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五章 徐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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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4章 徐渭（三）
迴答這個問題恐怕連明史都不大用翻，嘉靖一朝最有資格享有奸臣名號的除了嚴嵩，還能有誰。
徐渭當然有理由恨嚴嵩。嘉靖三十六年，因為多次參奏嚴嵩和他的兒子嚴世蕃，徐渭的同鄉摯友沈煉就遭到嚴氏父子謀害。國事維艱且奸臣當道，氣憤之下他寫出這部劇來大罵嚴黨完全可以理解。
也許天下人都在罵嚴嵩，他徐渭也可以。
也許天下人都在罵嚴黨，但是偏偏他徐渭不可以。
原因很複雜。
這裏要先提一個名字，浙直總督胡宗憲。
胡宗憲是第一個，可能也是唯一一個，真正賞識徐渭、尊重徐渭的人。
徐渭的出身是很鄙賤的。他是庶出，而且是嫡母苗氏婢女之子，上頭有兩個年長他二十多歲的哥哥，揮霍無度。他出生沒幾個月，父親便撒手人寰。在他十歲多的時候，生母就被趕出家門。盡管苗氏待這個小兒子還算不薄，然而徐渭始終是在一種不愉悅的氛圍中長大的。做了秀才之後，他便屢試不中，無以維持生計，隻好入贅到別人家中當女婿，孰知沒幾年妻子便得了肺疾病死。又時值嘉靖年間，倭寇之亂橫行。
科場失利、寄人籬下、時局動蕩，徐渭就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糊裏糊塗度過了他的青春。直到三十五歲，成為胡宗憲的幕僚才稍稍安定。
胡宗憲雄才大略，尤善用人，他的門下是不收吃白飯的閑人的。
朱橚說過，紹興是專出師爺的地方。徐渭在胡的身邊一度貴為智囊之首，確有過人之處。他的文墨有通天之才，一篇代頌祥瑞的《進白鹿表》深得嘉靖歡心，竟獲禦筆親批。這一篇馬屁文章實有力挽狂瀾的效用，在當時暗流湧動的朝局下，保住了胡宗憲岌岌可危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與那些誇誇其談的文人不同，徐渭深諳兵道，有真正縱橫千軍萬馬的謀略。在沿海倭患肆虐的十年間，他屢獻奇計，多次幫助胡宗憲戰勝倭寇、擒獲倭首，立下汗馬功勞。不管派什麽用場，徐渭的作用不是一般的門客可以相比的。
當然，胡宗憲對他的恩惠也算是天高地厚了。在胡的帳下，除幕酬以外，徐渭的一切開銷，包括喝酒吃飯不計花費都有總督大人買賬；胡知道他一個窮書生沒錢，後來還賞給他一大筆銀子買宅續弦；徐渭為人狂傲，不遵俗禮，常常喝醉了酒去參會討論軍情，見官不跪，胡宗憲也從未計較過；最驚人的是，胡宗憲知道徐渭最大的遺憾是考了七次科舉還沒有一個正式的功名，為此有一迴他專門跑去召集當年鄉試的一眾考官，挨個打招唿。權傾東南的總督大人親自出麵，這幾乎就是要明著保送徐渭科甲登榜了。然而，什麽叫造化弄人？有一位考官因故沒見到胡宗憲，徐渭的卷子恰恰落在他手裏，結果他還是落第了。大概這就是天數。
無論如何，徐渭與胡宗憲相交多年、惺惺相惜。他們的關係也並非一般的知遇之恩可以形容。
照道理來說，像徐渭這樣的角色，在總督身邊說的話、寫的文章都有一定的影響力。憑借一腔熱血，徐渭寫出《狂鼓史》這樣酣暢淋漓的劇本來抨擊弊政和奸臣，為朋友伸張正義，應該得到身邊許多文人，至少是清流的讚許。
有是有，但是大家隻欣賞其詞設文采、嬉笑怒罵，到此為止，絕口不做任何發揮，盡管他寫的什麽所有人心知肚明。
原因說出來很尷尬，因為胡宗憲就是嚴黨。
胡是嚴嵩最器重的弟子，受其門人一路關照舉薦，直至提拔到總督任上，在世人眼中那是最鐵杆兒的嚴黨。據說他也是一路斂財賄上、妻妾成群，可謂名實相符。計較起來，就連徐渭自己身為幕僚和秘書，也幫胡宗憲寫過很多拍嚴嵩馬屁的文章，甚至是壽詞。那他算不算嚴黨呢？
摯友屍骨未寒，痛罵繞梁尤在，自比為禰衡的徐渭怎麽轉個身又甘為嚴黨鞍前馬後呢？
當時很多人是無法理解這一點的。
這些人是沒辦法理解，因為他們太講政治了：要麽你是清流忠臣，要麽你是嚴黨奸臣。要麽，騎在牆上，你就是個投機分子。
......
