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後的一天，我終於見到了久違的大象。大象因為辦案到北京公幹，特地來與我相聚。
婷婷、小於和我在別墅接待了他。
酒過三巡，大象說起現在的年輕人：“現在的年輕人的確在許多方麵，比當時的我們優秀許多。比如知識麵廣、信息靈通、辦事不拘泥於套路。但是，唯獨缺乏的是吃苦精神。我們警局就有不少這樣的高材生，論能力和知識水平，那是沒得說。一旦進入辦案瓶頸，往往退縮。這點真不如我們這些老同誌。”
我打趣地說道：“獨生子女造就的一代，鮮有吃苦精神。我們可是經曆過抗大小學，7歲就自己搬桌椅上學。”
婷婷好奇地問道：“兒童小桌椅嗎？”
我搖了搖頭：“大學生用的實木桌椅，一套足有60斤，我那時剛過1米，扛起來走1公裏。”
小於問道：“隻聽說過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盛京的抗大小學是怎麽迴事？”
大象微笑道：“你們張總為此特意寫過一個小文，就是記敘抗大小學，你們有興趣讓他講講。”
婷婷興奮地說道：“我怎麽也不知道？老公，就講講唄！”
我迅速陷入了沉思，年過五十後，我不自覺地願意迴憶過去，過去的故事，哪怕過了四十多年，依然恍若隔日。
1972年中國教育界發生一件大事：可能是為了緩解畢業生的就業壓力，全國中小學在校生集體“蹲班”半年。無奈，我的一年級還得再讀半年，大我五歲的姐姐當然也不例外。
至於抗大小學，也可能是盛京獨有的產物。
1959-1961年，中國經曆了“三年自然災害”，產生了大饑荒，據說餓死數以千萬計的普通百姓，人口出生率也銳減。
進入1963年，隨著“饑荒”的緩解和結束，人口出生率“報複性”增長。“三年大饑荒”新生兒人口總數僅為3986萬，而隨後的1963、1964、1965年三年新生人口總數為8334萬，較“三年大饑荒”暴增4348萬，增長率109%。
1966年進入文化大革命，百業凋零，全國經濟大倒退，國庫捉襟見肘，原有的教育資源，已經滿足不了入學新生的暴增需求。黨中央推出企事業單位自行辦學的要求，且國家不撥付1分錢。
當時中國其他城市的企事業單位連開資都困難，根本不具備自行辦學的條件。而作為“共和國長子”（亦稱“共和國提款機”）的盛京，尚有少許家底。於是盛京市委號召大型廠礦和事業單位，發揚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建校精神，因地製宜，自力更生創辦低年級學校。於是，在盛京就誕生了新中國的“奇葩”新生事物——抗大小學。
東工抗大的創立適逢我到入學年齡的1971年，本人榮幸地成為“抗大小學”的首批學員。
開學第一天，1971年的3月1日，殘雪猶存，道路依然覆蓋著冰雪。我和一群同齡人到“學校”報到。
從家到學校步行約半個小時，走到五宿舍盡頭，看到一個快坍塌的大門，左側門柱上樹立一個舊牌匾，牌匾的背麵翻了過來，用紅色粉筆書寫著“東工抗大小學”。
進入校區，看到的所謂“校舍”，就是廢棄多年的實驗室，一大溜簡陋的一層磚瓦房，幾乎沒有一扇窗戶擁有完整的玻璃，好在窗戶上麵剛剛覆蓋了薄薄一層塑料布。屋內沒有暖氣設施，偌大的教室，估計僅靠一個小煤爐取暖。新舊程度不同的煙筒，歪歪斜斜伸出窗外，不情願地冒著縷縷黑煙，以此唯一的尚帶點兒活氣的“隆重”儀式，歡迎著我們這些7歲的一年級“小豆包”。
班級人員是按照所在居住區即“x湖裏”分配的。一年一班是住在迎湖裏的，一年二班是帶湖裏的，三班是林湖裏的，四班是望湖裏和六宿舍的外加科南宿舍的，五班是濱湖裏的，每班約40-50人。
我和大象好不容易找到門上的粉筆字“一年二班”，推門進去，全是熟人兒，小夥伴們彼此嘻嘻哈哈打著招唿，形成了嗡嗡不止的高分貝噪聲。
仔細端詳教室，破爛不堪的紅磚地麵上，幾乎空無一物。講壇是木製包裝托盤，講桌是一張破爛不堪的小課桌，黑板仿佛是新的，仔細辨認原來是由兩張a0圖版拚裝吊掛組合而成，圖版麵上的黑色居然是未幹的墨汁。
