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 (27)
安娜·卡列尼娜（上） 作者：(俄)列夫·托爾斯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第97章 （27）
27
“哼，要不是舍不得拋棄長期經營的事業……花了那麽多心血……我早就把它丟掉，賣掉，像尼古拉·伊凡諾維奇那樣一走了事……去聽聽法國歌劇。”那個地主的蒼老而聰明的臉上浮起愉快的微笑。
“可是您始終沒有把它拋棄哇！”尼古拉·伊凡諾維奇·史維亞日斯基說，“可見還是有好處的。”
“好處隻有一點，就是可以住在自己家裏，不吃人家的飯，不受人家的氣。再說，總希望農民將來會變得文明一點兒。可是，說起來您也許不會相信，他們就知道酗酒，放蕩！他們隻會一次又一次地分家，分得沒有一匹馬，沒有一頭牛。他窮得快餓死了，可是您去雇他來幹活兒呢，他就會給您搗蛋，還要去向調解法官申訴。”
“那您也可以向調解法官申訴哇！”史維亞日斯基說。
“我申訴？我才不幹呢！準會弄得流言蜚語滿天飛，誰還高興去申訴！譬如在飼養場，他們預支了工資，跑了。調解法官能拿他們怎麽辦？把他們釋放了。隻有鄉法院和鄉長才能維持秩序。鄉長照老規矩鞭打他們。要不是那樣，你隻好拋棄一切，跑到天涯海角去了！”
這個地主顯然在嘲弄史維亞日斯基，但史維亞日斯基不僅不生氣，反而覺得他這人很好玩。
“可是我們管理我們的產業並不用那一套，”他笑著說，“我也好，列文也好，他也好。”
他指指另一個地主。
“是的，米哈伊爾·彼得羅維奇也在經營，可是您問問他，情況怎麽樣？難道那樣的經營合理嗎？”這地主說，顯然故意用“合理”這個詞。
“我經營的方式很簡單，”米哈伊爾·彼得羅維奇說。“感謝上帝。我經營的方式就是到秋天付稅以前把錢準備好。農民們跑來，‘啊呀，老爺，爸爸，救救命吧！’唉，都是自己的鄰居農民，可憐哪。唉，我就給他們墊付了三分之一，同時對他們說：‘記住，孩子們，我幫了你們的忙，以後如果有需要，你們也得幫我的忙：種燕麥也好，割草也好，收麥子也好。’同時講定每戶出多少勞役。他們中間也有沒良心的，這是事實。”
列文早就熟悉這種宗法製作風，同史維亞日斯基交換了一下眼色，打斷米哈伊爾·彼得羅維奇的話，又同那個留灰白胡子的地主說話。
“那您認為該怎麽辦？”他問，“現在應該怎樣經營呢？”
“嗯，就像米哈伊爾·彼得羅維奇那麽辦嘛，或者收成對分，或者租給農民；這樣辦是可行的，可就是毀了國家的總財富。我的土地用農奴勞動可以收種子的九倍，可是用對分製隻能收三倍。解放農奴把俄國給毀了！”
史維亞日斯基眼睛裏含著微笑對列文瞧了瞧，甚至露出一種隱約可辨的嘲弄神氣；但列文並不覺得那地主的話可笑，他了解他們，超過了解史維亞日斯基。那地主繼續說下去，反複證明為什麽解放農奴毀了俄國，列文覺得他的話很對，對他來說很新鮮，是駁不倒的。這地主說的顯然是他個人的想法，這是很難得的。他有這種想法，並非頭腦閑著沒事胡思亂想的結果，而是由於處在這種生活環境，由於過著與世隔絕的鄉村生活，並且經過反複思考才產生的。
