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5章 第六百五十一張 黃宗羲授課（上）
但大家疑惑的是，這事該怎麽辦到呢？
要知道，自古以來，皇權不下鄉，收稅都要靠糧長亦或是鄉紳幫忙收。
他們這大乾新朝，就算借著新立之國的威勢，能壓得地方官和鄉紳不亂伸手，也難給農人劃下一道清晰界限，讓朝廷和地方都說到做到，不給農人多餘攤派吧？
影響農人負擔的因素太多了，真實的田地麵積，肥瘠程度，豐欠年糧折色，也就是能賣多少銀子，這些別說朝廷，就連州縣都難掌握。
更大的問題是，很多農人都是租佃田地，要麽租給別人，要麽自己佃種別人田地，相互間的田租都是自己約定，朝廷和地方難以幹涉，楚行這話，是還要插手農人租佃分成？這未免有點天方夜譚了。
大家下意識的，都覺得大王的想法是不可行的。
甚至覺得此舉，跟王莽的各項奇葩政策，沒有什麽區別。
但是大乾國主素來不會做無的放矢之舉，大家隻是安靜的聽著。
“攤丁入畝是名，內裏的實質，是要重新整理地方和朝廷的財稅關係。”
楚行悠悠說著，將話題引到了讓文官們皺眉的方向，可不少州縣吏員出身的文官卻是兩眼一亮，原來是這樣啊。
============================
揚州國子監。
一身明廷官袍的官員進入學堂大門，身後不遠處跟著兩個虎賁軍衛士。
這兩個明官，老的五六十歲，少的三十出頭，繃著一臉慷慨凜然，目光卻是閃爍不定。
這兩個人分別是偽明的狀元郎文震孟，其人乃是文征明之後，才華橫溢，即便是崇禎也多為依賴，卻在省親時，被大乾的情報人員強行給搶到大乾來。害的這位大才子，斯文掃地，就在揚州府的大街上，罵了楚行一個多時辰。
至於另外一位，則喚做袁樞，乃是偽明重臣袁可立之子，為人文武雙全，本來朝廷將他調到蘇州，讓他擔任按察使，是想著解救危機的，卻不料成了大乾的俘虜，被李大虎直接送到了揚州府來。
這兩個人被俘虜之後，一直關在揚州城的勞改莊園裏，不過不像是其他俘虜一樣需要大量的體力勞作。
文孟震在早年讀書時，曾經跟趙汝才有私交，甚至還在趙汝才家裏呆過很長一段時間，對於趙家的晚輩也多有提攜，袁樞直則是沾了文震孟曾的光，兩人都沒遭什麽罪，除了不能離開揚州，出行還有守衛跟著之外，完全享受貴賓待遇。
而這兩個大才子，也一直保持著自己的骨氣，不曾為大乾國主楚一策，也未曾留下詩畫，還經常穿著一身偽明的官服，在揚州府晃悠，彰顯他們的氣節和心胸。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二人的心思都有些搖曳，以他們的學問造詣，對於大乾的事情，自然會有一些自己的感悟和感慨，明廷將大乾打為邪魔外道，在他們看來，著實是無奈之舉。
但是這樣的無奈，讓他們漸漸麵對一個很嚴肅的問題，那就是君臣大義和天下百姓，到底該以誰為先。
“既然反抗無益，不如就安心聽聽他們，每日講些什麽。”
偽乾並不會為難他們這種官聲不錯，且還有才華的人，但是卻限製了他們的人身自由，這讓他們一時半會不知道該怎麽辦。
而且他們也憂慮朝廷的局勢，因為眼下已經不僅僅是偽乾作亂，朝廷四海之地，到處都有大規模的起義軍，在於朝廷做對。
他們昔日裏效忠的對象，可以用江河日下來形容。
而被他們罵為亂臣賊子的偽乾，卻是一副欣欣向榮的姿態，這讓他們的內心的情感極其複雜。
