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為了自己的利益，當然也是為了袁貴妃和兩個小王爺的利益，積極主張采用劉鳳翔的建議，整個隊伍馬上打出太子南下的旗號，還有就是方嶽貢和邱瑜分別寫信給南京的史可法，仔細介紹如今的現況。不長時間就有保安隊員充當信使，騎馬向南飛馳而去。
…………
兩個月前，有從北京逃至南京的人員帶來了北京城的消息，崇禎皇帝自縊殉國，太子和定王、永王被闖賊虜獲。
整個留守朝廷也是人心惶惶，南京官紳陷入了深切的悲痛之中。悲痛歸悲痛，國家也是一日不可無君啊！陪都一時間成為大明殘餘力量的政治中心。
南都各部官員對於擁立新君一事，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按照父死子繼的曆來傳位程序，應該繼承崇禎帝位的當然是他的兒子。崇禎皇帝共有三個兒子：太子朱慈烺、二子定王朱慈炯、三子永王朱慈炤，但是這三位皇子當時都身陷北京，下落不明。所以，議立新君隻能從近支藩王中考慮。
當時納入考慮對象的是幾個地位比較尊顯的藩王：首先當然是福王朱由崧，另外還有他的幾個叔叔輩的親王，潞王朱常淓、惠王朱常潤、瑞王朱常浩、桂王朱常瀛。福王是神宗萬曆陛下的愛孫，而惠、瑞、桂三王也都是萬曆皇帝的兒子，所以說這四位王爺的血統都是很高貴的，隻有潞王是萬曆的侄子，血統稍遠。但是，就當時的形勢看，惠、瑞、桂三王都在自己的封藩，而且距離南京都很遠，擁立他們沒有實際操作的可能性。
落實到可行的層麵上，南京的官員們把目光都投向了不遠處的淮安。
右僉都禦使路振飛任漕運總督駐守淮安。淮安是運河重鎮，是首都北京和留都南京之間的咽喉要地。當時流寇勢力十分囂張，路振飛安排精兵強將在淮河沿岸設兵防守。又在兩淮之間，組織民團，招募鄉勇，成為了一支達數萬之眾的勁旅。
這時明朝的福王、周王、潞王、崇王四大親王因躲避李自成的闖軍，同時逃到淮安，淮安成為了北方南下貴族的避難所，這些貴族包括著名的福、潞二王，這一對叔侄便成為新皇帝的候選者。
南京的官員在擁立的問題上發生了分裂，分化為“挺福派”和“挺潞派”。多數大臣認為福王由崧品行惡劣，不足以君臨天下。
更重要的是他們忌憚福王的血統會給他們帶來災難，他們想起了由崧那位厲害的祖母，幾十年前，正是因為這位厲害的女人為自己的愛子朱常洵謀立大位，引發了朝野一係列風波。
生出了著名的“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目前的朝臣大多數曾經與鄭貴妃及其家族有過矛盾。正是基於這種曆史原因，他們就更加不願意讓由崧即位，不願意被清算曆史舊賬。
於是，這一派人物積極開始活動，企圖阻止福王上台，首先在籍禮部侍郎錢謙益、丁憂山東僉事雷演祚遊說兵部侍郎呂大器說：“潞王，穆宗之孫，昭穆不遠，賢明可立。
福恭王覬覦大位，幾釀大禍，若立其子，勢將修釁三案，視吾輩俎上肉。”說的意思還是擔心如果讓福王登上大位，害怕他會算舊賬，搞報複，而這些朝臣都會成為犧牲品。在雷演祚及禮部郎中周鑣的往來遊說、溝通下，呂大器和右都禦史張慎言及詹事薑曰廣等南京朝臣都同意立潞王。
在南京部分朝臣取得共識後，他們致書駐軍浦口的史可法，陳述潞王賢明當立，而福王“有不孝、虐下、幹預有司、不讀書、貪、淫、酗酒七不可立。”獲得了史可法的讚同。
檢視南京諸臣所說的不能立福王的理由，所謂的“七不可”倒在其次，關鍵的原因在於他們擔心福王上台後可能搞的政治報複。