這條件別說和望湖路小學，就是與東工幼兒園相比，也是差出十萬八千裏。
耿直的大象突然大聲冒了一句：“是不是走錯教室啦？這裏怎麽沒有課桌椅啊？”
大象的話音未落，教室門吱嘎開了一扇，鑽進一位成年小男生。
此人相貌平平，身高僅有1.6米左右，身穿一套不戴領章帽徽的嶄新軍裝，腰紮武裝帶，腳踏黃膠鞋，好不威風。
黃軍裝一瘸一拐地走上講台，大聲喝道：“肅靜！按大小個兒排成兩隊，男生一隊，女生一隊。”
早已在幼兒園接受過隊列訓練的我們，很熟練地排好隊型，因為在幼兒園都是一個班的小朋友，絕大部分次序與原來無異。
“各排1、2報數。”黃軍裝很正規的號令道。
小朋友們機械般地報數完畢，畢竟這在幼兒園也經常這麽做。
“兩排排頭開始，相距兩米，快，迅速。聽我口令，數2的同學，側上1步走。”
唰，兩隊變成四隊，原來受房間長度局限七扭八歪的陣型變成整齊的隊列。
“我姓王，是你們的體育老師，你們以後就叫我王老師。”黃軍裝說完此話，全體人員不禁哄堂大笑。也是，瘸子體育老師能勝任嗎？
我早就聽過黃軍裝的故事，此人全名王大軍，也是軍人子弟，自幼患小兒麻痹，竟然智力超群，門門滿分，以優異成績考入當時全省最好的高中——沈陽二中，高考總分躋身沈陽市前五名，被清華大學破格錄取。不幸的是當年開展了全國性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全國學校均“踢開黨委停課鬧革命”，他徹底無緣清華。因身體問題，沒有合適的單位可以接收他工作，這幾年他一直閑賦在家。後來才知道，聽說東工抗大小學成立，他以誌願者的身份報了名，並聲稱不要任何報酬。他本來可以勝任我們任何科目的教學，唯獨體育。無奈，由家庭婦女組成的抗大師資難免嫉賢妒能，故意讓王大軍難堪，沒想到大軍毫不猶豫答應了。就是這名“瘸體老師”（後來大家對他的背後稱謂），率領我們獲得全區廣播體操比賽第一名，這是後話了。
因為從小我父母就教育我們以大軍為榜樣，身殘誌堅，奮發圖強，所以，他在我心目中的威望，不容他人侵犯。
“不準拿老師取笑！”我大聲喊道。
同為軍人子弟的大象也高聲喝道：“誰再笑話王老師，我就削誰！”比同齡人高半頭的大象，還是能鎮住這種場麵，瞬間全場鴉雀無聲。
“我雖然腿瘸，那不是我的選擇，咱們操場上見！”大軍微笑地說道。
“一會兒你們的班主任張老師會給大家訓話，張老師脾氣可不如我，要注意教室紀律。”說罷，大軍邁著輕快的碎步走出了教室。
片刻，踱步走進來一位中年婦女，個子很高，濃眉大眼，留著一頭“婦女主任”發式，當年俗稱“五號頭”。
“全體起立！”講壇上的中年婦女大聲喊道，全班頓時哄堂大笑。
大象調侃道：“老師，是否我們應該先坐地上再起立？”
中年婦女臉色一沉說道：“站好，未經允許，不準說話。”
“我姓牟，是你們的班主任，各位一定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絕不辜負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養育之恩……”中年婦女侃侃而談，重複了一遍每天的央廣“新聞和報紙摘要”，然後拿出花名冊點名。全班共計42人，男生22人，女生20人。
我喊“到”完畢，與牟老師對視片刻，眼睛就有些不自在地酸楚，總覺得哪裏不對勁，迴頭一看周圍的同學，有的已經“對眼兒”啦！原來牟老師有著輕微斜視，俗稱“鬥雞眼”，這種眼神對孩子具有一定的“傳染性”。我心裏暗想道：“鬥雞眼的特點是不知道她正在瞧誰那，所以以後必須打起十二分的精神，避免挨批評。”
“今天我們上第一課。”牟老師轉身在黑板上寫出四個大字：“抗大精神”。
接著，牟老師如同背誦般地宣講了“抗大”及其“抗大精神”，這些我早聽我姐姐給我講過了，無非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勤儉節約鬧革命”雲雲。