而且久居揚州府，雖然這裏繁華，興盛，但是久而久之也未免感覺到孤單，想念家中的親人，心中憋悶。
便忍不住出門散步，不知不覺，就到了國子監門外，幹脆走了進去。
身後的守衛也就隻跟著，隻要他們在揚州府裏轉悠，守衛就不限製。
“聽說左懋泰去了山東，最近授課的是黃宗羲，一會兒等他宣揚謬論的時候，袁某可要好好駁斥他一番！”
袁樞直罵人之心蠢蠢欲動，左懋泰時他罵不過，這位山東來的大才子，真的是才華橫溢，滿腹經綸，而且辯起學問來，真的是能說上三天三夜。
在大乾之所以聲明不顯，那是因為大乾的官員多是務實派，不喜歡辯論。
讓這位九龍大哥的威名和一身本事，無處發泄罷了。
這袁樞一來，簡直就是撞到槍口上，被狠狠的教訓了一通。
畢竟學問不如人，可這黃宗羲，不過是一個黃口小子，趁左懋泰不在，欺負他一番，也算是出他一口惡氣。
“若還是那什麽救民主義之說，真的沒啥辯駁的，偽乾國主楚行，擅長操弄人心，已經自成體係，我等以儒家之言，辯駁他的為民為國，實在是對牛彈琴。而且其出發點，亦是救治天下百姓，說到底還有幾分墨家的底子，我們下場，反而搞得我們像是不仁不義一般。”
文孟震意興闌珊的搖著頭，左懋泰所述的救民主義，出身於墨家、法家、還捎帶著如家，就是一副骨頭架子，難以辨駁。
在他看來，也虛無縹緲，不著實處，無甚意義。
可他心中也是滯鬱，聽聽那黃宗羲要說什麽，甚至再聽聽袁樞直跟他怎麽鬥嘴，也算是一樁樂事。
大乾發展極快，對於人才的需求是極致的，所以修建國子監時，大乾不曾有半分懈怠，麵積自然很大。
黃宗羲的講堂在一座名為“文心樓”的大殿裏，此外還有“格物樓”、“理工樓”等等。
“先前給諸位留下作業，讓諸位研讀在下先前所著的《明夷待訪錄》，其中述及‘積重難返’之勢，乃今日研討之課題。”
講堂是一座扇麵階梯狀的廳堂，百多年輕人分坐在階梯裏，而一身儒衫，頭戴明時方巾的黃宗羲則神采奕奕的站在廳堂最下方，倚著一麵黑板給眾人講課。
“治國之道，豈是一群黃口小兒能妄言的？偽乾就是一群沐猴而冠的獸類！膚淺！”
袁樞氣的直拂袖冷哼，不讀聖賢書，不立正心術，就來研究這國政之學，怕不熏出一幫貪吝誤國之輩？等等，誤的是楚行的偽國，他又何苦生氣？
自己若是動不動就生氣，豈不是著了偽乾的道了。
勉強調整好自己的心態，袁樞不發一言，就跟著文震孟曾躲在廳堂最上麵的角落裏，聽著黃宗羲傳遍整個廳堂的清晰嗓音。
黃宗羲發現了這二人的存在，但是卻並未多言，就當他們是一般的旁聽生。
黃宗羲雖然年輕，但是對於治國卻有不素的見解，他在自己的《明夷待訪錄》裏提及，積重難返之害。
“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辭為：“明夷於飛垂其翼，君子於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
所謂“明夷”是指有智慧的人處在患難地位。“待訪”，等待後代明君來采訪、采納。
而其中的積重難返之害，大意是三代的時候，隻有貢、助、徹，也就是按田畝收實物稅，到了魏晉，變為租和調，租是按田畝收糧食，調是按戶收布帛，而到了唐時，又多出來庸，按人頭收布帛或絲麻，賦稅的租庸調體係成型。
唐時兩稅法改革，將庸和調並入到租裏，而宋時不理會庸和調已經並入租裏的曆史，又開始收丁身錢米。