南京朝臣在這個問題上並非是高度一致的，也有些人堅持“立親”為原則的意見，這些人信奉的是儒家“親親”的倫理準則。
都諫章正宸就力主擁立福王，他說，當光宗朱常洛為神宗太子時，他就是“國本”，現在光宗、熹宗以及崇禎皇帝三位陛下都已駕崩，都沒有子嗣可以承襲，那麽血統最近的福王朱由崧理所應當地成為“國本”。
章正宸也代表了相當一部分朝臣的意見，這一部分人更多的是持守著一種傳統的價值觀，而並非是一黨一派之私利。
史可法確實是大明在南方的最高軍事負責人，但是這種地位僅僅是名義上的，他的軍隊駐紮於浦口，這是一支兵力並不強大的部隊。同樣是在江北，還有幾支有著相當獨立性，並不受史可法指揮的軍隊，高傑將軍的軍隊就是其中一支。
類似於高傑的將軍還有三位，他們是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這四位雄踞江北的將軍各自擁有大約十五萬的兵力，而且是久經戰陣的軍隊，所以他們對於擁立問題的看法至關重要。其實除了這四位忠誠度很值得懷疑的將軍。
還有一個人的立場也很重要，他就是著名的總督路振飛，他也擁有一支令人生畏的武裝力量，除此之外，他還是福、潞二王的現實保護者。
高傑對於立新皇帝的事情非常熱衷，或許他們把此事看作一次崛起的機會，他們是主張“立親”的，也就是說他們主張擁立福王。
他們在取得一致意見後，聯合致書路振飛總督，征詢他對於擁立問題的意見，並且希望他能積極參與。
路振飛也是主張擁立福王的，他說：
“議賢則亂，議親則一，現在惟有福王。”
路振飛的主張是很冷靜也是很客觀的，是超越了曆史舊怨的。在當時，如果把“賢明”當作擁立的條件就有可能引發對賢明判斷標準的大討論，要知道大明並不隻是一個南京，會不會有大明其他城市的將領就近擁立一個“賢明”的藩王呢？這樣就有可能引發一場明王朝內部的皇位爭奪戰，那麽還奢談什麽收複失地呢？那麽所謂賢明的潞王又有多賢明呢？
二世潞王朱常淓確實沒有什麽惡習，但是所謂他的“賢明”，不過是一些對文學藝術等風雅之事的喜好而已，他在音樂、製琴、書法、篆刻等方麵也確實有一些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成就。
但是，大明當時需要的是能夠撥亂的中興雄主，而非金石學者，如果立了潞王也勢必給一些野心家騷亂的機會。
所以，擁立福王朱由崧確實並不是個太好的選擇，但也是一個風險最小的選擇，但是史可法畢竟是東林黨人，他的恩師是左光鬥，著名的“梃擊”、“紅丸”、“移宮”三案都在其中，史可法一時也是難以抉擇。
正當南京諸臣為擁立新帝問題而熱烈磋商時，一位重要人物正在緊張而秘密地進行著幕後活動，這個人就是馬士英，官居鳳陽總督。
馬士英，貴州貴陽人，字瑤草，明萬曆進士。任宣府巡撫，後又任右僉都禦史。在任上，挪用公款給朝貴送禮，被告發後削職為民。
寓居在南京，在那裏他結識了阮大铖。阮大铖因為是魏忠賢的幹兒子，坐閹黨被罷官。阮因為是逆黨，無人理會他，隻有馬士英與其有往來，兩人相交甚歡。
後來，周延儒出任內閣首輔後，馬士英通過走周延儒的門路，於崇禎十五年六月當上了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禦史，總督廬州、鳳陽等處軍務，守備太監是盧九德，盧九德在萬曆末年曾在宮中為老福王朱常洵服役。
