樣。
他不關心世界怎樣起源的問題，正是因為在他麵前總是擺著在這個世界上怎樣才能生活好些的問題。他也從不考慮來世，因為在他心靈深處有一種堅定而穩固的信念，這種信念是祖祖輩輩傳下來的，是莊稼人都有的，那就是，正如在動物世界和植物世界，任何東西都不會完結，而是不停地在變化，從一種形式變為另一種形式，大糞變成穀子，穀子變成雞，蝌蚪變成青蛙，青蟲變成蝴蝶，橡子變成橡樹，人同樣也不會消滅，隻是在變化罷了。他相信這一點，所以他常常鬥誌昂揚甚至高高興興地麵對死亡，堅定不移地忍受那些可能導致死亡的折磨。可是他不喜歡談也不善於談這種事，他喜歡工作，總是忙著幹實際事情，並且常常推動同誌們去幹這樣的實際事情。
這批犯人中的另一個平民出身的政治犯瑪爾凱·康德拉季耶夫卻是另一種氣質的人。他從十五歲就做工，並且開始吸煙和喝酒，為的是排遣模模糊糊的屈辱感。他第一次感受到這種屈辱，是在聖誕節的時候，那時他們這些童工被帶到工廠老板娘裝飾的聖誕樹前，他和小夥伴們得到的禮物是隻值一個戈比的小笛、一個蘋果、一個金紙包的核桃和一個幹無花果，可是老板的孩子們卻得到一些玩具，他覺得那都是仙女送的玩意兒，後來他聽說，價值在五十盧布以上。他二十歲那年，有一位著名的女革命家進他們的工廠當工人，發現瑪爾凱有出眾的才能，就送書和小冊子給他看，和他談話，給他講解他所處的地位、處於這種地位的原因和改善這種處境的辦法。等他清楚地認識到有可能把自己和別人從所處的被壓迫狀況下解放出來，他就覺得這種不合理的狀況比以前更嚴酷、更可怕了，於是他不僅強烈地要求獲得解放，而且要嚴懲那些建立和維護這種殘酷的不合理製度的人。他聽說，有知識才有這種可能，他就如饑似渴地追求知識。他不清楚究竟怎樣通過知識來實現社會主義理想，但他相信，知識既然使他懂得了他所處狀況的不合理，那麽知識就一定能夠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狀況。此外，有了知識，他也就自認為比別人高明了。因此他戒絕煙酒之後，就把全部空閑時間用在讀書上，等他做了倉庫管理員，他的空閑時間就更多了。
女革命家教他，並且對他那種久旱逢雨般地吸收各種各樣知識的出色才華感到驚異。兩年時間裏他學了代數、幾何和他特別喜歡的曆史，涉獵了所有的文學作品和評論著作，尤其是社會主義著作。
女革命家被捕，瑪爾凱也一起被捕，因為在他那裏搜到了禁書。把他關進監獄，後來又把他流放到沃洛戈德省。他在那裏認識了諾沃德沃羅夫，又閱讀了許多革命書籍，全都記得牢牢的，更加堅定了他的社會主義觀點。流放期滿之後，他領導了一次大罷工，罷工的結果是搗毀了工廠，打死了廠長。他又被捕，褫奪公權，再次流放。
他像反對現行的經濟製度一樣，反對宗教。他明白了他從小就信奉的宗教是荒謬的，就努力擺脫了宗教的束縛，起初還覺得害怕，後來就覺得非常高興了。從此以後，他好像要為自己和祖祖輩輩受欺騙出出氣，經常十分尖刻、十分辛辣地嘲笑教士和宗教教條。
他過慣了清心寡欲的日子，有一點點兒東西就心滿意足。他和所有從小幹慣了活兒、身強力壯的人一樣，不論幹什麽體力活兒，又輕鬆，又靈巧，又可以幹很多，可是他最珍惜空閑時間，為的是在監獄裏和在旅站上繼續學習。他目前在讀馬克思著作第一卷[48]，非常細心地把這部書保藏在背包裏，就像是無價之寶。他對所有的同誌都很疏遠和冷淡，隻有諾沃德沃羅夫是例外，他對他特別信賴，他認為諾沃德沃羅夫對各種問題的見解都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他對女人抱著無法克製的輕蔑態度，把女人看作一切正當工作的障礙。不過他很同情瑪絲洛娃，對她很親熱，因為他把她看作下層階級受上層階級剝削的典型。也正是由於這一原因，他不喜歡聶赫留朵夫，不和他說話，不和他握手，除非聶赫留朵夫先和他打招唿，他才伸過手去，讓他握一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