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一點，陳昌浩是太熟悉了，在莫斯科大學時，就這個問題，他曾跟幾個同學展開過辯論，他拿出了巴黎公社的失敗作為例證。因為客觀上不具備勝利的條件，巴黎公社再握有真理，也隻能存活七十二天。
陳昌浩完全想通了，懨悶難舒的心境豁然開朗：是的，我應該迴中央去，向中央陳述一切，在短短的電文裏是無法使中央理解西路軍的困難的！這裏的困難，是出乎任何預想的，當我們西渡黃河時，我們不也是對困難認識不足嗎？我們給中央打了很多取得勝利的電報，也有不少表示能夠完成任務的電報。在西洞堡取得反擊勝利後，我不也是做出重返倪家營子的決定嗎？
我們身歷其境，對困難都認識不足，何況數千裏之外的中央呢？如果我們戰鬥到最後一滴血，誰能向中央報告西路軍失敗的原因呢？我離開部隊不但無愧，而且是必須了。
“子文，你說得也對，可是，我們少數人離開部隊能安全到達陝北嗎？”
“這個問題，我在倪家營子時就仔細想過了，現在是國共合作時期，隻要避開馬家軍的搜索就會安全……”
“避開馬家軍可不容易。”
“現在馬家軍注意力全部放在我們大部隊方麵，而且對總部機關盯得更緊。在這種情況下，”江子文說出了自己的安排，還臨時補充了很多細節，“我組織一個警衛排，由我帶著，再帶上一名醫生一個護士，這樣一個精幹的小分隊，在黑夜穿插出去並不困難。這裏不像戈壁沙漠，在山區裏隻要伏在地上或是轉個山彎，就不容易發現，而且敵人追捕多用騎兵，我們就專走騎兵不能通行的山路……”
無疑，這些安排是周到的。
“這個問題怎麽提出來呢？我自己走很不好吧？總指揮會怎樣說呢？”
“用軍政委員會決定的方式提出來，大家是不會有意見的！”
這時，從山口上有部隊開過來了。陳昌浩和江子文都站起來。
第6章 石窩分兵
石窩會議，是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的最後一次會議。
當陳昌浩宣布西路軍已經失敗，無法繼續完成中央早期賦予的打通國際路線和在甘西建立革命根據地的任務時，久歷沙場的戰將們都淚落紛紛。
盡管宣布前都知道事態的嚴重，卻總希望失敗不是事實，總希望迴天有力。失敗一旦被正式確認，就很難承受得了。但大家都知道全軍處在九死一生中，個人也處在九死一生中。
陳昌浩的聲音非常沉重，像是背上壓著個磨盤：
“十二日，中央給了我們指示，要西路軍保存現有力量，根據實際情況，一是沖向蒙古邊境，一是就地分散打遊擊……根據我們的理解，主要是保存有生力量，保存革命火種……中央指示我們沖向蒙古邊境，這是從便於支援我們接應我們考慮的……但是從現實情況看，沖向蒙古邊境困難很大；沖向新疆可能較為有利。”
陳昌浩說得很艱難，聲音疲憊而嘶啞，像個無油的車“吱吱嘎嘎”地推進：
“中央早在半個月之前就組成了援西軍中央二月二十七日決定組成援西軍，劉伯承為司令員，張浩為政治委員。三月五日，軍委令援西軍從淳化、三原出動，向鎮原方向開進。陳昌浩說的是約數。……可是，救兵如救火，他們遠在三四千裏之外，我們是無法等待他們了。我們應該立足於自救……”
到會的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的委員和各軍主要負責人，都全神貫注地傾聽著軍政委員會主席沉重的聲音。他們的心情是極為複雜的，宣告西路軍失敗，在他們心靈上造成的創傷是難以描述的。這既是西路軍的悲劇，也是兩萬一千八百人的個人的悲劇，當大家的心靈感到這一點時，還不能真正認識它的成因和含義，也不能預想它的後果。
他們還隱隱意識到，宣告西路軍的失敗，並不是悲劇的結束，而是舊的危難的延續，新的危難的開始。他們對抗這種危難的唯一武器是對革命的堅定性、對敵人的憎恨和勇於犧牲的精神。
“西路軍的失敗，”陳昌浩繼續說，“有多少客觀原因有多少主觀原因，有多少是下麵的責任，有多少是我們的責任，有多少血的教訓，我們將會作出總結……”
“但是，我們的下級指戰員是沒有責任的，他們盡了最大的努力，忍受了難以想像的困難，發揚了革命精神，指到哪裏打到哪裏，不愧是忠於革命事業的工農紅軍……”
康隆寺方向的槍聲越來越清晰了。阻擊部隊正與追敵進行喋血奮戰。總指揮提議會議要加速，後麵的準備工作很多，一麵下令部隊頂住，堅持到黃昏之後，以便掩護機關、傷員、婦女團分散突圍。
陳昌浩並不準備大家多作討論，他繼承了張國燾的個人說了算的工作作風。他崇尚決策三要素：第一要素，就是要有一個決策者，要有絕對的權威性，他不喜歡那種七嘴八舌議論紛紛。他要民主的時候，大家可以隨便說，他要集中的時候，那是誰也不能反對的！凡是了解陳昌浩作風的人，都極為謹慎。
