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三章 徐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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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2章 徐渭
嘉靖三十三年，倭寇進犯浙閩沿海，紹興府成為烽火之地。平時好閱兵法的徐渭，先後參加了柯亭、皋埠、龕山等地的戰役，並出謀劃策，初步顯示了軍事才能。此時，徐渭引起了浙江巡撫胡宗憲的注意。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冬，升任浙直總督的胡宗憲，欽慕徐渭的才識。經過多次相邀，胡宗憲終於將徐渭招入幕府，充當幕僚。
入幕之初，徐渭為胡宗憲創作了《進白鹿表》，受到明世宗朱厚熜的賞識。自此，胡宗憲對他更為倚重。
徐渭不滿於胡宗憲傍依權臣嚴嵩，但欽佩胡宗憲的抗倭膽略，感念他對自己的信任。經過一番猶豫，徐渭還是進入了總督衙署。
此後，徐渭隨總督府移駐寧波、杭州、嚴州、崇安等地。他“知兵，好奇計”，為胡宗憲謀劃，助其擒獲倭寇首領徐海、招撫海盜汪直。
嘉靖四十一年，嚴嵩被免職，徐階出任內閣首輔。在徐階的策動下，胡宗憲受到參劾，並於次年被逮捕至京（後因平倭有功，隻受到免職處分），徐渭便離開了總督府。
嘉靖四十二年，徐渭應禮部尚書李春芳之聘，前往京師。次年，因與李春芳性格不合，便辭歸故裏。不料，李春芳不能容忍徐渭的辭聘，威脅徐渭歸複到他的門下。徐渭隻得趕迴北京，請舊友說項，才算了結此事。
嘉靖四十四年，胡宗憲再次被逮入獄，並死於獄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數人受到牽連。徐渭生性本就有些偏激，因連年應試未中，加上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時他對胡宗憲被構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擔憂自己受到迫害，於是對人生徹底失望，以至發狂。他寫了一篇文辭憤激的《自為墓誌銘》，而後拔下壁柱上的鐵釘擊入耳竅，流血如迸，醫治數月才痊愈。後又用椎擊腎囊，也未死。如此反複發作，反複自殺有九次之多。
嘉靖四十五年，徐渭在又一次狂病發作中，因懷疑繼妻張氏不貞，將其殺死，他因此被關入監牢，服刑七年。徐渭在獄中完成《周易參同契》注釋，揣摩書畫藝術。徐渭在獄中七年，其中隻在隆慶二年生母病故時短期出獄，辦理喪事。
徐渭被下獄後，友人紛紛予以援助。其中援助最為有力的，先是禮部侍郎諸大綬，後是翰林編修張元忭（即明末著名散文家張岱的曾祖父），他們都是徐渭的至交，又都是狀元出身，頗有聲望。在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渭終於借明神宗朱翊鈞即位大赦之機獲釋。這是萬曆元年的事，此時徐渭已經五十三歲。
萬曆三年，徐渭參加張元忭主持的《會稽縣誌》編修工作。[4]該誌的序言以及一些章節的評論是由徐渭所作。在這些文章中，他對當地人們生活的社會和經濟環境做了批判，其中關於人口和稅收的評論非常深刻。
出獄後，徐渭先遊覽了杭州、南京、富春江一帶，病體略有恢複[4]，並交結了許多詩畫之友。萬曆五年，徐渭年輕時代的朋友、此時已經擔負北部邊防重任的吳兌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赴宣化府充任文書。徐渭在宣府的時間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寫北地風光、民俗和軍旅生活的詩文。在寫給許多官員的贈序中，他都喜歡議論政事，尤其是關於邊防的策略。據說吳兌非常重視他提出的建議。
