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頁
真相: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 作者:康庭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九一三”事件後,一切來自審查過程中精神與生活的壓力,我都能忍受,也能正確理解。但是,隻要能讓我重返藍天,迴到我所苦戀的飛行崗位,我保證會如魚得水,用自己加倍的工作挽迴因幾年停飛而失去的一切,因為,我視飛行如自己的生命。
改飛伊爾-18與三叉戟飛機對一個酷愛飛行事業的人來說無疑是人生中的大事,而在忙碌的訓練與任務飛行中從未想過在自己心愛的飛機上留下幾張照片作為多少年以後的人生紀念。之所以在思想上連這樣的一閃念沒有出現過,就是認為自己的生命已經同飛行事業緊密地融合在一起,如果不是發生飛行事故中的意外,自己是不會離開飛行事業的。既然來日方長,就沒有意識到及時為自己照個相、留個影的紀念意義,所以,從1966年到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這漫長的5年多的時間裏,我沒有在以上兩種飛機上照過一張照片。現在,當我意識到飛行事業真的要離我遠去的時候,確有一種痛不欲生的感覺,因為,多少年來我已經視飛行為自己的第二生命,現在就要取消我的飛行資格了,怎能不叫人痛心呢!如果能有一張照片在手,時不時地拿出來看一看也可以聊以自慰。
雖說取消一個空勤人員的飛行資格是一件慎重的事情,可是,以與林彪事件有牽連為理由停飛,在當時是很容易做到的,理由既充分又典型,而且,在當時還不會有人提出反麵意見來,被審查停飛的空勤人員幾乎都意識到了這一點。
有人說,國家培養一個飛行員需要付出的代價,如果折合成黃金的話,幾乎要同飛行員的體重差不多。誰也沒有對這種說法進行過具體計算,但可以肯定,國家培養一名成熟的飛行員所花費的金錢是很多的。對一個飛行部隊而言,他的戰鬥力如何,主要體現在飛行員身上,而培訓飛行員所需要的飛機、機場及其所有一切硬體設備和地勤、後勤等各種保障所需的人、財、物,加在一起分攤在占部隊人員極少數的飛行員身上,那就是一個很驚人的天文數字。就三叉戟飛機而言,在平時的訓練飛行中,圍繞機場起飛、降落一次,就需要600~700公斤燃油,且不談其他的消耗,僅此而已。當時,一個能在專機師勝任駕駛大飛機的飛行員,都經過了從航校到部隊至少飛過4個以上的機種、10年以上的軍齡和數千小時的空中時間。尤其是那些師、團一級的老飛行員,他們基本上都是同祖國年輕的空軍同時成長起來的,經歷了空運大隊、獨立團到專機師的全過程,出色地完成了從毛澤東開始所有黨和國家領導人從國內到國外的重要專機任務。當時,這些飛行員的年齡都在30~45歲左右,正是年富力強為國出力的時候,如果因此對這些飛行員中的骨幹棄之不用,實在是太可惜了!