到了明時，一條鞭法將徭役攤銀，並於田稅，這也是第二輪攤丁入畝。但實際地方上有很多力差雜役沒有免掉，比如最重要的裏甲十年一輪。而後萬曆加新餉、練餉，並入舊之兩稅，也讓後人忘了這兩餉，隻當正稅就是增加後的數字。
從這裏就看出一個規律，朝廷收稅，先隻按田收，後來擴展到戶，再到人。
然後進行賦稅改革，三項稅收匯總到田畝上，由田畝攤分，當然總數是絕不會少的。這一輪穩定後，又開始將稅收擴展到人戶身上。之後再進行賦稅改革，重複將稅收根基按迴到田地上，當然，轉了這一圈，總數自然比前一次更多，每轉一圈，民人的負擔就重上一層。
其實，早些年黃宗羲著述這本書的目的，其實跟傳統的文人一樣，搞得是托古改製，就是描述我們老祖宗如何厲害厲害，我們是不是要跟老祖宗學習啊。
其實也是在改革的基礎上，穿上一身古老的外衣罷了。
可是他來到大乾發現，根本不是那麽一迴事兒，這裏一切都是新的，大家根本不需要這麽玩，這讓黃宗羲完全放飛自我。
甚至於主動在教室裏，給學生下發作業，就是讓他們尋找自己這本書的漏洞，並且完善他。
“愚雖然發現這積重難返之症，但具體如何醫治，卻隻有膚淺之策，所以留下作業，讓爾等各抒己見。”
在原本的曆史裏，此時的黃宗羲應在金陵參加張溥召集的金陵大會，經友人周鑣介紹參加複社，成為社中活躍人物之一。
因為大乾提出的諸多策略，完美的迎合了他的內心思想，使得他心生敬仰，諸如大乾提出，以民生為本的思想，幾乎與他提出的天下為主，君為客的觀念如出一轍。
而大乾國主在救民主義提出的，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於萬民之憂樂名師說到了黃宗羲的心坎裏。
所以黃宗羲這個年輕人，義無反顧投身於大乾的陣營，並快速走上朝堂，走向了學問派。
而彼時，這些年楚行也沒閑著，在楚馮氏的幫襯下，對於曆史有了更進一步的研究，甚至創造出了類似於資本論一樣的見解，並在救民主義之中進行了闡釋和描述，黃宗羲研讀之後，大唿痛快，並通過長時間的努力，已經學有所成。
可以說是，大乾救民主義的新的理論派開拓人。
他在理論上，某些領域已經接近楚行對於治國的理解，甚至於青出於藍，在國子監任這文心樓的樓主，以解決實際問題的眼光來剖析曆史，所講內容被學生們視為“帝王之術”，每次開課，整個書院大半學生都會跑來聽。
“秦何以一統六國”、“華夏從封建到郡縣的轉變”、“西域於華夏之要義”、“前明帝王成敗”、“錢法三千年”、“丞相內閣之衍”、“州縣兵政變遷”，一聽這些題目，那都是以前帝王才可聽到的治政密學，再隱秘不過的帝王之術，黃宗羲卻是堂而皇之地在國子監開講。
雖然內容還不怎麽深入，觀點也不成體係，但以實為基，以明得失為目的，聽得學生們大唿過癮，一個勁地慶幸自己沒有學其他人跑掉。這般內容，換在北麵的朝廷，甚至之前曆代朝廷，都不會明以示人。
似乎是受了楚行時的提點，或者是感受到了新立大乾也正處於抉擇路口，年前黃宗羲就將研究重點轉到了更為實際的賦稅製度上，他今曰所論，也有不少是從楚行時那搬運過來的，而楚行時的東西，自然又少不了後世諸多理論的影響。
今日借《明夷待訪錄》說到賦稅，學生們早有心理準備，卻不想等來的是黃宗羲對這積累難返之症開出的藥方膚淺？並讓學子們，補充完善。
“狂妄！”
袁樞直惱怒不已，下意識地就想起身駁斥，卻被文震孟曾拉住了。
