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在北美殖民地的地位是七年戰爭中和法國血拚而來的,豈能輕易撒手?1775年,下院議員斯特拉恩在寫給休謨的信中就說,“我完全贊成對這些頑固的瘋子採取高壓方法。為什麽我們不全力以赴阻止帝國遭到肢解呢?……不是我希望奴役殖民地居民……而是主張要使他們服從議會”。這些話說起來振振有詞,然而在這個世界上,隻要你無法封住別人的嘴,你可能就會發現,不隻有你才會講出符合自己的利益的道理。


    政治家如果不能夠意識到權力的限度,“主權”很容易從令人敬畏的圖騰轉變為讓人輕蔑的對象、反擊的目標。柏克說:


    萬一你愚蠢而鹵莽,從無限製的、亦不可限製的無上主權的本性中,演繹出一套雖巧妙、卻為你統治的人民所厭惡的推論、結果,那你攪混了、毒化了你統治的清源,你就是以身做則,教他們以同樣的推理,去質疑你主權本身的合法性。野豬被逼急了,會掉頭沖向獵人。假如你要的主權,與他們的自由不相容,他們將何去何從呢?他們會把你的主權拋在你的臉上。勸人受奴役,是必不能成功的!


    在1777年,柏克批評了“對勝利的致命的信心”,抨擊有些人“為自己並不去打的戰爭,高聲請戰”。可是在當時倫敦政界,柏克這些人勢單力薄,強硬派在政府裏頭占絕對優勢。直到約克敦慘敗為止,英國輿論大都支持強硬政策。結果,英國陷入了跟大陸軍持久戰的漩渦。局勢的變化證明了柏克富有想像力的預言,美洲確實不是小菜一碟。


    可是,喬治三世不撞南牆不迴頭。英軍1777年10月在薩拉托加吃了大敗仗,諾思勳爵就想承認美國獨立,可喬治三世不肯,他宣稱,寧可失去王冠,也決不放棄戰爭。不過此時國王的立場,已經不像戰爭之初那樣強硬了,他願意作出除了獨立之外的一切讓步。於是,諾思勳爵任命了一個和談委員會。可是這一切來的太晚了。


    1781年,8000英軍在約克敦投降。當諾思勳爵得悉這個消息,痛苦地喊了聲“天哪!一切都完了”。可是,喬治三世在聽到約克敦戰敗的消息時,卻宣布他永遠不會批準“以北美分裂為代價去謀求和平”。不過,說幾句慷慨激昂的硬氣話不難,可要真刀真槍地硬來,哪怕是打到海枯石爛也不罷休,卻是需要本錢的,更重要的是,國王做不了是戰是和的主。仗不是國王或首相想打就打的。諾思勳爵就曾對喬治三世說:“王位上的君主不能反對下院審慎的決議。”


    當時英國是一種什麽樣的處境呢?亞當·斯密的傳記作者約翰·雷是這樣描寫的:“當時英國處在最黑暗的時刻。我們英國人正在與法國、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聯軍決一死戰。伯戈因在薩拉托加屈辱地投降了敵人,而康沃利斯也在約克敦投降了敵人。埃利奧特被包圍在直布羅陀。一方麵,愛爾蘭日益不穩,正形成一種威脅,另一方麵,歐洲的北方諸國(它們被稱為武裝的中立國家)手握刀柄對英國心懷仇恨,虎視眈眈地伺機採取行動。”


    英國該怎麽辦?麵對美國獨立這一現實,是戰是和,是戰個不休還是見壞就收,諸如此類的問題,卻不是單憑一通激昂的言辭所能夠解決得了的。弄不好,大英帝國連老本都要賠進去。約克敦的投降,使得大不列顛的和平唿聲“突然高漲”。英國輿論對武力政策失去了耐心。一天晚上,吉本在布魯克斯俱樂部說他同意這樣的說法:“受辱比毀滅好”。


    1782年2月,諾思內閣在國內反戰的聲浪中垮台。英國對分離出去的殖民地沒有繼續拚殺下去,而是選擇了談判和妥協。1783年9月,英美正式簽署巴黎和約,“英王陛下承認合眾國”,“放棄對合眾國及其每一部分的統治、禮節和領土主權的一切要求”。離七年戰爭的結束還不到二十年,大英帝國就眼睜睜地看著美利堅合眾國永遠地離開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祖國母親”的懷抱。和約簽訂之時,擁有大約900萬人口的英國並沒有喪失製海權,而且紐約、底特律、查爾斯頓、薩凡納等城市還在英軍之手,北邊還控製著加拿大。可英國還是選擇了分離。“大英第一帝國”瓦解了。但是天沒有塌下來,英國的輝煌並未因此終結,相反,新的“日不落帝國”正在興起。


    發展的道理沒那麽硬


    印度1939年鐵路網全長4.1萬英裏。


    1880年,印度鐵路網全長7000英裏,到1939年,六十年裏,增長了近7倍。


    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印度的發展,不止是鐵路裏程的增長。


    殖民時代的印度文教事業,不乏巨星閃爍的榮耀。加爾各答大學、馬德拉斯大學、孟買大學這三所印度歷史最悠久的名校,都是在1857年仿照倫敦大學建校的。70多年後,畢業於馬德拉斯大學的加爾各答大學教授昌德拉塞卡·溫卡塔·拉曼,因發現拉曼效應,榮獲了193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因為不朽的《吉檀迦利》,泰戈爾在1913年成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第一人。就連獨立鬥士甘地和尼赫魯,也都是英式教育薰陶出來的。


    社會變革同樣引人注目。


    寡婦殉死是一種印度習俗。1818年,僅在孟加拉管區,就有800個寡婦殉死。這種習俗的根之深,蒂之固,以至於阿姆赫斯特勳爵(1823年8月—1828年3月在任)作為東印度公司治下的印度總督,也不敢傷害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擔心取消殉死“比實行殉死所引起的災禍要大得多”。不過,英國殖民統治者對這種殘酷的習俗最終還是再也看不下去了。1829年,總督班廷克勳爵頂著印度社會的壓力,取消了寡婦殉死,規定協助寡婦自焚的行為是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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