為了能在不容樂觀的情況下爭取一線希望,我曾向當時的空軍及專機師的領導寫過不止一封信,表明自己熱愛祖國飛行事業的深切願望,懇切希望領導能準許我重返飛行崗位,繼續為專機空運事業做貢獻,我看到利用寫信和直接找領導表示心願的其他飛行員也不在少數。
朝思暮想等來的結果不是與我們繼續飛行有關的消息,而是解放軍要裁減10萬官兵的總部署。表麵看來這兩個問題之間沒有什麽必然的聯繫,實際上專機師的領導正考慮如何處理與“九一三”事件有牽連人員的時候,全軍減員的指令正好為處理這些人員提供了理想的渠道。這些幹部幾年來一直未能擺脫“九一三”事件帶來的陰影,現在,又要帶著無法擺脫的陰影走到飛行生涯的盡頭。雖然,上級領導機關不可能指名道姓讓這些受牽連的人員必須成為裁減的對象,可是,在當時的形勢下根據專機師的諸多因素判斷,凡是在“九一三”事件中受到直接或間接牽連者,很難擺脫被精簡的命運。
果然,在一次團的動員大會之後,我被確定為轉業到地方的人員之一。至於那個被我看得分量很重的“停飛決定”,隻是被輕描淡寫地宣布了一下,就算對我十餘年飛行生涯判了死刑,剩下唯一允許我考慮的是“往何處去”的問題。
又一次出乎我預料之外的是,停飛倒也罷了,內心多麽痛苦,因大勢所趨,已無可挽迴。雖然是飛行員出身,但誰也不能保證幹一輩子飛行。然而,就轉業的政策來說,我再一次因“九一三”事件受到懲罰,不但不能與一般轉業幹部一樣對待,而且,因為我的“方向路線錯誤”,在轉業的去向問題上,還被列入另冊。
按當時的轉業政策規定,空勤幹部停飛後的轉業方向,可以就地安置,就是說,我在北京飛行多年,可以安置在北京市工作。對我來說,因為是“九一三”分子,必須從哪裏來迴哪裏去,也就是說,我是從河南被選拔為飛行員的,現在必須迴到河南老家去安置。我老家在河南農村,我家那個土窯洞早已被雨水沖塌了,讓我迴老家,全家四口何處安身?妻子的工作如何辦?當初,飛行員談戀愛的時候,領導考慮到飛行員要集中更多的精力於飛行,不可能有更多的時間用來探親,要求盡量不要在老家找對象,一旦形成兩地分居,很難在緊張的飛行工作中進行照顧,所以,包括我在內的絕大多數空勤人員都是在北京戀愛成家的。現在,不但取消了我的飛行資格,而且,偌大的北京城都不允許有我的立足之地。我曾向領導提出這樣的要求,考慮我的兩個孩子都還小,妻子一直在北京長大,生活的基礎也在北京,能否暫時不做轉業處理,停飛後改做其他工作。雖然,不能繼續飛行,但是,我還有一定的飛行理論基礎,也可以翻譯整理三叉戟飛機的外文資料,這些在當時也是一項急需的工作。無論我如何陳述理由,甚至是苦苦哀求,都無濟於事,除了馬上離隊、離京,沒有第二種選擇。哪怕是向後推遲一兩年的時間,等孩子們再長大一點轉業都不許可。
</br>
改飛伊爾-18與三叉戟飛機對一個酷愛飛行事業的人來說無疑是人生中的大事,而在忙碌的訓練與任務飛行中從未想過在自己心愛的飛機上留下幾張照片作為多少年以後的人生紀念。之所以在思想上連這樣的一閃念沒有出現過,就是認為自己的生命已經同飛行事業緊密地融合在一起,如果不是發生飛行事故中的意外,自己是不會離開飛行事業的。既然來日方長,就沒有意識到及時為自己照個相、留個影的紀念意義,所以,從1966年到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這漫長的5年多的時間裏,我沒有在以上兩種飛機上照過一張照片。現在,當我意識到飛行事業真的要離我遠去的時候,確有一種痛不欲生的感覺,因為,多少年來我已經視飛行為自己的第二生命,現在就要取消我的飛行資格了,怎能不叫人痛心呢!如果能有一張照片在手,時不時地拿出來看一看也可以聊以自慰。
雖說取消一個空勤人員的飛行資格是一件慎重的事情,可是,以與林彪事件有牽連為理由停飛,在當時是很容易做到的,理由既充分又典型,而且,在當時還不會有人提出反麵意見來,被審查停飛的空勤人員幾乎都意識到了這一點。
有人說,國家培養一個飛行員需要付出的代價,如果折合成黃金的話,幾乎要同飛行員的體重差不多。誰也沒有對這種說法進行過具體計算,但可以肯定,國家培養一名成熟的飛行員所花費的金錢是很多的。對一個飛行部隊而言,他的戰鬥力如何,主要體現在飛行員身上,而培訓飛行員所需要的飛機、機場及其所有一切硬體設備和地勤、後勤等各種保障所需的人、財、物,加在一起分攤在占部隊人員極少數的飛行員身上,那就是一個很驚人的天文數字。就三叉戟飛機而言,在平時的訓練飛行中,圍繞機場起飛、降落一次,就需要600~700公斤燃油,且不談其他的消耗,僅此而已。當時,一個能在專機師勝任駕駛大飛機的飛行員,都經過了從航校到部隊至少飛過4個以上的機種、10年以上的軍齡和數千小時的空中時間。尤其是那些師、團一級的老飛行員,他們基本上都是同祖國年輕的空軍同時成長起來的,經歷了空運大隊、獨立團到專機師的全過程,出色地完成了從毛澤東開始所有黨和國家領導人從國內到國外的重要專機任務。當時,這些飛行員的年齡都在30~45歲左右,正是年富力強為國出力的時候,如果因此對這些飛行員中的骨幹棄之不用,實在是太可惜了!