“您要明白，問題在於，一切改革都是強製推行的，”他說，顯然想表示他並不缺乏教養。“您隻要看看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女皇和亞曆山大皇帝的改革，或者看看歐洲的曆史就行了。特別是農業方麵的進步。就說馬鈴薯吧，在我國也是靠強製才推廣的。從前連木犁也不用。木犁恐怕還是封建時代輸入的，而且一定也是強製推廣的。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地主，在農奴解放前就采用了各種改良農具，又是烘幹器，又是揚穀機，又是肥料車，這種種農具我們都是強製推廣的。農民們先是反對，後來就學我們的樣。一到廢除了農奴製，把我們的權力給剝奪了，我們的農業原來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如今又落後到最野蠻最原始的狀態。我是這樣看的。”
“這怎麽會呢？既然是合理的，你們還是可以照樣雇人幹活兒呀！”史維亞日斯基說。
“沒有權啦！請問，我能靠誰去幹呢？”
“對了，勞動力是農業的主要因素。”列文想。
“靠雇工。”
“雇工不願好好幹活兒，他們不肯用好的農具。我們的雇工隻知道一件事——喝酒，喝得像豬一樣爛醉，把你給他的東西統統毀掉。把馬飲傷，把很好的馬具弄斷，拿輪胎去換酒喝，把鐵片放到打穀機裏弄壞打穀機。凡是不稱他心的，他就討厭，因此弄得整個農業水平都下降了。土地荒蕪了，長滿了野草，或者給農民瓜分了，原來可以收到一百萬，現在隻能收幾十萬；國家的總財富減少了。要是不那麽搞，情況就不同了……”
於是他開始闡述他所設想的農奴解放計劃，按照他的計劃，這些缺點是可以避免的。
列文對他的話不感興趣，但等他講完，列文又談起他最初的意見。他對史維亞日斯基說著，竭力想引他說出他的真實意見來：
“農業水平在不斷下降，就我們現在同雇工的關係來說，要實行合理的經營是不可能的，這完全是事實。”他說。
“我不同意，”史維亞日斯基一本正經地反駁說，“我隻看到，我們不善於經營農業，而且，在農奴製時代，我們搞農業的水平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我們沒有機器，沒有好的役畜，沒有管理製度，我們不會算賬。您去問問當家人，他們就不知道怎麽幹有利，怎麽幹不利。”
“意大利式的會計！”那地主挖苦說。“不管你怎麽算，他們總會把什麽都糟蹋掉，弄得一點兒好處也沒有。”
“為什麽會被他們糟蹋呢？一架老爺打穀機，或者你們的俄國式壓榨機，他們會弄壞，可是我那種蒸汽機他們就不會破壞了。一匹俄國馬又怎麽樣呢？蹩腳種，揪住尾巴才肯跑，這樣的馬他們會給您糟蹋，可是荷蘭馬或者別的名種馬，他們就不會糟蹋了。就是這麽一迴事。我們一定要提高農業水平。”
“要是有條件就好了，尼古拉·伊凡諾維奇！您有辦法，可是我要維持一個兒子上大學，幾個孩子念中學，我可買不起荷蘭馬呀。”
“可以向銀行貸款嘛。”
“要把我最後剩下的東西都拍賣掉嗎？不，謝謝啦！”
“說農業水平有進一步提高的必要和可能，我可不同意，”列文說，“我在幹這件事，我有本錢，可是我毫無辦法。我不知道銀行對誰有利。至少我個人在農業上花的錢，全都虧本：養牲口，虧本；用機器，還是虧本。”
“這話很對！”留灰白小胡子的地主高興得笑起來，附和說。
“也不止我一個人這樣，”列文接下去說，“凡是合理經營農業的地主都是這樣，除了少數例外，全都虧本。對了，您倒說說，您經營農業有利可圖嗎？”列文說。這當兒，他發現史維亞日斯基的目光中刹那間又出現了恐懼的神色。每次他想進入史維亞日斯基內心世界的密室，就會看到這種神色。
列文提出這個問題是不太誠懇的。女主人剛才喝茶的時候已經對他說過，今年夏天他們從莫斯科請了一位德國會計師來，他收取五百盧布的報酬，替他們核算了全部經濟，發現他們虧空了三千多盧布。到底虧空了多少，她記不清楚，但那德國人連一分一毫都算出來了。