明神宗即位之初，由閣臣張居正主持國政。張居正對蒙古采取撫和的方針，徐渭對此表示讚賞。期間又過居庸關赴塞外，經戚繼光介紹，至遼東尋李成梁，教授其子李如鬆兵法，並結識蒙古首領俺答的夫人三娘子。徐渭雖受吳兌等人敬重，但因健康不佳，隻得於次年春經北京迴到家鄉紹興，注釋郭璞《葬書》。
徐渭六十歲時，應好友張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兩人的關係就惡化了。據張岱的記敘，張元忭是個性格嚴峻、恪守禮教的人，而徐渭卻生性放縱，不願受傳統禮法的束縛。張元忭常常以封建禮教約製徐渭，這使徐渭大為惱火。他曾對張元忭說：“我殺人當死，也不過是頸上一刀，你現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由於和老友的交惡，加上與官僚們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對待，徐渭情緒鬱憤，舊病複發，便於居京三載後重歸家鄉。此後，徐渭便沒有離開過山陰。
晚年鄉居的日子裏，徐渭越發厭惡富貴者與禮法之士，所交遊的大都是過去的朋友和追隨他的門生。常“忍饑月下獨徘徊”，杜門謝客，據說有人來訪，徐渭不願見，便手推柴門大唿：“徐渭不在！”張元忭去世時，徐渭往張家吊唁，撫棺慟哭，不告姓名便離去。
徐渭一生不治產業，錢財隨手散盡，此時隻得靠賣字畫度日。但手頭稍為寬裕，便不肯再作。他的一班門生和晚輩的朋友，或騙或搶，從徐渭手中得到了不少他的作品。徐渭晚年貧病交加，所蓄書籍數千卷變賣殆盡，常至斷炊。但他狷傲愈甚，不肯見富家貴室，低首乞食。有時豪飲酒肆，有時自持斧毀麵破頭，精神病也日益嚴重。他不斷輾轉借住於朋友家，他堅稱是因為兒子的過錯導致他不斷搬家。
萬曆二十一年，窮困潦倒的徐渭在二兒媳家中去世，終年七十三歲，葬於紹興城南木柵山。死前，徐渭寫有《畸譜》，記述自己坎坷的人生經曆。當他去世時，身邊唯有一狗與之相伴，床上連一鋪席子都沒有。
其實對於此人，朱橚在前世也有頗深的感受。
他很想讓父皇和朱標大哥好好的了解一下此人。
“不知道為什麽，某幾年內徐渭的名字突然熱了起來。
這陣熱度大約源起於一場有關名人名言的討論。說是清代畫家鄭板橋極為推崇徐渭，自命為“青藤門下牛馬走”，還把它刻成一枚私印。”
“這段掌故記載於袁枚的某著作，話不一定是板橋親口說的。然而袁枚是大家，似乎並沒有理由捏造這種馬屁。隻是後人翻箱倒櫃，到底還是沒有在板橋的作品中發現此印的存在，弄得一時爭論鵲起。”
鄭燮到底說沒說過這句話已經不重要，人們所鍾愛的是這種古怪的自我調侃，以及調侃裏別致的謙遜，順帶好奇一番徐渭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
徐渭就是徐文長。
這個名字在江浙一帶，尤其是浙北，是婦孺皆知的。可是人們記住他，並不是因為他的藝術成就或曆史地位，而是那些與他有關的趣聞。
此人聰慧狡黠，鬥官府、鬥汙吏、鬥地主，替百姓出頭，也時常滑稽無狀、窘態百出。我小時候住在鄉下，每晚在眠床上都要纏著奶奶給我講上幾段徐文長才睡得著覺。
所說的故事到底多少有據可查？人們心知肚明。但是不要緊，因為似乎也沒有人關心真假。老百姓依舊喜歡年複一年地幫他編著故事，英勇的、落魄的、高昂的、嘲諷的，甚至還包括黃色笑話，津津有味地聽一遍，再說給別人。故事裏的徐文長已經完全被改造成一個極其符合市民審美口味的文化符號了。
明正德十六年，徐渭出生在浙江山陰，就是現在的紹興。
這一年是明中葉漫長而壓抑的曆史中極為無趣的一年。號稱吳中四大才子的唐伯虎已經五十一歲了，身體很不好，但還是勉力完成了他晚年山水畫裏比較完整的一幅《鬆濤雲影圖》；這一年距離一代宗師陳洪綬出生還有八年，他後來被認為是明代人物畫的最後一個高峰；政治上如果勉強要提一提的話，那就是荒淫無道的正德皇帝駕崩了。國力浸弱卻習以為常，萬事磕磕碰碰但還是在往前走，大家就這麽活著。
