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糧征收結束後，仍舊留在青州的王倫長舒了一口氣，決定出兵南下，攻占密、沂兩州，並繼續向西南進攻，他的目標是至少要占據單州的魚台縣，以及徐州的滕縣。
這樣一來，梁山就可以占據微山湖，並將梁山泊到微山湖之間的赤山、呂蒙、陽城等七八個小湖連接起來，就此組建出一條以水泊為主的防禦線。
至於北麵，則推進到黃河故道，這樣一來，梁山至少又可以多五個軍州大小的根據地。
王倫的野心當然並不止於此，他的下一步規劃是繼續向南，攻打兩淮，將運河以東、淮河以北的州縣全部占據。
他之所以留在青州，是為了將錢莊發行兌票的錨定物確定為糧食，沒辦法，以中原王朝的地域、人口、經濟體量，不管是銅還是銀，這種基礎貨幣從來都是缺乏的。
王倫與許貫忠商議後，也效仿大宋朝，以征東將軍府的名義，對糧食售賣的最低價做個限製，即在豐年時，糧價不會出現穀賤的情況。
他給征東將軍府戶曹以及陶宗旺的一個新任務：抽調部分官兵俘虜，興修水利，至少要保證根據地內每個村莊都有一處水塘。
這個工程量顯然是巨大的，而且對於大部分被俘官兵來說，他們若不參與戰事，大約也是要被朝廷或者官員派來做類似的勞役。
王倫本打算去兗州視察一番的，但他要返迴登州，因為阮小七已經領船隊從高麗那裏返迴了。
故而攻打密、沂二州的任務，就交給了許貫忠。青州的臨朐縣向南，就是沂州，翻越大片的山林丘陵之後，才是李逵、朱貴兄弟的家鄉沂水縣。
這不是一條合適的進軍路線，故而許貫忠要前往萊州的即墨縣，從那裏領兵向西，攻入密州。
同時蕭嘉穗負責領兵從兗州攻入徐州，這一次梁山大軍兩路進發，力求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對以上區域的占領。
阮小七是在李俊領船隊南下半個月後前往高麗的，兩浙、京東路的海商，早就已經走通了前往高麗、倭國的航路，所以這一次王倫就以市舶司的名義，組織了二百餘艘大小海船，前往高麗貿易。
出口的主要商品，是梁山釀酒作坊的酒、梁山占領諸州縣後收繳的官倉布帛、從荊湖兩路運來的茶葉、瓷器、玉器、筆墨紙硯、香料、佛教用具等等。
本來大宋朝與高麗貿易的一個大頭，是各種書籍，但卻被王倫給禁止了。
本朝太祖皇帝建國後，王氏高麗第一時間就來朝貢，確立了宗藩關係。但是高粱河車神、驢車皇帝宋太宗上台後，製定了一個“聯（高）麗製遼”的政策，雍熙北伐慘敗，卻讓遼國趁機要求高麗尊奉自己為宗主國。
宋神宗時，高麗再次恢複了對大宋的朝貢，登州就有一座“高麗館亭”，專門負責接待高麗使臣，已經被王倫給廢除了。
王倫禁止對高麗貿易書籍，卻不是他拍腦袋突發奇想，這個政策是蘇軾大學士提出來的。
因為高麗甚至遼國、西夏使臣來到大宋後，往往以“仰慕天朝文化”的名義，求購卜筮、陰陽、曆算、術數、兵書、敕令、時務、邊機、地理等方麵的書籍。
這些書籍難免會泄露一些大宋朝的機密，故而大宋朝也出台了嚴格的保密製度，但是吧，皇帝為了籠絡高麗，就將許多本該屬於機密的書籍售賣了出去。
高麗轉手就賣給遼國，幹起了二道販子，畢竟宋遼都是大國，已經推行了一千多年“事大主義”的高麗，是萬萬不敢得罪抬腿就能殺來的遼國的。
蘇軾曾任職杭州，和高麗人打過交道，非常清楚高麗人是個什麽德行，故而三次上疏，要求禁止向高麗出售書籍。
隻可惜許多官員批評蘇軾小題大做、過於謹慎、思想保守，但王倫聽說了蘇軾這些過往時，卻覺得這位大文豪果然是有眼光的。