唉，徐渭啥都不是，他不講政治，他就是個純粹的文人。
罵嚴嵩，是他為天下諍骨鳴不平，叫做黑白分明；幫胡宗憲寫字打仗，那是他做人的操守，叫做知恩圖報；罵嚴嵩而不罵胡宗憲，這種看似奇異的是非觀，卻更在操守二字之上，叫做家國天下。
前麵兩層都好辦，最難的，是最後這四個字。
因為它完全沒有私心。
後人談起明朝抗倭的民族英雄，頭一個想到的不是胡宗憲，而是他手下一個名氣遠超過他，以至於近乎被神化了的將領，戚繼光。戚氏殺敵的功勞自然無可爭議，但是他在官場上的作為在朱橚看來和胡宗憲並無兩樣。他給張居正送錢、送美女、送春藥，恐怕也不是正人君子所為，但是這個烏煙瘴氣的官場又哪裏有“正人君子”呢？無非是他碰巧走對了曆史的路子，張居正再有爭議，也落下了一個忠臣的名聲。
華國人總喜歡給別人下結論，對曆史人物蓋棺定論，尤其愛用忠奸二字。其實，這“忠”與“奸”兩個字卻是一切傳記、曆史和演義裏最糊塗的評價。
因為，在“忠”和“奸”上麵，還有一個“君”字。
如果說忠是忠君的話，那嚴嵩是最忠的了。嘉靖二十多年不上朝，是他利用那一點點可憐的賦稅和財政維持著整個大明帝國的運轉，大興土木要找他，六部開支要找他，災荒年饉要找他，邊關戰事也要找他，他還要對付一切跟皇權過不去的人，好讓道君皇帝潛心修煉。按這個邏輯，給嚴嵩找麻煩的人才是奸臣。
然而，當忠君和忠國發生衝突的時候，事情就變得很有意思了。忠國的池子很大、人很多，沉了一波，還有一波，總之掉下去死不了人的；而忠君的池子太小，替皇帝辦事的就那麽幾個，一百件做錯了一件，便是逢君之惡，先射箭後畫靶，奸臣的帽子一扣一個準。
這裏麵有個很隱晦的邏輯——因為皇帝是不能罵的。
君即君父，兒子罵爹就是不孝；罵了皇帝，便是不忠。為了顧全君父的名聲，孽債自然要記在不忠不孝的“奸臣”頭上了。
當然，不怕死敢罵皇帝的也不是沒有，海瑞就是一個。結局是很滑稽的，海瑞並沒有被殺，而是被當做全國道德模範供起來，而現實依舊沒有任何改變。這恰恰是中國專製社會的可怕之處，它不僅是倫理法度上的嚴密控製，更是思想上的自我專製。即便出過一個海瑞，所有人仍然自覺地迴避議論君主，隻論忠奸。一個忠字便可光芒萬丈，雞犬升天；一個奸字便可一耙子打死，連坐十族。
至於忠和奸的是非界限麽，要迴答這個問題，恐怕翻遍明史也找不到答案。
一為嚴黨，自然不可能再做忠臣了。嚴黨就嚴黨吧，但就是這個嚴黨胡宗憲，做到了很多忠臣做不到的事情。
十年抗倭，東南將士浴血奮戰，固然可敬可歎。沒有了一個戚繼光，仗一定還能打下去，可是沒有了胡宗憲，嘉靖的丹爐裏恐怕一時間也煉不出第二個能保住大明半壁江山的帥才了。