紹興這個地方是很怪異的。本府出師爺，諸暨出木卵（對愛抬杠的人的一種戲稱），嵊州出強盜，新昌出婊子，卻被稱為讀書人的故鄉。這裏的人很注重體麵，穩重保守，奉行實用主義，卻又喜歡投機耍小聰明；遇事要講三份理，說著說著急了又要拿著鋤頭追出三裏地去結果人家的性命，總之民風中夾雜著一種黑色幽默的愉悅。
徐渭在紹興有一座故宅，叫青藤書屋。它就在前觀巷的一條小弄堂裏，離我家很近，十幾年前我讀小學的時候每天都要路過他家門口。那裏常有一股奇特的味道，可能是夜深人靜的時候有人在牆根兒上撒尿。
青藤書屋的格局是很小的，但是盛名在外。每年有很多外地的藝術家常常專程跑到這裏來看一看，尤其是畫國畫的，瞧一眼那根老藤就熱淚盈眶。然而，作為徐渭的近鄰，我是不大去的。這裏有兩個原因：一是青藤書屋本身並不是真正意義上徐渭的故居。這座老宅原叫榴花書屋，裏麵種了許多石榴樹，它在徐渭年紀很輕的時候就被人買走了，後來是陳洪綬把它買迴來更名為青藤書屋。所以這宅子裏所謂徐渭的遺跡，十有八九都是後人附會出來的；二是去裏麵參觀要收五塊錢門票費。這讓我感到很困惑。我並不知道這個價格是如何估算出來的？倘若把這兩個原因放到一起，想起來就很不痛快。
話說迴來，有人要去青藤書屋看一看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來人看到青藤書屋的格局便知道，這麽一方宿不宿、園不園的麻雀之地似乎正印證了他早年家道不濟的現實。徐渭一生清苦，老境更是頹唐，他在自己畫的《墨葡萄圖》裏題過這麽兩句詩：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置野藤中。有意思的是，就在幾年前，他的“另一串葡萄”在北京瀚海的秋拍中賣出了近四千萬的天價。如此反差更使得這兩句詩讀起來耐人尋味。
聰慧、清高、同情疾苦、老於世故而又憤世嫉俗。如果我硬要抓著徐渭這幾個大多數文人共有的特點來寫一寫，既沒意思，又不厚道。
徐渭和絕大多數傳統文人究竟還是有很不一樣的地方。
中國古代的文人，首要的身份是士大夫，其次才是文人。對他們來說，做文學家是副業，混仕途才是正業。不幸的是，好些人在官場上沒什麽太大的動靜。
對於追求進步的人來說，成績沒得講其實是一件很鬱悶的事情。可是他們大多有著豐沛的情感和高超的筆法，總能在後人的心頭張羅一些情懷。
範仲淹去爬嶽陽樓，遠眺洞庭碧波千頃、黃昏吞浮，留下兩句憂憂樂樂；王昌齡走了一趟邊塞，麵對傾瀉的繁星、遠年的兵塚，也要感歎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哪怕是鄉間茅屋裏無依無傍的杜甫，在大風之中，仍對他的千萬廣廈念念不忘、大聲疾唿。
這些情緒都是對曆史宿命論的反抗，既舒展又奔放，既震撼人心又極具鼓動性，經過曆朝曆代被裱糊了一遍又一遍，於是信徒眾多。它想表明，文人對於國家是有作為的，文人對於國事是可以作為的，因此顯得政治特別正確。後人酷愛這類情緒，隻是他們不大明白，廟堂之憂固然動人，但是離開了廟堂，剝去了朝服，情緒也僅僅隻能是情緒罷了。
而徐渭則是一個純粹的文人了。他不搞也沒有機會搞政治，因此正確與否無關痛癢。這麽一來也好，樸素的青衫用不著背負虛重的包袱，家常的草鞋可以走一走泥巴小路。他所獲得的是作為底層文人更真實的生命體驗，盡管這體驗不一定舒適，盡管這生命不一定可愛。
曆史上真實的徐渭的確不很可愛。他恃才傲顧，孤芳自賞，也沒什麽朋友；他有精神病，他自殘，他發病的時候還把他老婆給殺了。
可是那又怎樣？
他是天才，不世出的天才。
天才之所以被稱為天才就是因為其出位的生命強度，他們對於這個世界的觀察和理解有超越常人數倍乃至十數倍的感知力。
我有一位專攻花鳥的畫家好友，技法卓絕，是一個很有風骨的人，他的諸多作品都被畫院收藏。然而每每提及徐渭，朋友的神色總要緊張起來，他同我說：畫了一輩子寫意，比到徐渭那裏，筆下的萬樹千花還不如他的一片草有精神。一切才氣在他麵前都暗淡無光。徐渭，太燦爛了！