“聽他說下去嘛……”
“經過在下的總結，積累難返之症的根結在二，一是君王朝廷無憐恤之心，欲壑難填，二是以錢以銀為稅，所稅非所出。在下認為，解此症結，一是以所產為所稅，二是重行方田之法，此二論皆書生之言，非治政之言。”
黃宗羲一點也沒在意學生們的驚詫，繼續侃侃而談。
“錢銀於天下之利弊，早前我們已經談過，錢銀興，人世旺，此乃天道顯於人世之理，若是要逆它，國將不國，民將不民。前明太祖和我先的想法一般無二，雖然難做到田稅盡依本色，可在徭役力差一事，絕不願銀錢沾染，結果怎樣呢？結果是嘉靖朝不得不行一條鞭法，否則再難維持政治。”
“我這裏有一份方田之法，是一位同學延續我在《田製》一二三的說法，並進行進一步的拓展，我很欣賞這位同學的態度和努力，但是你們就未曾想過，夫子也會犯錯嗎？這本書是我早期的思想，其實就是書生懷古，老生長談的內容，於治國並無多大用處，我想看到的是你們的見解，所以大家以後要多拿出來一些新的東西來。”
“早前我們也講過了，三代行封建，秦後行郡縣。根底已不一樣。而賦稅一事，更非單隻朝廷與百姓之事，之間還隔著州縣官府乃至田地屬權兩層。方田之法隻論施政對象，不論施政者和經手者為何人，那就如書生一般，將自己代作朝廷和州縣官府，隻當是渾然一體，將天下與百姓比作白紙，肆意勾畫，這不就是那般隻知讀聖賢書的迂腐之見麽？”
黃宗羲顯然是對這問題研究得很深，噴起早年的自己來，也是心氣十足，不僅學生們都愣愣地聽著，文震孟曾和袁樞直也按下了火氣，要聽他到底能丟出什麽幹貨。
“當初的我，和如今的你們，對於這積重難返之策，並未完全看透。”
黃宗羲繼續發著驚人之語。
“此症不止是在田稅和力役上來迴周旋，更是在朝廷與地方的正稅和雜派之間來迴周旋。”
“國要君王彰貴，養官備兵，要修城治河，地方州縣也要興教化，斷是非，治安緝盜，修渠築堤。但曆來朝廷都不會任由地方在財事上坐大，但凡朝廷得力，留於地方州縣的正稅，隻夠供養官吏、學官生員等等。其他諸事，非得特例，都得靠地方民人自理。所以曆代州縣官府，在正稅之外都有雜派，這無關貪腐，而是迫不得已的治政之策。”
黃宗羲接著說到，自秦漢始，徭役就是朝廷向地方“侵稅”的戰場。漢時成丁要服正卒、戍邊和更卒三類。正卒和戍邊都是當兵，期限不過兩年，而更卒則是每年要在本地服一個月徭役，負責土木工程、驛傳、漕運等等體力活，之後這更卒變為出錢代更的“更賦”，這錢自然就收到朝廷去了。
朝廷做的是大工程，辦的是大事，可地方州縣要修城廓，要造橋，要修水渠河堤，要組織民壯防火防盜，這些小事朝廷管不到也管不了，隻好地方自己解決。一些臨時工程可以由地方官出麵籌措，一些長期工程，比如養更夫民壯等事情，那就得靠地方搭著正稅來收雜派解決，雜派的根底就在這裏。地方官貪腐，隻是將自己的私欲又搭在了雜派上，而非是貪腐造就了雜派。
曆代賦稅改革的背景，都是朝廷原本的賦稅體係難以維持，核心原因是，曆代開國，規劃財稅製度均以僵化而理想的狀態為基礎，畢竟朝廷以外儒內法為治政思想，目標就是追求一個僵化而靜態的天下。
但曆史從不是靜止的，天下也一直在變化，僵化的財稅體係跟不上發展的形勢。曆代賦稅改革的思路都很簡單，將計稅基礎重新退迴到相對還算僵化不變的田地上麵。把田稅丁稅乃至地方雜派攤入田稅後，地方靠著雜派組織起來，用於解決地方本地公共事務的稅費也被刮到了朝廷腰包裏。