牟老師話鋒一轉，說道：“各位同學，今天你們就應該發揚抗大精神，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求任何人，在東工院裏，找到你自己的課桌椅並搬迴來。”
聽聞此言，全班一片嘩然：“到哪裏找？找到了如何搬迴來？”畢竟我們是年僅7歲的孩子。由於營養匱乏，許多同學身高剛剛過1米，如何能完成如此繁重的任務？
“肅靜！”牟老師大聲喊道：“這點兒困難算什麽？革命先輩當年流血犧牲都不怕，況且東工院內有不少閑置的課桌椅。”
牟老師所言極是，由於停課鬧革命，東工已經停課5年有餘，大量座椅板凳散落在院內各處，無人保管，給我們也算做到物盡其用了。
“報告！”一位紮著兩個小辮的女生舉手說道：“老師，我媽媽就是這個實驗室的老師，去年我到這裏玩，發現有一個房間還有一些桌椅。”發言者名叫默默，她父親是東工采礦係的一位高級講師，可能家庭出身不好，前幾年和我父親一樣，遭受過批鬥和遊街。她和媽媽為了劃清界限，成為首批和家人脫離關係“革命最徹底的家庭”。
“你說得是501室吧？那裏的桌椅早就搬到老師辦公室了，還不夠用那。”牟老師答道。
“報告，我知道機電館1樓有桌椅”外號“二禿子”的男生立功心切般地說道。
大象嗬嗬兩聲：“那裏的桌椅板凳，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當劈柴還差不多。冶金館裏的貨不錯。”大象說得沒錯，我倆經常一起在東工院內“溜達”，哪裏有什麽東西，哪裏有好玩兒的，那叫門清。
牟老師清清嗓子：“何相同學，命令你率領全班同學馬上去冶金館搬桌椅。”
何相是大象的本名，據他自己講是爺爺取自《易經》，具體何意他也說不清楚，至於《易經》是什麽？那個年代《易經》屬於典型的封建迷信大毒草，大家談“易”色變，沒人敢深究這些。
此時，大象領著一溜人馬浩浩蕩蕩地向冶金館挺進。
婷婷、小於和我在別墅接待了他。
酒過三巡，大象說起現在的年輕人：“現在的年輕人的確在許多方麵，比當時的我們優秀許多。比如知識麵廣、信息靈通、辦事不拘泥於套路。但是，唯獨缺乏的是吃苦精神。我們警局就有不少這樣的高材生，論能力和知識水平，那是沒得說。一旦進入辦案瓶頸，往往退縮。這點真不如我們這些老同誌。”
我打趣地說道：“獨生子女造就的一代，鮮有吃苦精神。我們可是經曆過抗大小學，7歲就自己搬桌椅上學。”
婷婷好奇地問道：“兒童小桌椅嗎？”
我搖了搖頭：“大學生用的實木桌椅，一套足有60斤，我那時剛過1米，扛起來走1公裏。”
小於問道：“隻聽說過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盛京的抗大小學是怎麽迴事？”
大象微笑道：“你們張總為此特意寫過一個小文，就是記敘抗大小學，你們有興趣讓他講講。”
婷婷興奮地說道：“我怎麽也不知道？老公，就講講唄！”
我迅速陷入了沉思，年過五十後，我不自覺地願意迴憶過去，過去的故事，哪怕過了四十多年，依然恍若隔日。
1972年中國教育界發生一件大事：可能是為了緩解畢業生的就業壓力，全國中小學在校生集體“蹲班”半年。無奈，我的一年級還得再讀半年，大我五歲的姐姐當然也不例外。
至於抗大小學，也可能是盛京獨有的產物。
1959-1961年，中國經曆了“三年自然災害”，產生了大饑荒，據說餓死數以千萬計的普通百姓，人口出生率也銳減。
進入1963年，隨著“饑荒”的緩解和結束，人口出生率“報複性”增長。“三年大饑荒”新生兒人口總數僅為3986萬，而隨後的1963、1964、1965年三年新生人口總數為8334萬，較“三年大饑荒”暴增4348萬，增長率109%。
1966年進入文化大革命，百業凋零，全國經濟大倒退，國庫捉襟見肘，原有的教育資源，已經滿足不了入學新生的暴增需求。黨中央推出企事業單位自行辦學的要求，且國家不撥付1分錢。