為了能在不容樂觀的情況下爭取一線希望,我曾向當時的空軍及專機師的領導寫過不止一封信,表明自己熱愛祖國飛行事業的深切願望,懇切希望領導能準許我重返飛行崗位,繼續為專機空運事業做貢獻,我看到利用寫信和直接找領導表示心願的其他飛行員也不在少數。
朝思暮想等來的結果不是與我們繼續飛行有關的消息,而是解放軍要裁減10萬官兵的總部署。表麵看來這兩個問題之間沒有什麽必然的聯繫,實際上專機師的領導正考慮如何處理與“九一三”事件有牽連人員的時候,全軍減員的指令正好為處理這些人員提供了理想的渠道。這些幹部幾年來一直未能擺脫“九一三”事件帶來的陰影,現在,又要帶著無法擺脫的陰影走到飛行生涯的盡頭。雖然,上級領導機關不可能指名道姓讓這些受牽連的人員必須成為裁減的對象,可是,在當時的形勢下根據專機師的諸多因素判斷,凡是在“九一三”事件中受到直接或間接牽連者,很難擺脫被精簡的命運。
果然,在一次團的動員大會之後,我被確定為轉業到地方的人員之一。至於那個被我看得分量很重的“停飛決定”,隻是被輕描淡寫地宣布了一下,就算對我十餘年飛行生涯判了死刑,剩下唯一允許我考慮的是“往何處去”的問題。
又一次出乎我預料之外的是,停飛倒也罷了,內心多麽痛苦,因大勢所趨,已無可挽迴。雖然是飛行員出身,但誰也不能保證幹一輩子飛行。然而,就轉業的政策來說,我再一次因“九一三”事件受到懲罰,不但不能與一般轉業幹部一樣對待,而且,因為我的“方向路線錯誤”,在轉業的去向問題上,還被列入另冊。
按當時的轉業政策規定,空勤幹部停飛後的轉業方向,可以就地安置,就是說,我在北京飛行多年,可以安置在北京市工作。對我來說,因為是“九一三”分子,必須從哪裏來迴哪裏去,也就是說,我是從河南被選拔為飛行員的,現在必須迴到河南老家去安置。我老家在河南農村,我家那個土窯洞早已被雨水沖塌了,讓我迴老家,全家四口何處安身?妻子的工作如何辦?當初,飛行員談戀愛的時候,領導考慮到飛行員要集中更多的精力於飛行,不可能有更多的時間用來探親,要求盡量不要在老家找對象,一旦形成兩地分居,很難在緊張的飛行工作中進行照顧,所以,包括我在內的絕大多數空勤人員都是在北京戀愛成家的。現在,不但取消了我的飛行資格,而且,偌大的北京城都不允許有我的立足之地。我曾向領導提出這樣的要求,考慮我的兩個孩子都還小,妻子一直在北京長大,生活的基礎也在北京,能否暫時不做轉業處理,停飛後改做其他工作。雖然,不能繼續飛行,但是,我還有一定的飛行理論基礎,也可以翻譯整理三叉戟飛機的外文資料,這些在當時也是一項急需的工作。無論我如何陳述理由,甚至是苦苦哀求,都無濟於事,除了馬上離隊、離京,沒有第二種選擇。哪怕是向後推遲一兩年的時間,等孩子們再長大一點轉業都不許可。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