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月19日，楊學山出生在一個向他三叔借的，屋頂是茅草搭成的，四壁為石塊砌的，到處透風的小屋裏。一出生，家裏就“上無片瓦遮身，下無立錐之地”，窮困到了極致。為了改變這種極度貧苦的命運，楊學山從小發奮圖強，力圖用自己的力氣改變貧苦的命運，實歲七歲多就跟著父親給資本家賣苦力。先是到北京郊區的良鄉，給資本家修築水壩，在永定河畔幹了一個冬季和一個春季，在雨季來臨之前，河堤築好了。苦苦幹了大半年的楊學山和父親眼巴巴地等著資本家能把大半年的辛勤汗水錢如數發給他們。可是心如蛇蠍的資本家，一卷錢，跑了！他們一個銅板也沒拿著！白白給資本家幹了大半年。後來，又去闖關東，到長春給資本家賣苦力，還不到實歲九歲的楊學山不得不跟成年人一樣去扛長長的鐵軌，重重的鐵軌壓得身子骨還很稚嫩的楊學山兩眼冒火花，咬著牙硬挺著幹到鐵路建好，可黑心的資本家又說賠了沒賺到錢，按照小孩給一塊錢，大人給兩塊錢地把賣苦力的人們轟走了。
楊學山父子倆本來想靠著力氣到外邊賣苦力掙點錢，然後迴家買點兒地，以種地為生，結果被萬惡的資本家白白地欺騙壓榨了兩年，不僅沒掙上錢，還差點兒餓死在迴家的路上，——楊學山和父親一路要著飯才迴到了家。
迴到家後，小小年紀的楊學山又到地主家扛長工，扛一年、365天的長工，地主就支付一塊大洋的工錢，後來十五六歲了，扛一年長工，地主也才給三塊大洋的工錢，天還沒亮，雞一叫，就被地主薅起來，直幹到天黑不見為止，一天平均幹十三四個小時的苦活，扛一天長工，平均隻能掙到0.008219塊大洋的工錢。到了十八歲，攢了近十年的扛長工的錢，才從他三叔的手裏買到三分地，而且買這三分地的錢不隻是楊學山近十年的扛長工的錢，還有他娘給人當傭人掙下的錢。到了抗日初期，共產黨八路軍來到楊學山的家鄉，實施減租減息，增加工資檔和土地迴贖等政策後，楊學山家才有了自己的十畝土地，結束了扛長工的奴隸般的生活，過上了自耕農的溫飽生活。從童工、長工成為自耕農的變化中，楊學山真正明白了，不改變剝削壓迫製度，光靠自己的一把力氣拚死拚活地幹，是永遠也改變不了奴隸般的生活的，必須跟著要建立公平正義自由民主製度的共產黨八路軍幹，徹底鏟除剝削奴役製度，受剝削的貧苦農民才能從奴隸般的生活中得到解放，才能過上吃得飽穿得暖的溫飽生活。於是，從1942年開始，楊學山積極參加抗日活動和建立人民政權的土改運動。又於1948年，堅定不移地跟著南下大軍，去剛解放的地區消滅吃人的封建剝削製度，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政權。
1948年4月，楊學山正式跟隨南下大軍南下。7月，南下到中原大地成為一名機要交通員，這是當時機要交通部門最基層的小幹部。1949年2月12日，因一個多月前，憑著“明知前是死，便向死求生”的英雄氣概，冒死闖過土匪把守的關卡，把一封非常重要的信件送到上級首長手裏的功績，被提拔為葉縣縣委辦公室機要交通站的站長。機要交通站的上級是機要通信科，屬於科下邊的股一級的幹部。這是楊學山第一次用自己的生命拚搏所得到的第一個官。
1950夏天，楊學山憑借著1949年底至1950年上半年隻身一人搞開了十幾名“大知識分子”沒有搞開的紅崗廟村的土改運動和在豔色店出色地組織了農民群眾的教育工作，從而成功地召開了隻說理、不打人傷人的群眾大會的優秀的表現，被任命為區委宣傳委員。區委委員享受副科長待遇，是準副科級幹部。這是楊學山冒著被紅崗廟村的惡霸地主趙家豪的百十號人的保安團殺害的危險，把趙家豪的土地分給紅崗廟村貧苦農民的。從而實現了紅崗廟村貧苦農民幾輩人的“耕者有其田的”夢想。這是楊學山第二次用自己的生命拚殺而獲得的第二個官。
1950年7月，根據黨的需要，楊學山繼續南下到南方省。到了南方省後，被分配到嶺川縣嚴侗村搞土改。剛到嚴侗村的第二天的夜裏，隻身堅守在村裏的楊學山遭到山上號稱二千人的土匪的夜襲，險些被土匪抓住，用鈍鋸鋸斷脖子。幸虧事先製定好預案，擺脫了土匪的圍殺，並帶領民兵擊潰土匪，然後帶領嚴侗村的農民掀起了土改運動的高潮。他領導的工作組離開嚴侗村的時候，村民放鞭炮歡送出村。這次，楊學山被提升為區委副書記。這是楊學山第三次用生命搏殺出的第三個官。