盧九德當然希望福王繼位，就在這一關鍵時刻，盧九德開始聯絡總兵高傑、黃得功、劉良佐決定擁立福王朱由崧，而高傑、黃得功、劉良佐的積極參與擁立顯然是為了攘取\\\"定策之功\\\"增強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
馬士英也是為為擁立福王四處活動，和很多官員一樣，他把這次擁立視為一次政治上投機的機會，但是與許多“挺福派”不同，他並不是因為尊重“立親”的原則而支持福王的。
馬士英是一個有著極強政治野心的人，他是“獨念福王昏庸可利”，他是想擁立一個昏庸的皇帝，以便自己能夠操縱朝政，獨攬大權。
馬士英深知“槍杆子裏出政權”的道理，首先他聯係了駐軍江北，手握重兵的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四位將軍，劉澤清最早是倒向東林黨，可當盧九德和馬士英聯絡他時，立馬就倒向了“挺福”派，很快與他們達成了高度的一致。
南京城是大明的故都和陪都，這裏除了有一批朝臣之外，還有一批帝國的勳臣之後，這些貴族在南京擁有強大的動員組織能力和通達的人脈，這些貴族的代表人物就是誠意伯劉孔昭，就是那位著名的大明開國元勳劉基的後人。
馬士英要想把擁立的事情徹底辦成，就必須得到這些勳臣貴族的支持，所以他也秘密聯係了劉孔昭，得到了這些貴族的支持。
與此同時，他也展開了對“挺潞派”的政治攻勢，他首先致書史可法、呂大器諸臣，表明自己主張擁立福王的立場，而史、呂等人當然是“持不可”。馬士英在碰壁之後，並沒有堅持申辯，反而派人給史可法傳話說：
“立君以賢，倫序不宜固泥。”
似乎在向“挺潞派”展示自己通達權變的靈活性。或許史可法在政治操作上是個極為幼稚的人，他對於馬士英的這種故作姿態並沒有足夠的警惕性，相反還信以為真，居然給馬士英寫了一封信，信中居然把那所謂的“七不可”闡述了一遍，史可法的這種愚蠢而冒失的舉動為日後埋下了重大的隱患。
四月二十四日，在馬士英的緊急部署下，福王朱由崧乘著漕運總督路振飛的漕運快船，在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四位將軍強大武力的護送下，到達了距離南京更近的江北城市儀真，這就給南京諸臣造成了巨大的政治、軍事壓力。
南京諸臣在大兵壓境的情況下，緊急召開了朝內會議，集中商討擁立一事。會議上，“挺福派”和“挺潞派”爭論激烈，互不相讓。
會議從當天早晨，一直開到中午都沒有個結果出來。最後，“挺福派”主力誠意伯劉孔昭等人以死相威脅，主導了會議的大方向，迫使眾臣同意擁立福王即位，並且當即起草了一份迎立福王的公啟。
隨後，南京方麵把這個決定告訴了城外的馬士英和史可法等人，馬士英自然是很得意的，史可法麵對這種結果也隻能接受了。
就在諸臣都同意擁立福王為帝，迎福王朱由崧進入南京城後，方嶽貢、邱瑜等人給史可法寫的書信，被送到了南京。
史可法為人正直顧全大局，看著書桌的信件，心裏麵翻江倒海左右為難起來。這些信早來一個月，甚至十來天，南京的局麵也不至於這樣，可現在南京已經有了統一意見，決定擁立福王登基為帝，可偏偏永王以及定王的消息來了。
蒼天有眼，先帝的子嗣，被一個舟山守禦千戶搭救，此時此刻正在來南京的路上，可前幾天福王在江北諸將的擁護下進了陪都南京，不日就要將登基。
江北諸將的心思他知道，福王上位他們有“定策擁立從龍”之功，各種封賞爵位已經有了預期，此時先帝子嗣前來，處理不好就是一場血雨腥風，史可法不敢深思，他拋開個人恩怨沒有聯係東林黨的同僚，而是找到擁立福王的馬士英商議如何解決。