嘉靖三十年，滔天倭患禍起肘腋之間，胡宗憲在缺兵少將、糧草軍需時常難以為繼的情況下，夙興夜寐，曆經大小數十役，至四十一年取得決定性勝利，滿打滿算隻用了九年。這種仗，放在幾百年後的西北叛亂、苗民起義、太平天國任何一場戰爭，那是有得打了。
他贏了，因為終於肅清了倭患；他也敗了，因為清流們終於拔掉了嚴黨在嘉靖心中的定海神針——東南戰局，參倒嚴黨指日可待。
果然，就在胡宗憲勝利的同一年，嚴嵩倒台。胡以依附嚴黨事被參入獄，含冤而死。
沒有了匪患，哪有兵事，沒有兵事，何需將帥。這種世人皆知的道理，可惜他胡宗憲偏偏不懂。他隻知道要以最快速度消滅倭寇，必須取得朝廷的支持。不靠嚴嵩，哪有糧草軍餉？不靠嚴嵩，哪有將士用命？不靠嚴嵩，怎麽能頂得住言官雪花一樣的參奏，和倭寇決一死戰？他幹的一切都是自願的。
官場的劣跡固然不值得美化，人性的私欲也不值得稱頌，但是一輩子能辦一件救萬千黎民於水火，免億兆蒼生於塗炭的大事，那些充滿委屈和謾罵的史書，就隨它去吧。
也許這就是徐渭願意投身幕下、奔走效勞的原因；也許這就是徐渭逞其絕代才華，甘心代筆阿諛奉承的隱衷；也許這就是他對所謂知遇之恩最好的報償；也許這就是一個八次科舉連個功名都沒有的秀才，對家國天下的理解。
嘉靖四十一年，嚴嵩倒台後還發生了兩件事。一是徐渭的好友沈煉被平反，這是最近一年唯一能讓人感到寬慰的消息了；二是兵部侍郎李春芳送來了六十兩聘銀請徐渭去做他的幕僚。徐渭不知道具體去做什麽，但是為了生計，他還是去了一趟北京。
能去幹什麽呢？無非是手下那點筆墨而已。嘉靖修道，故好青詞（一種道教齋醮時用的華美祝文），這種嗜好和楚王好細腰是一個路數。世宗一朝十幾位內閣輔臣，有一半以上都是靠寫青詞起家的，故民間有“青詞宰相”的諷稱。當初徐渭那篇《進白鹿表》可謂名揚京師，李侍郎大概是想用六十兩銀子來問問前程了。
徐渭寫了兩首便寫不下去了，不是江郎才盡，是他不想寫了。麵對繁重的案牘辭章、李府的迎來送往、清流的高談闊論、同僚們為三鬥米折腰獻媚的嘴臉，他終於明白，李春芳不是胡宗憲，胡宗憲已經死了，和倭寇同歸於盡了。自己也不再是門客，隻是門仆。如果有需要，還可以隨時把這個“仆”字的單人旁拿掉，換上提手邊，變成一個“撲”，跪撲在地的撲。他從未感到眼前這一硯墨散發著如此陳腐惡臭的味道，他不幹了，打算將俸銀如數退還，迴紹興去。
不知道是不是侍郎和他開了一個過頭的“玩笑”，李春芳拒收了這六十兩銀子，還托人告訴他：胡宗憲人死了，可案子還沒了呢。嚴黨嘛，查個一年半載的也無妨。我知道伱過去都幹過什麽？
敲詐一個身無長物的讀書人實在是這世上最為下流的行徑了，如果說敲詐者是另一個讀書人的話，那簡直天理難容。這件事徐渭晚年在《畸譜》裏隻用了兩個字形容，曰“聲怖”。