1951年8月，楊學山調到甲景縣十二區工作。甲景縣是解放初期敵對勢力重點布防的地區。開展工作非常難。楊學山一到十二區就被“地下軍”用藥毒倒，後來又兩次中毒，不計其數的被追殺，每次都險些丟了性命，靠著堅定的信念和堅強的毅力，與敵特分子進行你死我活的殊死鬥爭。最終把十二區的“地下軍”一網打盡，帶領十二區的人民很快完成了土改任務，之後又掀起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這些，楊學山多次被評為先進個人，楊學山領導的十二區幾次被評為先進集體。1953年春，楊學山正式被任命為十二區的區委書記。楊學山這第四次升遷，已經不知是多少次用生命搏擊得來的了。
1954年秋天，楊學山從甲景縣十二區區委書記調任到甲縣縣委委員兼縣委宣傳部副部長。
縱觀楊學山的仕途之旅，一路都荊棘叢生，步履艱難，生死難卜。每一次獲得的小小的、一絲絲的前途的光亮，都是用自己寶貴的生命拚搏換來的。這就是沒有任何背景的楊學山從社會最低層幹起的仕途之旅，沒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但他從不向命運低頭，靠自己的拚搏，他也隻能靠著自己的拚搏，不惜生命，不惜一切，勇往向前！向前！再向前！才能改變自己的卑微的社會地位！他清楚地認識到，隻有把自己一個小人物的命運與建立新中國的人民政權的偉大事業緊緊地連在一起，才能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1954年10月，組織上安排楊學山去南方省委黨校一分部脫產學習文化知識。這說明組織還想把楊學山提拔到更高的職務上用用。
南方省黨校開辦文化知識速成班是全國為適應新中國建設發展大辦提高工農幹部文化知識機構的一個縮影。根據工農幹部當時參差不齊的文化水平，當年南方省委黨校開辦了高中、初中、高小和初小四個層次的班級，學期兩年，畢業後，根據學習成績和省建設所需，另行分配工作。在入學考試的兩千個單詞的測試中，楊學山沒有一個不會的，考入四個層次中的第二層次的初中班。這在當時文盲率較高的革命隊伍裏是非常令人羨慕的。在開課的第一堂課上，教師在黑板上寫出一個“遣”字，問在座的各級領導怎麽讀和含意。班裏沒有一人吱聲。就在教師失望的時候，楊學山站起來說，這字讀“qiǎn”，跟深淺的“淺”一個讀音，是“派”的意思。全班學員驚愕！——這麽難的字，楊學山都認識！
1955年春，正值楊學山這撥工農幹部在黨校學習文化知識之機，國家開始進行“定職、定級、定銜、定薪”的“四定”的工資製度改革。這對當時在南方省黨校裏學習的工農幹部來說，是大姑娘上轎——頭一遭，沒什麽概念，覺得，不管怎麽定職定級，該喝白粥還喝白粥。所以，南方省黨校宣讀國家工資製度改革的決定後，校園平靜如水，誰也沒把工資製度改革當迴事。有一日，聽說上麵有人為定職定級鬧得痛哭流涕，開始關注起來，耳朵也豎起來了，嘴巴也伸長了，東問西聽，打聽到，定職定級後，級別與享受的待遇是對應的，什麽級別享受什麽級別的待遇，不能越級享受，而且一旦定了級，級就隨人走，人走到哪兒，級別待遇跟到哪兒，一直到死。
於是，正在南方省黨校學習的一些幹部就有了想法，極力想往高套級別。這個說，他1932年9歲時，就扛起紅櫻槍為紅軍站過崗放過哨了，應屬於紅軍幹部，這次定職定級，應該至少定一個高幹。那個說，雖然他1938年初參加革命，不是紅軍時期的幹部，但做出過很大貢獻，參加過多次戰鬥，按照“血比汗值錢”的原則，這次定職定級，定不上專員級中的最後一級——13級，也得定縣級中的最高一級——14級！有人看年紀輕輕的楊學山已經是縣級幹部，怕楊學山占了黨校的縣級名額，自己撈不上，就擠兌楊學山，說楊學山隻學習，不聯係群眾，不給楊學山定職定級等等。
楊學山早就想騰出空兒來好好學習學習充充電。這次南方省委開辦的文化知識速成班可讓楊學山撈著整塊時間學習了。因此，楊學山一到速成班，便一頭紮進書本裏拔不出來了，當別人為定級定職絞盡腦汁時，他卻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他的“聖賢書”，——抱著文化知識課本，沒日沒夜地學習起來。這就是人稱的“胸懷大誌，方能見利不惑！”
