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國的改革家們已經在這片土地上提高了他們的聲音，事實上，多年來他們一直在鼓吹進步的學說。而且，他們中的一些人因此被流放、被處決。袁在仔細地觀察帝國的現狀，觀察北京宮廷那些膽怯和垂死的黨派，觀察時代發展的種種跡象，他似乎已經得出結論：在改革的大潮裏，他將登上權利的頂峰。這裏所說的改革並不是那種如果改革家失敗了就會掉腦袋的改革，而是用大寫的c開頭的保守的改革，這種改革並沒有激進到要立即引起新舊體製的決定性對抗，而是允許進步分子們在維護皇權的前提下適當採取些行動。
慈禧召張之洞進京議政（2）
日俄戰爭對大清國的影響
袁世凱當上大清國的直隸總督後，行動謹小慎微，並且總是隨身帶著一雙膠鞋。在此同時，他的外國軍官們也在穩步擴充和訓練著“北洋六鎮”，或稱新軍。這支新軍是袁世凱向慈禧皇太後做出擔保，並因此獲得許可創建的。接著發生了日俄戰爭，泛東方主義的浪潮開始覺醒。大清國的新生力量也開始崛起。袁注意到了，他在審慎地估量著這股新生力量的強弱和走向，並給自己設想了一個可能發揮領袖作用的合適位子。然而，他同時也一直都預備好，那就是當遇到哪怕是一絲反對的跡象時，就迅速橫跨一步以躲避打擊。一方麵，他使用著慈禧皇太後賦予他的權力（她曾依靠她逃脫1898年的宮廷陰謀）；而另一方麵，他又在鼓勵著進步的因素，並費盡心機地招攬更多有才幹的人加入其中，以便讓這些人為他自己的個人前程效力。
袁認識到國內外輿論會造成的各種政治機遇，並聰明地利用了它。而此時，比他職位更高但卻是更加膽小的官員們還在猶豫不決。袁明智地勇往直前，直到在大清國裏除了慈禧皇太後以外再沒有第二個人能與他爭鋒。袁在帝國上下正形成越來越大的勢力和影響。
袁攀升到他現在的位子，並不是沒有遇到任何抵製。他是一個漢人，而在北京的滿族黨人，從根本上就反對任何漢人爬升至任何一個可以發號施令的位子，更別說帝國的總督了！清國中樞的高官們對新軍極不信任，而袁世凱是新軍的領袖。僅僅在不久以前，宮廷內還忙於密謀著要破壞袁的前程，並且也及時說服慈禧皇太後和軍機處：除非奪去袁世凱手中的權力，否則，他對朝廷必將構成威脅。
然而，保衛袁世凱的力量是這樣的強大，他指揮著完全對他效忠的新軍，以致任何人都別想簡單地把他驅除。所以，也就沒有什麽極端可行的措施能夠把他拉下馬來。於是，他的政治對手們採取了間接方法，並成功地於一年以前把他召迴北京，讓他去處理那些大量瑣碎的訴訟案。也正是在他暫時處於困境之際，新軍指揮權移交到了別人手中。
然而，袁是這樣強大的一個人，他不可能一直被埋沒下去。時值大清國的國際處境越來越趨向危急，滿族皇室需要他的足智多謀去抵抗日本和沙俄的侵略。所以，袁被調任為軍機大臣，並被任命為外務部尚書。
說到行政部門之間的聯繫，外務部和大清國中樞其他各行政部門之間的關係十分有趣，這也是大清帝國正處於演變之中的確鑿證據。直到1861年，清國朝廷都沒有認可外交關係的客觀存在。然而，一年前當她在英國和法國手下蒙羞之後，由鹹豐皇帝親自提議成立了一個特別機構來決定和處理對外事務。由此頒布法令，宣布成立了所謂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其實就是外務部。起先這是一個獨立的組織，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和軍機處的關係就越來越密切了。
終於認識到國際影響是一種力量
然而，直到1890年，通過登記到“紅皮書”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存在才正式得到認可，清國人接受事物發展的過程可真夠慢的！清日戰爭和“義和拳”的叛亂，使大清國動用了她所有的重要力量。有了這兩場經歷，北京政府感覺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實在是太笨了。她終於在1901年將其重組，改稱號為“外務部”，其成員數量被削減，並且在管理上引進了更為現代化的方法。外務部配備了最能幹和最具有進步思想的高官來進行聯繫，這表明，北京政府終於認識到了它對外關係的重要性，同時也表明，大清國對來自外界的影響力不再實行漠視的政策。要知道，北京政府對這個問題已經心安理得地忽視了好幾個世紀。
袁世凱的性格是很有趣的，他的素養也相當全麵。他是在如下情形下來負責大清國對外關係的，即大清國有可能依靠其外交關係而帶來國家命運的轉折，她也寄望外交關係能有助於推動這裏正發生著的並切實可行的改革進一步取得進展。
我接到一封官函，說袁閣下同意在他的官邸接受採訪。我到了那裏後，被領進客廳。這個客廳是歐洲風格的裝飾，正像大多數清國高層人士的住宅那樣。我知道袁不會講西方語言，正在納悶誰來充當我們之間的翻譯呢？但很快地，隨我之後進來了一位清國人，我一時沒認出他是誰，後才發現他是童凱生（譯音tong kai-son）先生。童1885年畢業於耶魯大學。我最近一次見到他時，他正身著西裝，在給《南華日報》當期刊編輯。《南華日報》在上海發行，是當地發行量最大的報紙。當我問到他衣著的變化時，童先生笑著說：“是啊，您知道，北京可不像上海那麽開化，這裏的人們總是比較保守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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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召張之洞進京議政（2）
