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態的實際發展是,林彪由南飛改為向北叛逃的行為使專機部隊取消了天亮以後6架飛機南下廣州的機群活動計劃,卻增加了從沙河起飛的3685號直升機的活動。這樣一來,有數十名飛行人員僥倖避免了陷入林彪事變的政治災難之中。林彪憑藉權傾朝綱的威望與權力,一旦選中空軍專機部隊作為他實行陰謀計劃的空中交通工具,專機師的指戰員們就不可避免地在不知不覺中被推向陷阱的邊沿,隻是由於事態發展中途有變,“九一三”才出現了已成為歷史的定局。專機部隊以兩架飛機的投入、5名飛行員的犧牲、數十名相關環節幹部的命運被徹底改寫為代價,換來更多飛行員的安然無恙,凡是有點邏輯思維的人都會辯證地看到這個事實。


    平時林彪一直都是乘坐“子爵”號飛機,為什麽這次改用三叉戟飛機呢?這是由於飛機本身的性能決定的。“子爵”號飛機即使加滿油也不能從北京直飛廣州,必須中途在武漢或長沙加油,從山海關直飛廣州就更不可能了。而三叉戟飛機不僅能直飛廣州,連海南島、新疆烏魯木齊都可以直接飛到。


    5名飛行員的死亡損失是無法估量的,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在空中專機飛行這個特殊的條件下,揭穿了起飛前還被當作國家領導人的叛徒嘴臉,其行為是永遠值得懷念的。但是,他們畢竟死在陷阱之中,陳修文是烈士,其他4人在“九一三”事件10年之後被定為隨機死亡。


    現在,劫持飛機者,用一把手槍就可以把一架大飛機綁架到劫機犯要去的地方,主要是為了保存飛機,保護乘客,而在40年前是不行的——空中劫機行為隨著歷史的演變發生了變化。


    所謂陷阱,其含義還不止這些。由於專機師為“九一三”事件的重災區之一,“九一三”之後,部隊因受其牽連被採用不同形式遭受審查者達60餘人之多,這些都是專機部隊大隊以上的主要領導和直接受牽連者。他們中,除了胡萍被起訴,按“資敵”罪定性為敵我矛盾外,包括時念堂師長在內的其他受牽連的人員,均與林彪的陰謀沒有聯繫,純屬工作關係。但這些人員經過幾年甚至十餘年的審查後,凡是空勤人員一律被撤銷飛行資格,不準再上天飛行。在1976年軍隊首次大批減員時,以上經過審查的人員,基本上都脫下軍裝,轉到除北京以外的地方工作。我作為一名連職飛行中隊長,不得不離開我苦苦留戀多年的飛行事業,被迫離開北京的家,隻身到外地安置。在遭受停飛處理的飛行幹部中,我是年齡和職位最小的一個。大隊以上的飛行幹部中,多數都是從空軍航空運輸部隊組建開始,就從陸軍選拔上來的飛行員,是同專機部隊一起成長起來的飛行骨幹。他們正在40多歲年富力強的時候,是工作的黃金時段,離開國家用大量財力培養出來的飛行部隊,放棄非一朝一日就能掌握的飛行技術,不能不算是一大損失。專機師裏無論是因“九一三”事件遠走他鄉的人員或者是留在專機部隊繼續從事專機飛行的人們,當他們迴首專機師成長的歷史時,不管他們從什麽樣的心態出發,“九一三”事件都會給他們留下難忘的印象。


    第六章 幾個“為什麽”


    第一節 為什麽潘景寅敢一個人駕機升空


    凡是知道“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專機隻有一個飛行員駕機升空的人,無不為之震驚,而且肯定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潘景寅何以鬥膽,竟在深更半夜,單槍匹馬地將林彪專機強行升空?


    的確,就像人們對“副統帥”突然坐自己的專機叛逃感到十分震驚一樣,機長一個人駕駛著原本必須由幾個人同時協力駕駛的專機升空這一事實同樣令人感到震驚。在中外的航空史上,還沒有聽說過必須由兩個人同時駕駛的飛機出現一人駕駛的情況,更沒有聽說過類似三叉戟這樣的中型運輸飛機由一個人獨自駕駛的先例,在我國專機飛行的歷史上同樣是空前絕後。隨著飛機設備的不斷完善和航空技術的發展,客機空勤組的定員越來越少,在國內短距離的飛行中,不但空勤機械師的位置早已被取消,而且不再需要空中通信員,有時連領航員也不需要了,最後隻剩下正副駕駛員兩個人駕駛的二人製機組。與不能再少的二人製機組相比,潘景寅一人駕駛也是很反常的。


    在當時的政治背景與歷史條件下,潘景寅的反常舉動有著很牢固的行為動機,其思想上的支撐點主要來自兩個方麵:


    其一,籠罩在林彪頭上諸如毛澤東的法定接班人、親密戰友、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副統帥等頭銜帶來的光環,使林彪在全國人民也包括潘景寅的心目中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感召力,這是潘景寅作為林彪專機機長在關鍵的時候為之赴湯蹈火、誓死捍衛的主要精神來源。


    其二,林立果一夥在空軍機關及專機師打著“階級鬥爭複雜論”的旗號製造的所謂“吳法憲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副主席”的煙幕彈,像瘟疫一樣在團以上幹部中迅速傳播,使包括潘景寅在內的不少人中毒很深,這種錯覺在潘景寅的行為中,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


    凡是上些年紀的人,對“文革”時期的時代背景都會有著深刻的印象。毛澤東不但親自發動與指揮了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而且階級鬥爭的理論也伴隨著群眾運動的發展深入人心。毛主席、林副主席成了全國人民與解放軍的統帥與副統帥,“三忠於四無限”、“誓死捍衛”等不僅作為口號、標語隨時隨地出現,而且,人們對領袖的信仰已達到了迷信的程度,對來自上麵的服從也自然達到了盲從的程度。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文革”中的一些做法讓人不可思議,不能理解,但是,在那段極左的歲月裏,許多革命理論、口號雖然被狂熱推過了真理的界限,然而廣大黨員和群眾還是懷著虔誠去理解與信奉它們的。所以,在這種特殊環境下陶冶出來的愛國主義和獻身精神,不管內容多麽偏激,但卻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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