過了一段時間，定職定級的正式批文下來了。那些想高套到高幹的幹部沒能如願以償，楊學山卻出乎大家“意外”地定上了17級——準縣級，準確地說，是副縣級。
針對一些幹部覺得，不論從資曆上說，還是從自認為做出的貢獻大來說，他們都不應該比楊學山定得級別低，反而要比楊學山定得級別高才行的想法，南方省黨校一分部的領導給他們的解釋是，一是，楊學山沒占黨校的指標，占的是原單位的指標；二是，楊學山定為17級是他原工作單位根據“縣委委員的級別應為17級”的政策和他是抗日戰爭年代的幹部資曆的標準定的，符合定職定級的政策。針對有人反映“楊學山除了學習，什麽活動也不參加，也不聯係群眾，不應該調資”的問題，南方省黨校一分部書記解釋道：省委組織文化速成班是下了還大決心的，是冒著一時省裏的工作受到損失的風險的，其目的就是讓學員來學習文化知識的，以適應將來省裏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快速發展，不是讓學員來搞其他活動或是拉關係來的，所以，每個學員都應該抓緊這不可多得的專門學習時間，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並告訴他們，都應該要向楊學山學習，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學習上，別整天把精力放在拉關係上！沒有文化知識，關係再好，以後也跟不上社會主義快速發展的步伐！針對他們覺得自己的資曆比楊學山深和功勞比楊學山大的問題，這位領導跟他們說：別看楊學山沒黑沒日地學習，不跟你爭不跟你搶，楊學山說來也是1942年加入的共產黨，也是抗日時期的幹部！你說你功勞大，打死過3個日本侵略者，或是保護過一個班的八路軍的性命，人家楊學山也救過好幾個八路軍傷員的命，而且他在解放戰爭年代還評過戰鬥英雄，你們評過戰鬥英雄嗎？……
1956年秋，楊學山初中速成班畢業，分配到南方省貴縣糖廠壓榨車間任支部書記。廠長由一正專員擔任。這樣，糖廠是地區行政公署級別，車間是正縣處級。也就是說，楊學山按照正式公文，又升為正縣級的領導幹部了。
這樣，楊學山從1948年4月南下到1956年被正式任命為南方省貴縣糖廠壓榨車間的領導，用了8年的時間，從一個農民一躍升為一個正縣級領導！
楊學山父子倆本來想靠著力氣到外邊賣苦力掙點錢，然後迴家買點兒地，以種地為生，結果被萬惡的資本家白白地欺騙壓榨了兩年，不僅沒掙上錢，還差點兒餓死在迴家的路上，——楊學山和父親一路要著飯才迴到了家。
迴到家後，小小年紀的楊學山又到地主家扛長工，扛一年、365天的長工，地主就支付一塊大洋的工錢，後來十五六歲了，扛一年長工，地主也才給三塊大洋的工錢，天還沒亮，雞一叫，就被地主薅起來，直幹到天黑不見為止，一天平均幹十三四個小時的苦活，扛一天長工，平均隻能掙到0.008219塊大洋的工錢。到了十八歲，攢了近十年的扛長工的錢，才從他三叔的手裏買到三分地，而且買這三分地的錢不隻是楊學山近十年的扛長工的錢，還有他娘給人當傭人掙下的錢。到了抗日初期，共產黨八路軍來到楊學山的家鄉，實施減租減息，增加工資檔和土地迴贖等政策後，楊學山家才有了自己的十畝土地，結束了扛長工的奴隸般的生活，過上了自耕農的溫飽生活。從童工、長工成為自耕農的變化中，楊學山真正明白了，不改變剝削壓迫製度，光靠自己的一把力氣拚死拚活地幹，是永遠也改變不了奴隸般的生活的，必須跟著要建立公平正義自由民主製度的共產黨八路軍幹，徹底鏟除剝削奴役製度，受剝削的貧苦農民才能從奴隸般的生活中得到解放，才能過上吃得飽穿得暖的溫飽生活。於是，從1942年開始，楊學山積極參加抗日活動和建立人民政權的土改運動。又於1948年，堅定不移地跟著南下大軍，去剛解放的地區消滅吃人的封建剝削製度，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政權。