也就是在此事過後不久，在胡案緊張的風聞和多重精神壓力之下，徐渭瘋了。他徹底厭棄了這個世界，厭棄了自己，他能想到的唯一出路就是自殺。於是，他從牆上拔下一根三寸長的釘子，塞入左耳，以首擊地，要把釘子撞進去。人若是想死，死法有很多種，大多是快速地了結自己，選擇這樣一種極其痛苦的方式，那必定是絕望的鈍感已經超出了一切痛苦。更絕望的是，他沒能死成，前後一共九次。每每讀到這一段，朱橚的心情總難自抑。心既憐之，由憐生歎，由歎生恨！
一位傑出的軍事家，一位世界級的畫家，一位載入史冊的文學家，竟然因為過去的功績而受到牽連，因為要謀生而獲罪，因為不願做一個被別人唿來喝去的奴仆而受到這樣的恐嚇和作弄，以至於走投無路但求一死。
朱橚隻想問問嘉靖皇帝，這個姓徐的文人曾經為保衛你的江山和子民的尊嚴立下過天大的功勞，如今你的人卻反過來要靠踐踏他的尊嚴來給你上供，也許你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是讀著這樣的青詞，不知你幾時才能位列仙班？
這一天注定是華夏古典藝術史上晦暗的一天，是所有被剝奪尊嚴的藝術家共同的祭日。
這篇文章的題目叫四聲猿喚文長痛。
這裏有一個問題。酈道元寫的是“猿鳴三聲”，何以到了徐渭這裏成了四聲呢？徐渭自己的解釋是：要知猿叫腸堪斷，除是儂身自作猿。
徐渭一輩子都活在侘傺、悲傷和彷徨的循環往複裏，快樂的時間是極少數的，他的《四聲猿》皆是喜劇，卻比以悲劇收場的故事更為刺目。
在這種黑色幽默裏，我們似乎總能隱約見到他自己的影子，仿佛一個孤身乘舟途經三峽的過客，聽見兩岸猿聲起伏，心懷羈旅愁緒萬千，禁不住大聲哭喊迴應。
迴答這個問題恐怕連明史都不大用翻，嘉靖一朝最有資格享有奸臣名號的除了嚴嵩，還能有誰。
徐渭當然有理由恨嚴嵩。嘉靖三十六年，因為多次參奏嚴嵩和他的兒子嚴世蕃，徐渭的同鄉摯友沈煉就遭到嚴氏父子謀害。國事維艱且奸臣當道，氣憤之下他寫出這部劇來大罵嚴黨完全可以理解。
也許天下人都在罵嚴嵩，他徐渭也可以。
也許天下人都在罵嚴黨，但是偏偏他徐渭不可以。
原因很複雜。
這裏要先提一個名字，浙直總督胡宗憲。
胡宗憲是第一個，可能也是唯一一個，真正賞識徐渭、尊重徐渭的人。
徐渭的出身是很鄙賤的。他是庶出，而且是嫡母苗氏婢女之子，上頭有兩個年長他二十多歲的哥哥，揮霍無度。他出生沒幾個月，父親便撒手人寰。在他十歲多的時候，生母就被趕出家門。盡管苗氏待這個小兒子還算不薄，然而徐渭始終是在一種不愉悅的氛圍中長大的。做了秀才之後，他便屢試不中，無以維持生計，隻好入贅到別人家中當女婿，孰知沒幾年妻子便得了肺疾病死。又時值嘉靖年間，倭寇之亂橫行。