但大家疑惑的是，這事該怎麽辦到呢？
要知道，自古以來，皇權不下鄉，收稅都要靠糧長亦或是鄉紳幫忙收。
他們這大乾新朝，就算借著新立之國的威勢，能壓得地方官和鄉紳不亂伸手，也難給農人劃下一道清晰界限，讓朝廷和地方都說到做到，不給農人多餘攤派吧？
影響農人負擔的因素太多了，真實的田地麵積，肥瘠程度，豐欠年糧折色，也就是能賣多少銀子，這些別說朝廷，就連州縣都難掌握。
更大的問題是，很多農人都是租佃田地，要麽租給別人，要麽自己佃種別人田地，相互間的田租都是自己約定，朝廷和地方難以幹涉，楚行這話，是還要插手農人租佃分成？這未免有點天方夜譚了。
大家下意識的，都覺得大王的想法是不可行的。
甚至覺得此舉，跟王莽的各項奇葩政策，沒有什麽區別。
但是大乾國主素來不會做無的放矢之舉，大家隻是安靜的聽著。
“攤丁入畝是名，內裏的實質，是要重新整理地方和朝廷的財稅關係。”
楚行悠悠說著，將話題引到了讓文官們皺眉的方向，可不少州縣吏員出身的文官卻是兩眼一亮，原來是這樣啊。
============================
揚州國子監。
一身明廷官袍的官員進入學堂大門，身後不遠處跟著兩個虎賁軍衛士。
這兩個明官，老的五六十歲，少的三十出頭，繃著一臉慷慨凜然，目光卻是閃爍不定。
這兩個人分別是偽明的狀元郎文震孟，其人乃是文征明之後，才華橫溢，即便是崇禎也多為依賴，卻在省親時，被大乾的情報人員強行給搶到大乾來。害的這位大才子，斯文掃地，就在揚州府的大街上，罵了楚行一個多時辰。
至於另外一位，則喚做袁樞，乃是偽明重臣袁可立之子，為人文武雙全，本來朝廷將他調到蘇州，讓他擔任按察使，是想著解救危機的，卻不料成了大乾的俘虜，被李大虎直接送到了揚州府來。
這兩個人被俘虜之後，一直關在揚州城的勞改莊園裏，不過不像是其他俘虜一樣需要大量的體力勞作。
文孟震在早年讀書時，曾經跟趙汝才有私交，甚至還在趙汝才家裏呆過很長一段時間，對於趙家的晚輩也多有提攜，袁樞直則是沾了文震孟曾的光，兩人都沒遭什麽罪，除了不能離開揚州，出行還有守衛跟著之外，完全享受貴賓待遇。
而這兩個大才子，也一直保持著自己的骨氣，不曾為大乾國主楚一策，也未曾留下詩畫，還經常穿著一身偽明的官服，在揚州府晃悠，彰顯他們的氣節和心胸。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二人的心思都有些搖曳，以他們的學問造詣，對於大乾的事情，自然會有一些自己的感悟和感慨，明廷將大乾打為邪魔外道，在他們看來，著實是無奈之舉。
但是這樣的無奈，讓他們漸漸麵對一個很嚴肅的問題，那就是君臣大義和天下百姓，到底該以誰為先。
“既然反抗無益，不如就安心聽聽他們，每日講些什麽。”
偽乾並不會為難他們這種官聲不錯，且還有才華的人，但是卻限製了他們的人身自由，這讓他們一時半會不知道該怎麽辦。
而且他們也憂慮朝廷的局勢，因為眼下已經不僅僅是偽乾作亂，朝廷四海之地，到處都有大規模的起義軍，在於朝廷做對。
他們昔日裏效忠的對象，可以用江河日下來形容。
而被他們罵為亂臣賊子的偽乾，卻是一副欣欣向榮的姿態，這讓他們的內心的情感極其複雜。
而且久居揚州府，雖然這裏繁華，興盛，但是久而久之也未免感覺到孤單，想念家中的親人，心中憋悶。