列文一想到史維亞日斯基的農莊有利可圖，那地主就忍不住笑了笑，顯然知道這位當上首席貴族的鄰居會有什麽好處。
“也許無利可圖，”史維亞日斯基迴答，“這隻能說明，或者我是個壞當家，或者我把錢用在提高地租上了。”
“啊，地租！”列文驚奇地嚷道，“在歐洲也許可以有地租，那裏花了勞動力土地就變好了，可是我們這裏花了勞動力土地卻變得更壞了，越耕越糟糕，所以談不到什麽地租。”
“怎麽談不到地租？這是法則呀！”
“那我們是違反法則的：地租對我們來說毫無作用，相反，它隻會壞事。不，您倒說說，地租的理論到底有什麽意思……”
“你們要來點兒酸牛奶嗎？瑪莎，給我弄點兒酸牛奶或者草莓來，”他對妻子說，“今年的草莓熟得特別晚。”
史維亞日斯基高興地站起來，走開去，顯然認為談話已經結束。列文卻覺得談話才開始呢。
列文失去一個談話的對手，隻好同那個地主繼續談論。他竭力想對那個地主證明，一切困難都是由於我們沒有掌握雇工的特點和習慣所造成的；但那個地主也像一切離群索居、獨自思考的人那樣，不善於理解別人的思想，特別固執己見。那個地主說，俄國農民都是懶豬，喜歡過豬一樣的生活，要他們擺脫這種生活，需要權力，可是現在沒有權力；需要大棒，可是我們變得太自由了，用了一千年的大棒忽然被什麽律師和監獄所代替，在監獄裏，他們供給該死的臭農民很好的湯，還要給他們計算有多少立方英尺空氣。
“為什麽您認為，”列文竭力想迴到本題上來，說，“不可能建立一種對待勞動者的關係，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呢？”
“對俄國農民，這是永遠辦不到的！沒有權力呀！”那個地主迴答。
“怎樣才能定出新的條件來呢？”史維亞日斯基吃過酸牛奶，點著一支煙，重新參加討論。“對待勞動者的一切關係都是明確的，經過研究的，”他說。“野蠻時代的殘餘——原始公社和它的連環保自然而然地瓦解了，農奴製消滅了，剩下的隻有自由勞動，而自由勞動的形式是確定無疑的，非采用不可。雇農、短工、佃農——不外乎這些形式。”
“但歐洲不喜歡這些形式。”
“是不喜歡，所以在研究新形式。總會研究出來的。”
“我說的就是這個，”列文迴答，“為什麽我們自己不研究呢？”
“因為這同重新研究造鐵路的方法一樣。鐵路是現成的，早已發明了。”
“但如果他們搞的對我們不適合，如果並不高明，那怎麽辦？”列文說。
在史維亞日斯基的眼神裏，他又發現了恐懼的神色。
“噯，這樣我們可真是目空一切了。我們已經研究出歐洲正在研究的東西啦！這種話我聽夠了，但是，對不起，您知道歐洲在勞動組織問題上有些什麽作為嗎？”
“不，不很知道。”
“這個問題歐洲最優秀的人物現在都在研究。舒爾茨·特裏奇運動[56]……再有，拉薩爾[57]論工人問題的大量著作……穆爾豪森市[58]的試驗——這些您大概也知道吧？”
“我知道一點兒，但不太清楚。”
“不，您不用客氣；這一切您知道得不會比我差。我當然不是社會學教授，但我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要是您也感興趣的話，您就去研究研究吧。”
“那麽他們得出什麽結論來了？”
“對不起……”