科場失利、寄人籬下、時局動蕩，徐渭就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糊裏糊塗度過了他的青春。直到三十五歲，成為胡宗憲的幕僚才稍稍安定。
胡宗憲雄才大略，尤善用人，他的門下是不收吃白飯的閑人的。
朱橚說過，紹興是專出師爺的地方。徐渭在胡的身邊一度貴為智囊之首，確有過人之處。他的文墨有通天之才，一篇代頌祥瑞的《進白鹿表》深得嘉靖歡心，竟獲禦筆親批。這一篇馬屁文章實有力挽狂瀾的效用，在當時暗流湧動的朝局下，保住了胡宗憲岌岌可危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與那些誇誇其談的文人不同，徐渭深諳兵道，有真正縱橫千軍萬馬的謀略。在沿海倭患肆虐的十年間，他屢獻奇計，多次幫助胡宗憲戰勝倭寇、擒獲倭首，立下汗馬功勞。不管派什麽用場，徐渭的作用不是一般的門客可以相比的。
當然，胡宗憲對他的恩惠也算是天高地厚了。在胡的帳下，除幕酬以外，徐渭的一切開銷，包括喝酒吃飯不計花費都有總督大人買賬；胡知道他一個窮書生沒錢，後來還賞給他一大筆銀子買宅續弦；徐渭為人狂傲，不遵俗禮，常常喝醉了酒去參會討論軍情，見官不跪，胡宗憲也從未計較過；最驚人的是，胡宗憲知道徐渭最大的遺憾是考了七次科舉還沒有一個正式的功名，為此有一迴他專門跑去召集當年鄉試的一眾考官，挨個打招唿。權傾東南的總督大人親自出麵，這幾乎就是要明著保送徐渭科甲登榜了。然而，什麽叫造化弄人？有一位考官因故沒見到胡宗憲，徐渭的卷子恰恰落在他手裏，結果他還是落第了。大概這就是天數。
無論如何，徐渭與胡宗憲相交多年、惺惺相惜。他們的關係也並非一般的知遇之恩可以形容。
照道理來說，像徐渭這樣的角色，在總督身邊說的話、寫的文章都有一定的影響力。憑借一腔熱血，徐渭寫出《狂鼓史》這樣酣暢淋漓的劇本來抨擊弊政和奸臣，為朋友伸張正義，應該得到身邊許多文人，至少是清流的讚許。
有是有，但是大家隻欣賞其詞設文采、嬉笑怒罵，到此為止，絕口不做任何發揮，盡管他寫的什麽所有人心知肚明。
原因說出來很尷尬，因為胡宗憲就是嚴黨。
胡是嚴嵩最器重的弟子，受其門人一路關照舉薦，直至提拔到總督任上，在世人眼中那是最鐵杆兒的嚴黨。據說他也是一路斂財賄上、妻妾成群，可謂名實相符。計較起來，就連徐渭自己身為幕僚和秘書，也幫胡宗憲寫過很多拍嚴嵩馬屁的文章，甚至是壽詞。那他算不算嚴黨呢？
摯友屍骨未寒，痛罵繞梁尤在，自比為禰衡的徐渭怎麽轉個身又甘為嚴黨鞍前馬後呢？
當時很多人是無法理解這一點的。
這些人是沒辦法理解，因為他們太講政治了：要麽你是清流忠臣，要麽你是嚴黨奸臣。要麽，騎在牆上，你就是個投機分子。
......