便忍不住出門散步，不知不覺，就到了國子監門外，幹脆走了進去。
身後的守衛也就隻跟著，隻要他們在揚州府裏轉悠，守衛就不限製。
“聽說左懋泰去了山東，最近授課的是黃宗羲，一會兒等他宣揚謬論的時候，袁某可要好好駁斥他一番！”
袁樞直罵人之心蠢蠢欲動，左懋泰時他罵不過，這位山東來的大才子，真的是才華橫溢，滿腹經綸，而且辯起學問來，真的是能說上三天三夜。
在大乾之所以聲明不顯，那是因為大乾的官員多是務實派，不喜歡辯論。
讓這位九龍大哥的威名和一身本事，無處發泄罷了。
這袁樞一來，簡直就是撞到槍口上，被狠狠的教訓了一通。
畢竟學問不如人，可這黃宗羲，不過是一個黃口小子，趁左懋泰不在，欺負他一番，也算是出他一口惡氣。
“若還是那什麽救民主義之說，真的沒啥辯駁的，偽乾國主楚行，擅長操弄人心，已經自成體係，我等以儒家之言，辯駁他的為民為國，實在是對牛彈琴。而且其出發點，亦是救治天下百姓，說到底還有幾分墨家的底子，我們下場，反而搞得我們像是不仁不義一般。”
文孟震意興闌珊的搖著頭，左懋泰所述的救民主義，出身於墨家、法家、還捎帶著如家，就是一副骨頭架子，難以辨駁。
在他看來，也虛無縹緲，不著實處，無甚意義。
可他心中也是滯鬱，聽聽那黃宗羲要說什麽，甚至再聽聽袁樞直跟他怎麽鬥嘴，也算是一樁樂事。
大乾發展極快，對於人才的需求是極致的，所以修建國子監時，大乾不曾有半分懈怠，麵積自然很大。
黃宗羲的講堂在一座名為“文心樓”的大殿裏，此外還有“格物樓”、“理工樓”等等。
“先前給諸位留下作業，讓諸位研讀在下先前所著的《明夷待訪錄》，其中述及‘積重難返’之勢，乃今日研討之課題。”
講堂是一座扇麵階梯狀的廳堂，百多年輕人分坐在階梯裏，而一身儒衫，頭戴明時方巾的黃宗羲則神采奕奕的站在廳堂最下方，倚著一麵黑板給眾人講課。
“治國之道，豈是一群黃口小兒能妄言的？偽乾就是一群沐猴而冠的獸類！膚淺！”
袁樞氣的直拂袖冷哼，不讀聖賢書，不立正心術，就來研究這國政之學，怕不熏出一幫貪吝誤國之輩？等等，誤的是楚行的偽國，他又何苦生氣？
自己若是動不動就生氣，豈不是著了偽乾的道了。
勉強調整好自己的心態，袁樞不發一言，就跟著文震孟曾躲在廳堂最上麵的角落裏，聽著黃宗羲傳遍整個廳堂的清晰嗓音。
黃宗羲發現了這二人的存在，但是卻並未多言，就當他們是一般的旁聽生。
黃宗羲雖然年輕，但是對於治國卻有不素的見解，他在自己的《明夷待訪錄》裏提及，積重難返之害。
“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辭為：“明夷於飛垂其翼，君子於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
所謂“明夷”是指有智慧的人處在患難地位。“待訪”，等待後代明君來采訪、采納。
而其中的積重難返之害，大意是三代的時候，隻有貢、助、徹，也就是按田畝收實物稅，到了魏晉，變為租和調，租是按田畝收糧食，調是按戶收布帛，而到了唐時，又多出來庸，按人頭收布帛或絲麻，賦稅的租庸調體係成型。
唐時兩稅法改革，將庸和調並入到租裏，而宋時不理會庸和調已經並入租裏的曆史，又開始收丁身錢米。
到了明時，一條鞭法將徭役攤銀，並於田稅，這也是第二輪攤丁入畝。但實際地方上有很多力差雜役沒有免掉，比如最重要的裏甲十年一輪。而後萬曆加新餉、練餉，並入舊之兩稅，也讓後人忘了這兩餉，隻當正稅就是增加後的數字。