兩個地主站了起來。史維亞日斯基又一次製止了列文想窺察他內心世界秘密的討厭習慣，走出去送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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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要不是舍不得拋棄長期經營的事業……花了那麽多心血……我早就把它丟掉，賣掉，像尼古拉·伊凡諾維奇那樣一走了事……去聽聽法國歌劇。”那個地主的蒼老而聰明的臉上浮起愉快的微笑。
“可是您始終沒有把它拋棄哇！”尼古拉·伊凡諾維奇·史維亞日斯基說，“可見還是有好處的。”
“好處隻有一點，就是可以住在自己家裏，不吃人家的飯，不受人家的氣。再說，總希望農民將來會變得文明一點兒。可是，說起來您也許不會相信，他們就知道酗酒，放蕩！他們隻會一次又一次地分家，分得沒有一匹馬，沒有一頭牛。他窮得快餓死了，可是您去雇他來幹活兒呢，他就會給您搗蛋，還要去向調解法官申訴。”
“那您也可以向調解法官申訴哇！”史維亞日斯基說。
“我申訴？我才不幹呢！準會弄得流言蜚語滿天飛，誰還高興去申訴！譬如在飼養場，他們預支了工資，跑了。調解法官能拿他們怎麽辦？把他們釋放了。隻有鄉法院和鄉長才能維持秩序。鄉長照老規矩鞭打他們。要不是那樣，你隻好拋棄一切，跑到天涯海角去了！”
這個地主顯然在嘲弄史維亞日斯基，但史維亞日斯基不僅不生氣，反而覺得他這人很好玩。
“可是我們管理我們的產業並不用那一套，”他笑著說，“我也好，列文也好，他也好。”
他指指另一個地主。
“是的，米哈伊爾·彼得羅維奇也在經營，可是您問問他，情況怎麽樣？難道那樣的經營合理嗎？”這地主說，顯然故意用“合理”這個詞。
“我經營的方式很簡單，”米哈伊爾·彼得羅維奇說。“感謝上帝。我經營的方式就是到秋天付稅以前把錢準備好。農民們跑來，‘啊呀，老爺，爸爸，救救命吧！’唉，都是自己的鄰居農民，可憐哪。唉，我就給他們墊付了三分之一，同時對他們說：‘記住，孩子們，我幫了你們的忙，以後如果有需要，你們也得幫我的忙：種燕麥也好，割草也好，收麥子也好。’同時講定每戶出多少勞役。他們中間也有沒良心的，這是事實。”
列文早就熟悉這種宗法製作風，同史維亞日斯基交換了一下眼色，打斷米哈伊爾·彼得羅維奇的話，又同那個留灰白胡子的地主說話。
“那您認為該怎麽辦？”他問，“現在應該怎樣經營呢？”
“嗯，就像米哈伊爾·彼得羅維奇那麽辦嘛，或者收成對分，或者租給農民；這樣辦是可行的，可就是毀了國家的總財富。我的土地用農奴勞動可以收種子的九倍，可是用對分製隻能收三倍。解放農奴把俄國給毀了！”
史維亞日斯基眼睛裏含著微笑對列文瞧了瞧，甚至露出一種隱約可辨的嘲弄神氣；但列文並不覺得那地主的話可笑，他了解他們，超過了解史維亞日斯基。那地主繼續說下去，反複證明為什麽解放農奴毀了俄國，列文覺得他的話很對，對他來說很新鮮，是駁不倒的。這地主說的顯然是他個人的想法，這是很難得的。他有這種想法，並非頭腦閑著沒事胡思亂想的結果，而是由於處在這種生活環境，由於過著與世隔絕的鄉村生活，並且經過反複思考才產生的。