當時中國其他城市的企事業單位連開資都困難，根本不具備自行辦學的條件。而作為“共和國長子”（亦稱“共和國提款機”）的盛京，尚有少許家底。於是盛京市委號召大型廠礦和事業單位，發揚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建校精神，因地製宜，自力更生創辦低年級學校。於是，在盛京就誕生了新中國的“奇葩”新生事物——抗大小學。
東工抗大的創立適逢我到入學年齡的1971年，本人榮幸地成為“抗大小學”的首批學員。
開學第一天，1971年的3月1日，殘雪猶存，道路依然覆蓋著冰雪。我和一群同齡人到“學校”報到。
從家到學校步行約半個小時，走到五宿舍盡頭，看到一個快坍塌的大門，左側門柱上樹立一個舊牌匾，牌匾的背麵翻了過來，用紅色粉筆書寫著“東工抗大小學”。
進入校區，看到的所謂“校舍”，就是廢棄多年的實驗室，一大溜簡陋的一層磚瓦房，幾乎沒有一扇窗戶擁有完整的玻璃，好在窗戶上麵剛剛覆蓋了薄薄一層塑料布。屋內沒有暖氣設施，偌大的教室，估計僅靠一個小煤爐取暖。新舊程度不同的煙筒，歪歪斜斜伸出窗外，不情願地冒著縷縷黑煙，以此唯一的尚帶點兒活氣的“隆重”儀式，歡迎著我們這些7歲的一年級“小豆包”。
班級人員是按照所在居住區即“x湖裏”分配的。一年一班是住在迎湖裏的，一年二班是帶湖裏的，三班是林湖裏的，四班是望湖裏和六宿舍的外加科南宿舍的，五班是濱湖裏的，每班約40-50人。
我和大象好不容易找到門上的粉筆字“一年二班”，推門進去，全是熟人兒，小夥伴們彼此嘻嘻哈哈打著招唿，形成了嗡嗡不止的高分貝噪聲。
仔細端詳教室，破爛不堪的紅磚地麵上，幾乎空無一物。講壇是木製包裝托盤，講桌是一張破爛不堪的小課桌，黑板仿佛是新的，仔細辨認原來是由兩張a0圖版拚裝吊掛組合而成，圖版麵上的黑色居然是未幹的墨汁。
這條件別說和望湖路小學，就是與東工幼兒園相比，也是差出十萬八千裏。
耿直的大象突然大聲冒了一句：“是不是走錯教室啦？這裏怎麽沒有課桌椅啊？”
大象的話音未落，教室門吱嘎開了一扇，鑽進一位成年小男生。
此人相貌平平，身高僅有1.6米左右，身穿一套不戴領章帽徽的嶄新軍裝，腰紮武裝帶，腳踏黃膠鞋，好不威風。
黃軍裝一瘸一拐地走上講台，大聲喝道：“肅靜！按大小個兒排成兩隊，男生一隊，女生一隊。”
早已在幼兒園接受過隊列訓練的我們，很熟練地排好隊型，因為在幼兒園都是一個班的小朋友，絕大部分次序與原來無異。
“各排1、2報數。”黃軍裝很正規的號令道。
小朋友們機械般地報數完畢，畢竟這在幼兒園也經常這麽做。
“兩排排頭開始，相距兩米，快，迅速。聽我口令，數2的同學，側上1步走。”
唰，兩隊變成四隊，原來受房間長度局限七扭八歪的陣型變成整齊的隊列。
“我姓王，是你們的體育老師，你們以後就叫我王老師。”黃軍裝說完此話，全體人員不禁哄堂大笑。也是，瘸子體育老師能勝任嗎？
我早就聽過黃軍裝的故事，此人全名王大軍，也是軍人子弟，自幼患小兒麻痹，竟然智力超群，門門滿分，以優異成績考入當時全省最好的高中——沈陽二中，高考總分躋身沈陽市前五名，被清華大學破格錄取。不幸的是當年開展了全國性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全國學校均“踢開黨委停課鬧革命”，他徹底無緣清華。因身體問題，沒有合適的單位可以接收他工作，這幾年他一直閑賦在家。後來才知道，聽說東工抗大小學成立，他以誌願者的身份報了名，並聲稱不要任何報酬。他本來可以勝任我們任何科目的教學，唯獨體育。無奈，由家庭婦女組成的抗大師資難免嫉賢妒能，故意讓王大軍難堪，沒想到大軍毫不猶豫答應了。就是這名“瘸體老師”（後來大家對他的背後稱謂），率領我們獲得全區廣播體操比賽第一名，這是後話了。
因為從小我父母就教育我們以大軍為榜樣，身殘誌堅，奮發圖強，所以，他在我心目中的威望，不容他人侵犯。