唉，徐渭啥都不是，他不講政治，他就是個純粹的文人。
罵嚴嵩，是他為天下諍骨鳴不平，叫做黑白分明；幫胡宗憲寫字打仗，那是他做人的操守，叫做知恩圖報；罵嚴嵩而不罵胡宗憲，這種看似奇異的是非觀，卻更在操守二字之上，叫做家國天下。
前麵兩層都好辦，最難的，是最後這四個字。
因為它完全沒有私心。
後人談起明朝抗倭的民族英雄，頭一個想到的不是胡宗憲，而是他手下一個名氣遠超過他，以至於近乎被神化了的將領，戚繼光。戚氏殺敵的功勞自然無可爭議，但是他在官場上的作為在朱橚看來和胡宗憲並無兩樣。他給張居正送錢、送美女、送春藥，恐怕也不是正人君子所為，但是這個烏煙瘴氣的官場又哪裏有“正人君子”呢？無非是他碰巧走對了曆史的路子，張居正再有爭議，也落下了一個忠臣的名聲。
華國人總喜歡給別人下結論，對曆史人物蓋棺定論，尤其愛用忠奸二字。其實，這“忠”與“奸”兩個字卻是一切傳記、曆史和演義裏最糊塗的評價。
因為，在“忠”和“奸”上麵，還有一個“君”字。
如果說忠是忠君的話，那嚴嵩是最忠的了。嘉靖二十多年不上朝，是他利用那一點點可憐的賦稅和財政維持著整個大明帝國的運轉，大興土木要找他，六部開支要找他，災荒年饉要找他，邊關戰事也要找他，他還要對付一切跟皇權過不去的人，好讓道君皇帝潛心修煉。按這個邏輯，給嚴嵩找麻煩的人才是奸臣。
然而，當忠君和忠國發生衝突的時候，事情就變得很有意思了。忠國的池子很大、人很多，沉了一波，還有一波，總之掉下去死不了人的；而忠君的池子太小，替皇帝辦事的就那麽幾個，一百件做錯了一件，便是逢君之惡，先射箭後畫靶，奸臣的帽子一扣一個準。
這裏麵有個很隱晦的邏輯——因為皇帝是不能罵的。
君即君父，兒子罵爹就是不孝；罵了皇帝，便是不忠。為了顧全君父的名聲，孽債自然要記在不忠不孝的“奸臣”頭上了。
當然，不怕死敢罵皇帝的也不是沒有，海瑞就是一個。結局是很滑稽的，海瑞並沒有被殺，而是被當做全國道德模範供起來，而現實依舊沒有任何改變。這恰恰是中國專製社會的可怕之處，它不僅是倫理法度上的嚴密控製，更是思想上的自我專製。即便出過一個海瑞，所有人仍然自覺地迴避議論君主，隻論忠奸。一個忠字便可光芒萬丈，雞犬升天；一個奸字便可一耙子打死，連坐十族。
至於忠和奸的是非界限麽，要迴答這個問題，恐怕翻遍明史也找不到答案。
一為嚴黨，自然不可能再做忠臣了。嚴黨就嚴黨吧，但就是這個嚴黨胡宗憲，做到了很多忠臣做不到的事情。
十年抗倭，東南將士浴血奮戰，固然可敬可歎。沒有了一個戚繼光，仗一定還能打下去，可是沒有了胡宗憲，嘉靖的丹爐裏恐怕一時間也煉不出第二個能保住大明半壁江山的帥才了。
嘉靖三十年，滔天倭患禍起肘腋之間，胡宗憲在缺兵少將、糧草軍需時常難以為繼的情況下，夙興夜寐，曆經大小數十役，至四十一年取得決定性勝利，滿打滿算隻用了九年。這種仗，放在幾百年後的西北叛亂、苗民起義、太平天國任何一場戰爭，那是有得打了。
他贏了，因為終於肅清了倭患；他也敗了，因為清流們終於拔掉了嚴黨在嘉靖心中的定海神針——東南戰局，參倒嚴黨指日可待。
果然，就在胡宗憲勝利的同一年，嚴嵩倒台。胡以依附嚴黨事被參入獄，含冤而死。
沒有了匪患，哪有兵事，沒有兵事，何需將帥。這種世人皆知的道理，可惜他胡宗憲偏偏不懂。他隻知道要以最快速度消滅倭寇，必須取得朝廷的支持。不靠嚴嵩，哪有糧草軍餉？不靠嚴嵩，哪有將士用命？不靠嚴嵩，怎麽能頂得住言官雪花一樣的參奏，和倭寇決一死戰？他幹的一切都是自願的。
官場的劣跡固然不值得美化，人性的私欲也不值得稱頌，但是一輩子能辦一件救萬千黎民於水火，免億兆蒼生於塗炭的大事，那些充滿委屈和謾罵的史書，就隨它去吧。