日俄戰爭對大清國的影響
袁世凱當上大清國的直隸總督後，行動謹小慎微，並且總是隨身帶著一雙膠鞋。在此同時，他的外國軍官們也在穩步擴充和訓練著“北洋六鎮”，或稱新軍。這支新軍是袁世凱向慈禧皇太後做出擔保，並因此獲得許可創建的。接著發生了日俄戰爭，泛東方主義的浪潮開始覺醒。大清國的新生力量也開始崛起。袁注意到了，他在審慎地估量著這股新生力量的強弱和走向，並給自己設想了一個可能發揮領袖作用的合適位子。然而，他同時也一直都預備好，那就是當遇到哪怕是一絲反對的跡象時，就迅速橫跨一步以躲避打擊。一方麵，他使用著慈禧皇太後賦予他的權力（她曾依靠她逃脫1898年的宮廷陰謀）；而另一方麵，他又在鼓勵著進步的因素，並費盡心機地招攬更多有才幹的人加入其中，以便讓這些人為他自己的個人前程效力。
袁認識到國內外輿論會造成的各種政治機遇，並聰明地利用了它。而此時，比他職位更高但卻是更加膽小的官員們還在猶豫不決。袁明智地勇往直前，直到在大清國裏除了慈禧皇太後以外再沒有第二個人能與他爭鋒。袁在帝國上下正形成越來越大的勢力和影響。
袁攀升到他現在的位子，並不是沒有遇到任何抵製。他是一個漢人，而在北京的滿族黨人，從根本上就反對任何漢人爬升至任何一個可以發號施令的位子，更別說帝國的總督了！清國中樞的高官們對新軍極不信任，而袁世凱是新軍的領袖。僅僅在不久以前，宮廷內還忙於密謀著要破壞袁的前程，並且也及時說服慈禧皇太後和軍機處：除非奪去袁世凱手中的權力，否則，他對朝廷必將構成威脅。
然而，保衛袁世凱的力量是這樣的強大，他指揮著完全對他效忠的新軍，以致任何人都別想簡單地把他驅除。所以，也就沒有什麽極端可行的措施能夠把他拉下馬來。於是，他的政治對手們採取了間接方法，並成功地於一年以前把他召迴北京，讓他去處理那些大量瑣碎的訴訟案。也正是在他暫時處於困境之際，新軍指揮權移交到了別人手中。
然而，袁是這樣強大的一個人，他不可能一直被埋沒下去。時值大清國的國際處境越來越趨向危急，滿族皇室需要他的足智多謀去抵抗日本和沙俄的侵略。所以，袁被調任為軍機大臣，並被任命為外務部尚書。
說到行政部門之間的聯繫，外務部和大清國中樞其他各行政部門之間的關係十分有趣，這也是大清帝國正處於演變之中的確鑿證據。直到1861年，清國朝廷都沒有認可外交關係的客觀存在。然而，一年前當她在英國和法國手下蒙羞之後，由鹹豐皇帝親自提議成立了一個特別機構來決定和處理對外事務。由此頒布法令，宣布成立了所謂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其實就是外務部。起先這是一個獨立的組織，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和軍機處的關係就越來越密切了。
終於認識到國際影響是一種力量
然而，直到1890年，通過登記到“紅皮書”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存在才正式得到認可，清國人接受事物發展的過程可真夠慢的！清日戰爭和“義和拳”的叛亂，使大清國動用了她所有的重要力量。有了這兩場經歷，北京政府感覺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實在是太笨了。她終於在1901年將其重組，改稱號為“外務部”，其成員數量被削減，並且在管理上引進了更為現代化的方法。外務部配備了最能幹和最具有進步思想的高官來進行聯繫，這表明，北京政府終於認識到了它對外關係的重要性，同時也表明，大清國對來自外界的影響力不再實行漠視的政策。要知道，北京政府對這個問題已經心安理得地忽視了好幾個世紀。
袁世凱的性格是很有趣的，他的素養也相當全麵。他是在如下情形下來負責大清國對外關係的，即大清國有可能依靠其外交關係而帶來國家命運的轉折，她也寄望外交關係能有助於推動這裏正發生著的並切實可行的改革進一步取得進展。
我接到一封官函，說袁閣下同意在他的官邸接受採訪。我到了那裏後，被領進客廳。這個客廳是歐洲風格的裝飾，正像大多數清國高層人士的住宅那樣。我知道袁不會講西方語言，正在納悶誰來充當我們之間的翻譯呢？但很快地，隨我之後進來了一位清國人，我一時沒認出他是誰，後才發現他是童凱生（譯音tong kai-son）先生。童1885年畢業於耶魯大學。我最近一次見到他時，他正身著西裝，在給《南華日報》當期刊編輯。《南華日報》在上海發行，是當地發行量最大的報紙。當我問到他衣著的變化時，童先生笑著說：“是啊，您知道，北京可不像上海那麽開化，這裏的人們總是比較保守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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