從這裏就看出一個規律，朝廷收稅，先隻按田收，後來擴展到戶，再到人。
然後進行賦稅改革，三項稅收匯總到田畝上，由田畝攤分，當然總數是絕不會少的。這一輪穩定後，又開始將稅收擴展到人戶身上。之後再進行賦稅改革，重複將稅收根基按迴到田地上，當然，轉了這一圈，總數自然比前一次更多，每轉一圈，民人的負擔就重上一層。
其實，早些年黃宗羲著述這本書的目的，其實跟傳統的文人一樣，搞得是托古改製，就是描述我們老祖宗如何厲害厲害，我們是不是要跟老祖宗學習啊。
其實也是在改革的基礎上，穿上一身古老的外衣罷了。
可是他來到大乾發現，根本不是那麽一迴事兒，這裏一切都是新的，大家根本不需要這麽玩，這讓黃宗羲完全放飛自我。
甚至於主動在教室裏，給學生下發作業，就是讓他們尋找自己這本書的漏洞，並且完善他。
“愚雖然發現這積重難返之症，但具體如何醫治，卻隻有膚淺之策，所以留下作業，讓爾等各抒己見。”
在原本的曆史裏，此時的黃宗羲應在金陵參加張溥召集的金陵大會，經友人周鑣介紹參加複社，成為社中活躍人物之一。
因為大乾提出的諸多策略，完美的迎合了他的內心思想，使得他心生敬仰，諸如大乾提出，以民生為本的思想，幾乎與他提出的天下為主，君為客的觀念如出一轍。
而大乾國主在救民主義提出的，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於萬民之憂樂名師說到了黃宗羲的心坎裏。
所以黃宗羲這個年輕人，義無反顧投身於大乾的陣營，並快速走上朝堂，走向了學問派。
而彼時，這些年楚行也沒閑著，在楚馮氏的幫襯下，對於曆史有了更進一步的研究，甚至創造出了類似於資本論一樣的見解，並在救民主義之中進行了闡釋和描述，黃宗羲研讀之後，大唿痛快，並通過長時間的努力，已經學有所成。
可以說是，大乾救民主義的新的理論派開拓人。
他在理論上，某些領域已經接近楚行對於治國的理解，甚至於青出於藍，在國子監任這文心樓的樓主，以解決實際問題的眼光來剖析曆史，所講內容被學生們視為“帝王之術”，每次開課，整個書院大半學生都會跑來聽。
“秦何以一統六國”、“華夏從封建到郡縣的轉變”、“西域於華夏之要義”、“前明帝王成敗”、“錢法三千年”、“丞相內閣之衍”、“州縣兵政變遷”，一聽這些題目，那都是以前帝王才可聽到的治政密學，再隱秘不過的帝王之術，黃宗羲卻是堂而皇之地在國子監開講。
雖然內容還不怎麽深入，觀點也不成體係，但以實為基，以明得失為目的，聽得學生們大唿過癮，一個勁地慶幸自己沒有學其他人跑掉。這般內容，換在北麵的朝廷，甚至之前曆代朝廷，都不會明以示人。
似乎是受了楚行時的提點，或者是感受到了新立大乾也正處於抉擇路口，年前黃宗羲就將研究重點轉到了更為實際的賦稅製度上，他今曰所論，也有不少是從楚行時那搬運過來的，而楚行時的東西，自然又少不了後世諸多理論的影響。
今日借《明夷待訪錄》說到賦稅，學生們早有心理準備，卻不想等來的是黃宗羲對這積累難返之症開出的藥方膚淺？並讓學子們，補充完善。
“狂妄！”
袁樞直惱怒不已，下意識地就想起身駁斥，卻被文震孟曾拉住了。
“聽他說下去嘛……”