也許這就是徐渭願意投身幕下、奔走效勞的原因；也許這就是徐渭逞其絕代才華，甘心代筆阿諛奉承的隱衷；也許這就是他對所謂知遇之恩最好的報償；也許這就是一個八次科舉連個功名都沒有的秀才，對家國天下的理解。
嘉靖四十一年，嚴嵩倒台後還發生了兩件事。一是徐渭的好友沈煉被平反，這是最近一年唯一能讓人感到寬慰的消息了；二是兵部侍郎李春芳送來了六十兩聘銀請徐渭去做他的幕僚。徐渭不知道具體去做什麽，但是為了生計，他還是去了一趟北京。
能去幹什麽呢？無非是手下那點筆墨而已。嘉靖修道，故好青詞（一種道教齋醮時用的華美祝文），這種嗜好和楚王好細腰是一個路數。世宗一朝十幾位內閣輔臣，有一半以上都是靠寫青詞起家的，故民間有“青詞宰相”的諷稱。當初徐渭那篇《進白鹿表》可謂名揚京師，李侍郎大概是想用六十兩銀子來問問前程了。
徐渭寫了兩首便寫不下去了，不是江郎才盡，是他不想寫了。麵對繁重的案牘辭章、李府的迎來送往、清流的高談闊論、同僚們為三鬥米折腰獻媚的嘴臉，他終於明白，李春芳不是胡宗憲，胡宗憲已經死了，和倭寇同歸於盡了。自己也不再是門客，隻是門仆。如果有需要，還可以隨時把這個“仆”字的單人旁拿掉，換上提手邊，變成一個“撲”，跪撲在地的撲。他從未感到眼前這一硯墨散發著如此陳腐惡臭的味道，他不幹了，打算將俸銀如數退還，迴紹興去。
不知道是不是侍郎和他開了一個過頭的“玩笑”，李春芳拒收了這六十兩銀子，還托人告訴他：胡宗憲人死了，可案子還沒了呢。嚴黨嘛，查個一年半載的也無妨。我知道伱過去都幹過什麽？
敲詐一個身無長物的讀書人實在是這世上最為下流的行徑了，如果說敲詐者是另一個讀書人的話，那簡直天理難容。這件事徐渭晚年在《畸譜》裏隻用了兩個字形容，曰“聲怖”。
也就是在此事過後不久，在胡案緊張的風聞和多重精神壓力之下，徐渭瘋了。他徹底厭棄了這個世界，厭棄了自己，他能想到的唯一出路就是自殺。於是，他從牆上拔下一根三寸長的釘子，塞入左耳，以首擊地，要把釘子撞進去。人若是想死，死法有很多種，大多是快速地了結自己，選擇這樣一種極其痛苦的方式，那必定是絕望的鈍感已經超出了一切痛苦。更絕望的是，他沒能死成，前後一共九次。每每讀到這一段，朱橚的心情總難自抑。心既憐之，由憐生歎，由歎生恨！
一位傑出的軍事家，一位世界級的畫家，一位載入史冊的文學家，竟然因為過去的功績而受到牽連，因為要謀生而獲罪，因為不願做一個被別人唿來喝去的奴仆而受到這樣的恐嚇和作弄，以至於走投無路但求一死。
朱橚隻想問問嘉靖皇帝，這個姓徐的文人曾經為保衛你的江山和子民的尊嚴立下過天大的功勞，如今你的人卻反過來要靠踐踏他的尊嚴來給你上供，也許你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是讀著這樣的青詞，不知你幾時才能位列仙班？
這一天注定是華夏古典藝術史上晦暗的一天，是所有被剝奪尊嚴的藝術家共同的祭日。
這篇文章的題目叫四聲猿喚文長痛。
這裏有一個問題。酈道元寫的是“猿鳴三聲”，何以到了徐渭這裏成了四聲呢？徐渭自己的解釋是：要知猿叫腸堪斷，除是儂身自作猿。
徐渭一輩子都活在侘傺、悲傷和彷徨的循環往複裏，快樂的時間是極少數的，他的《四聲猿》皆是喜劇，卻比以悲劇收場的故事更為刺目。
在這種黑色幽默裏，我們似乎總能隱約見到他自己的影子，仿佛一個孤身乘舟途經三峽的過客，聽見兩岸猿聲起伏，心懷羈旅愁緒萬千，禁不住大聲哭喊迴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