馬士英與阮大铖交際較深，雖然有“閹黨”嫌疑，與自己的政見不同，但馬士英不想南京變成廝殺的戰場這一點，他是相信的，也隻能相信，史可法明白，曆史上也是無數次證明驗證，定王、永王的消息，此時如果此時被“擁璐”一派知道了，必然要禍起蕭牆。
…………
兩個月前，有從北京逃至南京的人員帶來了北京城的消息，崇禎皇帝自縊殉國，太子和定王、永王被闖賊虜獲。
整個留守朝廷也是人心惶惶，南京官紳陷入了深切的悲痛之中。悲痛歸悲痛，國家也是一日不可無君啊！陪都一時間成為大明殘餘力量的政治中心。
南都各部官員對於擁立新君一事，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按照父死子繼的曆來傳位程序，應該繼承崇禎帝位的當然是他的兒子。崇禎皇帝共有三個兒子：太子朱慈烺、二子定王朱慈炯、三子永王朱慈炤，但是這三位皇子當時都身陷北京，下落不明。所以，議立新君隻能從近支藩王中考慮。
當時納入考慮對象的是幾個地位比較尊顯的藩王：首先當然是福王朱由崧，另外還有他的幾個叔叔輩的親王，潞王朱常淓、惠王朱常潤、瑞王朱常浩、桂王朱常瀛。福王是神宗萬曆陛下的愛孫，而惠、瑞、桂三王也都是萬曆皇帝的兒子，所以說這四位王爺的血統都是很高貴的，隻有潞王是萬曆的侄子，血統稍遠。但是，就當時的形勢看，惠、瑞、桂三王都在自己的封藩，而且距離南京都很遠，擁立他們沒有實際操作的可能性。
落實到可行的層麵上，南京的官員們把目光都投向了不遠處的淮安。
右僉都禦使路振飛任漕運總督駐守淮安。淮安是運河重鎮，是首都北京和留都南京之間的咽喉要地。當時流寇勢力十分囂張，路振飛安排精兵強將在淮河沿岸設兵防守。又在兩淮之間，組織民團，招募鄉勇，成為了一支達數萬之眾的勁旅。
這時明朝的福王、周王、潞王、崇王四大親王因躲避李自成的闖軍，同時逃到淮安，淮安成為了北方南下貴族的避難所，這些貴族包括著名的福、潞二王，這一對叔侄便成為新皇帝的候選者。
南京的官員在擁立的問題上發生了分裂，分化為“挺福派”和“挺潞派”。多數大臣認為福王由崧品行惡劣，不足以君臨天下。
更重要的是他們忌憚福王的血統會給他們帶來災難，他們想起了由崧那位厲害的祖母，幾十年前，正是因為這位厲害的女人為自己的愛子朱常洵謀立大位，引發了朝野一係列風波。
生出了著名的“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目前的朝臣大多數曾經與鄭貴妃及其家族有過矛盾。正是基於這種曆史原因，他們就更加不願意讓由崧即位，不願意被清算曆史舊賬。
於是，這一派人物積極開始活動，企圖阻止福王上台，首先在籍禮部侍郎錢謙益、丁憂山東僉事雷演祚遊說兵部侍郎呂大器說：“潞王，穆宗之孫，昭穆不遠，賢明可立。
福恭王覬覦大位，幾釀大禍，若立其子，勢將修釁三案，視吾輩俎上肉。”說的意思還是擔心如果讓福王登上大位，害怕他會算舊賬，搞報複，而這些朝臣都會成為犧牲品。在雷演祚及禮部郎中周鑣的往來遊說、溝通下，呂大器和右都禦史張慎言及詹事薑曰廣等南京朝臣都同意立潞王。
在南京部分朝臣取得共識後，他們致書駐軍浦口的史可法，陳述潞王賢明當立，而福王“有不孝、虐下、幹預有司、不讀書、貪、淫、酗酒七不可立。”獲得了史可法的讚同。
檢視南京諸臣所說的不能立福王的理由，所謂的“七不可”倒在其次，關鍵的原因在於他們擔心福王上台後可能搞的政治報複。
南京朝臣在這個問題上並非是高度一致的，也有些人堅持“立親”為原則的意見，這些人信奉的是儒家“親親”的倫理準則。