聽到這樣的評價我很意外，我了解他是個不容易服氣的人。
直到在他的推薦下找來一些徐渭書畫一看，我才明白，那竟是肺腑之言。
嘉靖三十三年，倭寇進犯浙閩沿海，紹興府成為烽火之地。平時好閱兵法的徐渭，先後參加了柯亭、皋埠、龕山等地的戰役，並出謀劃策，初步顯示了軍事才能。此時，徐渭引起了浙江巡撫胡宗憲的注意。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冬，升任浙直總督的胡宗憲，欽慕徐渭的才識。經過多次相邀，胡宗憲終於將徐渭招入幕府，充當幕僚。
入幕之初，徐渭為胡宗憲創作了《進白鹿表》，受到明世宗朱厚熜的賞識。自此，胡宗憲對他更為倚重。
徐渭不滿於胡宗憲傍依權臣嚴嵩，但欽佩胡宗憲的抗倭膽略，感念他對自己的信任。經過一番猶豫，徐渭還是進入了總督衙署。
此後，徐渭隨總督府移駐寧波、杭州、嚴州、崇安等地。他“知兵，好奇計”，為胡宗憲謀劃，助其擒獲倭寇首領徐海、招撫海盜汪直。
嘉靖四十一年，嚴嵩被免職，徐階出任內閣首輔。在徐階的策動下，胡宗憲受到參劾，並於次年被逮捕至京（後因平倭有功，隻受到免職處分），徐渭便離開了總督府。
嘉靖四十二年，徐渭應禮部尚書李春芳之聘，前往京師。次年，因與李春芳性格不合，便辭歸故裏。不料，李春芳不能容忍徐渭的辭聘，威脅徐渭歸複到他的門下。徐渭隻得趕迴北京，請舊友說項，才算了結此事。
嘉靖四十四年，胡宗憲再次被逮入獄，並死於獄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數人受到牽連。徐渭生性本就有些偏激，因連年應試未中，加上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時他對胡宗憲被構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擔憂自己受到迫害，於是對人生徹底失望，以至發狂。他寫了一篇文辭憤激的《自為墓誌銘》，而後拔下壁柱上的鐵釘擊入耳竅，流血如迸，醫治數月才痊愈。後又用椎擊腎囊，也未死。如此反複發作，反複自殺有九次之多。
嘉靖四十五年，徐渭在又一次狂病發作中，因懷疑繼妻張氏不貞，將其殺死，他因此被關入監牢，服刑七年。徐渭在獄中完成《周易參同契》注釋，揣摩書畫藝術。徐渭在獄中七年，其中隻在隆慶二年生母病故時短期出獄，辦理喪事。
徐渭被下獄後，友人紛紛予以援助。其中援助最為有力的，先是禮部侍郎諸大綬，後是翰林編修張元忭（即明末著名散文家張岱的曾祖父），他們都是徐渭的至交，又都是狀元出身，頗有聲望。在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渭終於借明神宗朱翊鈞即位大赦之機獲釋。這是萬曆元年的事，此時徐渭已經五十三歲。
萬曆三年，徐渭參加張元忭主持的《會稽縣誌》編修工作。[4]該誌的序言以及一些章節的評論是由徐渭所作。在這些文章中，他對當地人們生活的社會和經濟環境做了批判，其中關於人口和稅收的評論非常深刻。
出獄後，徐渭先遊覽了杭州、南京、富春江一帶，病體略有恢複[4]，並交結了許多詩畫之友。萬曆五年，徐渭年輕時代的朋友、此時已經擔負北部邊防重任的吳兌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赴宣化府充任文書。徐渭在宣府的時間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寫北地風光、民俗和軍旅生活的詩文。在寫給許多官員的贈序中，他都喜歡議論政事，尤其是關於邊防的策略。據說吳兌非常重視他提出的建議。
明神宗即位之初，由閣臣張居正主持國政。張居正對蒙古采取撫和的方針，徐渭對此表示讚賞。期間又過居庸關赴塞外，經戚繼光介紹，至遼東尋李成梁，教授其子李如鬆兵法，並結識蒙古首領俺答的夫人三娘子。徐渭雖受吳兌等人敬重，但因健康不佳，隻得於次年春經北京迴到家鄉紹興，注釋郭璞《葬書》。