決策的第二要素就是要有一個明確的目標。第三要素，就是達到這個目標的途徑。當陳昌浩覺得自己一切都很明確的時候，他是不允許過多討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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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昌浩完全想通了，懨悶難舒的心境豁然開朗：是的，我應該迴中央去，向中央陳述一切，在短短的電文裏是無法使中央理解西路軍的困難的！這裏的困難，是出乎任何預想的，當我們西渡黃河時，我們不也是對困難認識不足嗎？我們給中央打了很多取得勝利的電報，也有不少表示能夠完成任務的電報。在西洞堡取得反擊勝利後，我不也是做出重返倪家營子的決定嗎？
我們身歷其境，對困難都認識不足，何況數千裏之外的中央呢？如果我們戰鬥到最後一滴血，誰能向中央報告西路軍失敗的原因呢？我離開部隊不但無愧，而且是必須了。
“子文，你說得也對，可是，我們少數人離開部隊能安全到達陝北嗎？”
“這個問題，我在倪家營子時就仔細想過了，現在是國共合作時期，隻要避開馬家軍的搜索就會安全……”
“避開馬家軍可不容易。”
“現在馬家軍注意力全部放在我們大部隊方麵，而且對總部機關盯得更緊。在這種情況下，”江子文說出了自己的安排，還臨時補充了很多細節，“我組織一個警衛排，由我帶著，再帶上一名醫生一個護士，這樣一個精幹的小分隊，在黑夜穿插出去並不困難。這裏不像戈壁沙漠，在山區裏隻要伏在地上或是轉個山彎，就不容易發現，而且敵人追捕多用騎兵，我們就專走騎兵不能通行的山路……”
無疑，這些安排是周到的。
“這個問題怎麽提出來呢？我自己走很不好吧？總指揮會怎樣說呢？”
“用軍政委員會決定的方式提出來，大家是不會有意見的！”
這時，從山口上有部隊開過來了。陳昌浩和江子文都站起來。
第6章 石窩分兵
石窩會議，是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的最後一次會議。
當陳昌浩宣布西路軍已經失敗，無法繼續完成中央早期賦予的打通國際路線和在甘西建立革命根據地的任務時，久歷沙場的戰將們都淚落紛紛。
盡管宣布前都知道事態的嚴重，卻總希望失敗不是事實，總希望迴天有力。失敗一旦被正式確認，就很難承受得了。但大家都知道全軍處在九死一生中，個人也處在九死一生中。
陳昌浩的聲音非常沉重，像是背上壓著個磨盤：
“十二日，中央給了我們指示，要西路軍保存現有力量，根據實際情況，一是沖向蒙古邊境，一是就地分散打遊擊……根據我們的理解，主要是保存有生力量，保存革命火種……中央指示我們沖向蒙古邊境，這是從便於支援我們接應我們考慮的……但是從現實情況看，沖向蒙古邊境困難很大；沖向新疆可能較為有利。”
陳昌浩說得很艱難，聲音疲憊而嘶啞，像個無油的車“吱吱嘎嘎”地推進：
“中央早在半個月之前就組成了援西軍中央二月二十七日決定組成援西軍，劉伯承為司令員，張浩為政治委員。三月五日，軍委令援西軍從淳化、三原出動，向鎮原方向開進。陳昌浩說的是約數。……可是，救兵如救火，他們遠在三四千裏之外，我們是無法等待他們了。我們應該立足於自救……”
到會的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的委員和各軍主要負責人，都全神貫注地傾聽著軍政委員會主席沉重的聲音。他們的心情是極為複雜的，宣告西路軍失敗，在他們心靈上造成的創傷是難以描述的。這既是西路軍的悲劇，也是兩萬一千八百人的個人的悲劇，當大家的心靈感到這一點時，還不能真正認識它的成因和含義，也不能預想它的後果。
他們還隱隱意識到，宣告西路軍的失敗，並不是悲劇的結束，而是舊的危難的延續，新的危難的開始。他們對抗這種危難的唯一武器是對革命的堅定性、對敵人的憎恨和勇於犧牲的精神。
“西路軍的失敗，”陳昌浩繼續說，“有多少客觀原因有多少主觀原因，有多少是下麵的責任，有多少是我們的責任，有多少血的教訓，我們將會作出總結……”
“但是，我們的下級指戰員是沒有責任的，他們盡了最大的努力，忍受了難以想像的困難，發揚了革命精神，指到哪裏打到哪裏，不愧是忠於革命事業的工農紅軍……”
康隆寺方向的槍聲越來越清晰了。阻擊部隊正與追敵進行喋血奮戰。總指揮提議會議要加速，後麵的準備工作很多，一麵下令部隊頂住，堅持到黃昏之後，以便掩護機關、傷員、婦女團分散突圍。
陳昌浩並不準備大家多作討論，他繼承了張國燾的個人說了算的工作作風。他崇尚決策三要素：第一要素，就是要有一個決策者，要有絕對的權威性，他不喜歡那種七嘴八舌議論紛紛。他要民主的時候，大家可以隨便說，他要集中的時候，那是誰也不能反對的！凡是了解陳昌浩作風的人，都極為謹慎。
決策的第二要素就是要有一個明確的目標。第三要素，就是達到這個目標的途徑。當陳昌浩覺得自己一切都很明確的時候，他是不允許過多討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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