都諫章正宸就力主擁立福王，他說，當光宗朱常洛為神宗太子時，他就是“國本”，現在光宗、熹宗以及崇禎皇帝三位陛下都已駕崩，都沒有子嗣可以承襲，那麽血統最近的福王朱由崧理所應當地成為“國本”。
章正宸也代表了相當一部分朝臣的意見，這一部分人更多的是持守著一種傳統的價值觀，而並非是一黨一派之私利。
史可法確實是大明在南方的最高軍事負責人，但是這種地位僅僅是名義上的，他的軍隊駐紮於浦口，這是一支兵力並不強大的部隊。同樣是在江北，還有幾支有著相當獨立性，並不受史可法指揮的軍隊，高傑將軍的軍隊就是其中一支。
類似於高傑的將軍還有三位，他們是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這四位雄踞江北的將軍各自擁有大約十五萬的兵力，而且是久經戰陣的軍隊，所以他們對於擁立問題的看法至關重要。其實除了這四位忠誠度很值得懷疑的將軍。
還有一個人的立場也很重要，他就是著名的總督路振飛，他也擁有一支令人生畏的武裝力量，除此之外，他還是福、潞二王的現實保護者。
高傑對於立新皇帝的事情非常熱衷，或許他們把此事看作一次崛起的機會，他們是主張“立親”的，也就是說他們主張擁立福王。
他們在取得一致意見後，聯合致書路振飛總督，征詢他對於擁立問題的意見，並且希望他能積極參與。
路振飛也是主張擁立福王的，他說：
“議賢則亂，議親則一，現在惟有福王。”
路振飛的主張是很冷靜也是很客觀的，是超越了曆史舊怨的。在當時，如果把“賢明”當作擁立的條件就有可能引發對賢明判斷標準的大討論，要知道大明並不隻是一個南京，會不會有大明其他城市的將領就近擁立一個“賢明”的藩王呢？這樣就有可能引發一場明王朝內部的皇位爭奪戰，那麽還奢談什麽收複失地呢？那麽所謂賢明的潞王又有多賢明呢？
二世潞王朱常淓確實沒有什麽惡習，但是所謂他的“賢明”，不過是一些對文學藝術等風雅之事的喜好而已，他在音樂、製琴、書法、篆刻等方麵也確實有一些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成就。
但是，大明當時需要的是能夠撥亂的中興雄主，而非金石學者，如果立了潞王也勢必給一些野心家騷亂的機會。
所以，擁立福王朱由崧確實並不是個太好的選擇，但也是一個風險最小的選擇，但是史可法畢竟是東林黨人，他的恩師是左光鬥，著名的“梃擊”、“紅丸”、“移宮”三案都在其中，史可法一時也是難以抉擇。
正當南京諸臣為擁立新帝問題而熱烈磋商時，一位重要人物正在緊張而秘密地進行著幕後活動，這個人就是馬士英，官居鳳陽總督。
馬士英，貴州貴陽人，字瑤草，明萬曆進士。任宣府巡撫，後又任右僉都禦史。在任上，挪用公款給朝貴送禮，被告發後削職為民。
寓居在南京，在那裏他結識了阮大铖。阮大铖因為是魏忠賢的幹兒子，坐閹黨被罷官。阮因為是逆黨，無人理會他，隻有馬士英與其有往來，兩人相交甚歡。
後來，周延儒出任內閣首輔後，馬士英通過走周延儒的門路，於崇禎十五年六月當上了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禦史，總督廬州、鳳陽等處軍務，守備太監是盧九德，盧九德在萬曆末年曾在宮中為老福王朱常洵服役。
盧九德當然希望福王繼位，就在這一關鍵時刻，盧九德開始聯絡總兵高傑、黃得功、劉良佐決定擁立福王朱由崧，而高傑、黃得功、劉良佐的積極參與擁立顯然是為了攘取\\\"定策之功\\\"增強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