1948年4月，楊學山正式跟隨南下大軍南下。7月，南下到中原大地成為一名機要交通員，這是當時機要交通部門最基層的小幹部。1949年2月12日，因一個多月前，憑著“明知前是死，便向死求生”的英雄氣概，冒死闖過土匪把守的關卡，把一封非常重要的信件送到上級首長手裏的功績，被提拔為葉縣縣委辦公室機要交通站的站長。機要交通站的上級是機要通信科，屬於科下邊的股一級的幹部。這是楊學山第一次用自己的生命拚搏所得到的第一個官。
1950夏天，楊學山憑借著1949年底至1950年上半年隻身一人搞開了十幾名“大知識分子”沒有搞開的紅崗廟村的土改運動和在豔色店出色地組織了農民群眾的教育工作，從而成功地召開了隻說理、不打人傷人的群眾大會的優秀的表現，被任命為區委宣傳委員。區委委員享受副科長待遇，是準副科級幹部。這是楊學山冒著被紅崗廟村的惡霸地主趙家豪的百十號人的保安團殺害的危險，把趙家豪的土地分給紅崗廟村貧苦農民的。從而實現了紅崗廟村貧苦農民幾輩人的“耕者有其田的”夢想。這是楊學山第二次用自己的生命拚殺而獲得的第二個官。
1950年7月，根據黨的需要，楊學山繼續南下到南方省。到了南方省後，被分配到嶺川縣嚴侗村搞土改。剛到嚴侗村的第二天的夜裏，隻身堅守在村裏的楊學山遭到山上號稱二千人的土匪的夜襲，險些被土匪抓住，用鈍鋸鋸斷脖子。幸虧事先製定好預案，擺脫了土匪的圍殺，並帶領民兵擊潰土匪，然後帶領嚴侗村的農民掀起了土改運動的高潮。他領導的工作組離開嚴侗村的時候，村民放鞭炮歡送出村。這次，楊學山被提升為區委副書記。這是楊學山第三次用生命搏殺出的第三個官。
1951年8月，楊學山調到甲景縣十二區工作。甲景縣是解放初期敵對勢力重點布防的地區。開展工作非常難。楊學山一到十二區就被“地下軍”用藥毒倒，後來又兩次中毒，不計其數的被追殺，每次都險些丟了性命，靠著堅定的信念和堅強的毅力，與敵特分子進行你死我活的殊死鬥爭。最終把十二區的“地下軍”一網打盡，帶領十二區的人民很快完成了土改任務，之後又掀起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這些，楊學山多次被評為先進個人，楊學山領導的十二區幾次被評為先進集體。1953年春，楊學山正式被任命為十二區的區委書記。楊學山這第四次升遷，已經不知是多少次用生命搏擊得來的了。
1954年秋天，楊學山從甲景縣十二區區委書記調任到甲縣縣委委員兼縣委宣傳部副部長。
縱觀楊學山的仕途之旅，一路都荊棘叢生，步履艱難，生死難卜。每一次獲得的小小的、一絲絲的前途的光亮，都是用自己寶貴的生命拚搏換來的。這就是沒有任何背景的楊學山從社會最低層幹起的仕途之旅，沒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但他從不向命運低頭，靠自己的拚搏，他也隻能靠著自己的拚搏，不惜生命，不惜一切，勇往向前！向前！再向前！才能改變自己的卑微的社會地位！他清楚地認識到，隻有把自己一個小人物的命運與建立新中國的人民政權的偉大事業緊緊地連在一起，才能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1954年10月，組織上安排楊學山去南方省委黨校一分部脫產學習文化知識。這說明組織還想把楊學山提拔到更高的職務上用用。
南方省黨校開辦文化知識速成班是全國為適應新中國建設發展大辦提高工農幹部文化知識機構的一個縮影。根據工農幹部當時參差不齊的文化水平，當年南方省委黨校開辦了高中、初中、高小和初小四個層次的班級，學期兩年，畢業後，根據學習成績和省建設所需，另行分配工作。在入學考試的兩千個單詞的測試中，楊學山沒有一個不會的，考入四個層次中的第二層次的初中班。這在當時文盲率較高的革命隊伍裏是非常令人羨慕的。在開課的第一堂課上，教師在黑板上寫出一個“遣”字，問在座的各級領導怎麽讀和含意。班裏沒有一人吱聲。就在教師失望的時候，楊學山站起來說，這字讀“qiǎn”，跟深淺的“淺”一個讀音，是“派”的意思。全班學員驚愕！——這麽難的字，楊學山都認識！