徐渭六十歲時，應好友張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兩人的關係就惡化了。據張岱的記敘，張元忭是個性格嚴峻、恪守禮教的人，而徐渭卻生性放縱，不願受傳統禮法的束縛。張元忭常常以封建禮教約製徐渭，這使徐渭大為惱火。他曾對張元忭說：“我殺人當死，也不過是頸上一刀，你現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由於和老友的交惡，加上與官僚們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對待，徐渭情緒鬱憤，舊病複發，便於居京三載後重歸家鄉。此後，徐渭便沒有離開過山陰。
晚年鄉居的日子裏，徐渭越發厭惡富貴者與禮法之士，所交遊的大都是過去的朋友和追隨他的門生。常“忍饑月下獨徘徊”，杜門謝客，據說有人來訪，徐渭不願見，便手推柴門大唿：“徐渭不在！”張元忭去世時，徐渭往張家吊唁，撫棺慟哭，不告姓名便離去。
徐渭一生不治產業，錢財隨手散盡，此時隻得靠賣字畫度日。但手頭稍為寬裕，便不肯再作。他的一班門生和晚輩的朋友，或騙或搶，從徐渭手中得到了不少他的作品。徐渭晚年貧病交加，所蓄書籍數千卷變賣殆盡，常至斷炊。但他狷傲愈甚，不肯見富家貴室，低首乞食。有時豪飲酒肆，有時自持斧毀麵破頭，精神病也日益嚴重。他不斷輾轉借住於朋友家，他堅稱是因為兒子的過錯導致他不斷搬家。
萬曆二十一年，窮困潦倒的徐渭在二兒媳家中去世，終年七十三歲，葬於紹興城南木柵山。死前，徐渭寫有《畸譜》，記述自己坎坷的人生經曆。當他去世時，身邊唯有一狗與之相伴，床上連一鋪席子都沒有。
其實對於此人，朱橚在前世也有頗深的感受。
他很想讓父皇和朱標大哥好好的了解一下此人。
“不知道為什麽，某幾年內徐渭的名字突然熱了起來。
這陣熱度大約源起於一場有關名人名言的討論。說是清代畫家鄭板橋極為推崇徐渭，自命為“青藤門下牛馬走”，還把它刻成一枚私印。”
“這段掌故記載於袁枚的某著作，話不一定是板橋親口說的。然而袁枚是大家，似乎並沒有理由捏造這種馬屁。隻是後人翻箱倒櫃，到底還是沒有在板橋的作品中發現此印的存在，弄得一時爭論鵲起。”
鄭燮到底說沒說過這句話已經不重要，人們所鍾愛的是這種古怪的自我調侃，以及調侃裏別致的謙遜，順帶好奇一番徐渭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
徐渭就是徐文長。
這個名字在江浙一帶，尤其是浙北，是婦孺皆知的。可是人們記住他，並不是因為他的藝術成就或曆史地位，而是那些與他有關的趣聞。
此人聰慧狡黠，鬥官府、鬥汙吏、鬥地主，替百姓出頭，也時常滑稽無狀、窘態百出。我小時候住在鄉下，每晚在眠床上都要纏著奶奶給我講上幾段徐文長才睡得著覺。
所說的故事到底多少有據可查？人們心知肚明。但是不要緊，因為似乎也沒有人關心真假。老百姓依舊喜歡年複一年地幫他編著故事，英勇的、落魄的、高昂的、嘲諷的，甚至還包括黃色笑話，津津有味地聽一遍，再說給別人。故事裏的徐文長已經完全被改造成一個極其符合市民審美口味的文化符號了。
明正德十六年，徐渭出生在浙江山陰，就是現在的紹興。
這一年是明中葉漫長而壓抑的曆史中極為無趣的一年。號稱吳中四大才子的唐伯虎已經五十一歲了，身體很不好，但還是勉力完成了他晚年山水畫裏比較完整的一幅《鬆濤雲影圖》；這一年距離一代宗師陳洪綬出生還有八年，他後來被認為是明代人物畫的最後一個高峰；政治上如果勉強要提一提的話，那就是荒淫無道的正德皇帝駕崩了。國力浸弱卻習以為常，萬事磕磕碰碰但還是在往前走，大家就這麽活著。
紹興這個地方是很怪異的。本府出師爺，諸暨出木卵（對愛抬杠的人的一種戲稱），嵊州出強盜，新昌出婊子，卻被稱為讀書人的故鄉。這裏的人很注重體麵，穩重保守，奉行實用主義，卻又喜歡投機耍小聰明；遇事要講三份理，說著說著急了又要拿著鋤頭追出三裏地去結果人家的性命，總之民風中夾雜著一種黑色幽默的愉悅。