馬士英也是為為擁立福王四處活動，和很多官員一樣，他把這次擁立視為一次政治上投機的機會，但是與許多“挺福派”不同，他並不是因為尊重“立親”的原則而支持福王的。
馬士英是一個有著極強政治野心的人，他是“獨念福王昏庸可利”，他是想擁立一個昏庸的皇帝，以便自己能夠操縱朝政，獨攬大權。
馬士英深知“槍杆子裏出政權”的道理，首先他聯係了駐軍江北，手握重兵的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四位將軍，劉澤清最早是倒向東林黨，可當盧九德和馬士英聯絡他時，立馬就倒向了“挺福”派，很快與他們達成了高度的一致。
南京城是大明的故都和陪都，這裏除了有一批朝臣之外，還有一批帝國的勳臣之後，這些貴族在南京擁有強大的動員組織能力和通達的人脈，這些貴族的代表人物就是誠意伯劉孔昭，就是那位著名的大明開國元勳劉基的後人。
馬士英要想把擁立的事情徹底辦成，就必須得到這些勳臣貴族的支持，所以他也秘密聯係了劉孔昭，得到了這些貴族的支持。
與此同時，他也展開了對“挺潞派”的政治攻勢，他首先致書史可法、呂大器諸臣，表明自己主張擁立福王的立場，而史、呂等人當然是“持不可”。馬士英在碰壁之後，並沒有堅持申辯，反而派人給史可法傳話說：
“立君以賢，倫序不宜固泥。”
似乎在向“挺潞派”展示自己通達權變的靈活性。或許史可法在政治操作上是個極為幼稚的人，他對於馬士英的這種故作姿態並沒有足夠的警惕性，相反還信以為真，居然給馬士英寫了一封信，信中居然把那所謂的“七不可”闡述了一遍，史可法的這種愚蠢而冒失的舉動為日後埋下了重大的隱患。
四月二十四日，在馬士英的緊急部署下，福王朱由崧乘著漕運總督路振飛的漕運快船，在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四位將軍強大武力的護送下，到達了距離南京更近的江北城市儀真，這就給南京諸臣造成了巨大的政治、軍事壓力。
南京諸臣在大兵壓境的情況下，緊急召開了朝內會議，集中商討擁立一事。會議上，“挺福派”和“挺潞派”爭論激烈，互不相讓。
會議從當天早晨，一直開到中午都沒有個結果出來。最後，“挺福派”主力誠意伯劉孔昭等人以死相威脅，主導了會議的大方向，迫使眾臣同意擁立福王即位，並且當即起草了一份迎立福王的公啟。
隨後，南京方麵把這個決定告訴了城外的馬士英和史可法等人，馬士英自然是很得意的，史可法麵對這種結果也隻能接受了。
就在諸臣都同意擁立福王為帝，迎福王朱由崧進入南京城後，方嶽貢、邱瑜等人給史可法寫的書信，被送到了南京。
史可法為人正直顧全大局，看著書桌的信件，心裏麵翻江倒海左右為難起來。這些信早來一個月，甚至十來天，南京的局麵也不至於這樣，可現在南京已經有了統一意見，決定擁立福王登基為帝，可偏偏永王以及定王的消息來了。
蒼天有眼，先帝的子嗣，被一個舟山守禦千戶搭救，此時此刻正在來南京的路上，可前幾天福王在江北諸將的擁護下進了陪都南京，不日就要將登基。
江北諸將的心思他知道，福王上位他們有“定策擁立從龍”之功，各種封賞爵位已經有了預期，此時先帝子嗣前來，處理不好就是一場血雨腥風，史可法不敢深思，他拋開個人恩怨沒有聯係東林黨的同僚，而是找到擁立福王的馬士英商議如何解決。
馬士英與阮大铖交際較深，雖然有“閹黨”嫌疑，與自己的政見不同，但馬士英不想南京變成廝殺的戰場這一點，他是相信的，也隻能相信，史可法明白，曆史上也是無數次證明驗證，定王、永王的消息，此時如果此時被“擁璐”一派知道了，必然要禍起蕭牆。