“不準拿老師取笑！”我大聲喊道。
同為軍人子弟的大象也高聲喝道：“誰再笑話王老師，我就削誰！”比同齡人高半頭的大象，還是能鎮住這種場麵，瞬間全場鴉雀無聲。
“我雖然腿瘸，那不是我的選擇，咱們操場上見！”大軍微笑地說道。
“一會兒你們的班主任張老師會給大家訓話，張老師脾氣可不如我，要注意教室紀律。”說罷，大軍邁著輕快的碎步走出了教室。
片刻，踱步走進來一位中年婦女，個子很高，濃眉大眼，留著一頭“婦女主任”發式，當年俗稱“五號頭”。
“全體起立！”講壇上的中年婦女大聲喊道，全班頓時哄堂大笑。
大象調侃道：“老師，是否我們應該先坐地上再起立？”
中年婦女臉色一沉說道：“站好，未經允許，不準說話。”
“我姓牟，是你們的班主任，各位一定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絕不辜負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養育之恩……”中年婦女侃侃而談，重複了一遍每天的央廣“新聞和報紙摘要”，然後拿出花名冊點名。全班共計42人，男生22人，女生20人。
我喊“到”完畢，與牟老師對視片刻，眼睛就有些不自在地酸楚，總覺得哪裏不對勁，迴頭一看周圍的同學，有的已經“對眼兒”啦！原來牟老師有著輕微斜視，俗稱“鬥雞眼”，這種眼神對孩子具有一定的“傳染性”。我心裏暗想道：“鬥雞眼的特點是不知道她正在瞧誰那，所以以後必須打起十二分的精神，避免挨批評。”
“今天我們上第一課。”牟老師轉身在黑板上寫出四個大字：“抗大精神”。
接著，牟老師如同背誦般地宣講了“抗大”及其“抗大精神”，這些我早聽我姐姐給我講過了，無非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勤儉節約鬧革命”雲雲。
牟老師話鋒一轉，說道：“各位同學，今天你們就應該發揚抗大精神，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求任何人，在東工院裏，找到你自己的課桌椅並搬迴來。”
聽聞此言，全班一片嘩然：“到哪裏找？找到了如何搬迴來？”畢竟我們是年僅7歲的孩子。由於營養匱乏，許多同學身高剛剛過1米，如何能完成如此繁重的任務？
“肅靜！”牟老師大聲喊道：“這點兒困難算什麽？革命先輩當年流血犧牲都不怕，況且東工院內有不少閑置的課桌椅。”
牟老師所言極是，由於停課鬧革命，東工已經停課5年有餘，大量座椅板凳散落在院內各處，無人保管，給我們也算做到物盡其用了。
“報告！”一位紮著兩個小辮的女生舉手說道：“老師，我媽媽就是這個實驗室的老師，去年我到這裏玩，發現有一個房間還有一些桌椅。”發言者名叫默默，她父親是東工采礦係的一位高級講師，可能家庭出身不好，前幾年和我父親一樣，遭受過批鬥和遊街。她和媽媽為了劃清界限，成為首批和家人脫離關係“革命最徹底的家庭”。
“你說得是501室吧？那裏的桌椅早就搬到老師辦公室了，還不夠用那。”牟老師答道。
“報告，我知道機電館1樓有桌椅”外號“二禿子”的男生立功心切般地說道。
大象嗬嗬兩聲：“那裏的桌椅板凳，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當劈柴還差不多。冶金館裏的貨不錯。”大象說得沒錯，我倆經常一起在東工院內“溜達”，哪裏有什麽東西，哪裏有好玩兒的，那叫門清。
牟老師清清嗓子：“何相同學，命令你率領全班同學馬上去冶金館搬桌椅。”
何相是大象的本名，據他自己講是爺爺取自《易經》，具體何意他也說不清楚，至於《易經》是什麽？那個年代《易經》屬於典型的封建迷信大毒草，大家談“易”色變，沒人敢深究這些。
此時，大象領著一溜人馬浩浩蕩蕩地向冶金館挺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