“經過在下的總結，積累難返之症的根結在二，一是君王朝廷無憐恤之心，欲壑難填，二是以錢以銀為稅，所稅非所出。在下認為，解此症結，一是以所產為所稅，二是重行方田之法，此二論皆書生之言，非治政之言。”
黃宗羲一點也沒在意學生們的驚詫，繼續侃侃而談。
“錢銀於天下之利弊，早前我們已經談過，錢銀興，人世旺，此乃天道顯於人世之理，若是要逆它，國將不國，民將不民。前明太祖和我先的想法一般無二，雖然難做到田稅盡依本色，可在徭役力差一事，絕不願銀錢沾染，結果怎樣呢？結果是嘉靖朝不得不行一條鞭法，否則再難維持政治。”
“我這裏有一份方田之法，是一位同學延續我在《田製》一二三的說法，並進行進一步的拓展，我很欣賞這位同學的態度和努力，但是你們就未曾想過，夫子也會犯錯嗎？這本書是我早期的思想，其實就是書生懷古，老生長談的內容，於治國並無多大用處，我想看到的是你們的見解，所以大家以後要多拿出來一些新的東西來。”
“早前我們也講過了，三代行封建，秦後行郡縣。根底已不一樣。而賦稅一事，更非單隻朝廷與百姓之事，之間還隔著州縣官府乃至田地屬權兩層。方田之法隻論施政對象，不論施政者和經手者為何人，那就如書生一般，將自己代作朝廷和州縣官府，隻當是渾然一體，將天下與百姓比作白紙，肆意勾畫，這不就是那般隻知讀聖賢書的迂腐之見麽？”
黃宗羲顯然是對這問題研究得很深，噴起早年的自己來，也是心氣十足，不僅學生們都愣愣地聽著，文震孟曾和袁樞直也按下了火氣，要聽他到底能丟出什麽幹貨。
“當初的我，和如今的你們，對於這積重難返之策，並未完全看透。”
黃宗羲繼續發著驚人之語。
“此症不止是在田稅和力役上來迴周旋，更是在朝廷與地方的正稅和雜派之間來迴周旋。”
“國要君王彰貴，養官備兵，要修城治河，地方州縣也要興教化，斷是非，治安緝盜，修渠築堤。但曆來朝廷都不會任由地方在財事上坐大，但凡朝廷得力，留於地方州縣的正稅，隻夠供養官吏、學官生員等等。其他諸事，非得特例，都得靠地方民人自理。所以曆代州縣官府，在正稅之外都有雜派，這無關貪腐，而是迫不得已的治政之策。”
黃宗羲接著說到，自秦漢始，徭役就是朝廷向地方“侵稅”的戰場。漢時成丁要服正卒、戍邊和更卒三類。正卒和戍邊都是當兵，期限不過兩年，而更卒則是每年要在本地服一個月徭役，負責土木工程、驛傳、漕運等等體力活，之後這更卒變為出錢代更的“更賦”，這錢自然就收到朝廷去了。
朝廷做的是大工程，辦的是大事，可地方州縣要修城廓，要造橋，要修水渠河堤，要組織民壯防火防盜，這些小事朝廷管不到也管不了，隻好地方自己解決。一些臨時工程可以由地方官出麵籌措，一些長期工程，比如養更夫民壯等事情，那就得靠地方搭著正稅來收雜派解決，雜派的根底就在這裏。地方官貪腐，隻是將自己的私欲又搭在了雜派上，而非是貪腐造就了雜派。
曆代賦稅改革的背景，都是朝廷原本的賦稅體係難以維持，核心原因是，曆代開國，規劃財稅製度均以僵化而理想的狀態為基礎，畢竟朝廷以外儒內法為治政思想，目標就是追求一個僵化而靜態的天下。
但曆史從不是靜止的，天下也一直在變化，僵化的財稅體係跟不上發展的形勢。曆代賦稅改革的思路都很簡單，將計稅基礎重新退迴到相對還算僵化不變的田地上麵。把田稅丁稅乃至地方雜派攤入田稅後，地方靠著雜派組織起來，用於解決地方本地公共事務的稅費也被刮到了朝廷腰包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