徐渭在紹興有一座故宅，叫青藤書屋。它就在前觀巷的一條小弄堂裏，離我家很近，十幾年前我讀小學的時候每天都要路過他家門口。那裏常有一股奇特的味道，可能是夜深人靜的時候有人在牆根兒上撒尿。
青藤書屋的格局是很小的，但是盛名在外。每年有很多外地的藝術家常常專程跑到這裏來看一看，尤其是畫國畫的，瞧一眼那根老藤就熱淚盈眶。然而，作為徐渭的近鄰，我是不大去的。這裏有兩個原因：一是青藤書屋本身並不是真正意義上徐渭的故居。這座老宅原叫榴花書屋，裏麵種了許多石榴樹，它在徐渭年紀很輕的時候就被人買走了，後來是陳洪綬把它買迴來更名為青藤書屋。所以這宅子裏所謂徐渭的遺跡，十有八九都是後人附會出來的；二是去裏麵參觀要收五塊錢門票費。這讓我感到很困惑。我並不知道這個價格是如何估算出來的？倘若把這兩個原因放到一起，想起來就很不痛快。
話說迴來，有人要去青藤書屋看一看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來人看到青藤書屋的格局便知道，這麽一方宿不宿、園不園的麻雀之地似乎正印證了他早年家道不濟的現實。徐渭一生清苦，老境更是頹唐，他在自己畫的《墨葡萄圖》裏題過這麽兩句詩：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置野藤中。有意思的是，就在幾年前，他的“另一串葡萄”在北京瀚海的秋拍中賣出了近四千萬的天價。如此反差更使得這兩句詩讀起來耐人尋味。
聰慧、清高、同情疾苦、老於世故而又憤世嫉俗。如果我硬要抓著徐渭這幾個大多數文人共有的特點來寫一寫，既沒意思，又不厚道。
徐渭和絕大多數傳統文人究竟還是有很不一樣的地方。
中國古代的文人，首要的身份是士大夫，其次才是文人。對他們來說，做文學家是副業，混仕途才是正業。不幸的是，好些人在官場上沒什麽太大的動靜。
對於追求進步的人來說，成績沒得講其實是一件很鬱悶的事情。可是他們大多有著豐沛的情感和高超的筆法，總能在後人的心頭張羅一些情懷。
範仲淹去爬嶽陽樓，遠眺洞庭碧波千頃、黃昏吞浮，留下兩句憂憂樂樂；王昌齡走了一趟邊塞，麵對傾瀉的繁星、遠年的兵塚，也要感歎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哪怕是鄉間茅屋裏無依無傍的杜甫，在大風之中，仍對他的千萬廣廈念念不忘、大聲疾唿。
這些情緒都是對曆史宿命論的反抗，既舒展又奔放，既震撼人心又極具鼓動性，經過曆朝曆代被裱糊了一遍又一遍，於是信徒眾多。它想表明，文人對於國家是有作為的，文人對於國事是可以作為的，因此顯得政治特別正確。後人酷愛這類情緒，隻是他們不大明白，廟堂之憂固然動人，但是離開了廟堂，剝去了朝服，情緒也僅僅隻能是情緒罷了。
而徐渭則是一個純粹的文人了。他不搞也沒有機會搞政治，因此正確與否無關痛癢。這麽一來也好，樸素的青衫用不著背負虛重的包袱，家常的草鞋可以走一走泥巴小路。他所獲得的是作為底層文人更真實的生命體驗，盡管這體驗不一定舒適，盡管這生命不一定可愛。
曆史上真實的徐渭的確不很可愛。他恃才傲顧，孤芳自賞，也沒什麽朋友；他有精神病，他自殘，他發病的時候還把他老婆給殺了。
可是那又怎樣？
他是天才，不世出的天才。
天才之所以被稱為天才就是因為其出位的生命強度，他們對於這個世界的觀察和理解有超越常人數倍乃至十數倍的感知力。
我有一位專攻花鳥的畫家好友，技法卓絕，是一個很有風骨的人，他的諸多作品都被畫院收藏。然而每每提及徐渭，朋友的神色總要緊張起來，他同我說：畫了一輩子寫意，比到徐渭那裏，筆下的萬樹千花還不如他的一片草有精神。一切才氣在他麵前都暗淡無光。徐渭，太燦爛了！
聽到這樣的評價我很意外，我了解他是個不容易服氣的人。
直到在他的推薦下找來一些徐渭書畫一看，我才明白，那竟是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