1955年春，正值楊學山這撥工農幹部在黨校學習文化知識之機，國家開始進行“定職、定級、定銜、定薪”的“四定”的工資製度改革。這對當時在南方省黨校裏學習的工農幹部來說，是大姑娘上轎——頭一遭，沒什麽概念，覺得，不管怎麽定職定級，該喝白粥還喝白粥。所以，南方省黨校宣讀國家工資製度改革的決定後，校園平靜如水，誰也沒把工資製度改革當迴事。有一日，聽說上麵有人為定職定級鬧得痛哭流涕，開始關注起來，耳朵也豎起來了，嘴巴也伸長了，東問西聽，打聽到，定職定級後，級別與享受的待遇是對應的，什麽級別享受什麽級別的待遇，不能越級享受，而且一旦定了級，級就隨人走，人走到哪兒，級別待遇跟到哪兒，一直到死。
於是，正在南方省黨校學習的一些幹部就有了想法，極力想往高套級別。這個說，他1932年9歲時，就扛起紅櫻槍為紅軍站過崗放過哨了，應屬於紅軍幹部，這次定職定級，應該至少定一個高幹。那個說，雖然他1938年初參加革命，不是紅軍時期的幹部，但做出過很大貢獻，參加過多次戰鬥，按照“血比汗值錢”的原則，這次定職定級，定不上專員級中的最後一級——13級，也得定縣級中的最高一級——14級！有人看年紀輕輕的楊學山已經是縣級幹部，怕楊學山占了黨校的縣級名額，自己撈不上，就擠兌楊學山，說楊學山隻學習，不聯係群眾，不給楊學山定職定級等等。
楊學山早就想騰出空兒來好好學習學習充充電。這次南方省委開辦的文化知識速成班可讓楊學山撈著整塊時間學習了。因此，楊學山一到速成班，便一頭紮進書本裏拔不出來了，當別人為定級定職絞盡腦汁時，他卻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他的“聖賢書”，——抱著文化知識課本，沒日沒夜地學習起來。這就是人稱的“胸懷大誌，方能見利不惑！”
過了一段時間，定職定級的正式批文下來了。那些想高套到高幹的幹部沒能如願以償，楊學山卻出乎大家“意外”地定上了17級——準縣級，準確地說，是副縣級。
針對一些幹部覺得，不論從資曆上說，還是從自認為做出的貢獻大來說，他們都不應該比楊學山定得級別低，反而要比楊學山定得級別高才行的想法，南方省黨校一分部的領導給他們的解釋是，一是，楊學山沒占黨校的指標，占的是原單位的指標；二是，楊學山定為17級是他原工作單位根據“縣委委員的級別應為17級”的政策和他是抗日戰爭年代的幹部資曆的標準定的，符合定職定級的政策。針對有人反映“楊學山除了學習，什麽活動也不參加，也不聯係群眾，不應該調資”的問題，南方省黨校一分部書記解釋道：省委組織文化速成班是下了還大決心的，是冒著一時省裏的工作受到損失的風險的，其目的就是讓學員來學習文化知識的，以適應將來省裏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快速發展，不是讓學員來搞其他活動或是拉關係來的，所以，每個學員都應該抓緊這不可多得的專門學習時間，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並告訴他們，都應該要向楊學山學習，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學習上，別整天把精力放在拉關係上！沒有文化知識，關係再好，以後也跟不上社會主義快速發展的步伐！針對他們覺得自己的資曆比楊學山深和功勞比楊學山大的問題，這位領導跟他們說：別看楊學山沒黑沒日地學習，不跟你爭不跟你搶，楊學山說來也是1942年加入的共產黨，也是抗日時期的幹部！你說你功勞大，打死過3個日本侵略者，或是保護過一個班的八路軍的性命，人家楊學山也救過好幾個八路軍傷員的命，而且他在解放戰爭年代還評過戰鬥英雄，你們評過戰鬥英雄嗎？……
1956年秋，楊學山初中速成班畢業，分配到南方省貴縣糖廠壓榨車間任支部書記。廠長由一正專員擔任。這樣，糖廠是地區行政公署級別，車間是正縣處級。也就是說，楊學山按照正式公文，又升為正縣級的領導幹部了。
這樣，楊學山從1948年4月南下到1956年被正式任命為南方省貴縣糖廠壓榨車間的領導，用了8年的時間，從一個農民一躍升為一個正縣級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