“您要明白，問題在於，一切改革都是強製推行的，”他說，顯然想表示他並不缺乏教養。“您隻要看看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女皇和亞曆山大皇帝的改革，或者看看歐洲的曆史就行了。特別是農業方麵的進步。就說馬鈴薯吧，在我國也是靠強製才推廣的。從前連木犁也不用。木犁恐怕還是封建時代輸入的，而且一定也是強製推廣的。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地主，在農奴解放前就采用了各種改良農具，又是烘幹器，又是揚穀機，又是肥料車，這種種農具我們都是強製推廣的。農民們先是反對，後來就學我們的樣。一到廢除了農奴製，把我們的權力給剝奪了，我們的農業原來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如今又落後到最野蠻最原始的狀態。我是這樣看的。”
“這怎麽會呢？既然是合理的，你們還是可以照樣雇人幹活兒呀！”史維亞日斯基說。
“沒有權啦！請問，我能靠誰去幹呢？”
“對了，勞動力是農業的主要因素。”列文想。
“靠雇工。”
“雇工不願好好幹活兒，他們不肯用好的農具。我們的雇工隻知道一件事——喝酒，喝得像豬一樣爛醉，把你給他的東西統統毀掉。把馬飲傷，把很好的馬具弄斷，拿輪胎去換酒喝，把鐵片放到打穀機裏弄壞打穀機。凡是不稱他心的，他就討厭，因此弄得整個農業水平都下降了。土地荒蕪了，長滿了野草，或者給農民瓜分了，原來可以收到一百萬，現在隻能收幾十萬；國家的總財富減少了。要是不那麽搞，情況就不同了……”
於是他開始闡述他所設想的農奴解放計劃，按照他的計劃，這些缺點是可以避免的。
列文對他的話不感興趣，但等他講完，列文又談起他最初的意見。他對史維亞日斯基說著，竭力想引他說出他的真實意見來：
“農業水平在不斷下降，就我們現在同雇工的關係來說，要實行合理的經營是不可能的，這完全是事實。”他說。
“我不同意，”史維亞日斯基一本正經地反駁說，“我隻看到，我們不善於經營農業，而且，在農奴製時代，我們搞農業的水平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我們沒有機器，沒有好的役畜，沒有管理製度，我們不會算賬。您去問問當家人，他們就不知道怎麽幹有利，怎麽幹不利。”
“意大利式的會計！”那地主挖苦說。“不管你怎麽算，他們總會把什麽都糟蹋掉，弄得一點兒好處也沒有。”
“為什麽會被他們糟蹋呢？一架老爺打穀機，或者你們的俄國式壓榨機，他們會弄壞，可是我那種蒸汽機他們就不會破壞了。一匹俄國馬又怎麽樣呢？蹩腳種，揪住尾巴才肯跑，這樣的馬他們會給您糟蹋，可是荷蘭馬或者別的名種馬，他們就不會糟蹋了。就是這麽一迴事。我們一定要提高農業水平。”
“要是有條件就好了，尼古拉·伊凡諾維奇！您有辦法，可是我要維持一個兒子上大學，幾個孩子念中學，我可買不起荷蘭馬呀。”
“可以向銀行貸款嘛。”
“要把我最後剩下的東西都拍賣掉嗎？不，謝謝啦！”
“說農業水平有進一步提高的必要和可能，我可不同意，”列文說，“我在幹這件事，我有本錢，可是我毫無辦法。我不知道銀行對誰有利。至少我個人在農業上花的錢，全都虧本：養牲口，虧本；用機器，還是虧本。”
“這話很對！”留灰白小胡子的地主高興得笑起來，附和說。
“也不止我一個人這樣，”列文接下去說，“凡是合理經營農業的地主都是這樣，除了少數例外，全都虧本。對了，您倒說說，您經營農業有利可圖嗎？”列文說。這當兒，他發現史維亞日斯基的目光中刹那間又出現了恐懼的神色。每次他想進入史維亞日斯基內心世界的密室，就會看到這種神色。
列文提出這個問題是不太誠懇的。女主人剛才喝茶的時候已經對他說過，今年夏天他們從莫斯科請了一位德國會計師來，他收取五百盧布的報酬，替他們核算了全部經濟，發現他們虧空了三千多盧布。到底虧空了多少，她記不清楚，但那德國人連一分一毫都算出來了。