唐太宗時的名臣房玄齡曾說：“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王倫在登州為了與高麗貿易，收集了大量的情報，隻覺得房玄齡這句評價實在太貼切中肯了。
“蠻夷之人，畏威而不懷德”，古來的智者早就提醒過後人，但大宋朝依舊會犯很多錯誤，優待夷狄，是高等文明麵對低級文明時往往容易犯的錯。
在王倫看來，這個鍋還真得儒家來背。儒家思想在長時期內過於領先，導致中原王朝很容易形成對周邊的文化優勢。
而儒家又提倡教化，提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中原的皇帝在理論上擁有目光所及的所有土地上民眾百姓的管理和教化之責。
即儒家心目中理想的大同世界，是需要所有受統治的民眾都滿足一個較高的道德標準的，在同一個道德體係下，整個世界的運行才會變得有規律起來。
這麽理想化的追求，顯然是一個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所以儒家就退而求其次，先要求皇帝和統治階級們提高道德，然後教化民眾。
然而這個要求標準也太高，所以儒家就開始變得保守起來，先追求核心統治區域的道德教化，保守到最後，就從積極的漢儒，變成了極度內斂的宋儒，儒學也就變成了理學。
這是一種政治道德學說，為了適應現實，不斷自我調整和修正的一個過程。
所以王倫並不想因此就全盤否認儒家或者理學，他覺得就得學昂撒人那一套，既然你不肯接受教化，那我就從物理意義上消滅你們，通過移民占據並消化你的土地，最終實現華夏化。
對於高麗，王倫的打算就是這樣，因為他實在不想後世再出現韓國這樣一個惡心的國家，半島對於東北亞、倭國日本的地理位置意義重大，不可能再交給一群惡心的人手中。
這樣一來，梁山就可以占據微山湖，並將梁山泊到微山湖之間的赤山、呂蒙、陽城等七八個小湖連接起來，就此組建出一條以水泊為主的防禦線。
至於北麵，則推進到黃河故道，這樣一來，梁山至少又可以多五個軍州大小的根據地。
王倫的野心當然並不止於此，他的下一步規劃是繼續向南，攻打兩淮，將運河以東、淮河以北的州縣全部占據。
他之所以留在青州，是為了將錢莊發行兌票的錨定物確定為糧食，沒辦法，以中原王朝的地域、人口、經濟體量，不管是銅還是銀，這種基礎貨幣從來都是缺乏的。
王倫與許貫忠商議後，也效仿大宋朝，以征東將軍府的名義，對糧食售賣的最低價做個限製，即在豐年時，糧價不會出現穀賤的情況。
他給征東將軍府戶曹以及陶宗旺的一個新任務：抽調部分官兵俘虜，興修水利，至少要保證根據地內每個村莊都有一處水塘。
這個工程量顯然是巨大的，而且對於大部分被俘官兵來說，他們若不參與戰事，大約也是要被朝廷或者官員派來做類似的勞役。
王倫本打算去兗州視察一番的，但他要返迴登州，因為阮小七已經領船隊從高麗那裏返迴了。
故而攻打密、沂二州的任務，就交給了許貫忠。青州的臨朐縣向南，就是沂州，翻越大片的山林丘陵之後，才是李逵、朱貴兄弟的家鄉沂水縣。
這不是一條合適的進軍路線，故而許貫忠要前往萊州的即墨縣，從那裏領兵向西，攻入密州。
同時蕭嘉穗負責領兵從兗州攻入徐州，這一次梁山大軍兩路進發，力求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對以上區域的占領。
阮小七是在李俊領船隊南下半個月後前往高麗的，兩浙、京東路的海商，早就已經走通了前往高麗、倭國的航路，所以這一次王倫就以市舶司的名義，組織了二百餘艘大小海船，前往高麗貿易。