列文一想到史維亞日斯基的農莊有利可圖，那地主就忍不住笑了笑，顯然知道這位當上首席貴族的鄰居會有什麽好處。
“也許無利可圖，”史維亞日斯基迴答，“這隻能說明，或者我是個壞當家，或者我把錢用在提高地租上了。”
“啊，地租！”列文驚奇地嚷道，“在歐洲也許可以有地租，那裏花了勞動力土地就變好了，可是我們這裏花了勞動力土地卻變得更壞了，越耕越糟糕，所以談不到什麽地租。”
“怎麽談不到地租？這是法則呀！”
“那我們是違反法則的：地租對我們來說毫無作用，相反，它隻會壞事。不，您倒說說，地租的理論到底有什麽意思……”
“你們要來點兒酸牛奶嗎？瑪莎，給我弄點兒酸牛奶或者草莓來，”他對妻子說，“今年的草莓熟得特別晚。”
史維亞日斯基高興地站起來，走開去，顯然認為談話已經結束。列文卻覺得談話才開始呢。
列文失去一個談話的對手，隻好同那個地主繼續談論。他竭力想對那個地主證明，一切困難都是由於我們沒有掌握雇工的特點和習慣所造成的；但那個地主也像一切離群索居、獨自思考的人那樣，不善於理解別人的思想，特別固執己見。那個地主說，俄國農民都是懶豬，喜歡過豬一樣的生活，要他們擺脫這種生活，需要權力，可是現在沒有權力；需要大棒，可是我們變得太自由了，用了一千年的大棒忽然被什麽律師和監獄所代替，在監獄裏，他們供給該死的臭農民很好的湯，還要給他們計算有多少立方英尺空氣。
“為什麽您認為，”列文竭力想迴到本題上來，說，“不可能建立一種對待勞動者的關係，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呢？”
“對俄國農民，這是永遠辦不到的！沒有權力呀！”那個地主迴答。
“怎樣才能定出新的條件來呢？”史維亞日斯基吃過酸牛奶，點著一支煙，重新參加討論。“對待勞動者的一切關係都是明確的，經過研究的，”他說。“野蠻時代的殘餘——原始公社和它的連環保自然而然地瓦解了，農奴製消滅了，剩下的隻有自由勞動，而自由勞動的形式是確定無疑的，非采用不可。雇農、短工、佃農——不外乎這些形式。”
“但歐洲不喜歡這些形式。”
“是不喜歡，所以在研究新形式。總會研究出來的。”
“我說的就是這個，”列文迴答，“為什麽我們自己不研究呢？”
“因為這同重新研究造鐵路的方法一樣。鐵路是現成的，早已發明了。”
“但如果他們搞的對我們不適合，如果並不高明，那怎麽辦？”列文說。
在史維亞日斯基的眼神裏，他又發現了恐懼的神色。
“噯，這樣我們可真是目空一切了。我們已經研究出歐洲正在研究的東西啦！這種話我聽夠了，但是，對不起，您知道歐洲在勞動組織問題上有些什麽作為嗎？”
“不，不很知道。”
“這個問題歐洲最優秀的人物現在都在研究。舒爾茨·特裏奇運動[56]……再有，拉薩爾[57]論工人問題的大量著作……穆爾豪森市[58]的試驗——這些您大概也知道吧？”
“我知道一點兒，但不太清楚。”
“不，您不用客氣；這一切您知道得不會比我差。我當然不是社會學教授，但我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要是您也感興趣的話，您就去研究研究吧。”
“那麽他們得出什麽結論來了？”
“對不起……”
兩個地主站了起來。史維亞日斯基又一次製止了列文想窺察他內心世界秘密的討厭習慣，走出去送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