出口的主要商品，是梁山釀酒作坊的酒、梁山占領諸州縣後收繳的官倉布帛、從荊湖兩路運來的茶葉、瓷器、玉器、筆墨紙硯、香料、佛教用具等等。
本來大宋朝與高麗貿易的一個大頭，是各種書籍，但卻被王倫給禁止了。
本朝太祖皇帝建國後，王氏高麗第一時間就來朝貢，確立了宗藩關係。但是高粱河車神、驢車皇帝宋太宗上台後，製定了一個“聯（高）麗製遼”的政策，雍熙北伐慘敗，卻讓遼國趁機要求高麗尊奉自己為宗主國。
宋神宗時，高麗再次恢複了對大宋的朝貢，登州就有一座“高麗館亭”，專門負責接待高麗使臣，已經被王倫給廢除了。
王倫禁止對高麗貿易書籍，卻不是他拍腦袋突發奇想，這個政策是蘇軾大學士提出來的。
因為高麗甚至遼國、西夏使臣來到大宋後，往往以“仰慕天朝文化”的名義，求購卜筮、陰陽、曆算、術數、兵書、敕令、時務、邊機、地理等方麵的書籍。
這些書籍難免會泄露一些大宋朝的機密，故而大宋朝也出台了嚴格的保密製度，但是吧，皇帝為了籠絡高麗，就將許多本該屬於機密的書籍售賣了出去。
高麗轉手就賣給遼國，幹起了二道販子，畢竟宋遼都是大國，已經推行了一千多年“事大主義”的高麗，是萬萬不敢得罪抬腿就能殺來的遼國的。
蘇軾曾任職杭州，和高麗人打過交道，非常清楚高麗人是個什麽德行，故而三次上疏，要求禁止向高麗出售書籍。
隻可惜許多官員批評蘇軾小題大做、過於謹慎、思想保守，但王倫聽說了蘇軾這些過往時，卻覺得這位大文豪果然是有眼光的。
唐太宗時的名臣房玄齡曾說：“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王倫在登州為了與高麗貿易，收集了大量的情報，隻覺得房玄齡這句評價實在太貼切中肯了。
“蠻夷之人，畏威而不懷德”，古來的智者早就提醒過後人，但大宋朝依舊會犯很多錯誤，優待夷狄，是高等文明麵對低級文明時往往容易犯的錯。
在王倫看來，這個鍋還真得儒家來背。儒家思想在長時期內過於領先，導致中原王朝很容易形成對周邊的文化優勢。
而儒家又提倡教化，提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中原的皇帝在理論上擁有目光所及的所有土地上民眾百姓的管理和教化之責。
即儒家心目中理想的大同世界，是需要所有受統治的民眾都滿足一個較高的道德標準的，在同一個道德體係下，整個世界的運行才會變得有規律起來。
這麽理想化的追求，顯然是一個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所以儒家就退而求其次，先要求皇帝和統治階級們提高道德，然後教化民眾。
然而這個要求標準也太高，所以儒家就開始變得保守起來，先追求核心統治區域的道德教化，保守到最後，就從積極的漢儒，變成了極度內斂的宋儒，儒學也就變成了理學。
這是一種政治道德學說，為了適應現實，不斷自我調整和修正的一個過程。
所以王倫並不想因此就全盤否認儒家或者理學，他覺得就得學昂撒人那一套，既然你不肯接受教化，那我就從物理意義上消滅你們，通過移民占據並消化你的土地，最終實現華夏化。
對於高麗，王倫的打算就是這樣，因為他實在不想後世再出現韓國這樣一個惡心的國家，半島對於東北亞、倭國日本的地理位置意義重大，不可能再交給一群惡心的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